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华 杨 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交往互动日益频繁，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正按照建构主义所提出的利益与认同进行着国家身份的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逐渐在国际社会的利益互动中走到一起，而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由文化内容所决定，文化的建构影响着利益与认同。因此，身份具有天然的归属性特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行为体对自身身份的认定将直接影响有关利益和行为的决策。建构主义以国家社会本体论为核心，通过对国家身份的界定与建构不仅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创设了崭新的视角，而且为多元一体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可探讨的价值进路。

建构主义注重文化对国家行为体身份及利益的重要作用，认为集体身份是将行为体间的界限关系引向其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即认同(identification)。认同是在文化(观念)驱动下的认知过程，在过程演进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界限逐渐模糊，最终实现“自我”融入“他者”。历史上的东亚曾经存在文化近似统一、政治彼此承认的身份认同。到了近代，民族国家意志逐渐形成，区域行为体间的文化、身份认同意识愈加淡漠。直到今天，东亚国家在物质层面的沟通往来较为频繁，学界也习惯性地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视角评析东亚政治、安全和经济合作等问题。但是，在区域整体意志层面，则表现为区域集体身份的严重缺失，这也使得强调认同与结构的建构主义有了充分的解释空间。以中国、朝鲜、韩国、日本为主的东亚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在地域文化传统中铭刻着丰富的同质性内容，因此存在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东亚集体身份建构关乎东亚文明的延续和区域整体利益的发展，集体身份认同或许是一条促进东亚区域国家间相互信任、深度合作的有效路径。

一、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理论前提

在当今国际政治理论学界，文化认同使得集体身份认同已不再是理论假设，更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包括建构主义、文化规范理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诸多国际关系研究流派的一种基本共识。而建构主义理论具有明显的社会特质，强调由文化、价值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体实践的影响，认为影响人类社会局部走向的决定因素不仅是物质存在，还包括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实践活动。

首先，建构主义在承认物质因素客观性和作用性的基础上，重视以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视角剖析国际行为体间的物质实践与利益互动，认为国际关系是主体与结构相互建构的产物，这是对国际关系话语体系的极大完善。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明确了其理论建构原则：“(1)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shared ideas)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2)有目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1)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页。这使得建构主义区别于其他国际关系派别。建构主义认为，知识、观念、文化、认同才是真正赋予物质以实际内容和现实意义的主要力量。因此，要想促进区域的和平与合作，在国际社会的权力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必须首先获取文化和观念的优势。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文化要素构成包括集体身份认同、结构体系、制度规范等。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就需要依托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文化和观念的变化将引发结构的改变，在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要关注整个过程的演变。关系身份体系并非一成不变，施动者在互动中能够建构一种结构，同时也可以改变甚至瓦解这种结构，而决定建构或是解构的根本原因，仍在于文化和观念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媒介作用。

其次，对如何建构文化和集体身份认同，建构主义所拟定的认同生成和身份建构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值得学界关注的。按照温特的观点：“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之间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建构’施动者的问题。”(2)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24页。也就是说，行为体对明确自我身份的定位来自体系中的“他者”，而身份的定位必须依托于同“他者”互动实践。在有效的互动与认知的实践中，“自我”与“他者”逐渐产生共有知识和文化，甚至超越个体身份范畴而融合到一起，集体身份认同就此产生。“国际生活本体论具有‘社会’和‘建构’性质”(3)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363页。，行为体间的认知界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张力，差异行为体的归属身份渐进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将更具社会化体系身份和利益上的包容性。

最后，建构主义在身份建构中既强调观念、文化要素，也注重物质结构内容，这些都是建构认同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对体系、规范、制度的建构是构建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环节。身份不单纯是行为体互动的外显，同时也是行为体所处集体内部实质的展现。行为体具备内质特征与外部表现的原因在于特定的身份，身份既规定了自我认知，又源于该行为体与其他行为体的结构互动。所以，建构集体身份认同既要建构以共有文化为前提的内在特质，又要建构互动的体系、规范和制度结构，二者融会贯通、必不可少。国际制度是以国际规范为基础的，国际制度能够规范和约束行为体的实践行为。“当正常行为和非正常行为的相对期望效用发生变化的时候，结构也就发生变化。”(4)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328页。所以，在国际制度实践的互动中会生成一种共循文化，不仅能够催生认同，而且可以通过改变国际社会的建构方式、行为规范和管理原则来使主权国家尽量避免陷入现实政治的困境。

所以，选取建构主义理论视角的原因就在于其能够在事态发展的可能变化范围，关联起整个地缘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而建构起以东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与区域合作互动关系为中轴的分析框架，阐明东亚文化特质以及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对区域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从东亚各国自我身份建构、国家间身份建构以及集体身份建构中给出区域发展的合理方案。相比既有研究，从国际政治文化深层视角来解读东亚区域化、一体化的动力和特征，这对东亚形成地区性合力，打造东亚区域合作良好的文化基础，揭示文化与观念因素在区域和平与合作进程中的作用有一定的价值。

二、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现实条件

正如建构主义所指出的，集体身份认同是更高程度文化集体身份构建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内涵更加富有灵活性、包容性和实践性，易于摆脱现实主义的权力束缚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限制。从方法论的维度来看，区域集体身份认同的核心载体仍是文化区域主义，其生成过程以行为体间共有文化抵御不利环境的“抗逆性”和自主意愿作为基础条件。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本部分在观照建构主义对集体身份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基础上，对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共性基础、认同内生潜力以及客观现实挑战方面予以分析，以为集体身份认同建构路径的提出创设认识论基础。

(一)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文化共性基础

国际政治中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非物质力量决定的，共有观念的变化涉及集体身份构成问题，国家作为目的性行为体，其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5)谢桂娟：《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8—9页。就当今东亚地缘文化而言，呈现出多元而又复杂的样态，但区域内部的具体文化却渗透出诸多趋同性甚至是共性，这就为东亚集体身份的认同创造了可能。

着眼于韩国、日本文化的发展现实，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共有文化”，仍然深根固蒂地存在，并凭借其丰厚的底蕴和魅力持续影响着后世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华夷文化圈”所播散出的儒教道德取向，“家天下”的集体价值观念、“天人合一”、追求“和合”的精神引领早已深入各国家文化的内核体系。自从“华夷文化”远播国外被其他民族所认同，它便不再是中国所独有的知识，而是成为融于东亚整体区域文化演进的主流元素。即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大量引入西方文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全盘西化”的改造，但对集体价值观念的认同，包括体现东方儒教文化内核的“社会伦理”精神均没有发生彻底变革，正如东京大学教授佐藤康邦用“从外面看是资本主义，从里面看是社会主义”来形容日本社会的特性。(6)王屏：《建立“东亚”概念，重新认识东亚精神》，《环球时报》2004年6月22日，第15版。美国国际政治关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曾高度评价过儒学对亚洲经济发展的价值，认为“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7)张颂之：《对现代孔子神话的反思》，《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所以，东亚地缘共有价值观念已然深植区域内各国人民的主体意识形态中，虽然西方文化不时地跃动于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但集体共有文化仍然是地区保持主体价值的“灵魂”所在。集体身份将行为体间的关系引向一种认同，“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8)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第224页。因此，东亚主要行为体在近似或共有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存关系体系，是建构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前提。

(二)东亚文化特质的时代化潜力

区域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离不开兼具内生性和现代生命力的地缘整体文化的内核支撑。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作为东亚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主要行为体，在共同推进地缘文明演进的同时，也生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抗逆性”。这种“抗逆性”具体是指特有文化属性在历史进程中的生存潜力，特别是逆境发展中具有良好适应性的演进特征。建构主义极为重视文化的这一特殊属性，被视为集体身份认同建构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首先，东亚文化具有异于域外文化的根本特质，并且在步入现代社会后这些特质仍旧存在。所谓文化特质，是指地缘行为体在长期的历史文化传承中所积淀出的区域意识形态领域中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形态。就东亚文化特质而言，至今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根植于这片文化的土壤中，并且还在持续地建构其地域特有的文化内核。大卫·希区柯克以东亚和美国各界精英为调研对象，围绕最重要的6个社会价值和5个个人价值进行了问卷调查。东亚调研对象认为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排序如下：1.社会秩序；2.社会和谐；3.保证官员的可靠性；4.接受新思想；5.出版自由；6.尊重权威。而美国调研对象所选排序则是：1.出版自由；2.个人权利；3.个人自由；4.公开辩论；5.为自己考虑；6.官员的可靠性。显然，东亚更重视秩序、和谐、权威，而美国更强调个人权利、公开辩论和出版自由。而在最重要的个人价值中的“对他人尽责”，东亚的选择高达39%，而美国只有19%。(9)俞新天：《东亚认同感的胎动——从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可见，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东亚精英的价值逻辑中仍然有明显注重集体主义精神的东亚特质，东亚文化特质依旧显著。

其次，东亚价值内核在当代区域社会中张力依然存在。东亚文化的内核特质并非与现代社会地缘文化体系不兼容，东亚各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均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儒家政治文化的民本思想。儒家“伦理纲常”“尊师重教”等内容为现代国家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并且，儒教观念能够很好地化解现代性社会进程中出现的“不道德”问题。“和合”“仁义”等处世哲学依然存在于东亚内部社会中，既对个人与社会的实践活动具有价值引领意义，又在国际关系的互动中时而显现。事实证明，儒教文化已然根植于东亚各主要行为体的现有文化中，即使西方文化渗透至各国社会意识的多层维度，但是文化亲缘关系始终难以割裂，一些传统的共性主体价值仍然存在，并显示出区别于外域的特有东方文明底蕴。这种以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为纽带形成的共生关系是东亚国家集体身份形成的重要基础。

最后，东亚文化“抗逆性”的发展不在于因循守旧，而在于继往开来。在探讨东亚集体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我们时常会察觉到文化复古主义回潮的迹象。目前，虽然东亚社会发展已进入相对稳定期，但是就整个地缘交流与合作的现状而言，却不容乐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亚地缘安全、国家关系、区域秩序及区域治理均在急剧重塑，文化复古主义悖论的回潮难以避免。然而，文化复古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理想化解读，以及它与现代社会的完全不兼容的部分往往容易堕入被批判的境遇。因此，要想更好地实现东亚文化的“抗逆性”发展，就必须对传统文化予以合理化扬弃，实现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的调和。东亚文化的未来发展向度应是在凸显地域文化主体性、保留文化特质合理性的前提下，不断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新东亚文化。概而言之，东亚文化的“抗逆性”既存在于其区别于域外文化所固有的特质，又在于其在化解现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内生的巨大文化潜能。

(三)集体身份认同建构意愿不稳定

冷战结束后，韩国、朝鲜相继加入联合国组织，标志着东亚地缘格局正常关系的建立，地区正式步入彼此承认主权平等的区域社会。但这绝非意味着东亚集体身份的形成，日本始终摇摆于“东”“西”之间，韩国陷于不被西方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窘境，朝鲜则以“东北亚现状挑战者”身份存在，这些均表现出东亚国家对统一区位归属感和集体身份认同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民族主义情绪、域外力量的干预所导致的。但是，这些障碍性因素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冷战后的东亚发展史中，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集体身份认同建构意愿的不稳定性。

首先，历史遗留问题影响着东亚各国对集体身份认同的原初判断。纵览东亚近代历史，对区域人民影响最大的便是日本对中国以及朝鲜半岛所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即使时过境迁，也始终难以抚平被侵略国家的种种伤痛。其次，狭隘民族主义拒斥着东亚主体间的身份认同。学术界一般认为狭隘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将孤立、保守、排外视为其基本特征。(10)张淑娟：《狭隘民族主义的源与流：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学术界》2020年第11期。狭隘民族主义以本民族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为价值取向去揣度其他民族的意识观念。总的来说，集体忧患意识和民族优越心理构成了决定民族主义趋向的主要内容，而具体在东亚地缘民族间则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历史继承性。主要以皇权教化主义传统为表现的民族价值意识尚存，其实质是对集体身份认同的缺乏。二是区域战争意识遗存。二战和冷战所遗留下的民族、政治对立思维，致使共有集体身份认同观念被敌对的民族意识所割裂。最后，美国强权政治干预着东亚集体身份的认同。从区位角度来看，美国在东亚地理范围之外，但就影响总体地缘发展的因素而言，却是主导东亚区域格局的关键域外势力。究其原因，仍然是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意在凭借其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经贸势力权重的提升，实现对东亚区域力量的“再平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其在东亚地缘的利益之争，而且展现着美国文化中心主义的泛滥。可以说，美国强权政治对于东亚整体互信的构建并非决定性的，但却不容忽视。

三、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路径

建构主义认为区域集体身份形成的关键在于地缘行为体间互动性实践的发展，而文化区域合作无疑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核心要素，在此过程演进中，国家会对自己的身份进行重塑，经过认知甚至认同后而重塑的身份将渗透出顾他性与共有性特征。国家间的互动实践既可以对最初的利己主义的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进行再造，也可能将结构转变为一个关注集体和具有顾他性的结构。(11)谢桂娟：《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第183页。就人类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种群、民族都是由分散走向统一的演进过程，由区域文化认同走向对集体身份的认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样，这一理论也适用于东亚地区。然而，东亚历史沿革的复杂性以及各国现实发展的不均衡性决定了集体身份认同建构过程的漫长性。所以，东亚各行为体应整合益于东亚发展的共性因素，使其转化为积极推动现实发展的关键力量，进而加速东亚集体身份的认同进程。

(一)把握共性文化前提

在建构主义看来，文化共性是国家行为体实现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前提。文化共性—身份意识是区域一体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软件，只有建立 “我们感”—集体认同意识，区域一体化的建设才有可能。(12)蔡美花：《东北亚区域合作路径与文化认同》，《东疆学刊》2015年第1期。共性文化不仅能够建构国家身份及利益，而且还能进一步促进行为体间的合作。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近些年，韩国、日本在西方国际阵营中的尴尬位置便是最好的佐证。一方面难以彻底剔除传统文化的庞大根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东亚文化的强大时代张力。虽然二者均坚持其文化在亚洲的特殊性，但现实却映照出二者难以真正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圈的被动境遇，回归东亚、认同区域集体身份无疑是日韩寻求意识形态归属的必由之路。因此，共有文化影响着东亚集体身份的最终归属，也决定着整个区域发展的未来走向，东亚国家需要一同努力夯实文化共性基础，共寻文化共性交流支点，同释东亚文明圈内含的共有价值。

(二)调和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

共有文化曾在东亚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塑造了各主要行为体对区域集体身份的认同，作为“天下”体系的结构性观念支撑，对维持当时地缘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等方面饱受冲击，东亚秩序结构性的转变使得传统观念需经现代话语的转换才能被现代地缘话语体系所接受，实现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的调和十分必要。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东亚已经是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环，未来的东亚文化应是在坚持区域文化主体性、保留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广泛汲取其他文化精华的一种文化多元化视角下的新东亚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更多指向民族层面和地域层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传统观念无视与逃离西方文化不同，现代意义上的东亚文化集体身份认同建构应更加注重包容式的多层次推动，坚持文化开放主义，与世界多元文化碰撞，在辨析多元文化差异的同时加深对东亚文化的深层思考；坚持扬弃与首创相结合，使东亚文化认同摆脱民族和区域的束缚，构建超越民族地域的“抗逆性”东亚文化共同体，赋予区域文化以世界意义。世界越来越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传统观念上东亚文化的“抗逆性”应建立在其现代价值的时代彰显，即能否回答现代性问题。

(三)积极化解历史积怨

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东亚各国互信机制的建立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老一代领导人率先垂范，站在中日间世代友好发展需要的立场，主动放弃巨额战争赔款，意在推动中日关系面向未来。但是，睦邻友好关系乃至彼此身份认同，绝非一个国家单方面付诸努力所能改善，而是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如果日本不能真诚反省其侵略行径，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肃清本国史观教育，那么就很难同地缘受害国家建立真正的互信机制，进而影响多方领域的深入合作。中国同日本、韩国建交以后，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率持续保持在20%左右，贸易总额更是逐年攀升。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14)《中国同韩国的关系》，2022年5月1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sbgx_676528/，2022年6月2日。显而易见，自建交后中国与日、韩两国的经贸往来是互惠互利的。而更为深层的集体意志表达则体现在区域危机爆发时，各行为体在应对共有危机的互动实践过程。例如，在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为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中国、日本、韩国积极推动东盟“10+3”机制的建立；又如，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再次显现出集体意志的共同表达，整个东亚各主要行为体无论是国家官方还是民间组织，均传达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集体情怀。这种在危难时期的诚意表达，体现出共有文化对国家行为体意志的深远影响。事实证明，只要东亚各国在处理彼此间历史、现实遗留问题时能够正视历史和现实，秉持包容与谅解的态度，就利于建立起互信机制，推动区域整体的集体身份认同向前发展。

(四)推进区域合作物质化进程

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行为体间存在多层次的身份认同，而只有实现集体身份认同的前提下才能保障行为体间真实、持久、深层的合作实践。因此，集体身份认同对地缘合作实践影响巨大，相反在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也离不开区域合作实践的有效开展。生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而区域合作正是国际关系互动的主要实践载体，区域行为体在合作中实现对各自身份的再界定使国家身份通过深入地了解和认知向合作性与顾他性转变。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能够使原初的利己主义身份演化为对长远区域整体利益考量的顾他性结构。所以，建构主义始终强调行为体互动实践是国际身份转变的客观物质性前提。全球化时代使得东亚地缘国家所交织的共同利益愈来愈多，但就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现状所表现出的不均衡态势，即经济合作明显超出政治和安全合作，特别是有关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无疑成为东亚各国所要面对的共同挑战。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行为体命运相连、彼此相依，区域主义的多元性及复杂性构成了东亚地区合作的困境现实，仅凭少数个体国家难以应对地区整体问题，这也为集体身份认同创设了潜在的发展空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增强了东亚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互信，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同时也促使东亚国家共同命运感的增强。(15)谢桂娟：《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第185页。

(五)弱化美国在域外的干扰作用

就区位而言，美国属于东亚域外国家，但就整体地缘格局的影响因素而言，其势力不容忽视。美国始终将东亚地区视为其全球战略体系的一部分，对一些国家进行多领域的干涉，意欲持续强化东亚行为体对其世界中心地位的认同。显而易见，这是不利于东亚地区现实发展的，具体来说就是美国这一域外霸权国介入导致该地区集体身份认同的混乱。(16)谢桂娟：《东北亚国家集体身份建构与区域合作——一种区域整体视角的研究》，第192页。因此，要想完成对东亚国家集体身份的构建，势必要弱化美国的强势存在，否则东亚国家集体身份的认同将无从谈起。与此同时，我们能够看到，现下美国的霸权势力正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正逐渐步入多极化，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即便“一超多强”的局面仍未被完全打破；其次，多极化的发展已经使得国际各大经济体从中获益，多极化有利于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积极推进多极发展的势头会愈发强劲；最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渐近弱化，加之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良好态势，必然会阻碍美国的霸权行径。所以，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霸权文化的感召力不具有持久性，美国对于东亚的主导只是暂时的，并会在区域共有文化张力的影响下逐渐被弱化，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局面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再次出现。

四、结论

总之，东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东亚集体身份认同仍处于萌芽阶段，客观原因在于各主要行为体间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水平的差异。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世界发展大势已然被东亚各国所关注，但如何实现区域化、一体化，将是协调平衡集体意愿、加深体系化合作的过程。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当下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向度应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多元与多边互信合作的一体化。面对未来区域发展的诸多挑战，只有把握身份认同的适时契机，共寻区域文化共融的协作基点，携手推进区域物质化合作进程，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的合力与优势方能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