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雪娇， 李仲凡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作为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卡尔·荣格一生著作等身，思想深邃。他所提出的内倾、外倾的心理类型以及无意识、原型等概念，对分析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通过对这些心理学重要理论的创造性应用，荣格对文学艺术和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做出了心理学意义上的阐释和回答，其中既有对文学艺术生产机制的理解，也有对审美和现代艺术的分析。目前学界对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等角度论述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学者金开诚、鲁枢元、刘智跃等主张从西方心理学资源中探寻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理论，认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精神分析文论等对新时期文学观念变革和理论建构具有重要影响[1-3]；二是从荣格关于文学艺术价值和本质的阐述出发对其文艺心理学思想进行研究，包括曾耀农教授的《荣格文艺思想初探》、方克强教授的《荣格: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王中原教授的《荣格文艺美学述评》等，认为荣格对文学艺术基本问题的独到论述不仅视角新颖,而且从心理学上深化了对文学艺术基本问题的理解[4-6]；三是认为可以运用荣格精神分析和心理学方法来分析和评价作家作品。例如刘吟舟的《文本与人和人的世界——原型分析视野中的〈罗生门〉》[7]、宋秀芝的《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成功阐释儿童文学的范例——评〈困扰我们的孩子〉》[8]等。此外，在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中的自然精神研究方面，江苏理工学院常如瑜教授的博士论文《荣格：自然、心灵与文学——荣格文艺生态思想初探》认为自然在荣格心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9]。现有研究虽然涵盖了对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的研究的多个方面，但在荣格生态精神的文学实践方面的论述还不够全面。对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中的自然精神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从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等作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虽然荣格主要是从主观和内心层面去解释文学创作活动，但受其个人经历影响，他的文艺心理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体现了某种科学意识和自然精神的。

一、 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中自然精神的体现

荣格的文艺心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艺术家心灵所反映的意识与无意识精神，二是艺术作品中塑造的原型意象。荣格正是通过对意识与无意识、原型意象的论述展现其自然精神的。

荣格继承了老师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理论，按照人的精神意识存在的深浅与活动情况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三个层面。他们认为意识之于人的整体人格“就像冰山露出水面上的一小部分，而无意识则是隐藏在水下不易被发现的宏大山体”[10]61，正是这看不见的大部分决定着人类的多数心理和行为。无意识可能是从未浮现在脑海中的想法，从未面对过的恐惧，对特定事物和情境存有的难以言状的情结等等。它存在于人类自觉意识之外，却往往从根本上支配着人们的想法和行为，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事的内驱力。意识是自觉可控和理性的，而无意识往往是非自觉、非可控和非理性的。荣格将这种心理思维方式推及艺术创作层面。他把艺术家的创作方式分为幻觉式的和心理学式的：“幻觉式的创作方式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而心理式的则从人类意识领域(地理、文化感知)寻找素材。”[11]91这两种方式一个背向现实，探索精神与自我；一个面向现实，感知自然与世界。在此基础上，荣格又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按照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个体无意识是人意识中某些心理活动因受到道德文明或者其他原因的压抑被迫进入到无意识当中的。它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内却独立于自觉意识之外，与个人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而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超越个性的心理基础”[11]22，来自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在历史进程中的集体经验。荣格对集体无意识的探讨更多侧重于人类整体同自然的相互关系以及作为原始经验的远古记忆对人类整体及其后代的影响方面。

对于无意识的“前史”，荣格是这样描绘的：“在道德良心问题还没有存在以前，就有了山林、田野、河流的众多精灵。不仅如此，这些精灵还被人们惧怕着，同样也为人们所热爱……”[12]64“它表现了人们自然的最为原始的印象，最终转化为意识之下的深层心理。”[12]65荣格自己曾发起一场名为“直面无意识”的自我试验,即“通过‘积极想象’的方式，抵达内在心理的深层,抓住活跃在‘地下’的‘幻想’,把‘情绪’转化为‘意象’。”[13]45荣格指出，“意象更多的依赖于无意识的幻想活动”[11]10。但同时，他也认为这种幻想间接地与对外部对象的感知有关。最终，自然在无意识中成长为根深蒂固的记忆，自然原型也在这种记忆中沉淀下来。

原型原本的解释是最初的、原始的模型，指一切演化物的最初形式。而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中，原型是潜藏在人类心中“构成集体无意识的最重要内容”[11]23，它通过记忆、梦、幻觉以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意象等多种形式来表现自己，并且作用于意识。它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和呈现，体现了人们认识和解读周围环境的方式。自然原型无疑是所有原型当中最基础、最原始的部分，那些原始而神秘的古老原型正是源自于原始人类对自然的原始认知。荣格以“曼荼罗”意象为例阐释了人们以原型去认识和解读周遭环境的方式。“曼荼罗”是一个佛教术语，本义是宗教信徒们在宗教节日所画的圆形坛场，后来引申为聚集和融通了宇宙万象、具有绝对中心意义的圆形，代表着无限的创造。荣格认为很多流传在古代神话传说和原始艺术中的意象，就是最早的曼荼罗，如刻在石头上的花朵、十字、车轮等。这些近似曼荼罗的抽象图案都蕴含了某种象征意味。此后，它们逐渐演变成为具有一致性的共同心理结构的象征物，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形态，经由人类的遗传作用被保留下来。图腾原型实质上也是人类对自然的崇拜、畏惧和敬仰的象征。原型或者说原始意象体现着人类早期对自然的认识和体悟，人类早期的自然和生态精神都蕴涵在原型以及原始意象当中。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强调，原型的生成必须经历原始意象“不断发生的心理体验的沉淀”[11]6，它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形象和估价，是一种精神图腾，一种被感知的真实，是联系人与环境之间的媒介，是“原始人及其赖以生存的土壤的神秘参与”[12]85，体现了原始人心灵对自然的理解和观照。

荣格认为，原型本身是无意识的，但是却可以通过某种象征对应物即原型意象来解释原型的存在及其意义。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也指出，“把我们所遇到的意象扩展延伸到文学的传统原型中去，这乃是我们所有阅读活动中无意识地发生的心理过程”。[14]156-157例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提到，“当文学作品在描述某位神祇死去的时候，往往习惯于将他的死同日落或暮秋相类比。”[15]50在这里，日落与暮秋就被赋予了原型象征意义。原始人认为人与自然中客观存在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感应与互动的特殊关联，当人的认识水平无法满足和解释现实情况时，就会通过某些象征性的活动将现实与认知相联结，借此完成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因而，在文学作品中，诸多的自然现象(如日落、日出、暮秋、盛夏等等)就与出生、死亡等联系在一起，被灌注了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某种象征意义。正如荣格所说：“每一个原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并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同样的路线。”[16]226由此可见，文学中的“原型”是以某种自然意象作为创作素材来源的，也正是这些原型经过长期的历史性演化转变成文学作品中的各类形象。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原始意象将原型填充完整，并在‘自主情结’的作用下创造出形态各异的艺术品。”[17]9原型起源于自然，是自然在人类祖先头脑中所呈现的早期印象，显示了自然对原始人类的影响，体现着早期人类在面对难以完全认识和把握的自然时的思考方式，暗含了人类的生存智慧。它的各种形式、内涵都带有自然的烙印，同自然紧密联结。

二、 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中自然精神的发展与矛盾

荣格出生于十九世纪晚期瑞士的一个宗教世家，当时的欧洲正经历着传统宗教与世俗、科学观念的冲突与变革。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荣格自幼便关注着各种宗教观念，在科学和宗教之间摇摆，深刻地领会到这种思维上的矛盾与混乱。在后来的学习中，他对宗教采取了科学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从现象学的视角观察宗教心理。荣格曾宣称自己的第一人格受到了科学唯物主义的浸染，他认为“科学像一个巨大的宝库，动物学、古生物学就是宝库中耀眼的宝石。人文科学就像是银河，希腊罗马埃及甚至史前的考古都是银河中的星星在熠熠生辉。”[18]46荣格对科学和宗教的思考以及对其心灵的探索决定了他以何种方式进入和理解心理学。此外，荣格在非洲、美国的印第安部落、肯尼亚、乌干达、印度、拉文纳和罗马等地的旅行经历也影响了他自然意识的形成。在荒莽的非洲大陆，他体会到了欧洲之外的环境在人身上的反映；在美国的印第安部落，他被印第安族人“没有太阳就没有万物”[18]167的宗教信仰所震撼，而置身于广袤无垠的大陆草原，遥望巍然屹立的山岭时，他理解了印第安人眼中“一切生命都源自这座大山”[18]169的观点。以上的种种经历，深刻地影响了荣格的思维方式并促使其以科学精神构建起了整个分析心理学的体系。

作为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开创者，弗洛伊德的思想也对荣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也曾经接受过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所以他力图用科学的方法探究人的无意识现象。在弗洛伊德之前，人类对这种莫名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知之甚少甚至将其解释为一种“神灵凭附”或“邪灵入侵”。通过弗洛伊德的医学实践和具体论证，人们才开始正视和关注这种意识之外的自然本能。弗洛伊德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影响了他的学生荣格。从集体无意识到原型、情结等，荣格的诸多理论都是在弗洛伊德的影响和启发之下逐渐形成的。然而，虽然弗洛伊德提倡科学和理性，他所坚持的泛性论和潜意识决定论却暴露了其非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一方面，他的许多结论都是从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得出的，但由于试验对象都是精神病患者，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病态、极端化的结论，用这样的结论来解释正常人的思维和行为无疑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将个体潜意识和“性”的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过分夸大潜意识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和贬低了意识及客观存在的作用，甚至用个体心理尤其是“性本能”来解释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和历史现象，也是主观和片面的。尽管弗洛伊德也曾提出过“古老遗产”[19]123的假设，但由于其后期思维的局限，总是陷入一种更适合个体心理学的探讨方法，未能对这一假设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荣格发现了弗洛伊德“泛性论”的矛盾性。他指出“弗洛伊德在逃避自身的神秘性的一面”“他对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比较盲目，而且不知道潜意识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当我们在谈论潜意识所产生的外部原因时，弗洛伊德通常只会谈论整体问题的一半。”[18]101同时，荣格也对弗洛伊德以个体心理现象解释全人类共同心理的论断产生了怀疑。他开始正视自己潜意识当中那些不属于个人经验的部分，追溯内心的意象和梦中的幻想。他知道“许多幻觉都植根于坚实的土壤中，即以现实的存在为基础。”[18]101于是他让自己彻底回到现实当中，从潜意识赋予的洞察力中寻求答案。由此，他以无意识理论为根基，创造性地提出人的无意识由“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两部分组成。个体无意识属于浅层的无意识，含有个体的性质，是人精神世界中的“小我”，来源于个人经验。而集体无意识来自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在历史进程中的集体经验，是人类从古至今的生活经验在大脑中通过遗传留下的烙印。从弗洛伊德和荣格对梦的阐释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弗洛伊德看重梦中所呈现出的心理元素之于“性”的象征意义，而荣格则更倾向于解释性本能及其压抑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人类同宇宙和自然的关系。

从以上对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中自然精神形成过程的梳理以及其对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超越可以看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不仅仅是对艺术家集体创作心理机制的阐释，而且是对人类灵魂深处自然精神的表达。但是在荣格对于艺术本质以及艺术家与艺术作品之间关系的论述中，也不难发现其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并不否认所谓的原始意象来自于原始人类的客观经验，另一方面却坚持从主观层面去理解，认为作家的创作冲动来自于无意识中的自主情结，是一种“无意识”命令。他认为，“艺术创作作为一种自发的过程，是在与意识分裂的无意识领域中，是在于现实生活无关的远古神话中发生的，与其说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如说它是古代生活的回忆，是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和梦境。”[11]24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先天遗传和集体无意识对人类意识和后天行为的作用，过度强调了艺术创作的自发性和非自觉性，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同弗洛伊德一样的非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误区。

三、 荣格文艺心理学思想及其自然精神影响下的文学批评

荣格对“情结”概念的阐释和论述影响了文学地理学对作家创作中恋地情结与地理经验的研究。“情结”作为心理学术语，最初由弗洛伊德和荣格提出并进行论述。弗洛伊德在分析心理学中通常将“情结”一词与其他特定名词相联系而加以研究和论证，如英雄情结、恋母情结等。荣格发现“个人无意识有一种重要而有趣的特性，那就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丛。”[20]35它是一种自主性的存在，由个体意识进入个体无意识层面，并在无意识中形成与积累，可能会在某种契机或事物的影响下被触发，产生强烈的情感和情绪上的波动，从而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导向作用。荣格将这种心理现象称为“情结”。人人都有情结，也都不可能忽视自己的情结。情结是绘就每个人心灵图谱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与消失往往没有固定明确的规律，但也并非无迹可寻。这种心理机制通常不受自我意识的操纵，甚至会左右人的意识判断与选择。荣格系统地论述了情结理论并反复强调情结对个体的重要影响，他认为人们生活的幸福和悲伤与各种情结有着重要的联系。当情结与其原型发生联结，它就会以一种类似于人的生理本能的方式产生并发挥作用，对特定的情境或人物产生直接而显著的情绪和情感反应。当情结表现在艺术创作中时，就被看作是一种可以左右其艺术性的精神源泉。受此启发，著名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提出了“恋地情结”概念。

“恋地情结”也被译为“爱的地理”“亲地方性”“乡土情”等，段义孚在其《恋地情结》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作出了精辟的阐释。他指出，“‘恋地情结’的提出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21]136具体来说，“恋地情结”就是人与地方或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结，即人类对地方的爱。段义孚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以理念论为理论依据，去探索人与环境建立情感联系的过程。此外，他还以经验的视角考察了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感受和思索空间，如何形成对家、街区和国家的依恋，对空间的文化依恋等。人地关系是一个哲学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通常被视为人地关系的本质。自然有时可能不是产生恋地情结的最直接原因，但是却能为“恋地情结”提供感官刺激和情感归宿。这些刺激作为可感知的意象，让我们的情绪和理念有所寄托。在多数情况下，地方和环境其实已经成为情感事件的对象，成为了一种情感符号的空间载体。例如作家的乡土或故乡叙事，首先是一种精神情感上的心理叙事，是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这里对“乡”的描写，可能已经超越了作家的地理经验，而成为一种经过价值内化的精神家园。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和他的商州、沈从文和他的湘西等等皆是如此。“恋地情结”或者说“空间情结”就是作家心理特征与心理活动的具象化呈现以及自然和乡土意识在作家内心的投影。它不仅是艺术家个人心灵同整个民族精神之间关系的投射，还反映了人类灵魂同自然之间复杂而深沉的纠葛。恋地情结最明显的情感倾向就是对家和故乡的依恋。成长之域即故乡对作家而言，比其他地方更具有强烈的“依恋感”和“认同感”，这些地方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通常是通过那些感觉敏锐的作家的观察力、记忆力和想象力形成的。有研究者认为“原始意象作为一种创作动力和灵感来源保证了作家创作具有可溯性。”[17]同时段义孚在阐释“恋地情结”时也提到，“恋地情结”的意象来自于周围的环境现实。”[21]18也就是说，故乡的自然、人文地理要素不仅通过进入作家意识的形式直接成为作者笔下的文学创作素材，并且通过无意识的方式无形中影响了他们的创作风格和审美表达。作家们将这些地方经验呈现在作品中，通过他们的艺术光辉读者们才有幸品味到那些人们原本已经淡忘的经验，并使其有了永恒的意义。或许我们很难确定作家将地理经验融入作品的创作方法是否是有意识的，是否基于情结和原型理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荣格的原型及情结理论为当下的文学作品创作及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2]19梅新林教授在《〈红楼梦〉的“金陵情结”》一文中，就有意识地根据荣格对“情结”概念的界定,并联系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家族背景及其创作表现,挖掘并发现作者的潜意识中存在的“金陵情结”[23]8。此外，在《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中他还曾指出“鲁迅小说反复抒写的‘故乡’情结，皆由童年时代的地域‘记忆’，不断内化、升华为具有原型意义与原动力作用的精神象征。”[24]95由此可见，情结和原型既是一种探索心理的方法，也可以成为文学创作和文本阐释的重要工具。而在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学地理学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情结与原型理论，透视作家创作中体现的恋地情结与地理经验，这一思想也为文学地理学从“人地关系”透视“文地关系”的研究开辟了通道。

此外，荣格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那里继承的精神分析学派的释梦方法即“还原解释”，也影响了后来众多文学批评方法的形成。荣格提出，“梦是无意识精神自发的和无偏见的产物……梦给我们展示的是未加文饰的自然的真理。”[12]149他认为，梦通常源于外部环境或身体内部的刺激以及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且在潜意识中受到压抑。还原解释即通过层层揭开被梦者压抑的内容，还原梦产生的环境和刺激条件，以寻求梦者“真实的意图”或“本能事实”，从整体上更全面地把握梦者的人格及其特点。而文学意义上的还原就是把无意识的产品回溯到其元素中去，探索文学发生的内在和外在机制。受到此种理论的影响，文学批评一方面会对作家、诗人个人的心理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又要顾及到人的心灵与自然、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心理批评强调对作家的创作心理及作品人物心理进行分析，从而探求作家的真实意图以获得作品的真实价值；而原型批评“强调从神话、宗教、仪式、梦幻和文学中，寻证出一套普遍的原初性的原型意象、象征、主旨和性格类型、叙述模式，发掘积淀在其中的种族已至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和深层心理特征”[25]5。这两种文学批评方法都明确地以荣格的文艺心理学思想为理论基础。

“还原”一词同时也成为了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关键词。杨义教授在谈及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问题时指出，要“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整体风貌、生命过程和总体精神进行本质还原。”[26]57曾大兴教授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限还原”[27]345概念，并将其视为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之一。他所说的“还原”指的是对文学家生活和活动的地理环境以及作品中出现和涉及的场景、景观等客观地理要素进行还原。“有限”则是对除以上客观地理要素以外的那些作家虚构和想象的，注入了人生体验的“超地域”的难以还原的主观地理因素的限制。他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现地研究法”[28-29]。“现地研究法”是台湾学者简锦松提出的“回到作品产生的现地，以科学方法验证相关文献，提供贴近研究诗人作品及生活的新资讯”[27]308-309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用来考察作品产生的现地，通过文本空间与考古现场的对位互读实现文本内容的深度追问与重构，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作家创作的用意和作品内涵。但其局限性也在于无法用来诠释文学作品的全部空间，而只能用来解释文学作品地理空间的第一个层面或者说第一空间，也就是作为原型存在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空间。此外，梅新林教授更是将“还原”视为新文学地理学的第一个关键词，主张以“还原”为逻辑起点对文学作品进行“版图复原、场景还原和精神探原”[30]33。这样就可以“通过重读和重释文学空间而破译其中的深层意蕴”并“逐步接近于具有本原意义的‘终极空间’。”[30]337

综上，荣格文艺心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主要可以从意识与无意识、原型意象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荣格早期的宗教和旅行等经历促使他以科学的思维模式认识和思考心理学。荣格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解释了无意识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人类同宇宙和自然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然在无意识中成长为根深蒂固的记忆，并通过集体无意识的遗传作用保留下来，艺术家可以从意识对自然与世界的感知以及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从情结理论到原型理论再到还原解释法，荣格心理学始终与文学和自然相联系，开创了从人地关系到文地关系研究的先河，对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等众多文学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