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强

(1.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2.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定军山在现今陕西省勉县汉江南，系地质年代形成的巴山余脉冈阜。东西绵延10余千米，由12个大小起伏的山峰组成，号称“十二连珠峰”。定军山首次进入史册是因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在此发生汉中曹、刘定军山之战，刘备部将黄忠在此山下斩杀曹魏悍将夏侯渊，乃著名三国古战场。更因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临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成为一代贤相诸葛亮的埋骨之地，并因之受到历代官民祭祀凭吊而闻名寰宇。南宋诗人陆游诗句“定军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祠丞相墓”[1]763，说明南宋西县定军山一带有清明时节祭祀诸葛亮的习俗。到了清代，随着三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定军山更是声名远扬。大凡官员与文人墨客入川出秦，过境沔县，出于对诸葛亮的景仰，一般都会亲往定军山瞻仰墓地，抒情感怀，赋诗吟诵，因而在清代蜀道诗中存在数量可观的题咏定军山诗作。在清人留下的蜀道诗中，题咏汉中府沔县定军山的诗篇占据一定数量，定军山与蜀汉丞相诸葛亮的英名密不可分，苍翠绵延的定军山已经演化成诸葛亮的化身与象征。定军山象征着一代伟人诸葛亮的崇高风范，又寄托着其出师未捷、功业未成的千古遗憾。因此，清诗中的定军山题咏，不仅反映了汉中历史名山在清代被知识阶层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内涵与文化心态，也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汉水上游三国文化在清代的深远影响。

一、 清代定军山题咏诗增多的历史背景

定军山因山下有蜀汉诸葛亮的墓地与祠庙而闻名，沔阳诸葛亮墓也是全国最早的诸葛亮祠庙所在地。公元234年秋，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五丈原，临终前“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2]927。蜀汉灭亡前一年，即蜀汉景耀六年(263)后主刘禅下诏为诸葛亮于沔阳立庙，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景耀六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2]928。最早的诸葛亮墓与祠应该建在同一场所，都在定军山下。从三国末期开始，定军山成为军政要人与庶民百姓祭祀诸葛亮的场所，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渐渐消失。“文革”结束以后这一民俗又有所恢复，近年来清明节有地方政府组织与民间自发的祭祀活动。

清代士大夫蜀道行旅频繁，赴任还阙、随军征战、入川典试、出川科举、访学游历及回乡省亲，还有因战乱逃亡行经栈道者，大多会沿途吟诵，赋诗写景抒怀，其中对三国古迹与人物题咏最多，留下大量题咏汉中府沔县定军山的诗篇，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清人蜀道诗中，题咏定军山的诗歌之多，大大超过前代。考察这些诗歌的来历，则大多与官员和文人墨客蜀道行旅相关。由于沔县地处关中至汉中的连云栈道与汉中西去入川的南栈金牛道的交汇之处，加之明清时期小说《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与渲染，诸葛亮的形象与声名寰宇之内更加显赫，因此诸葛亮的长眠之地定军山成为途经蜀道的士大夫们每每拜谒瞻仰之地，清人题咏定军山的作者中既有像王士禛、方象瑛、张问陶、毕沅、曾国藩、俞陛云这样的诗坛巨擘与封疆大吏，也有更多无甚名气的一般官员、诗人，但共同之处是他们的诗歌中一旦出现定军山，毫无疑问都必然与诸葛亮紧密相连，题咏定军山实际上就是表达对一代丞相诸葛亮的景仰与歌颂。

清代题咏定军山之诗从清初至晚清末，一直绵延不断，是清代蜀道诗的一大亮点。这些数量可观的题咏定军题材的诗歌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体地说这些诗歌的作者因何屡屡途经沔县、前往定军山拜谒诸葛亮墓、祠，这是首先应该探讨的问题。

一是朝廷官员入川典试(主持四川科举之会试)，由秦入川，过境沔县时，留有诸多定军山题咏诗。据《钦定科场条例》《大清会典》和《续文献通考》，清代科举分为童试(县级)、乡试(省级)、会试(吏部)与殿试(皇帝主持)，其中乡试是指省一级的科举考试。为防止地方官员徇私舞弊、垄断乡试，清王朝对各省的乡试实行派遣朝官入省典试制度，即由皇帝名义派遣官员从北京赴各省主持乡试，以防止地方权贵豪强势力把控地方科举、出现舞弊腐败情况。其中主持各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由皇帝指派，负责总阅试卷，决定取舍，核定名次，并将取中的举人及其试卷向皇帝奏报。同时,皇帝还要钦点同考官十几名，协助主考官一道赴省协助，这就是“入乡典试”。清代题咏定军山诗歌数量较多，作者身份地位较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与中央官员“入川典试”有关。

清朝官员自京城至四川典试，一般会选择走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一线西行，自山西芮城风陵渡西渡黄河进入陕西，经渭南、西安、咸阳、兴平、扶凤至宝鸡入秦岭，从宝鸡益门镇入连云栈道，经凤县、留坝、褒城出秦岭，再经沔县、宁羌州至广元入川，汉中府的沔县是官员入川必经之路。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曾两度奉使入川，其中康熙十一年(1672)入川即为奉命至成都主典乡试。王士禛途经沔县时写下了《沔县谒诸葛忠武侯祠》诗：“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惠陵草木冰霜里,丞相祠堂桧柏间。八阵风云通指顾,一江波浪急潺湲。遗民衢路还私祭,不独英雄血泪斑”[3]808。诗人一入汉中境，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定军山在何处？可见诗人心情之激动，也可见诗人王士禛对沔阳定军山已经久闻其名，兴冲冲地急于前往拜祭的急切之情。在沔县，王士禛曾南渡汉江往定军山下亲临拜谒诸葛亮墓，吟有《定军山诸葛公墓下作》诗：“高密起南阳，文终从高祖。暴系本见疑，数衄亦非武。堂堂诸葛公，鱼水托心膂。二表匹谟训，一德追伊吕。视操但如鬼，畏蜀还如虎。嗟彼巾帼徒，与公岂俦伍。紫色复蛙声，抵隙各为主。火井方三炎，赤伏更典午。志土耻帝秦，祭器犹存鲁。阴平一失险，面缚忘奔莒。知公抱遗憾，龙卧成千古。峨峨定军山，悠悠沔阳浒。郁郁冬青林，哀哀号杜宇。耕余拾败镞，月黑闻军鼓。谯侯宁足诛，激昂泪如雨”[3]810。王士禛与诸葛亮同为山东人，他在汉中沔阳凭吊同乡先贤，缅怀诸葛亮非凡卓越的一生经历与功业，禁不住心潮澎湃，笔走龙蛇，写下这首充满深情的五言长律。“峨峨定军山，悠悠沔阳浒。郁郁冬青林，哀哀号杜宇。耕余拾败镞，月黑闻军鼓”是对定军山的深情景仰，也是其忠愤情感的直接宣泄。清代因入川典试留下题咏定军山诗的官员诗人除了王士禛外，还有康熙年间的方象瑛，乾隆年间的陈士璠、祝德麟、焦和生、叶观国，嘉庆年间的陶澍，道光时的曾国藩，光绪年间的俞陛云，他们在入川或出川途中向往沔阳定军山，多亲临诸葛亮墓、祠拜谒，并吟诗作赋，抒情言志，方顺遂了一大心愿，这是清代题咏定军山诗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因入川主持乡试者大多为进士出身，文化程度高，且多在朝廷担任要职，几乎都有诗文集传世，因此他们的定军山诗流传较广，影响较大。

二是官员赴任、征战、出使、还阙，举子出川科举、回乡省亲，途经沔县，多有亲临定军山吊祭之诗作。除了“入川典试”外，清代官员经连云栈道前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赴任、出使者，也多经川陕蜀道，要在沔县停留，前去诸葛亮墓、祠拜谒。杨思圣为顺治三年(1646)进士，曾官至四川左布政使，赴任途中所作《入栈纪行》组诗曾传诵一时。杨氏也是清代较早在诗中提及定军山的诗人，其《汉丞相武侯墓》诗曰：“定军山下路，丞相有孤坟，故国空流水，荒阡足夜云。君子自十倍，天意竟三分。行客年年过，莺啼不忍闻”[4]47。作者借凭吊定军山下诸葛亮墓及其对定军山周围荒凉萧条环境的描写，抒发了一位经历明清鼎革巨变诗人的复杂心情，同时也对具有经天纬地之政治才干的诸葛亮未能伐魏北伐、出师未捷的悲剧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乾隆年间皇族诗人、果亲王允礼于雍正十二年(1734)奉雍正皇帝诏护送达赖喇嘛回藏，将往返行程见闻经历及所作诗歌编为《奉使纪行诗》。果亲王允礼赴藏至陕西后取道秦蜀栈道入川藏，在沔县停留期间专程拜谒了川陕驿道边的武侯祠与汉江以南诸葛亮墓，作有《沔县》一诗：“蜀道出沔阳，黄沙古堠长。卧龙遗垒在，诸葛大名扬。鱼水千秋契，风云三顾忙。一言基鼎业，百战志匡王。才艺公成武，忠良尹相汤。鞠躬酬付托，竭节巩苞桑。力屈吞吴魏，心源迈汉唐。动饶儒气象，身系国兴亡。人事无遗恨，天时未可量。中原留胜算，上将落寒铓。毅魄前谁亚，丹诚远更芳。翘瞻松柏路，神爽故洋洋”[5]86。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定军山，但允礼既去参拜诸葛亮墓，故诗中“翘瞻松柏路，神爽故洋洋”之句则应是写定军山无疑。乾隆、嘉庆之际著名诗人张问陶生平因省亲、婚娶、科考、仕宦、奔丧之故，曾经六次往返秦蜀栈道，留下近二百首栈道诗，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千里蜀道雄奇的山川风光、形胜古迹，其中收录在其诗集《船山诗草》就有《鸡头关望褒城》《沔县早发》《武侯祠》《望定军山有作》等诗作。

清代歌咏定军山的诗人，不乏位高望重的封疆大吏。乾隆后期名臣、著名诗人毕沅(1730—1797)即是其中代表。毕沅因长于地方理政，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先后授甘肃巩、秦、阶道道员、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此时正是平定大金川叛乱最后关键时期，“师征金川，遣沅督饷。军无匮，授巡抚”[6]10976。毕沅在抚陕期间多次往返连云栈道，并曾几度莅临汉中府，留下了诸多描写蜀道行旅的诗篇，如《宝鸡行馆宵坐展眺北栈诸山邀冬友同作》《大散关》《草凉驿》《和尚原》《凤岭》《鸡头关》《褒城驿》《定军山拜谒武侯祠墓》等[7]641-649，都是途经连云栈道形胜、馆驿时写下的状景、抒怀、言志诗。毕沅的《定军山拜诸葛武侯祠墓》是清代写定军山篇幅最长的五言排律诗：

赤符丁末造，佐命起南阳。蛾贼妖氛炽，貂珰阉祸猖。藻精司马镜，庐近卧龙冈。梁甫清吟暇，隆中定策详。书传圯上履，车载渭滨璜。庆叶鱼逢水，才殊豹隐囊。许身由感激，受命太仓皇。鼎有三分局，锥无一寸疆。中原纷鹿逐，群盗逞蜂忙。创业资荆楚，开基定益梁。偏安虽割据，正统成沦亡。汉贼名先正，关张命不长。事难成算定，兵籍老谋臧。鱼腹沉弓剑，蚕丛阙斧斯。哀传凭几诏，涕雪誓师章。继体真孱弱，忧时更慨慷。奇才凌管乐，孤荩鉴高光。戮力凭诸将，铭勋册武乡。七擒蛮肃肃，六出阵堂堂。威斗将移运，前星忽陨芒。陇原戍垒废，秦栈幕屯荒。巷哭多家祭，魂招痛国良。理繁嗟食少，尽瘁易神伤。空抚庭前柏，虚栽郭外桑。淡宁心自远，谨慎道弥彰。死节悲瞻尚，遗言荐蒋姜。大儒名不忝，王佐略非常。高冢麒麟卧，崇祠虎豹藏。凄凉羽扇影，寂寞石琴张。夜雨神镫出，阴飚鬼马骧。村墟闻鼓角，俎豆肃蒸尝。玉垒浮云合，金川杀气狂。愿公宏指画，即日扫梚枪。画壁灵旗影，中宵尚奋扬。[7]649

毕沅此诗借在沔县武侯墓拜谒之机，对诸葛亮非凡的一生作了全程回顾，躬耕南阳、隆中策对，进取西蜀、平定南中、屯兵汉中、六出祁山、星陨渭滨、朝野共祭，再与时下朝廷正在用兵金川平定叛乱相联系，希望借助诸葛亮的英灵早日消弭兵乱、祈祷天下太平，海晏河清。是一首借定军山怀古、缅怀诸葛亮又抒发现实情怀的诗篇。这种借定军山怀古反映现实关怀的诗歌还有常纪的《望定军山有作》：“讨贼兴师大义明，可堪星陨事无成。定军山色秋风里，杜宇声声恨未平”[8]326。感叹诸葛亮北伐大业半途而殂、大业未成的历史悲剧。常纪后来在乾隆癸巳(1773)平定金川叛乱战争中殉难于兵阵，其《望定军山有作》所展示的报国情感可谓一以贯之。

二、 清代定军山题咏诗的历史文化意蕴

清代蜀道诗中的定军山题咏多为感叹三国历史风云、敬仰蜀汉丞相诸葛亮而作。这些有关定军山的诗歌有怎样的文化史意义？表现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又有怎样的历史意蕴? 定军山作为千里蜀道上一个特定的三国文化符号在清人诗歌中都有怎样的文学意象?笔者认为定军山题咏诗有以下历史文化意蕴。

1.山因人名，人因山存，成为三国文化中的重要表征

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化往往与历史文化名人关系密切，山因人显，人与山存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孔子之与泰山、陈抟之与华山、王夫之之与衡山。定军山最初名不见经传，因三国初刘、曹定军山之战最先见于《三国志》的记载(1)《三国志·蜀志》卷2《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山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合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这是定军山最早见于史籍的记载。，但此后当地再无发生大的战争，真正使定军山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祁山五丈原，留下遗嘱“葬于汉中定军山”。蜀汉灭亡当年(263)后主刘禅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即在定军山下。同年秋，“曹魏镇西将军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刍牧樵采”[2]927。钟会致祭禁樵之地，也即定军山周围一带。此后，定军山即与诸葛亮的名字连在一起，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成为一座与历史伟人紧密相联的名山。大约从明代起，武侯祠、墓南北分立，武侯祠在汉江北，沔县老城西附近，盖便于过境官员祭祀，而去诸葛亮墓，则要南渡汉水。明清时期经过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定军山作为一个三国历史文学地理语汇声名远播。《三国演义》自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到一百一十六回《钟会分兵汉中道，武侯显圣定军山》，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中，定军山这一地名多次出现，皆与诸葛亮屯兵汉中，开府沔阳，北伐曹魏相关，使得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对定军山印象深刻。到了清代，汉中沔阳定军山已经天下闻名，以至于途经栈道入川的诗人们对定军山心驰神往。清初诗人王士禛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的名句就是这一心情的代表。陈士璠为浙江钱塘人，乾隆六年(1741)入川典试，其《过诸葛忠武侯祠墓》诗题下特地自注：“祠在沔县西北二里许，墓在沔县(汉江)西南地十里”[9]12，可见对定军山及武侯祠、墓的地望十分熟悉。清代的定军山松柏掩映，苍翠森严，嘉庆时曾任汉中知府的严如熤在其《三省边防备览》中有如是记载：“定军山，县南十里，连峰叠巘，佳气蕯葱。忠武侯屯兵之所，侯墓即在山椒，古柏千章，蔚然深秀”(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6《三省厅州县险要》，见严如熤撰，黄守红标点，朱树人校订《严如熤集》(三)，岳麓书社2013年出版，第989页。按严如熤任职汉中知府主要在嘉庆及道光前期，则《三省边防备览》反映的大致是清代中后期的定军山周围环境。。张香海《定军山武侯墓》一诗首写定军山的非凡地势与形成强烈反差的诸葛亮墓地简朴环境：“骑龙山势纡苍茫，武侯坟墓居中央。桥号青龙墓左列，沟名牛角墓右望。前对书案形平旷，宽容万马争腾骧。浪漕回抱成后座，定军山乃总名彰”[10]。透露清代诸葛亮墓左右有青龙桥、牛角沟等微观地名，对于再现清代定军山与诸葛亮墓园面貌有重要意义，当然作者更是借对墓园朴素环境的描写表达对诸葛亮的敬意：“真形自然无矫饰，天造地设砂水详。又有冈称斩断垭，似妨龙气产侯王。侯之用心何太苦，不愿似续僭皇煌”[10]。这种糅合民间传说与风水地理为一体的双重诗化表达，同样对诸葛亮的政治情操及其“遗命葬定军”的寓意给予了深刻的揭示。乾隆年间诗人常纪《望定军山有作》道出了定军山对诸葛亮的悲剧意义：“讨贼兴师大义明，可堪星陨事无成。定军山色秋风里，杜宇声声恨未平”[8]326。面对定军山，诗人感叹诸葛亮北伐大业半途而殂，大业未成的历史悲剧。青山有幸埋忠骨，定军山为诸葛亮自己所选定的身后长眠安息之地，寓意深刻。诸葛亮以此作为身后托付，既象征着自己北伐未成、赍志以殁的深深遗憾，也寄寓着以此激励蜀汉军民继续北伐、恢复汉室的宏伟心愿。在清代诗人笔下，定军山因诸葛亮的生命归宿于此而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之山成为三国文化名山。

2.崇忠颂圣，景仰先贤，感喟诸葛亮出师未捷、大业未成

清代诗人定军山题材诗歌因不同的时事背景、诗人经历与过境时的心境不同，因而主题思想也呈现出多维的复杂性[11]，但崇忠颂圣、景仰先贤，思慕诸葛亮轰轰烈烈一生及其非凡功业却是共同的。乾隆六年(1741)陈士璠《过诸葛忠武侯祠墓》诗有“指顾风云旧垒传，出师未捷憾天年”“经济后先伊吕业，文章表里训谟篇，君臣鱼水成千古，忠魂犹应在锦川”[9]12。感叹诸葛亮出师未捷、英年早逝的同时，高度评价诸葛亮的经天纬地的政治才干，对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鱼水亲密之情充满思慕与赞叹。乾隆四十八年(1783)翰林院庶吉士叶观国取道连云栈道入川主持乡试，途经沔县，拜谒诸葛祠、墓，留下《沔县谒诸葛丞相祠》：“五丈原头落大星，剑门从此拥虚扃。关张义重偏无命，伊吕名高不并龄。山下阵图余壁垒，墓前石马想英灵。锦官亦有祠堂在，古柏森森一样青”[12]176。此诗的历史空间反复转换，从巨星陨落的五丈原到天下险关剑门关，从苍翠绵延的定军山诸葛墓到成都古柏森森的武侯祠，取材人们已经十分熟悉的诸葛亮生命最后几个节点来渲染一代贤相的悲剧结局。英灵与青山同在，忠烈与祠堂共存。比起一般的凭吊怀古诗，多了一种深沉的历史悲情倾述。乾隆年间川籍诗人李化楠，一生多次往返栈道，也数次拜谒沔阳三国故地，其《谒武侯祠》一诗将定军山作为感念英烈伟人的化身，颂圣情感高度凝练：“五丈原头草木曛，定军山下水沄沄。英雄不了心中事，浩气犹生水上云”[13]。五丈原上秋草夕阳，定军山下汉水泱泱，伟业早成历史，但与诸葛丞相有关的山水却山高水长，这是何等诗意的缅怀与敬仰。

也有天气或身体原因，过境沔阳而未能前往定军山而深深遗憾者，但也要做诗表达对此山的景仰，晚清重臣曾国藩就是如此。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入川典试，去四川时乘船经长江三峡溯江入川，北返时特地取道连云栈道北上还京。路过沔县时，因天降大雨，汉江水涨无法南渡，加之身体不适，未能亲临定军山拜祭，只能遥望行注目礼，为此特作《早发沔县遇雨》诗：“此身病起百无忧，敢为艰难一怨尤。晓雾忽飞千嶂雨，西风已作十分秋。近知地利真堪恃，早信人谋不自由。昨日定军山下过，苍天一望故悠悠”[14]31。同为国之重臣，诸葛亮因病而逝，面曾国藩则因病而无法前往定军山凭吊伟人墓地，惺惺相惜，表达了深深的遗憾，进而联想到古往今来天下不乏英雄豪杰，却常常为天运地势所困，致使壮志难酬，甚至赍志以殁。曾国藩此诗与唐代罗隐《筹笔驿》诗中的名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可谓异曲同工，都寄寓了天命不可违、人事尽力行的宿命思想。

3.诗以存史，清代士大夫致祭诸葛亮习俗依然盛行

清代的定军山题咏数量增多，一方面折射了诸葛亮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过境官员祭祀诸葛亮已蔚然成风，成为一种自觉的政治文化行为与风俗时尚，这些定军山诗还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因而具有存史意义。

方象瑛为康熙六年(1667)进士，翰林院侍讲，清初著名诗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奉诏入川典试，秦蜀之行取道连云栈道西行，作《使蜀日记》记载入川之行，著有《健松斋集》及《续集》传世。方象瑛入川诗中有《谒诸葛武侯墓》《赠诸葛耳鼎》二诗，留下了在沔县拜谒诸葛亮的踪迹。《谒诸葛武侯墓》诗云：“定军山下尽啼鸟，丞相祠堂迹未孤。漫惜偏安空霸蜀，应知遗憾为吞吴。丰碑寂寞三分业，乱石峥嵘八阵图。桧柏成阴烟漠漠，隆中回首绿空芜”[15]。这首致祭诗说明康熙年间定军山下诸葛亮陵园古树成荫、萧条静穆，游人稀少。方象瑛在沔县还写有其另一首《赠诸葛耳鼎》诗：“曾过龙岗上，知君忠武孙。宗祧承越水，拜扫隔夔门。谁意源流远，还瞻庙貌存。南归告宗族，亲到定军屯”。诗有自注，记述方象瑛与一位籍贯为浙江兰溪叫诸葛耳鼎的友人“同谒丞相祠墓”，值得关注：“耳鼎世居兰溪，丞相武乡侯裔也。崇祯中迁居吾邑。今年来京师，余适奉使入蜀，欣然偕行，过沔县定军山，同谒丞相祠墓，非偶然也。因赋诗赠之”[15]。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浙江兰溪一支诸葛亮后裔的发现曾经引起国内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引起过学界的争议。方象瑛这首《赠诸葛耳鼎》的诗注则说明至迟在清代，浙江兰溪诸葛氏后裔即已存在。因而《赠诸葛耳鼎》及其诗注虽然并无多少艺术特色与价值，却是一条弥足珍贵的史料。如果说方象瑛的定军山诗重在以诗存史的话，那么俞陛云的《诸葛武侯墓》则表明直到晚清，士大夫前往定军山吊祭诸葛亮的习俗仍然盛行：“出师垂老更无成，天意当涂未厌兵。百战胆应禠国贼，三分谋竟践躬耕。江东诸将无生气，益部贵民有恸声(原注：过汉中后，村民多带白巾，云为武侯持丧服)。驻马定军山下路，松阴长与护佳城(原注：墓在定军山圆阜之下，松翠森然)”[16]30。孙吴江东诸将臣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而蜀汉祭祀诸葛丞相的习俗却延续至今。定军山下的丞相墓地，山径通幽，松林攒茂，则再现了晚清定军山武侯墓的大致面貌。

祝德麟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翰林院编修之职奉使西行，取道连云栈道入川典试，在沔县专程拜谒诸葛亮墓、祠，写有《沔县谒诸葛武侯祠墓》诗：“投营星象角森森，何处屯田渭口寻。沔水尚留遗命冢，汉家终负出师心”[17]。诗虽为短短四句七绝，但意蕴深长，“投营星象”用典来源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晋阳秋》说诸葛亮去世之夜：“ 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2]926。虽为小说家言，但以星陨借喻国之重臣之死，表达其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却很贴切与形象，这也是后世以巨星陨落象征伟人去世的来历。祝德麟这首《沔县谒诸葛武侯祠墓》通过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到归葬定军山两个历史镜头的凸现，瞬间激活了读者对诸葛亮非凡一生最后的历史记忆，同时也隐寓了蜀汉有负诸葛亮宏伟大业而败亡的历史悲剧。

清代蜀道诗中，以定军山衬托诸葛亮伟岸形象是其又一鲜明主题。金石学家王昶《定军山望诸葛忠武侯墓》诗：“山水盘高冢，风云相霸图。卧龙神尚在，石马夜常趋。一德追伊吕，三分限魏吴。英雄千古恨，沾洒遍苍芜”[18]139。而李骥元的《定军山》诗则立意奇特，重点从定军山奇特的山势写起：“西来日看山，随山纡道往。及兹倍恰悦，山似我回党。拔地一冈横，干霄两峰敞。危途走猿猱，虚壑号魍魎。顶阔容万军，云归落千丈。环流一沟水，倒影山之颡。我思夏侯渊，此处丧兵广。又闻诸葛君，丘墓接山壤。功余八阵图，千秋百世仰。愧无芹藻荐，临风心惘惘”[19]。此诗特点在于以全篇以写山为主，定军山拔地而起，危径虚壑，山势陡峭，山顶(后)平阔，可容千军万马。最后才引出武侯墓及对诸葛亮的千秋功业及后人景仰，在清人大量定军山诗中显得突兀独立，可谓别具匠心，读之有高山仰止之感。

4.拥刘反曹、以蜀汉为皇统的三国正统观念在清代进一步强化

正统观念是指汉代以来迄于晚清，历代对历史王朝及其人物政治合法性的价值评判，其中基于皇室宗法血缘关系纯正传承的政治伦理是其基本政治观念准则。魏、蜀、吴三国中，尽管刘备系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的身份难以确认，但刘备与诸葛亮打出的“恢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旗号在汉末三国初却有很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而刘备三国君主中唯一的刘氏帝王后裔身份不仅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政治向心力，也是正统观念深刻的诸葛亮义无反顾追随刘备出山征战天下的主要原因，而且后世也一直将蜀汉作为东汉王朝的正宗延续予以尊奉，因此大约自唐代以后，“拥刘反曹”的三国正统文化观念就逐渐形成。到了清代，这一三国正统观念可谓进一步强化，这在大量瞻仰定军山、拜祭诸葛亮的诗歌中有集中的体现。

李柏为陕西眉县人，为清初关中硕学名儒。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曾在汉中游学三年，期间曾数度前往沔县瞻仰诸葛祠、墓，作有《定军山谒武侯庙》诗：“山上松杉郁夕阴，龙盘虎踞气萧森。奉天讨贼春秋义，定鼎尊王孔孟心。羽扇经天悬海月，阵云满地抱江岑。赤精未冷星光陨，陨后光辉直至今”[20]366。其中颔联“奉天讨贼春秋义，定鼎尊王孔孟心”的政治情感倾向，属典型的“拥刘反曹”正统观念体现。常纪《望定军山有作(沔县东南十里)》：“讨贼兴师大义明，可堪星陨事无成。定军山色秋风里，杜宇声声恨未平”[8]326。颂扬诸葛亮“兴师讨贼”为“大义”之举，同时感叹北伐大业半途而阻，大业未成的历史悲剧。姚兰泉《秋棠诗草》之《定军山诸葛公墓》云：“山头开双峰，山下容万骑。夏侯曾此歼，北伐称要地。公生与众屯，公没孤魂寄。遗民祭纷纷，钟会亦荐篱。……两朝耿三忠，末造伸大义。沔水日夜流，砥柱光史议”(3)姚兰泉：《秋塘诗草》卷五《定军山诸葛公墓》。姚兰泉(？—1779)字栽亭，号秋塘，上海周浦人。乾隆四十年(1775)，曾随同左都御史吴省钦同舟入蜀，在蜀三载，遍游名山大川，著有《秋塘诗草》等。。蒋琦龄《沔县谒诸葛武侯祠堂望定军山有作》是一首对诸葛亮生平与一生功业全面述评的长诗，赞美诸葛亮经天纬地之才，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反曹拥刘的三国文化正统观念，诗中歌颂刘备、诸葛亮忠于汉室与抨击曹魏篡汉弑臣相提并论：“南山何必锢，其寿齐天地。至人归山邱，托体同不敝。娶妇得丑女，葬身无留识。繄岂非人情，所见有独至。永怀诸葛公，出师申大义。有才凌管萧，无命馘操首。谬尚缘旧志。自昔篡弑臣，不得比僭倡。正名大讨曹，何有当涂魏。宜并削去之，但书丕与容。定军蜀北门，老将策勋最。已摧夏侯渊，尚惧锺士季。不须陪惠陵，葬此自有意。连山迷宰树，何处藏遗蜕。青石千丈碑，谁敢着一字。道人饰爷坟(汉沔民呼武侯为爷，定军山墓曰爷坟)。聊慰后人思。阴云鸣鼓角，灵雨卷旗旆。山前八阵图，远与夔门对。我来瞻祠堂，屡恨登山未。仰公如仰山，隔水遥下拜。西风吹漾绿，感叹一洒泪。去去五丈原，落日低寒渭”[21]203。乾、嘉之际四川诗人、医药学家刘沅凭吊定军山诸葛亮墓时更是直白地说：“尚有愁云黯墓门，不堪回首是三分。汉家土地怎输贼，抵死犹然扼定军”[22]。这些诗歌强烈地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到了清代，士大夫们对三国政治文化中的正统观念不仅没有弱化，而是进一步加深。

清代虽然是一个异族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时代，但对诸葛亮这样历史上忠君为国、鞠躬尽瘁的“贤相”人物而言，却依然是一个官民共祭、朝野同尊的纪念、歌颂对象。蜀道诗中大量题咏定军山的诗篇，每每与诸葛亮形象紧密相联，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折射了三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与诸葛亮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崇高地位。从清人题咏定军山诗作者和诗作看，过境官员占据绝大多数，多为亲临拜祭抒情言志，也有过境褒沔蜀道行旅中遥致思慕景仰(4)如清代诗人张澍入川途中就曾因天气原因无法亲临诸葛亮墓凭吊，作《雨甚，不得至定军山谒诸葛公墓，怅望久之》诗以寄托情怀：“缅然接汉大山阿，何处墓门寻蜀科。宰树青连嶓冢气，丰碑墨洗沔阳波。佳苦战埋人脚，良友中宵落凤坡。可笑颍川钟士季，营东设祭意如何”。见张澍《养素堂诗集》卷五。曾国蕃也是身体原因加之大雨等天气原因未能亲临定军山致祭，作《早发沔县遇雨》：“此身病起百无忧，敢为艰难一怨尤。晓雾忽飞千嶂雨，西风已作十分秋。近知地利真堪恃，早信人谋不自由。昨日定军山下过，苍天一望故悠悠”。。这些诗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一入汉中即对定军山心驰神往，充满景仰。定军山在清代蜀道诗中已经是一个古代先贤神圣伟岸的拟人化符号，昭示着在定军山下长眠的诸葛亮在清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心理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