张 柳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诫子书”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以长辈对子侄后辈的训诫为主题的文本，有着多种文本形态。从广义上来看，既包括针对具体行为的庭训等日常口头教诫，又包括辞意恳切的家书、示儿书等伦理教诲，也包括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诫子诗歌、诫子格言等，还包括具有约束力的家训、家诫、家规等文本规条，是一种长辈训诫子弟的教育形式。如此多的文本样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思想。

一、修身养德

（一）立志。中华“诫子书”虽绵延数千载，历经不同时代，但在立志目标上却有共同的追求，即志存高远。认为只有从小树立高远之志，才能使品德崇高。朱熹曾以“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从善，则益者不期疏而日远，损者不期近而日亲。”[1]（P4790）告诫儿子严格要求自己，树立高尚的志向；王夫之在《示侄孙生藩》中亦云：“传家一卷书，惟在尔立志。凤飞九千仞，燕雀独相视。不饮酸臭浆，閒看傍人醉。识字识得真，俗气自远避。人字两撇捺，原与禽字异。潇洒不沾泥，便与天无二。”[2]（P400）勉励侄孙立志作九天翱翔的凤凰，努力成为品格高尚的人。有了志向后，在付诸行动的过程中还教诲子弟守志不移，不论境遇如何都要努力做到不坠青云之志。

（二）勉学。对于为学的作用，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早年对读书学习嗤之以鼻，认为国家是“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3]（P2699）但到了晚年，却谆谆告诫太子刘盈好好读书：“吾遭乱世，当秦绝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之者作之。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如此天差地别的思想转变，体现了刘邦对读书学习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欧阳修在《诲学说》中告诫儿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人之性，因物而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4]（P162）除了加强子弟对为学重要性的认识，在治学态度上，家族中的长辈对子弟们也提出了要求。一些有识之士，没有盲目地向子弟说教“学而优则仕”，相反却诚挚地告诫子弟要淡泊名利，指出读书学习是为了陶冶性情，进而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典型如清代学者朱伯庐曾告诫子弟：“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5]（P5）。在治学方法上，族中长辈更是言传身教，将个人治学经验传授给子弟们，左宗棠在《与子书》也提到了读书之法，即“目到、口到、心到”[6]（P9），要子弟做到循序渐进，博观约取。除此之外，诫子书中还有很多对具体学习内容上的指导，如习字、作文、写诗等方面，这些治学方法对现在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三）自省。自省是修身中的重要一环，通过自我反省使个人的道德品质日趋完善。许多长辈在“诫子书”中会不失时机地告诫子弟们要及时自省。如王阳明在《寄诸弟书》中以古时圣贤为例，教导弟弟时时自省：“古之圣贤，时时自见己过而改之，是以能无过，非其心果与人异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者，时时自见己过之功。”[7]（P172）宋代袁采在《袁氏世范》中亦强调了自省的重要性：“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8]（P79）

除了以上的提到的立志、勉学、自省之法外，还有很多，如正心、洁行、慎独等，家族长辈们在谆谆教诲中将自己的修身经验、社会道德准则的期许通过“诫子”的形式传授给子弟，希望内化为子弟个人的道德信念，进而形成一种内在自觉，积极实践，更好地立德立身。

二、睦亲齐家

（一）和睦亲属。基于宗法制的社会背景，古代家族中人口众多，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价值取向，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产生矛盾或不和，因此，家族中的长辈在对子弟的训诫将如何协调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诸如夫妇关系、父子关系与兄弟关系作为训诫的重中之重。颜之推在教育子弟时说：“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9]（P23）历代“诫子书”中，关于协调父子关系的论述大多要求父子各尽其道，即所谓的“父慈子孝”，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论述了这种父子关系，他认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8]（P8）从这个角度来看，历代“诫子书”要求为人父者要以“慈”为核心，在教子时要关心爱护子女，为人子者要以“孝”为核心，在侍奉父亲时，要恪尽孝道。

兄弟关系是仅次于父子的一种关系，无法割离的血缘关系，决定了兄弟之间必须要相互照顾，只有兄弟和睦，家族才会兴旺昌盛。颜之推曾教导子弟：“兄弟不睦，则于侄于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如此，则行路皆躍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9]（P27）因此，历代家长多为兄弟双方定下各自应遵守的准则，即为兄长者要爱护弟弟，为人弟者要以恭顺的态度对到兄长，恰如孝孺所言：“兄须爱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纤毫利，伤此骨肉情。”[10]（P920）

在诸多家庭关系中，夫妇关系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关系，夫妇不和睦，家族难得安宁。因此，历代“诫子书”大多主张夫妻之间要遵循“夫义妇顺”的准则，诸如班昭曾语：“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11]（P2788）丈夫不贤明，就无法管束妻子；妻子不贤淑，就无法敬奉丈夫；丈夫无法管束妻子，威仪就废失了；妻子不能敬奉丈夫，道义就废失了，以此强调夫妇之间要各尽其道，才能夫妇和谐。具体而言，作为丈夫要守义，即要求丈夫重视夫妻之间的情谊，爱护妻子，不抛弃妻子，否则“夫不义，则妇不顺。”[9]（P41）作为妻子要贤德，做到“妇顺”。

历代“诫子书”中除了对上述这几种关系进行教诫外，对处理其他的家庭关系也有所教诫，如姑妇关系、妯娌关系、姑嫂关系、叔侄关系等，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对如今仍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二）齐家之道。

一是谨守礼法。要求子弟以礼治家，用礼的规范要求自己。司马光告诫族中子弟“夫治家莫如礼。男女之别，礼之大节也，故治家者必以为先。”[12]（P9）朱元璋云：“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12]（P16）强调了规章法度对于家庭的重要性。

二是节俭持家。家族中的长辈更多以节俭教育子弟，从衣、食、住、行乃至丧葬都要求子弟俭省、有节制。以丧葬为例，历代“诫子书”中，许多家族长辈在嘱托自己后事的时候，都诫嘱子辈一切从简，反对厚葬。如曹操在《遗令》中告诫子弟：“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13]（P28）更有许多家族中的长辈将节俭作为家风告诫子弟，如宋代宰相王旦以节俭著称，在临死前遗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14]（P12305）嘱咐儿子在自己死后不厚葬，不把金银放在棺材之中儿子，要保持廉洁、朴素的门风。节俭兴家，骄奢败家，节俭不仅不仅是良好道德的基点，更关系到一个家族的繁荣昌盛。

三是勤劳勿逸。《无逸》作为先秦时期最早的具有训诫意义的文献，对后世影响深远，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也以“稼穑之艰难”教导子弟：“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9]（P324）除了一般性训诫子弟不要贪图安逸之外，还有一些训诫以更具体的日常准则教导子弟如何养成勤劳的好习惯，典型如朱柏庐在《劝言》中具体阐述了“勤之为道”，认为“第一要深思远计”“第二要晏眠早起”“第三要耐烦吃苦”[15]（P258-259），凡事亲力亲为，必然能够成就自己。朱柏庐对勤之道的总结，既是他人生经验的凝练，又是他对家族子弟的殷殷期待。

三、处世交友

（一）诚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的“曾参杀猪”、《列女传》中记载的“孟轲母教子不欺”，都是以诚信教子的典型。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云：“吾人凡事惟当以诚，而无务虚名……朕所行事，一出于真诚，无纤毫虚饰。”封建时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以诚信诫子，充分彰显了诚信在处世交往中的重要。曾国藩在写给九弟沅甫的信中写到：“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16]（P367）所谓“真意”就是真诚、有诚心，以此嘱咐弟弟在外与人办事时，应该真诚待人。

（二）礼让。历代“诫子书”的训诫对象基本上都是家族中的年少子弟，他们年轻气盛，在与人交往中，难免会因为志趣与性格的不同而产生不和或者矛盾，如果因此起了冲突，以至动武，不仅可能酿成悲剧，甚至还会为家族带来灾难。因此，家族中的长辈们将谦和礼让作为对子弟处世教导的重要一部分，从不同层面教导子弟礼让。唐代朱仁轨教导子弟说：“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17]（P4221）还要忍让，清代的吴汝纶认为，忍让是增加学识的过程，他在《谕儿书》中曰：“忍让为居家美德……人生在世，安得与我同心者相与共处乎？凡遇不易处之境，皆能掌学问识见。”[18]（P397）以此告诉儿子人生在世，遇到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不仅不是烦恼，反而能增加学识、培养性情。

（三）谦虚。谦虚与骄傲相对，因此长辈教子谦虚时常以“勿骄”为则，古人忌“盛满”，曾国藩曾写信告诫赴长沙考试的次子曾纪鸿：“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17]（P1154）；有的教子“贵而不骄”，西凉政权的建立者李暠在《诫子书》中诫令诸子曰：“吾自立身……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念此贯心，勿忘须臾。”[19]（P2358）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弟富贵后不可恃贵而骄，要时刻谨记；还有的教子“高而不骄”，唐太宗在《帝范》中教导儿子：“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20]（P239）认为帝王在上位、居宫中，与外界断绝联系，常常为自己有过错却不知而担忧，为自己有缺点却不得改正而害怕，并以历史上的事例告诫儿子要以谦虚之心听言纳谏。

（四）慎交。颜之推曾教导子弟曰：“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9]（P127-128）在他看来，朋友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思想到行为甚至到学业技能等各个方面都会互相熏染，因此，以“芝兰之室”与“鲍鱼之肆”为例，在形象生动的比较中，告诫子弟“君子必慎交游焉。”除了告诫子弟要谨慎交友，家族的长辈们还将如何择友的方法细细告知，希望子弟能够在交友时仔细甄别，宋代理学家朱熹在写给长子的信中说：“交游之间，尤当审慎……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1]（P4790）告诫儿子“益友”大多秉承敦厚忠信的准则，能指出自己的错误，而“损友”一向阿谀奉承、言行轻佻，傲慢无礼并教唆别人从恶，要儿子在择友时加以区分。

四、仕宦之道

（一）忠君爱国 敢于进谏。忠君爱国是古代为官者应有的品德，也是对入仕者的基本要求。欧阳修曾在国家动荡之际告诫做官的侄子要报效国家，他在写给侄子的家书中说：“偶此多事，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至于临难死节，亦是汝荣事；但存心尽公，神明亦自佑汝。慎不可思避事也!”[21]古代家族中的长辈在教导子弟为臣之道时，除了劝诫他们要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守忠君爱国之志，还鼓励他们要刚正不阿，敢进直言。明代沈炼因儿子只知繁文缛节而不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于是通过家书训诫儿子：“汝等不能出一言，道一策，以为朝廷国家，只知寻章摘句，雍容于礼度之间……则汝等平生之所学者，更亦何益！”[22]（P117）

（二）勤政爱民 体恤民情。历代家族中的长辈无不期望子弟能够成为一个贤明之官，因此，“以民为本”是他们教导子弟仕宦之道的重要内容。北宋贾昌朝在《戒子孙》中将自己的为政经验教导给子弟，他认为为官要“临下慈爱”，自云年少时见一子弟只因被传唤作证人，家中父母妻儿便担忧得痛哭不止，以此为例告诫子弟“听讼务在详审，用法必求宽恕，追呼决讯，不可不慎。”[23]（P70）意在告诫子弟审判要慎重，办案要宽恕体谅，以一颗慈爱之心对待百姓。

（三）严于律己 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为官清廉是我国古代为政者倡导的政治主张，也是古代家族长辈要求子弟终身恪守的为官准则。要求后辈为官，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严于律己。宋代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告诫儿子：“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如在己者未尽，而以责人，人亦以此责我矣。”[11]（P75）西汉欧阳地余在临终前将清廉作为家风训示儿子：“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24]（P3603）告诫儿子不可接受他人的财物，要子弟保持清廉的家风。廉与贪相对，长辈们一方面教导子弟为官清廉，一方面训诫子弟勿贪。南宋诗人陆游在《送子龙赴吉州掾》中教育即将前往吉州的儿子不可贪求：“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25]（P2980）宋代名臣包拯为官公正，以廉洁著称，在家训中明确告诫子孙不得贪赃枉法：“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26]（P256）明令如若有犯赃的子弟，死后不可葬在家族的大茔之中，可以说是以严厉的训诫教导子弟勿贪。

行己、事上、养民和使民这四方面既是君子之德，又是仕宦为官应遵循的准则，在长辈们看来，作为臣子上承君父天恩，对上要做到忠君爱国、善于进谏；作为官员，对下则要做到勤政爱民、体恤民情；同时为官者，于己还要做到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无论是对上、待民还是于己的要求，都是古代家族长辈们人生感悟与仕宦经验的浓缩，充满了为政的智慧。

综上可见，中华历代“诫子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从教子修身养德、睦亲齐家到为官处世再到女子教育，无论是言辞激烈的训诫，还是语气温和的教导，又或是言辞恳切的说理，无不是家长对晚辈的殷切期望。作为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殊渠道和载体，“诫子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思想意义，在我国传统教育史、传统文化史、传统家庭生活史上均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