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 蓉, 彭 乔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 长沙 410128)

一、《道德经》译介的传播生态演进路线

《道德经》是道家哲学典籍,与其他世界经典名著不同,在作者真实身份、内容结构组织、章节划分、能否将评注纳入原文等方面,至今都存在着不少争议。但再多复杂的争议也没能阻止这本中国典籍蜚声中外。

《道德经》传世本(1)《道德经》传世本主要有楚简本、帛书本和通行本。其中,通行本的基本面貌在汉代开始成形,其中流传较广的主要是河上公本与王弼本,《老子河上公注》和《老子王弼注》两者皆是汉魏时期学者编著的《道德经》注释本。由于历朝历代辗转传抄与刻印多次,难免会出现逸文、衍文、倒文、行讹、错字、换字与章句错位等诸多谬误的现象,所以这些《道德经》传世本已或多或少遗失了其祖本之原貌。1973年《老子》帛书甲乙本在长沙马王堆汉代古墓出土。《老子》帛书甲乙本的内容与《道德经》通行本大致相同,都是81章。只是《德经》在《道经》之前,个别章节表述稍有差异。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墓挖出了三组《老子》竹简。1998年正式对外公布了竹简本的内容。竹简版《老子》算是存世《道德经》的最早版本。

《道德经》外文译本已有1000多种,涉及30多种语言。荷兰学者沃尔夫曾两次对《道德经》西译本数量进行统计,根据其2010年的统计数据,《道德经》西译本有634种,英译本有206种[7]。《道德经》最早的欧译本约出现在1750年,清初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将《道德经》翻译为拉丁文。据称18世纪初法国的傅圣泽翻译了《道德经》,他的拉丁文翻译手稿,理雅各与庄延龄都曾考证过。1842年《道德经》的法文全译本由法国汉学家儒莲首译。最早英译本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1869年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的思辨》。1898年保罗·卡鲁斯翻译了美国第一个《道德经》英译本。

《道德经》书名的最新音译版本为“Daodejing”,其曾广为流传的另一经典音译版本为“TaoTeChing”,这源于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TheWayandItsPower:AStudyoftheTaoTeChingandItsPlaceinChineseThought”,书名中文译为《道与德:<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道德经》书名两种最主要的音译版本“Daodejing”与“TaoTeChing”,分别来自于两种不同的汉语注音体系。“Daodejing”出自汉语拼音。“TaoTeChing”源自威妥玛式拼音法,又称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简称威氏拼音法,它是西方汉学家借拉丁字母注音汉字的重要成果,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的清朝末年,1958年之前中国大陆还未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威氏拼音法被广泛用于中文人名、地名注音,影响较大。1958年后,逐渐废止。理雅各《道德经》译本1981年出版,收录在《东方圣书》第39卷“道家典籍”当中,书名亦是音译为“ToTehKing”(2)1989年保罗·卡鲁斯出版了美国第一个《道德经》全译本,也沿用了理雅各书名的音译形式,可见理雅各《道德经》译本在后世海外汉学界的影响力。是19世纪英国汉学界广为接受的汉语拉丁化注音方式。

二、理译与韦译《道德经》的翻译生态环境描述

《道德经》英译历史主要有三个阶段。1868年至1905年是侧重于“《道德经》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比较”的第一次翻译高潮。这时《道德经》译者多为传教士,他们主要翻译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他们借《道德经》思想来促进基督教教义的中国本土化传播。《道德经》与《论语》《易经》并称中华三大典籍,对中国人民影响深远。传教士们想从《道德经》中学习经验方法,让中国普通民众能更好地理解与接受基督教的宗教思想。因为译者多是来华的传教士,他们的译文多套用基督教的宗教语言来表述《道德经》思想,有宗教化倾向,故此阶段的《道德经》英译研究又被称为“基督教化时期”。

这一阶段《道德经》译本读者对译本的接受程度与审美取向,很大程度上受译者引导性阐释的影响。牛津大学首任汉学讲座教授理雅各是这一阶段的译者代表,他是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曾被誉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的第一权威”。其30多年的在华工作和生活经历为其译介中华典籍夯实了基础。在华传教期间,因理雅各具有系统化和学术化的教育背景,并受到苏格兰常识哲学的影响,其进入汉学研究初始便选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8]。

韦利是20世纪英国汉学家,虽未踏足中国,却与徐志摩、萧乾、胡适、丁文江保持密切联系,这些中国学者对他译介中国典籍产生了建设性影响。他翻译了许多中国典籍,如《诗经》《论语》《道德经》《猴》(《西游记》节译本)等,其中《道德经》英译本在同时代的学者当中评价最高。韦利开启了英译《道德经》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更多的译者开始关注《道德经》的历史背景,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随着《道德经》译文质量的提高，译本也愈加重视异质中国文化的语际传递。当时《道德经》译本中的神秘东方智慧是西方学者对当时西方思想和价值观进行批判的得力工具,尽量使译文所传达的老子思想符合当时西方文化的发展需求。

理氏与韦氏两位汉学家为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两位汉学家分别处于英国汉学发展的两个承前启后阶段, 理雅各作为传教士汉学家的代表,是英国汉学史上的转折性过渡人物,他是那种预见到“宗教信仰—文本目的—象征性文化意义”之间的缝隙张力的人[9]327。韦利身处西方文明鼎盛时期,受英美意象派影响,开启了现代专业汉学研究的传统,可以说两位是英国“业余汉学”向“专业汉学”,“传教士汉学”向“现代汉学”过渡时期的重要代表。两位汉学家都喜爱并推崇中国文化,他们的中华典籍译介活动提升了当时中国在西方的文化地位,通过阅读他们的译作,西方读者认识到中国人与他们一样,有道德,有担当,有正常的人性,这使当时西方歪曲中国的谣言不攻自破[10]。

固定费用模式的核心是如何确定合理的补偿费用。主要有两种方法：(1)失负荷价值法(VOLL)。电力失负荷价值(Value of Lost Load，VOLL)是指由于停电而对国民经济等造成的损失，而这也正是电力的价值。科学地确定VOLL 可以为确定电网运行阶段与规划阶段的备用与可靠性水平，也可以确定备用容量的价值；(2)未补偿成本法。选择1台或几台参考机组，按照总成本减去能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总收益的方式，核算不同的备用容量价值。单纯选择这种支付方法时机组并没有动力降低成本。但在此基础上运用某些激励性管制方法，如果参考机组的选择比较合理，则会引导机组的成本向参考机组靠近。

三、理译与韦译《道德经》的文本细读

笔者从翻译生态伦理研究视角,细读理译与韦译的《道德经》文本,探寻更有效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途径,让更多外国受众正确理解中国并认同中国文化,以期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与他者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建构提供解题思路。

例1: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11]101

理氏译文:There was something undefined and complete, coming into existence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How still it was and formless, standing alone, and undergoing no change, reaching everywhere and in no danger (of being exhausted)! It may be regarded a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I do not know its name, and I give it the designation of the Tao (the Way or Course). Making an effort (further) to give it a name I call it The Great.[12]35中文回译:早在天地之前,就有某种不可名状的、完整的事物已经开始存在。它是多么的安静无形,独行自在,既无变化,且到处都是,永不倦怠!它可以被看作是万物之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我给它命名“道”(上帝之路)。努力再给它起个名字,我称之为“伟大”。

老子试图通过“超越”常规语言和对常规语言进行“偏离”的方式[13],讲述道的运行与存在方式。第1句译文中理雅各用“There was something”译“有物”,“物”即为“存在”,可指称“物质”与“非物质”的所有存在,用“undefined and complete”译“混成”。第2句译文中“寂兮”意为“无声无息”,“寥兮”意指“广大无边”,理雅各译为“How still it was and formless(它是多么的安静无形)”。“独立”指独自存在,无匹无双。宇宙间无一物可比于道,故曰“独立”。理雅各译为“standing alone”。此处理雅各表面化的翻译漏译了“无匹无双”的深层涵义。“周行而不殆”指道遍行于万物,时时处处都在不停运行。理雅各译“周行”为“reaching everywhere”。理译表达了道的“无处不在”,但没有挖掘道的“周而复始”。“殆”同“怠”,倦怠,停歇。理雅各将“不殆”译为“in no danger (of being exhausted)”,其实老子的“不殆”还指道的“不生不灭,无始无终”。

译文第4句直接指出道之名的由来。“道”是《道德经》最核心概念,理雅各将其音译为“the Tao”,然后再加注释“the Way(3)晚年醉心《道德经》研究的海德格尔就曾说过“道”最“原本的”或“真正切身”的意思即是“道路(weg)”。or Course”增译说明。其实相比之“way”,理雅各更推崇用“course”类比道的运行状态,从语言学、文本语境和阐释学基础之上,他总结course就是像水道那样的引导渠道,意味着行为的过程或生活的方式[9]324。道是“自为的存在”,又和整个世界处于必然性的关系中,道的运行是无穷之延展,“渐远”即“渐返”,“前途”亦是“归途”,所以理译的“the Way or Course”,部分传达了“道”运行规律的普遍性。

韦氏译文:There was something formless yet complete. That existed before heaven and earth; Without sound, without substance, Dependent on nothing, unchanging, All pervading, unfailing, One may think of it a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under heaven. Its true name we do not know; ‘Way’ is the by-name that we give it. Were I forced to say to what class of things it belongs I should call it Great (ta).[14]53中文回译:有一种无形而又完整的东西,在天地之前就存在; 无声,无实,无所依,无所变,无所不在,经久不衰,你可以认为它是天下万物之母。它的真名我们不知道;“道路”是我们给它起的别名。 如果我不得不说它属于哪一类别,我会称它为伟大(ta)。

道无形、无声、无色,故为之“混”,亦通“昆”(出自元李道纯《道德会元》),“道”既指代“体”,又涵盖“用”,体用合一,故为“混沌”。韦利以“undefined and complete”译“混成”,“寂兮寥兮”译为“Without sound, without substance”,韦译比理译更细节地描绘了道的“虚静无声”与“超验无形”。 “Dependent on nothing, unchanging”翻译“独立而不改”,此处“独立”意指“宇宙无一物可比于道”,理译与韦译都没有把“道”的超越性翻译出来,两者都停留在字面表意的维度。“周行而不殆”强调“道的运动无所不至,是周而复始的循环”,韦译为“All pervading, unfailing”,理译表达了道运行的动态感,相比之下韦译更显静态,没有向西方受众传达出道运动的“周期性”,两者对“道的循环论”都没有涉及。韦利直接用基督教义的“way”来比附“道”,且无注释说明。

形而上的道体运动论阐释了道的恒常性、独立性、先在性,用“超经验”与“天启式”的陈述来实现“跨越逻辑”的言说演绎[15]。理译在描绘道体的超经验运行时,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其多年神学与哲学研究的体悟,而且理译对古典文献版本学的详实考据,也让其翻译提供了读者百科全书式的阅读体验。韦译的现代化汉学趋向更为明显,译者在帮助东方哲学走近普通西方受众的同时,也关注其自我理解和审美感受的哲理表达,在考虑读者接受时代性的基础上,对道体运行的文化意蕴进行了历史与现代的时空转换。理译与韦译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不同,译者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也不尽相同,两者文本生态都偏学术性,理译更注重严谨的文献学研究与神谕式的哲学思辨,韦译更关注哲理的现代化自我表达与自我验证。

例2: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11]32

理氏译文:The highest excellence is like (that of) water. The excellence of water appears in its benefiting all things, and in its occupying, without striving (to the contrary), the low place which all men dislike. Hence (its way) is near to (that of) the Tao.[12]12中文回译:最高境界犹如水。水的高尚之处在于它有利于万物,而且它不争(相反),占据了所有人都不喜欢的低位处。因此,“水的运行路径”与“道”相近。

“上善若水”是《道德经》核心价值理路,代表的是老子“不争”“无私”的“自然无为”学说,是“自我”与“他者”共存共生的相互结合。借用“水”的文化意象老子隐喻式地阐释了道的品格。“上善,谓上善之人,即圣人也。”“圣人”是道的体现者,其言行类乎水,水德近于道,老子借“水德”喻指“人德”。理雅各将“上善”翻译成“The highest excellence”指“最高级别的卓越”,“利万物”译为“ benefiting all things”,“不争”译成“without striving”,“处众人之所恶”译为“The excellence of water appears... in its occupying... the low place which all men dislike”，理氏把老子“处下”原则在译文中用“occupying... the low place”具象地表达出来。“处下”和“不争”都是老子自然哲学的核心主张,“水居下而蓄势”,不以“处下”为耻,而是善于适应环境的变化,不以“竞争”姿态与人争锋,而是善于学习他人之长处。“处下”和“不争”是为了“先天下而后己”,是以平常之心,成不平常之事。于是乎理氏翻译“几于道”时,增译了“(its way) is near to (that of) the Tao”,通过基督之路来类比解读中国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

韦氏译文:The highest good is like that of water. The goodness of water is that it benefits the ten thousand creatures; yet itself does not scramble, but is content with the places that all men disdain. It is this that makes water so near to the Way.[14]17中文回译: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水的好处,在于它有益于万物;然而,它自己并不争抢,而是满足于所有人都鄙视的地方。就是因为这样,水才离道这么近。

老子思想以水为宇宙存在的根本形态。《管子·水地篇》曾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水本性自然,遇方成方,遇圆随圆,为下不争,利物不言。“上善”即是“上好”又谓“大德”,可理解为“最好”或者“最好的善”。韦利“上善”译为“The highest good”指“最高境界的善”,用“does not scramble”翻译“不争”,相比理译更加细化了水的品德。“scramble”对比“striving”,更加体现了译者的细腻情感表征。韦氏译文“yet...but”“is content with”与“disdain”,和理氏对应译文“hence”“in its occupying”与“dislike”,对比分析后不难发现,韦利的译文更受现代汉学影响,在语言渲染方面更能触发西方读者的共情体验。在第八章结尾“夫唯不争,故无尤”，韦利写下注解：“即使是普通人也能意识到道家‘如水’行为原则的重要性,也就是不争先不抢前。”[14]16

中国文化认为“天地山河”均有德性,并以此砥砺自己修德,体察人伦之理,这是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与“以人合天”的逻辑延伸[16]。中国哲学中“上善如水”学说的要义主要表现为水流向低处,善居处下的包容并蓄品性,喻指其对他者所怀的敬畏之心。老子如水般的自然无为,即遵循万物之本性,协从万物自由发展,辅以有益的外在条件,助其达成自身的最优状态。两位汉学家的译文在表现水“不争之善”和“处下之善”都有各自的阐发,但是水对“他者”的尊重、包容与敬畏之意,并没有在两者的译文与注解中完全展示。从翻译生态伦理视角来看,理译与韦译既是一种社会化的交际活动,又是一种主体性的再创造活动[17],他们的翻译实现了中西文明互鉴互惠的跨时空文本移植。

四、结语

新文科的发展鼓励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翻译、生态、伦理的结合正是呼应典籍翻译研究新边界拓展的现实需求。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维度,描绘具象的翻译生态环境,结合两位译者不同的选择与适应行为,细读理译与韦译文本中的两处核心概念翻译:“道的运动超越性”与“水的文化隐喻性”,并以此来佐证翻译生态链有着多方向性弥散的特点、“译者—译境—译文”的交互融合与和谐共生、对他者的尊重与理解等翻译生态伦理研究的重要价值共识。从翻译生态伦理视角来对比分析两种经典译本,实现历史性与现代性的交互嬗变,提高中国优秀文化的世界认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