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巧枝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汉语方言岛的研究将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进行沟通和融合。正因其特殊性，汉语方言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三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有关于汉语方言岛的选题，可见其正在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主要对20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汉语方言岛的研究进行梳理评述，并对学界研究较少的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提出研究思路。

一、汉语方言岛研究的分期

国内关于汉语方言岛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刊载于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本)。

20世纪80年代，汉语方言岛的调查研究逐渐展开。表现为：一些省、市的方言志上有较为翔实的方言岛描写，关于汉语方言岛的论文逐渐见于各学术期刊。如：李如龙、陈章太《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中国语文》1982年第1-6期)，崔荣昌《四川的客家人和客方言岛》(《龙门阵》1984年第21期)，黄家教《粤方言地区中的一个闽方言岛中山都隆话》(《中国语文》1985年第6期)，黄雪贞《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方言》1986年第2期)，崔荣昌、李锡梅《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方言》1986年第3期)，崔荣昌《四川达县“长沙话”记略》(《方言》1989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以描写方言岛的语音为主，也有少部分研究语音和词汇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的演变现象。周振鹤、游茹杰《方言与中国文化》[1]提出要把方言岛的研究与移民迁徙的地理分布和历时层次、历时行政地理沿革、权威土语的影响、语言接触等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汉语方言岛的研究有了质的突破。游汝杰《汉语方言岛及其文化背景》[2]161-167，对方言岛的含义、地理形状和类型、成因、演变作出精当的阐述，并列出当时已经发现的汉语方言岛。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3]对方言岛的含义进行了补充。庄初升《试论汉语方言岛》[4]66-69认为方言岛主要经由历代的移民运动(政治移民、军事移民、经济移民)而形成，其地理类型主要包括孤岛型、群岛型、列岛型，同时讨论了方言岛的双方言交际及周边方言对岛方言的影响，这为有关方言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何大安《方言接触与语言层次——以达县长沙话三类去声为例》[5]四分提出，汉语方言岛的研究必须突破单纯的静态描写的框架才能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代表了汉语方言岛研究的新思路。

21世纪以来，汉语方言岛的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除高质量的期刊类论文外，关于汉语方言岛研究的硕博学位论文、著作亦呈增长之势。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6]根据移民的原因差异，把大陆汉语地区的方言岛分为军队驻防、屯垦、战乱、逃荒、垦荒、流放六个类型。李如龙《汉语方言学》[7]提出形成方言岛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第一，移民人口要有一定数量，尤其是与当地人混居的，更要占有较大的比例；第二，移民的方言与原地方言应有较大差异，差异不大就容易一方被同化或形成混合型方言；第三，移民必须有较强的方言意识；第四，移民经济实力较强，文化较高，其方言是强势方言，就容易形成方言岛；第五，移民与当地原住居民之间是否有密切的交往，也是能否形成方言岛的原因之一。”曹志耘《论方言岛的形成和消亡——以吴徽语区为例》[8]28-35提出，“方言岛的最根本的特性是与大本营方言分离开来，同时他们多处于其他方言或语言的包围之中，面积一般较小”。贾洪伟《有关方言岛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思考——兼评〈北京官话方言岛研究〉》[9]137-142重述方言岛研究的历程，分析中外方言岛称谓的构成及称谓演变的历史，同时结合对社会语言学历史的反思，指出重新考察中国社会语言学历史的学科史意义。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学术论文还有黄晓东《浙江安吉县官话方言岛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吴伟军《从屯堡岛方言看早期贵州汉语方言的发展轨迹》(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陈小枫《中山隆都闽语的分区类属》(《方言》2007年第7期)，郭风岚《黑龙江站话的分布区域与归属》(《方言》2008年第1期)，宋伶俐、朴正俸《成都客家方言岛词汇使用现状调查——以“华阳凉水井客家话”为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杨荣华《语言认同与方言濒危：以辰州话方言岛为例》(《语言科学》2010年第4期)，陈荣泽《关中地区山东方言岛的语音特点》(《方言》2012年第3期)等。

二、汉语方言岛研究的成果

从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较为充分的是客家话方言岛、闵方言岛，其次是官话方言岛。此外关于吴方言岛、湘方言岛、赣方言岛、粤方言岛、民族语方言岛的研究也零星见于各学术期刊。

(一)客家话方言岛

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是用描写语言学方法调查并记录一种汉语单点方言的代表作，它第一次揭示了四川境内存在的客家话方言岛，为今天研究四川客家话方言岛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10]106-112黄雪贞《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11]116-122介绍了龙潭寺客家人的来历、客家话的语音特点，并将其与闽粤地区的客家话进行比较。李玉《大鹏客家话音韵特征探源》[12]90-93，110考察了大鹏客家话的声韵调系统，并对其与梅县方言做比较研究。何科根《广东中山翠亨客家话方言岛记略》[13]8-22描述了翠亨客家话的声韵调系统、语音特点、词汇和语法特色。陈晓锦《广西容县客家方言岛调查记》[14]205-214描述了容县客家方言岛的语言生活、语言心理，认为岛方言衰落的原因主要包括语言认同感下降、人数少居住分散、语言大环境的变迁等。廖明福、王若梅、郑朝晖《方言岛和方言濒危:廖姓两种不同方言岛濒危现象比较》[15]63-168从方言岛的形成和方言岛的消亡两方面，对发生在浙江和江西两个省份的两个廖姓家族方言岛进行研究和比较。认为与发生在浙江旧汤溪县珊瑚村廖姓家族的客家话方言岛稍微不同的是，解放前江西南康区北坑村廖姓家族的福建话方言岛形成和延续的主要原因有三，即宗亲合族群居﹑普遍存在的童养媳婚姻现象和强势男权治家治村；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该方言岛之所以面临濒危，跟上述三个现象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关。宋伶俐、朴正俸《成都客家方言岛词汇使用现状调查：以“华阳凉水井客家话”为例》[16]127-132以董同龢先生曾经考察过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作为调查对象，考察凉水井客家话词汇的使用现状，分析影响凉水井客家话词汇使用准确率的主要原因。

陈立中《湖南客家方言音韵研究》[17]，考察湖南客家人的分布及源流，比较湖南境内11个客方言点的语音系统并分析其语音演变规律，讨论湖南客方言的分区问题及归属。崔荣昌《四川境内的客方言》[18]，从语音、词汇、语法等角度探讨四川境内成都市郊、威远、仪陇、西昌等地客方言，通过大量历史文献、家谱等资料考察四川境内客家人的来源，对四川境内的客家人和客方言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二)闽方言岛

黄家教《一个粤方言地区中的方言岛——中山隆都话》[19]417-419，从语音角度证明隆都话属于闽方言；该作者另一研究成果《一个粤语化的闽方言——中山隆都话》[20]65-66，从词汇角度阐述了隆都话的闽方言特色。李如龙《澳腰莆田方言岛记略》[21]75-83分析了莆田方言岛的语音系统及语音特征，并考察其方言词汇。陈小枫《中山闽方言岛中的双言现象》[22]127-129从渊源、表现、稳定性与发展等方面,探讨了中山闽方言岛的双言现象。胡松柏《赣东北闽南方言略说》[23]114-121详述了赣东北闽南方言的分布、语音特色及内部差异。庄初升《论闽南方言岛》[24]5-13考察了闽南方言岛的地理分布、形成原因、语言生活现状，探讨其语言接触、语言演变。陈小枫《中山隆都闽语的分区类属》[25]79-88对隆都闽方言岛与福建境内的闽东、闽南、莆仙一带的闽方言的语音特点进行量化比较，进一步讨论其音系的类属；比较结果显示，隆都音系同时兼有福建闽海方言群中各分区的语音特征，是一种独特的混杂型音系。阮咏梅《浙江温岭的一个闽南方言岛——箬山话》[26]258-270考察箬山话的语音特点、连读变调、基本词汇，认为其保存了鲜明的闽南话特征,但在与温岭方言的长期接触中也带上了浓厚的吴语色彩，且生存空间正在逐渐萎缩。苏丽红《玉林茂林闽南话同音字汇》[27]5-13通过茂林闽南话的声韵调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描写揭示其音韵特点。陈小枫、许冬晖《中山南蓢闽方言岛音系中的两个层次》[28]58-68考察南萌闽方言岛语音系统，分析属于岛方言“自源层次”的白读层与来自包围方言的“异源层次”的文读层及渗透关系，探索方言岛演变规律。

(三)官话方言岛

为行文方便，此处把官话方言岛分为四部分：官话方言岛(不包括站话、军话及河南方言岛)、站话方言岛、军话方言岛、河南方言岛。

1.官话方言岛

张树铮《山东青州北城满族所保留的北京官话方言岛记略》[29]30-35考察北城满族的来源、北城满族的语用情况和北城话的特点，分析其得以保存的原因。黄晓东《浙江安吉县的三种官话方言岛》[30]57-61以浙江安吉县的三个方言岛为例，阐述了它们的形成历史和语言特点，并对其系属进行了讨论。杨荣华《语言认同与方言濒危：以辰州话方言岛为例》[31]394-401探讨讲话人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意识等语言认同因素对方言岛生命力的影响。陈荣泽《关中地区山东方言岛的语音特点》[32]211-221考察关东地区山东方言岛的分布与形成时间，分析其语音特点，并将之与源方言和周围的中原官话做比较。张倩《江西省信丰县城的官话方言岛》[33]106-113考察了信丰官话的形成原因、语言特点、使用情况，认为其属于濒危方言。潘洪钢《清代驻防八旗的“方言岛”现象》[34]66-71从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介绍了清代驻防八旗的“方言岛”形成的原因及其语言使用状况。

黄晓东《浙江安吉县的官话方言岛》[35]，考察了安吉县三种官话方言岛的语言状况和语言生活，分析其语言接触和语言演变，探讨语音演变的规律，提出了方言岛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重构源方言及确定音变发生的年代。

2.站话方言岛

游汝杰《黑龙江省的站人和站话述略》[36]142-147介绍了黑龙江站人的来源，站话的语音特色及站话的形成和衰退。陈立中、刘宇《黑龙江站话的濒危性质及研究意义》[37]14-17，从濒危语言的角度，考察了黑龙江站话濒危的原因、表现，以及将其列为濒危方言的必要性与研究意义。郭风岚《黑龙江站话的分布区域与归属》[38]76-80讨论了黑龙江站话方言岛的分布区域与归属问题。

陈立中《黑龙江站话研究》[39]，考察了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镇站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从声韵调及其配合关系和连读变调角度，分析茂兴镇站话的语音系统，对站话的固定短语、童谣民歌及站人作品等作出精当描述。该成果是研究黑龙江站人站话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军话方言岛

军话是由历史上的驻军或军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军话研究有助于对近代汉语共同语语音的构拟，对“方言岛”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及方言学理论的探讨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潘家懿《军话与广东平海“军声”》[40]41-47，介绍军话的形成的历史、分布的范围及其方言的性质,着重描写惠东县的“平海军声”。邓楠《祁门军话语音研究》[41]，考察祁门军话的语音系统，分析军话音系与中古切韵音系的对应规律，探讨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黄晓东《汉语军话概述》[42]21-27，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军话重新进行了定义, 概述了全国军话的地理分布和形成历史, 并归纳了军话的性质特点；最后指出, 军话作为一种濒危汉语方言, 具有重要而独特的研究价值。

邱学强《琼、粤军话研究》[43]，考察了军话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分析了语音、词汇、语法的特征，认为军话保留了明代“通语”的特点，讨论了军话研究的系列问题。

邱学强《军话研究》[44]，考察军话的历史来源，分析各地军话特点，运用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军话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军话的性质得出具有独创性的结论，并由此推断出军话的定义、归属和分类。该成果把军话研究从理论层面上大大推进了一步。

4.河南方言岛

郭熙、蔡国璐《丹阳市埤城的河南方言岛》[45]130-136考察了该方言岛的语音系统。郭熙《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46]120-125考察了江苏省南部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分析其形成的原因、类型及分布、特点，指出其给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带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其《对苏南地区河南话变化的初步考察》[47]66-72认为语言态度决定语言的发展方向，苏南地区河南话在方言的交融中形成、变化和发展，基本趋势是向普通话靠拢；其《苏南地区河南话的归属问题》[48]95-101认为苏南地区的“河南话”是河南方言的“域外”分支，是一种新的融合性的话，指出确定一种方言的归属要充分考虑语言认同、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黄晓东《浙江安吉县河南方言岛的内部接触与融合》[49]61-71，以浙江安吉县安城地区的河南方言岛为例，探讨方言岛的内部接触与融合问题。

(四)湘方言岛及其他

崔荣昌、李锡梅《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50]188-197考察了“老湖广话”的分布、来源及语音特点。崔荣昌《四川乐至县“靖州腔”音系》[51]42-51考察了乐至县“靖州腔”的分布、历史来源、音系；其《四川达县“长沙话”纪略》[52]20-29考察了达县“长沙话”的分布、历史来源、语音特点，并对一些常用词进行比较。尹蔚《四川达县新胜“长沙话”语音研究》[53]进一步考察了“长沙话”的语音系统以及文白异读情况，并对其与湖南长沙话进行比较。王太庆《铜陵方言记略》[54]99-119指出铜陵方言属吴方言岛，讨论了其声韵调特点及同音字汇。郭沈青《陕南赣方言岛》[55]81-87考察了陕南赣方言岛的分布、分析方言岛的语音特点、成因及与赣方言的异同。符镇南《黎语的方言岛——那斗话》[56]14-18考察了那斗话得语音特点，并分别从语音、词汇、语法角度比较那斗话与黎语的异同。林伦伦、洪英、雷楠 《潮安畲语及其台语底层词》[57]132-136认为潮安畲语为濒危畲语方言岛，并通过词汇分析其台语底层特征。

综上，目前关于汉语方言岛的研究大多是对单个方言岛的静态描写，而关于方言岛语言演变的动态分析及多个方言岛的比较研究成果还较少。

三、浙北地区的汉语方言岛

浙北地区的汉语方言岛是国内汉语方言岛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学界关于汉语方言岛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但关于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研究成果却较少。以下就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成因、独特性、研究价值和方向等进行分析。

(一)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成因

浙北地区的汉语方言岛主要位于浙江省湖州市下属的长兴、安吉两县，即苏浙皖交界地区，主要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运动。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湖州府属七县人口损失242.1万，战后仅存52.1万，人口损失率为82.3%。湖州府，当李秀成进军杭州之时，“郡中挈眷迁避者日夜不绝”，至长兴失陷，“士民或将家眷迁避于乡，或至上海，数日间迁去十之六七”，至咸丰十一年(1861)，湖州府城被太平军围困，“城内富绅多徙上洋(上海)，民人亦半播越”。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清政府施行招垦政策，继而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移民运动。同治六年(1867)至同治十年(1871)，长兴县人口一直是1万多户，2.2万丁口，同治十一年(1872)突增至3.6万户，8.0万丁口，人口突增的原因，除部分逃亡人口返乡外，还在于大量移民的迁入；同治十年(1871)，安吉县有移民3 291户，丁口10848口，移民占全县总人口的51%；光绪元年(1875)，孝丰县移民3 704户，棚民247户，占当年总人口的66%；武康与孝丰条件类似，其移民情况应大致相同；德清、乌程、归安三县的移民人口所占比例低于西部诸县；宣统三年(1911)，湖州府属七县总人口为103.8万，移民及其后裔约42.7万，占总人口的41.1%[58]178-180。

湖州地区的移民主要来自今河南省信阳市的光山、罗山二县，还有部分来自安徽、湖南、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及浙江省其他地区。长兴县“农民籍贯，以河南籍为最多，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本地籍占百分之四十弱，余均台、绍、温、金、湘、皖、江北等籍”[58]178-180。移民到来之初，因为要分享当地的土地、水利等资源，受到当地原有居民的排斥。为了开展生产生活，来自同一地方的移民自然聚居一处，形成村落，在村落内通行自己祖籍地的方言，这些方言完全不同于迁入地的已有方言。现在浙北地区存在的数十个河南方言岛(当地人称河南话)、十数个闽方言岛(当地人称平阳话)、十数个江淮官话方言岛(当地人称江北话/安庆话)便形成于此背景下。这也是处于苏浙皖交界地带的浙北地区的方言面貌复杂的主要原因。

(二)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独特性

其一，地理分布错综复杂。浙北地区汉语汉语方言岛的分布比较集中，呈网状型。按照地理类型，浙北地区的汉语方言岛属于群岛型的汉语方言岛。群岛型的汉语方言岛即“在一个方言区(片)中，几个甚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互不相连成片，而是被周围方言彼此隔离开来”[59]66-69。在长兴县的15个乡镇中，有13个乡镇分布有讲河南话(中原官话)的村落，9个乡镇分布有讲平阳话(浙南闽语)的村落。在安吉县的15个乡镇中，有13个乡镇分布有讲河南话(中原官话)的村落，6个乡镇分布有讲平阳话(浙南闽语)的村落。

其二，多方言现象突出。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多方言现象突出且方言之间差异明显。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长兴县内有分属于6个方言/次方言区(吴语、闽语、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畲话)的9种方言。具体表现为：既有属于中原官话的河南方言岛，还有属于闽语的平阳话方言岛，更有属于江淮官话的安庆话方言岛。吴语、闽语、官话的差异极大，互相之间是不能通话的。正因如此，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居民大多具有双方言或多方言的能力，该地区的语言接触现象亦较为突出。

(三)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研究价值和方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则能够较为精确地诠释出地域文化的精髓。方言岛的形成，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原因。因此，汉语方言岛的研究将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进行沟通和融合。浙北地区的汉语方言岛错综复杂，多种跨方言区的方言并列出现，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着汉语方言学、接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诸多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价值，这有助于浙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研究，从而可助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鉴于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特殊性，本文认为，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的研究，要结合其形成的原因、分布的特点、源方言、周边方言及方言地理分布等方面进行探讨；把方言岛的研究与移民迁徙的地理分布与历时层次、行政地理沿革、权威土语影响、语言接触等结合起来；把单字音的研究同词汇、句法、长篇语料等结合起来，通过静态描写和动态分析相结合，以及共时和历时的双向比较，对方言岛的语言接触与演变进行全面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