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新

(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浙江 湖州 313000)

《晚明望族编刊活动研究——以湖州闵、凌、茅、臧四大望族为中心》是赵红娟教授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于202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通过对湖州四大望族书籍编选、评点、序跋、刊刻及销售活动的系统研究，从四大望族经济实力、科举仕宦、文化素养、人脉资源、编刊特征、编刊家个案、著名选本与刊本的传播等方面，来揭示晚明江南望族图书编撰、刊刻和传播的特点、规律和文化意义。

全书体例严谨，视野开阔，整体观照，点面结合。作者首先对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其次，梳理现存的四大望族编刊的书籍、望族成员的编刊活动，考察了编刊家阶层、所刊书类别、书工刻工等情况，并重点论述《史记》《汉书》的编选、评点和刊刻热潮，从而揭示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盛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深入研讨了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商业特征，包括编刊的精品意识、牟利手段，以及望族编刊活动中的互助与竞争，并阐述了望族刻书与一般坊刻的差异。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与晚明都市的繁荣、评点之风的盛行以及科举文化等都密切相关，对此作者也专列一章予以探讨。全书既有整体研究，又有个案研究，包括闵齐伋、凌濛初、臧懋循等著名编刊家的编刊活动、编刊特点，以及“二拍”《唐宋八大家文钞》《元曲选》等著名选本、刻本的编刊与传播，最后在《余论》中导出晚明望族编刊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据该书统计，当时从事编刊活动的四大望族成员达79人，编撰书籍达300余种，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种数的两百分之一。作者一方面尽量展示这四大望族编刊活动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努力探寻共性当中的个性。经济基础方面，茅坤家族通过蚕桑业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又被投入店铺业、丝织业，甚至高利贷等商业活动中，从而成为四大望族中的首富，故流传有百回巨著《祈禹传》从创作到出版一夕而就的神话；而臧懋循家族由于较缺乏商业经营而又科第不振、生齿浩衍，在四大望族中经济实力最弱，因此刊行《元曲选》等大部头著作时，会以前后集等形式分次刊刻。仕途心态方面，闵梦得与凌义渠因官居高位而又雅好书籍，从而成为推动家族刻书业的重要力量；凌迪知、茅坤、臧懋循等人是壮年罢官而从事编刊活动，最后成为家族编刊事业的主心骨与主力军；而凌濛初、闵齐伋、茅维等则是因科举失意而投身于编刊事业。作者指出，在科举失意型编刊家心目中，仕进依然是第一位的，所以凌濛初、闵齐华等最后仍以岁贡选官，踏上仕途。在刊刻内容与特点上，闵齐伋刻书经史子集兼具，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极少。其所刊书多为市场畅销书的翻刻本，然以校雠精良著称，且所刊书籍中有套色本21种，乃湖州套色印刷书籍最多者。凌濛初刻书与其文学家身份一致，以集部文学类为主，且酷嗜刘辰翁批点本，所刊刘评本近10种。凌濛初所刻多朱墨本，但无两色以上刊本，而闵齐伋三色本就多达9种。凌濛初尤注重取悦消费者，有意追求名人效应，其编刊活动的商业特征比闵齐伋更明显。臧懋循是一个藏书家和戏剧理论家，重视戏剧作品收藏，其编刊活动与此相关。茅氏刻书内容最广，而且质量高，影响大。颜色上以墨本为主，但因受闵、凌套印影响，茅氏家族在天启崇祯间也产生了一个刊刻套色书的团队。茅坤刻书尽管也有商业逐利的考量，但相比其他三大望族，其经世致用与立言留名思想更明显。在刊刻影响与文化传播上，闵齐伋首创以套色印刷文字，并使之盛行；凌濛初编撰“二拍”而成为畅销书，并与“三言”一起，引发了明清之际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热潮；茅坤编选评点《唐宋八大家文钞》，不仅实践了他的唐宋派文学观念，而且引发了明清两代唐宋散文的评点与选编热潮；臧懋循的最大贡献则是编刊了《元曲选》，当时书会才人的绝代才华因了《元曲选》的流传才不至烟消云散，而我们现在也是因为《元曲选》才得以全面享受元杂剧的光辉遗产。

该书没有把研究局限于原来项目所设定的“文学编刊”这个小范畴内进行，而是把研究对象扩展到四大望族的整个编刊活动，把经史子集四部全部纳入，这也就能更好地揭示他们编刊的特点与规律。通过对他们编刊活动的梳理和探讨、重组和呈现，我们可以感受到晚明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爆发出来的文化创造力。他们的编刊活动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仅就文学作品来看，就几乎囊括除长篇白话小说之外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精华，而且像《唐宋八大家文钞》《元曲选》“二拍”等光耀中国文学史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些望族的著述与编刊，就不可能诞生。更为难得的是，他们所刊之书，尤其是套色评本，不仅在当时非常畅销，而且至今影响深远，像凌濛初所刊《西厢记》是公认的《西厢记》刻本典范。因此，他们的编刊活动不仅是晚明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生动缩影，而且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传播和普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明清江南家族图书编刊活动研究，涉及家族文化、文学传播、书籍出版，是跨越文学、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社会学、出版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研究，很考验作者功力。陆林教授对该研究总结出了“文化视野、文献功力、文学重心”三大特点(见该书《前言》)，这是对该书非常贴切的一个评价，引述如下：

一是文化视野。作者对相关论题的研究，不是单一的视角，而是多维的，既扣住区域经济文化的特征，又注意梳理各大望族生成、发展的独特历史，综合运用家族学、地域学、心理学、统计学，去探讨家族书籍编刊和传播的各自特点和相关规律。同时，作者始终将阶段性的研究，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中，去把握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编刊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放眼现存所有古籍，去评价晚明湖州望族的“文化创造能量”。

二是文献功力。无论是家族生成、社会交游研究，还是编刊规律、版刻特点研究，其研究方法的核心就是文献学。前者，作者广泛利用家谱、乡镇志、文集、笔记等珍稀史料，在家族成员关系和师友宦游关系等方面，大大超出前人同题研究；后者，作者以实地调查、目验手翻为主，阅读、比勘了大批闵、凌、茅、臧编刊的现存古籍，纠正了前贤的许多误解，解决了一批疑难问题。

三是文学重心。作者研究四大望族的编刊活动，虽然系统介绍了经史子集各个方面，重点还在评述有关古代文学书籍的编刊。如凌濛初“二拍”、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臧懋循《元曲选》等，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典籍，本书对其编撰、刊行和传播的研究，不仅在个案研究的深度上超越前人，同时也揭示了望族文化活动对保存中国文化经典的重要作用。

最后想提及的是，如果作者对四大望族所刊书籍在市场方面的情况再进行深入挖掘，研究一下具体的传播途径和方法，必将为当代出版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传统文化走向市场等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不过，这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已表述的一样，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所以在书稿结项时，将原先的项目名称“晚明望族的文学编刊活动与传播研究”，删除了“传播”二字。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期待她以后在这方面能够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