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璐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1； 2.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地方志文化卷的方言篇承担着忠实描写地方方言面貌、反映方言演变、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作用。从2015年起，国家语委领导下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系列专项任务在陕西汉中市设方言调查点4个，陕西理工大学承担其中3个，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录方言调查材料数据，经国际音标转写、标记等规定程序将方言文本档、音频档及视频档整理入库，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经过严格审验，以资料库、互联网、博物馆、语言实验室等形式向学界和社会提供服务。目前该专项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建成了语言资源保护和方言材料再研究、再应用的共享数据库。梳理地方志方言篇的结构、内容、修志方法，探索第二轮、第三轮修志的修纂创新途径，是将方言研究成果服务于地方文化建设、服务于地方志续编工作的应有之义。

一、 明理创新：再读《方志今议》

1937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教授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师生一道，怀着抗战时期惟有教育救国的一片热忱，和国立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同时迁到西安，联合成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1938年春天,学校辗转来到陕西南部的汉中市城固县办学。

《方志今议》序中载道：“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从西安迁往陕南，大都步行过秦岭，师生职工，配列队伍，名曰‘行军’。行到褒城北境始出山，学生千人屯于褒城勉县，教职员进屯南郑，议定校本部设在城固。”[1]1黎锦熙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研究领域涵盖语法学、修辞学、音韵学、训诂学、教育学、目录学、辞书学、方志学、史学、辞典编纂、第二语言教学等各个方面。在现代汉语语法学、语文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理论与思想历久弥新，在诸多领域实现了理论与思想的当代应用实效。

黎锦熙先生面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南部文化事业亟需帮扶的实际情况，欣然应邀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编写《城固县志》，力图进行方志编纂的具体实践。在《城固县志》修纂工作中形成的《方志今议》(又名《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结合中国传统旧方志学理论，融会西方修志的科学思路和方法，充分体现出自己对旧方志向新方志全面转变的思想创新，在新方志的目标、功能、篇目、体例等各方面做出范例，筚路蓝缕，断鳌立极，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官修传统方志的基础上，为民国时期陕西地方志修纂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当时《城固县志》未能修成。“民国27年(1938年)4月，知事余正东任内，成立县志委员会……西北联合大学教授黎锦熙制订《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托人从香港抄回胡琏嘉靖《城固县志》……民国28年(1939年)，余正东离任，经费无着，修志中止，所编资料或散失、或毁于‘文化大革命’，唯《文征志》《乡坝地志》等少量资料保存下来。”[2]历史沧桑，这样的情况令人扼腕叹息。

根据史实，黎锦熙先生于1943年、1944年陆续参与编纂陕西黄陵、同官(今铜川)、洛川、宜川多县的县志，出版了《同官方言谣谚志》《宜川县志》《洛川县志》《黄陵县志》，完成了在《城固县志》未能完成的地方志建设工作，最终开创陕西地方志由旧时期转向新时期具有影响性的体例与格局。

《方志今议》全篇共有十部分：建议因缘、先明三术、次立两标、次广四用、终破四障、结前原则、县志拟目、纂修总例、材料来源、总结全文。其中第七部分“县志拟目”是在一至六章的思想基础上建成的理想县志体系，分为五部分，共30篇，其中“方言风谣志”处于“县志拟目”中的第五部分——“关于文化方面者”。拟目中注明了方言风谣志应当包含方音系统、谚语、通俗文艺(歌谣、杂曲、戏剧、杂耍)等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在先生修纂的陕西系列地方志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

这一系列县志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黎锦熙先生以亲身工作实践奠定了中国近代修志基本理论，并相继在西北联大和西北大学工作过程中，以自己的学术力量为西北地区的地方文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为《黄陵县志》作序，序中写道：“新志编纂的方法不仅依次续编，而且应时创格，实已踏入科学方法的途径，而富有时代精神的特色，这是更值得赞美的。”[3]6“应时创格”“富有时代精神”，这正是黎锦熙先生在多个领域内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共同特色和总纲。

二、 玉汝于成：汉中地方志之方言篇修纂的“续、补、创”

新中国成立以后，陕西地方志总体上进入到现代方志的编纂时期，陕西南部的汉中市及各区县的地方志大约都走过了相似的历程。以新编《城固县志》(第一轮修志)为例，1982年6月，城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1983年9月，县地方志办公室成立。1985年6月起部署各部门编纂专业志，直至1994年2月，《城固县志》成书142万字，设27个分志，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轮修志成果显著，现代方志基础已经形成。目前汉中各区县正在进行第二轮修志的结尾工作。下文以第一轮修志的汉中各区县共11种方志为例，分析方言篇修纂方式与特点。

(一)汉中各区县地方志之方言篇体例设置

汉中11个区县的方志中均设有方言篇。 这样的设置与黎锦熙先生《方志今议》“县志拟目”的规划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方言入志”的主张使地方志承担了当地语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职能，使与志书同时代的方言得以以规范形式永久保存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黎锦熙先生《方志今议》中的重要内容“明三术(续新篇之术、补正缺遗并误之术和创新之术)”[4]之中的“续”“补”术精髓。“续”体现在各区县志延续民国时期黎锦熙先生开创的“方言风谣志”体例，“补”体现在对各县区旧志的补正缺遗，同时也是源于汉中各区县均无单独出版的方言志这一实际情况。

标题设置为“方言”的有宁强、略阳、镇巴、留坝、洋县、城固、南郑7个县区，标题为“方言谚语”(汉中)、“方音方言”(西乡)、“方言·谚语·歇后语”(勉县)、“风俗方言”(佛坪)的4个。体例上单独成卷的1个(镇巴)，单独成节的1个(勉县)，其余为单独成章9个。篇幅情况与卷、章、节设置对应，依次减少。这样的情况也与各区县编纂委员会成员中有无方言领域专门人员进行编纂有关，或详尽，或简略，处理标准各不相同。

(二)汉中各区县地方志方言篇的总述

方言篇总述作为当地方言总体语言概况的总论，地位非常重要。方言总述“主要介绍一地方言概况，包括本地方言区属和区内次方言的区划、历史、地理、人文与方言形成与演变的关系，老派与新派、城镇与乡村的语言差异，由于移民迁徙等原因造成的 ‘方言岛’ 现象等内容”[5]818。因此，总述的有无，表述是否详尽、是否准确非常重要。

汉中11个区县的方志方言篇均含有总述。这些总述的共同特征是描述较为简略。对区县域内方言归属分区不明，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的指称和划分不够清晰，区县域内语情情况模糊。不是基于编写县志方言篇的特定方言调查数据结果进行的分析总结，而是编著者对区县域内方言整体概念性的简略描绘。如“本县方言属北方话陕西方言区陕南片。它与普通话比较，用字遣词和语法结构基本相同，但在语音上的声、韵、调方面却多有变异，其中尤以字调为甚。”[6]733(城固)“本县方言属北方官话中原方言与西南方言之间的过渡方言，其主要语感偏重于西南方言特征。”[7]598(宁强)

限于当时的语言调查技术水平和学术发展情况，这些总述虽然简略，却能够给后来的现代语言调查起到引领和参考作用，留下很多历时性的珍贵资料。例如，我们可以窥见“中原方言”“西南方言”名称与现在“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术语上的关联，察觉到解决方言归属问题应当是当地方言研究的一个重点；从“过渡方言”“语感偏重于西南方言特征”等感性描述，可以从声母韵母系统的比较、声调的调值比较等语音方面特征加以印证。总之，当时志书中语言情况的描述，为现时代的读者和语言文字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语情材料基础。

(三)汉中各区县地方志方言篇的语音

汉中11个区县志方言篇均含有语音小节。记音方法各有不同，主要是直接记音法或比较记音法，常两者并用。记音时使用的符号包括国际音标符号、汉语拼音符号、注音符号等，常见用同音汉字加注的直音法，并且多种记音符号常在同一章节内混用。基本能从声母、韵母、声调、声韵配合规律几个部分描写当地音系，力求用文字、符号、图表等形式尽可能全面地记录当地方言的语音情况。

缺憾之处在于，基本没能以《方言调查字表》等典范调查方法作为记音基础，音系描写体例各不相同。或由于编著者记音符号的使用不当，或交付出版社后的字体校对失误，记音符号错漏较多，使读者无法理解编著者原意，降低了方言语音部分的使用价值。

另外，以普通话为“正音”标准来比较和“指正”当地方言读音的理念明显。如“本市方音声母有24个，零声母28个。比普通话多z。z只出现在合口呼前。”(汉中市)“勉县方言比普通话多一个声母，却没有普通话的零声母。凡是读an(安)、en(恩)、ao(熬)、ou(欧)一类音的，都在前面加声母。”[8]584(勉县)“zh、ch、sh、z、c、s声的绝大部分字读音无误，仅有少部分zh、ch、sh声字，读为z、c、s声，如：眨、摘、馋、抄、师、生。还有少数字略带舌尖前音，如：柴、吃、扎、桌。”[9]640(镇巴)等。当时对方言材料持有的普通话与方言比较理念，对当地方言自身内部规律的归纳和总结有相当的影响。

(四)汉中各区县地方志方言篇的词汇

汉中11个区县志方言篇均含有词汇小节。从收词标准来看，能够按照“自然天象、生活用品、人物称谓”等等大类收词，或按照“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词类收词。这样的收词标准主要是编著者认为与普通话读音和意义不相同的词汇，以及具有当地方言特色的词汇更能够突出当地词汇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表达出方言与当地民俗风情存在的密切文化关联。

缺憾之处在于，各地收词过程中基本词汇有缺失，再加上收词数量整体不多，就大类来看，实词数量多，分类详细；虚词数量少或者缺失，分类模糊的情况比较明显。这样就难以形成较完整的方言词汇体系。另外，收词普遍缺少注释和例句，使读者难以了解具体的词汇用法；记词用字重音轻义，造成方音俗字大量出现，影响词汇部分整体价值。

(五)汉中各区县地方志方言篇的语法

汉中11个区县志方言篇的语法设置情况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设置了语法小节，且语法小节均包含词法、句法描写内容的，如汉中市、宁强、镇巴、留坝、佛坪、洋县六地。第二类是虽然设置了语法小节，但内容中只含词法而无句法描写的。如城固、南郑两地。第三类是未设置语法小节内容的，如西乡、勉县、略阳三地。其中，语法例句有整句标音举例的只有宁强(国际音标)、留坝(汉语拼音)两地。这样的情况就要求第二轮或第三轮修志中，需要投入更多语法方面的“补”与“创”的工作。

(六)汉中各区县地方志方言篇的谣谚

汉中11个区县志方言篇的谣谚内容各不相同，大部分收入谚语、歇后语两类，如勉县、宁强、略阳、镇巴、留坝、佛坪、洋县、城固、南郑九地；汉中市只收谚语，分为农业谚语、林业谚语、畜牧业谚语和其他四小类，没有收入歌谣、戏曲等内容；西乡收入谚语、歌谣和民间传说3类。

“黎先生秉持‘调查歌谣，须尽先凭客观的事实，获得民间真相，系历史性的工作。凡经改易者，及新制之歌谣尚未通行者，皆暂从省’的原则，仅录入了原本流行于当地的歌谣”[10]。汉中各区县志收入的谣谚部分，虽然在分类、数量上也都各不相同，但共同特点是能够严格挑选只流传于当地、突出当地风俗、民生特色的谚语和歇后语，严格挑选与方言语音相关联的谐音谚语和歇后语。这样就避免收入适用地域太广阔、通行于全国的普遍性谚语和歇后语内容，而用足够的篇幅记录更为珍贵的，彼时有而现时少、甚至现时已经消失的稀有方言资源。与语音、词汇、语法部分相比，仍然活跃在人民群众生活口语中的谣谚内容消失的速度会更快。

谣谚部分内容的记录充分体现出汉中地方志在当地方言记录方面的价值，在抢救濒危方言文化资源方面意义巨大。

三、 投砾引玉：方言志修纂的路径与思考

(一)方言自身演变特点要求地方志方言篇的不断“补”与“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发展处于快速上升期，人口的规模化流动与融合，使城市不断扩大，城镇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对地方传统民俗文化产生了冲击震荡，旧的方言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资源需要扬弃和保护，新的方言民俗的形成则需要进行抢救式调查和保护。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抢救濒危语言各国已经达成共识。从语言资源保护和方言民俗文化调查的角度来看，方言文化调查工作应当抓住时机尽快开展。

就陕西省来说，其方言包括晋语、 中原官话 、 西南官话 、 江淮官话以及少量赣语，语言资源非常丰富。近年来，在国家语委领导下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外，陕西着力开展方言资源保护工作，其中成效最显著的是陕西方言语音建档工作。此项工作2015年由陕西省档案局组织启动，在本省各地高校方言专家的指导下，完成全省每个行政县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和民歌戏曲等口头文化的国际音标记录和相应材料的录音录像数据建档，覆盖陕西省全部行政市、县、区，体例统一，调查过程设计科学规范，录音录像数据材料质量高。这项工作历经六年余，2021年11月，其重要成果《陕西方言集成》系列丛书出版并召开方言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

重温黎锦熙先生方志学理论，明“续、补、创”三术，从方志学角度来看，每一轮修志，重在续写上一轮志书时间下限到下一轮志书时间上限的各个门类内容；补正刊误，修改上一轮志书中不尽人意之处；根据时代发展和新生事物，创新门类，创新方法，开创旧志所不具备的内容。

从方言篇角度来看，方言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可以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这一点无论从传统方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角度看都是不容忽视的。“在新志撰修中要努力反映当地‘现时’方言的真实面貌,并尽可能从‘历时’对比的角度反映出方言的发展和异变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入志真可谓任重而道远。”[11]新一轮志书可以根据方言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续写上一轮方言体例设置、语音、词汇、语法、谣谚的合理恰当之处，体例不全的可以补齐体例，记音符号采用当下通行于语言保护领域的国际音标记音、五度标记法记声调，词汇收录时，即使数量总体不多，也应当体系完备；语法体系补充齐全，附录语法句子的标音举例部分，并尽可能地补充谣谚部分，建立相对独立和完善的方言篇内容。

(二)保持志书本色，适当吸收方言学新技术，加强现代影音数字化手段

汉中地方志编纂工作与地方档案局(馆)等部门相关工作可以互相借鉴。

陕西方言语音建档工作由陕西省档案局于2014年启动，在方言专家的指导下，以行政县为单位，完成每个县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和当地代表民歌戏曲等地方口头文化的国际音标记录和相应材料的录音录像数据建档工作。覆盖陕西省所有行政市、县，体例统一，调查过程设计科学规范，录音录像数据材料质量高，其中的口头文化资料记录文本对各地方言的再研究和理论分析提供了极高的语料参考价值，具有多次多角度的再研究和理论提升空间。2019年，陕西省方言语音建档调查阶段工作已经全部完成，进入到成果整理阶段。

陕西方言语音建档工作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在传统的方言调查基础上，在传统的文字性方言成果之外，重点要求与记录方言语音文字保持高度一致性的同步音像资料。

陈泽泓提出“要防止将方言志写成学科论著。对于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分志，方志编纂者既要发挥和尊重专业人士在编纂中的作用，但又不能将自己置身度外”[12]。是非常正确的。

作为地方志志书，修志工作与方言建档工作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方言建档的目标是要把“现时”的方言状况用文字和同步影音资料完全记录下来。而地方志志书的目标是记录一定时代的地方性资料文献，与上一轮志书有相同处，又要体现出不同处，最终体现“历时”的价值。既要与档案工作有差别，也需要与方言学术专著有差别，维持志书的基本体例，不在资料数量上求全求丰，避免简单数量堆叠。但同时也可以利用现代数字化影音技术，提供与方言音系、谣谚相关的图片、语音、视频资料，势必大大提升地方志在记录文献资料方面的重大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