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0)

郙阁是东汉武都太守李翕委派一个叫仇审的官员在今略阳县徐家坪一个叫析里地方的嘉陵江西沿石崖上所建的阁道，灵帝建宁三年(170)始建，建宁五年(172)竣工。建成后，由“从史”(跟班)仇靖撰写碑文，由曾经做过官的“故吏”仇绋刻写碑文，刻在摩崖上，题为《析里桥郙阁颂》。

经过研究梳理发现，《郙阁颂》摩崖石刻最早进入史料文献是在北宋。官至翰林学士的欧阳修从庆历五年(1045)到嘉祐七年(1062)，花费了整整18年，将自己收集到的金石藏品，辑印成册，取名为《集古录》。《郙阁颂》铭文被收录其中[1]10，由此亮相于金石文化圈。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书法界掀起了碑学热。《郙阁颂》被名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称颂为“体法茂密”，还臆断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书法意蕴源自于郙阁体，这自然推动了《郙阁颂》在更多的书法爱好者中传播。

闻名天下的郙阁颂摩崖石刻，因书法而关联，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链条。摩崖石刻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因由、摩崖石刻碑文的撰写人和刻石者、摩崖石刻历经沧桑岁月变化及文物发掘保护的过程、碑文的考释与鉴赏、书法赏析与社会影响，以及对于郙阁颂研究的总结分析等，都必然进入研究者视野，而这些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也成为综述研究的材料来源。通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学术平台对论文进行检索，结合2000年《汉中师范学院学报》出版的“《郙阁颂》国际书法展暨研讨会研究专辑”所刊发的相关研究论文，对近五十年来《郙阁颂》摩崖石刻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可见相关研究的基本态势就变得愈来愈明晰。由于检索到相关论文最早的发表时间为1976 年，于是本综述的时间范围也就可以划定为1976年以来。

确定了研究的边界，分类就成为最重要的技术路径。按照最新的由美国芭芭拉·明托女士在《金字塔原理》中提出的“相互独立，完全穷尽”分类原则[2]，所分出的类型既要各部分之间相互独立(Mutually Exclusive)，又要所有部分完全穷尽(Collectively Exhaustive)。综合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郙阁颂》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郙阁颂》摩崖石刻历史事件因由研究； 第二类，《郙阁颂》摩崖石刻损蚀及保护研究；第三类，《郙阁颂》摩崖石刻碑文考释与鉴赏研究；第四类，《郙阁颂》摩崖石刻书法赏析与社会影响研究；第五类，《郙阁颂》摩崖石刻研究历史之研究。

一、 《郙阁颂》摩崖石刻历史事件因由研究

郙阁颂摩崖石刻历史事件如何发生，是所有郙阁颂研究者进行研究时必须弄清楚的。于是，有专文研究，也有散见于其他研究文章中的研究。

《文物》杂志1976年第6期(总第241期)刊载了汉中地区文教局、略阳县文化馆署名，陈显远执笔的《〈郙阁颂〉摩崖》[3]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1949年到1976年间《郙阁颂》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后来陈显远为了摆脱介绍文字的束缚，又写了《汉〈郙阁颂〉摩崖考》一文，以便将研究成果引向深入。陈显远《汉〈郙阁颂〉摩崖考》[4]采用二重证据法，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将撰文者与刻石者确定下来。他认为，《陕西通志》《汉中府志》和《略阳县志》俱将郙阁摩崖的作者确定为“汉，中郎将蔡邕作铭，隶书”，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记载则是“至《郙阁》明明有书人仇绋……其非(蔡)邕书尤显，益见说者妄矣！”但康有为只见过《郙阁》拓片而未见原摩崖石刻。陈先生多次到摩崖现场去考察，只因为民国十六年(1927)略阳县长刘晓霆为了保护古迹在摩崖四周用石条加围砌严，只露出正文，无法看到五行小字。直至1977年11月因沿着嘉陵江边修筑公路，摩崖石刻凿迁，终于看到了摩崖石刻后面“果有几条长约二尺、深约二寸的石槽，想是当初刻五行小字的遗痕”，由此证明了南宋洪适《隶释》所载记录着衡官掾仇审负责郙阁工程，从史仇靖做颂，故吏仇绋刻写的五行小字不妄。

如果说陈显远先生的《郙阁颂》研究侧重于微观实证的话，那么著名作家王蓬的《汉隶珍品〈郙阁颂〉》[5]则侧重于宏观描述。王蓬是作家，擅长于用文学的笔法写历史，而在写历史过程中有透露着自己的想象与体验。例如，在描述了《郙阁颂》历史生成后，他写道：“《郙阁颂》满身疮痍又最含历史沧桑，最能唤起人的想象。遥想当年，两岸山崖，刀劈斧削；千里江陵，一泻千里；江帆激流，水雾接天；经久不息四山回响的是船工号子；腰扎公文摇铃为号的是飞奔的驿卒；过往文人学士驻足细观汉人刻石，睹景抚物，心中该有多少感叹！”

高天佑《〈郙阁颂〉人物研究》[6]是一篇用足考辨功夫的研究文章。该研究对于郙阁颂摩崖刻石涉及到的李翕、仇审、仇靖和仇绋这四个人物，结合史料和地方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勾勒出了明晰的人物传略，使读者能较好的把握其人其事。例如，对于郙阁颂的撰稿人仇靖，高天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书法上的贡献：仇靖是武都郡的属吏，建宁四年(171)李翕主持修治西狭阁道竣工后，他撰写了《惠安西表》(即《西狭颂》)并书丹上石，同时还绘制《五瑞图画像》于崖壁上。建宁五年(172)析里桥阁竣工，他又撰写了《郙阁颂》。新任太守耿勋政绩卓著，吏民称颂，他还撰写了《耿勋表》并书丹上石。对于武都太守李翕，高天佑的研究钩沉地方县志、宋明文史资料和古今地名变化，确定了“东汉阿阳县的确在今静宁县内，而非今清水县境。故此东汉汉阳阿阳李翕当为今静宁县人，而非清水县人” 。尤其是对于《后汉书·皇甫规传》里记载的李翕“多杀降羌，倚恃权贵，不尊法度”的残忍、傲慢，与后来主持修造西狭阁道和析里阁道的仁德这判若两人的行为，进行了历史主义的分析，认为李翕“真正做到了‘前忍后惠’，以功赎罪”。

马强《〈郙阁颂〉历史流传初探》[7]将《郙阁颂》摩崖石刻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进行了细致的钩沉。学界公认最早著录《郙阁颂》的文字是在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集古录》里。问题在于，欧阳修从未到过兴元府的兴州，他是如何获得《郙阁颂》文字的呢？马强在《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八《司封员外郎许公行状》里找到了线索。许公名许逖，曾任兴元府知府，“善隶书，嗜古碑”，身为知府当然也有机会寻访《郙阁颂》摩崖，并拓印收藏，或自行欣赏，或馈赠好友。经此梳理，《郙阁颂》进入《集古录》之谜就解开了，原来许逖这个中间人物起了关键作用。南宋宰相著名金石学家洪适在其书法史著作《隶释》里收载有《郙阁颂》全文，而洪适曾给任职兴州抗金前线的员兴宗写信问及《郙阁颂》，显然员兴宗也在其中起了作用。而南宋沔州知州田克仁为何要将《郙阁颂》重刻于灵岩寺，马强在研究中也指出：据洪迈《容斋随笔·五笔》记载，当时临安、京口、金华、成都等书市已能见到汉中的《石门颂》《郙阁颂》等碑刻拓片，竞相为书家所购，形成了一个流通市场。或许是应“这一文人与市场需求”，才促使田克仁决定重刻《郙阁颂》于灵岩寺。这对《郙阁颂》的流传与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郙阁颂》摩崖石刻损蚀及保护研究

《郙阁颂》摩崖石刻形成于建宁五年(172)，历经沧桑岁月变化，至今已经将近两千年了。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物，其保护也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景元《东汉〈郙阁颂〉摩崖石刻的损蚀与保护》[8]梳理了《郙阁颂》摩崖的损蚀情况和保护的历史。该文认为，原刻由于选址不当，摩崖突兀江岸，航运纤绳使摩崖右上角字迹崩落，至北宋出现数道深深凹槽，至南宋已经形成了三角形的较大面积残损，缺失40字。沔州知州田克仁用所得原拓重刻，相较于洪适《隶释》拓片，缺失了49字。明末清初拓本，已能见到左下方第一行至第八行有大片刮落，计损38字，这足以说明《郙阁颂》原石字迹剥蚀日重，字口漫漶不清。至于保护，该文认为，民国十六年(1927)略阳县知县刘晓霆与驻县的陆军第七师工兵营营长施从梧筹资建护，在原刻之周围砌筑了围墙，正面用木珊栏挡护，对于延长摩崖石刻的寿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1973年汉中地区文教局开始组织文物调查，1979年9月，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试行“拓印古代石刻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附件里将《郙阁颂》摩崖石刻列入“第一批书法艺术名碑参考名单(陕西部分)”，略阳县文化馆派工作人员，将修公路崩损的原石运至灵岩寺复原粘结。此时的《郙阁颂》摩崖大体与汉代原刻形制相符，总计约存245字，比汉刻正文472字少了227字，比清末拓本372字少了127字，但文物价值不容置疑。现在，《郙阁颂》摩崖原石与灵岩寺一起被列入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喻之在《〈郙阁颂〉的瑕瑜观——良莠互见的金石治学态度》[9]一文中，将东汉《郙阁颂》原刻、南宋绍定三年(1230)《郙阁颂》续刻、明代《郙阁颂》补刻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陶先生认为：东汉原刻突兀岸崖拐角，虽出于昭示南来北往蜀栈行旅勿忘架桥铺路造福世人功德之动机，但就石刻保护而言，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此位置导致石刻既遭日晒雨淋之害，又要长期经历逆水行舟纤索羁绊磨损。南宋的续刻与司职于《郙阁颂》原刻所在地沔州的知州田克仁相关。田克仁有金石癖好，又得旧拓本于京口，于是出于深忧原刻恐不久于世而以续刻留存当时面貌的“立此存照”意图，勒石于灵岩寺。详审田克仁续刻动机、形式、内容及书法而得出的结论是，其既非反映原刻立石之初全貌与原貌的重新刻石，亦非原刻已完全湮没而以拓本为据的重新刻石，更非翻刻以取代原刻的重新刻石，因此称为“续刻”比较合适。明代的补刻与万历年间出任略阳县知县的申如埙相关。所以叫补刻而不能叫重刻是因为申如埙只是刻补其缺处，且非但整体书法丑陋，字迹庸俗为人所非；且内容煞有介事，言之凿凿，却无从道其所本而终为其后金石学家存疑不纳。陶先生的结论是：宋人好古，旨在留存古迹，薪火传人；而明人则好事射猜兼添足掠美，所谓“重刻”，即非尽然。由此显现古人对待原刻严谨与草率良莠并存截然不同的治学态度。

周郢《〈郙阁颂〉重刻者田克仁新考》[10 ]一文，则按照“知人论世”的原则，对南宋司职于《郙阁颂》原刻所在地沔州的知州田克仁，进行了深入的史料发掘，以加深人们对宋人留存《郙阁颂》古迹所作出的贡献。周郢认为，田克仁在史籍被误书为“田克悉”，造成了田克仁在史籍中难觅其踪。据此再检索，田克仁的生平、历仕等情况就浮出水面了：田克仁祖籍临沂，后徙扬州，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官松溪县主簿，中博学宏辞科，任监车辂院，多次参与了宋廷贡举。后来，崔与之镇蜀，田克仁应征入幕，做了沔州知州。在知州任上，田克仁勤政爱民，治郡有方。

三、 《郙阁颂》摩崖石刻碑文考释与鉴赏研究

《郙阁颂》摩崖石刻碑文是研究的主要领域。诸多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学养，或从收藏角度利用现代影印技术将珍藏的《郙阁颂》拓片予以影印出版，方便人们研究与鉴赏；或对于仇靖所撰的原刻碑文、田克仁依据原刻拓片重刻碑文中因岁月流逝而销蚀的文字进行填充；或从训诂学角度对于补齐的碑文进行笺释，以方便现代读者的理解；或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于补齐的碑文进行审美解读；或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于补齐的碑文，进行地域文化比较和地域文化解释。

方传鑫从朵云轩收藏的拓片中，选出《郙阁颂》，交上海书画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胡传海在序言中除了介绍《郙阁颂》摩崖原刻摹刻和补字的背景、依据朵云轩藏佳拓影印刊行的拓片来源、“以飨读者”出版的动机外，还重点介绍了杨守敬对于《郙阁颂》刻石的价值评估：“《郙阁颂》则是乱头粗服，野气十足，但点画雄浑厚实，力能扛鼎，很富苍茫感。”[11]

陈郁是上海著名收藏家，其建立的嘉树堂为享有盛誉的私藏堂号，收藏有诸多中国古代善本碑帖。2021年陈郁先生出其珍藏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嘉树堂藏善本碑帖丛刊”，《郙阁颂》就是其中一种。陈郁在该书的出版说明中讲到，“郙阁颂摩崖，东汉建宁五年(172)刻，清杨守敬认为《郙阁颂》与《西狭颂》风格相似，但选石不精，故锋颖甚杀，很富苍茫感，此碑即以古朴雄强的书法风格独步古今”[12]，足见其慧眼。

陶喻之在给香港中文大学主持召开的“全国碑帖与书法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郙阁颂〉研究两题》[13]里，除了对于郙阁颂摩崖碑刻进行梳理评述外，还对郙阁颂摩崖拓片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点评。这其中既有北宋原刻拓片，也有南宋原拓暨宋刻宋拓，还有明代明拓本和申如埙补刻后的拓本。只是《郙阁颂》原刻的北南宋时期原拓，抵今均已无存，即便田氏仿刻的宋拓本亦渺不可寻，而民国茶陵谭氏捐赠给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原拓，特展概述谓“属明以前的旧拓本”，经初步目鉴影印出版物审定，此“明拓本”应系清乾嘉时期拓本。

郭荣章《〈郙阁颂〉摩崖刻字形、义新探》[14]突出贡献在于用古代金石拓片资料补齐了《郙阁颂》销蚀的文字。郭荣章先生以王昶《金石萃编》、冯云鹏《石索》所载《郙阁颂》录文为底本, 参照诸家之长, 将《郙阁颂》摩崖所缺之字, 尽可能予以补录；至于少数有争议之字, 则具实陈其原委并阐发拙见。这就使得郭荣章先生整理的《郙阁颂》文本，成为其他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文本材料。此外，还有杜白珣的《〈郙阁颂摩崖石刻〉补正》[15]一文。杜白珣先生保存有一张《郙阁颂》的缩临旧拓片，于是便依据该拓片，对《郙阁颂》销蚀的文字进行补正。虽是个案，但对《郙阁颂》销蚀文字之补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黄宝生先生是训诂学专家，也是我国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的亲传研究生弟子。他的《汉〈郙阁颂〉笺释》[16]一文，按照《郙阁颂》“序文”和“颂文”的文本结构，从字义和押韵入手，进行笺释。黄宝生先生对于《郙阁颂》文本字义笺释精准，押韵合乎古代声韵规律，对于现代人理解《郙阁颂》文本意义，具有重要作用。如果略阳想利用《郙阁颂》文化资源，组织朗诵会或改变为其他表演形式的话，黄宝生先生的研究成果不能不借鉴。

李锐《〈郙阁颂〉文学文本的审美解读》[17]取审美解释学的视角，将《郙阁颂》看成一个由语言符号组成的艺术品，一方面通过文字的象征符号来把握仇靖所要表达的意图，另一方面也要从人的存在本质领悟方面逐步地析出其中的情感普遍性，这样就能从《郙阁颂》文本中体会到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后的一种欢欣鼓舞情趣。徐建丽《〈郙阁颂〉的文学价值探究》[18]和孙琴安《简论〈郙阁颂〉的文学价值》[19]都是取文学文本细读的视角，对于《郙阁颂》文本结构和文学描述特色进行解读分析。

田孟礼曾于1989年发表了《汉〈石门颂〉与〈郙阁颂〉文化特征比较初探》一文[20]，试图从《石门颂》和《郙阁颂》的句式特征入手，来析出其文化特征。他的结论是：《郙阁颂》是记实的, 它没有任何幻想、神话色彩；在形式上以北方句法和南国句法相结合, 形成了一种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的南北文化在形式上明显相结合的“颂”；《郙阁颂》在内容层次的安排上, 和《石门颂》如出一辙，撰文人仇靖可能是郙阁桥建成后, 曾读到了《石门颂》，或者亲涉山水目睹了《石门颂》, 才在撰文上形成了这种在内容层次和句法上的相同。十年后，田孟礼又发表《汉〈郙阁颂〉与〈石门颂〉、〈西狭颂〉之比较》一文[21]，将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囊括进来进行比较研究。与前文不同的是，此次取文体的视角，对《郙阁颂》《石门颂》和《西狭颂》这“三颂”的文体进行比较分析。田孟礼认为，《石门颂》由题额、正文、款识三部分构成，《西狭颂》由题额、瑞图、正文、款识四部分构成，《郙阁颂》由正文、款识两部分构成。《郙阁颂》最抢眼的是有12句“新诗”：“析里之阁兮坤兑之间，高山崔嵬兮水流荡荡，地既嵴确兮与寇为邻，西陇鼎峙兮东以析分……”这决定了《郙阁颂》创新性突出，文学性较高。而联系这“三颂”，其共同特点是记功颂德，且记事单一，具有“颂”的文体特征，属于颂体文。

杨培钧《“汉三颂”价值论》[22]取价值论的视角，按照功能主义“它能做什么，它就是什么”的思路，对于汉《石门颂》《西狭颂》和《郙阁颂》的书法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进行探讨。就文学价值而言，杨培钧先生从艺术风格入手，认为“汉三颂”都是记事颂德之作，都具有“典雅”“清铄”“铺陈”“敬缜”“纤曲巧致”等特点，但《郙阁颂》不同在于，具有跌宕起伏的特殊韵味。

四、 《郙阁颂》摩崖石刻书法赏析与社会影响研究

《郙阁颂》摩崖石刻是因书法艺术而闻名于世的，这自然吸引了诸多书法艺术家以及众多爱好者的关注。他们往往结合自己的书法艺术实践，对《郙阁颂》摩崖刻石进行赏析品读。

较早对《郙阁颂》书法艺术进行介绍的是任怀信发表在《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的《〈郙阁颂〉书法艺术简述》[23]。该文介绍了《郙阁颂》碑刻产生的事件过程，从汉隶八分书字体形成入手，认为《郙阁颂》是汉隶八分书的成熟之作。为了支持自己的立论，作者取康有为对《郙阁颂》与其他碑刻的对比研究来加以说明，还取包世臣的研究来说明《郙阁颂》“厚重以拙胜”的艺术风格。

著名书法家、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钟明善写有《“郙阁伴云眠”的略阳灵岩寺》[24]对于《郙阁颂》摩崖石刻的书法艺术风格，结合自己的书法艺术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他认为，康有为言《郙阁》等“朴茂雄深”，极当。“得秦相笔意”一说，不确，因为《郙阁》与传为秦相所书之《泰山》《琅邪》笔意，一为圆润，一为方挺，相距甚远，《郙阁》与二世诏版相近倒是真的。至于《郙阁颂》书法艺术的影响力，钟明善先生从艺术传承角度做了精当的勾勒。他认为，康南海将颜真卿的“章法结构”称之为有《郙阁》“遗意”十分恰当，虽然颜真卿未必亲临《郙阁》，但他的书法确实是这一体系之遗脉。康有为称《郙阁》为“隶中之篆”十分中肯，因为《郙阁颂》虽属隶书但却由秦汉篆书脱胎出来，笔意中有明显的篆书特别是西汉金文篆书的韵味。要之，“《郙阁颂》《西狭颂》一类作品，开了书法作品中雄强茂密一大流派的先河，后世如北齐《文殊般若经碑》《泰山金刚经》，唐颜真卿的楷、行作品无不直接受其影响而汇入书海之滚滚洪流，至今不衰。”

郭荣章《品读〈郙阁颂〉摩崖的点滴感悟》[25]是取书法艺术鉴赏的视角来讨论《郙阁颂》的书法艺术风格。该文由书界的一个观点入手，来展开自己的论述。曾有论者说，《石门颂》巧之已极，《郙阁颂》拙之特甚，《西狭颂》巧拙参半。郭荣章先生赞成此观点，并对《郙阁颂》的拙，进行了再发挥。他认为，《郙阁颂》的拙，是“饱学而不外露的大智若愚之态”，是“以其纯熟的技法展现出不巧中之巧，不奇中之奇的艺术风姿”。

杨培钧《“汉三颂”价值论》取艺术鉴赏的视角，采取比较方法，对《郙阁颂》《西狭颂》和《石门颂》书法风格进行了研究。该文从笔法、结体和章法三个观测点来切入，认为：《石门颂》书法艺术风格是“劲挺有姿、飘逸疏宕、雄厚奔放”，《西狭颂》是“庄严浑穆、雄强茂密、高古遒稳”，《郙阁颂》是“朴拙憨厚、肥雍茂密、体态赫奕”[22]37。其艺术价值在于：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汉隶的杰出范本，也为文字文体提供了书法源流的实物证据。

同样是取书法艺术风格的视角，采用比较的方法，李泊城则集中笔墨对《郙阁颂》和《西狭颂》这“二颂”展开比较研究[26]。他的主要观点是：这“二颂”互用方圆，方圆结合，书风古朴而浑厚，为书法艺术发展提供了历史细节，同时在这细节梳理中，必须意识到“学隶须通篆，方知通变之法”。

刘洁《浅析〈郙阁颂〉书艺形成之沃土》[27]试图将《郙阁颂》书法艺术风格置于略阳特殊的地域文化中来探求其形成原因。她认为，略阳在汉代是氐人聚居区。氐人农牧并举的生活方式，使其民风既有农耕民族谨严务实的一面，也有少数民族奔放粗犷的一面，这就导致了《郙阁颂》书法显露着古拙与朴厚的风格。而端庄、茂密、方整、丰伟的风格，又透露了书者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而推崇儒学“中和之美”的观念。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美感体现，是一个“无目的而符合目的性”的事物内在本质美的显现。

五、 《郙阁颂》摩崖石刻的文献研究

从北宋欧阳修将《郙阁颂》收入《集古录》后，《郙阁颂》由此而能够在当时的全国文化中心和文坛亮相，研究文献也因此而层出不穷。对于《郙阁颂》研究文献进行研究，是推动学术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岁平《关于〈郙阁颂〉文献的研究》[28]最大的亮点在于述评结合，边述边评。该文从欧阳修《集古录》谈起，描述了欧阳修在抄录《郙阁颂》石刻的学术态度：“刻画适完，非其讹误。疑当时人语与今异，又疑汉人用字简略、假借不同尔。”至南宋，学人们依循着欧阳修的思路，集中对《郙阁颂》石刻文字进行解读。由于碑刻文字销蚀，“亡缺差少”，这就引起了田克仁“以永其传”的重刻《郙阁颂》的文化冲动。宋代《郙阁颂》研究所以较为突出，该文认为，一是宋代形成了金石学的学术氛围，二是《郙阁颂》石刻地处由陕入川的故道上交通方便，寻访便捷。明代承接了宋代的研究风气，依然侧重于从文字学角度进行训诂考辨。清代考据之风盛行，对于《郙阁颂》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字的考释、文献的检索。比如陈奕禧《金石遗文录》对于《郙阁颂》原刻中残缺处作了识读，王昶的《金石萃编》摹写了《郙阁颂》石刻全部文字，对此前文献记述分门别类记述在后，成为研究的最重要参考书。近代多集中在《郙阁颂》拓片的鉴定与收藏上，间有论述原刻与重刻、补刻的关系。该文还特意指出，应当像日本书法出版单位出版了《汉郙阁颂古鉴阁藏宋拓本》那样，多出影印本，便于研究者研究。

马强《论〈郙阁颂〉在宋代的流传与认知》[29]是在自己多年关注宋代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学人对于《郙阁颂》进入主流文化领域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再次深入地发掘宋人对《郙阁颂》的认知成就：一是首次在金石学著作中的《郙阁颂》作了著录，开启了收录《郙阁颂》如金石学的先例，引发了后来的《金石录》《隶释》《汉隶字源》等金石著作进一步著录与辨析，并跻身于汉代名碑之列；二是经过几代学者的研读，逐渐确认了《郙阁颂》形成的背景、当事人、书手、形成的确切年代、相关地名、典故等基本问题。三是对《郙阁颂》中出现的疑难用语、地名、掌故进行了初步辨析，这其中洪适《隶释》贡献最大，不仅诠释了《郙阁颂》一些生僻、疑难语汇的正确语义，而且指出了《郙阁颂》与同时代《杨著碑》《景君碑》《灵台费风碑》习用语汇的关系与特征。

陶喻之《〈郙阁颂〉文化逸事漫谈——兼谈文同与汉中略阳》[30]同上文一样，亦是取文献研究的视角来讨论《郙阁颂》，所不同的是陶喻之讲该文是“增其所缺，祥其所略”，就几个典型逸事，作些拾遗补缺工作。该文讲到了梁启超受康有为影响，开始留心《郙阁颂》碑刻拓本的贮藏与研究，其中的明末清初拓本应当属于善本。清咸丰举人、同治状元、礼部尚书徐郙的得名，就与其祖父正好喜获精拓善本《郙阁颂》相关。文同在洋州做知州时游历了略阳，且瞻仰了《郙阁颂》摩崖石刻，这在他的《丹渊集》卷十七梁洋诗《拙诗六韵奉寄兴州分判诚之蒲兄》“乳柱石窟寺，不辨文字古(自注：郙阁汉铭)”有确切的记载。陶喻之先生供职于上海博物馆，该文也反映了上海文化人特有的细处着眼的研究风格。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郙阁颂》摩崖石刻研究是多视角的立体性研究，就研究水平而论进入了当前的学术前沿，就研究成果所发挥的社会功能而论也呈现出多重的立体性特征。《郙阁颂》摩崖石刻研究的意义有四：一是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把握汉中地域历史文化及其变迁，二是有助于推动汉中略阳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三是有助于推动整个书法艺术的提升，四是对于研究本身也起到了奠基作用，有助于《郙阁颂》摩崖石刻研究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