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娜

引言：童话改写的社会历史视野

童话在不断地适应和改写中参与社会文明化的进程，这是童话变异发展的规律，也是童话传承的历史。童话从口头民间故事发展而来，经由书面记录和改写，进入文学系统，成为文学童话。西方文学童话在17世纪至19世纪逐渐被体制化，从而成为齐普斯主张利用民间故事和童话中的母题以及其他奇幻元素对传统经典童话进行颠覆，以继承童话传统，并继续书写童话的历史。其实传统经典童话作为民间故事被不断改写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想象和幻想被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工具化之后产生的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同样也是想象力被逐渐固化的产物。某种意义上童话的发展史就是童话的改写史，因此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传统经典童话势必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很有必要对传统经典童话进行各种形式的改写，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传统童话资源在当下社会中的作用。但是，具体到操作层面，改写的原则、改写的方向、改写的方法、改写的形式是什么，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齐普斯基于20世纪西方经典童话发展史的童话改写研究对于当下中国传统童话的改写及其资源转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0世纪，西方出现了很多反传统的童话写作。反传统的童话作家们一直努力试图通过对传统经典童话模式的背离来改变文明进程。“他们介入童话话语以试图改变文明进程，第一步是让自己从传统的写作思想和阐释方式中抽离出来，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从而从心理和社会层面得到一种真实的感觉，或者寻求非异化环境下‘纯粹’的家园的意义”。(1)Jack Zipes,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77.童话作家改变了传统叙事，通过激发读者反思社会化进程的条件和局限，进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给出了他们心中理想的家园，从而将反主流的意愿通过疏离和陌生化的技巧展现出来，不再依赖于传统民间童话的大团圆结局的假象，而是通过不和谐的音符打破叠加的幻想，目的是让读者感受到现实的不足，以及在社会中个人内心愿望实现的可能。

一、西方经典童话改写的道德原则

齐普斯发现，在过去5个世纪里，西方大约有50到75个常见的故事被以各种形式讲述，这些故事被不断改写，并逐渐适应环境。齐普斯认为，某些母题像基因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比如，关于人类欲望和冲突的故事母题会比较吸引人。在他看来，因为这些故事深深地触动了人类的本能，因此注定了这些故事母题会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和改变不断发展的环境。齐普斯认为，在此过程中，童话的变异和发展历史与文化的变化发展是平行的。特别将口头民间童话书写下来不单单是为了记录，通常是为了传承集体的文化和智慧，包括对日常生活的审美习惯、面对困境时的生存法则、解决矛盾时的道德准则等，这些生存法则和道德准则在童话的不断讲述和改写中参与社会文明的互动，促使人类反思道德和人性，从而有利于实现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福祉。

从齐普斯的童话改写研究中，可以发现他非常重视道德原则。通过追溯童话的起源、构建童话的发展史、关注童话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齐普斯已经将童话文体放入广义的意识形态中。在此过程中，他不仅重视童话改写者的个体意识形态以及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他还非常关注童话的美学意识形态，即关注童话话语的结构体系以及话语内部之间的关联，尤其童话文体在演化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改写进而适应社会的原则，即道德原则。他认为：“童话包含了一个道德准则，反映了人类作为一种道德动物的基本本能，并为了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幸福，提出了引导这些本能的方法。”(2)Jack Zipes, Why Fairy Tales Stick: The Evolution and Relevance of a Genr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130.道德的存在是相对于人的本能而言的，当周围的环境与人的本能发生背离时，人要面对着道德的选择，某种程度上道德起着约束人类欲望本能的作用，如斯宾诺莎所言“只要我们对于我们的情感还缺乏完备的知识时，我们最好是定立一个正确的生活指针或确定的生活信条，谨记勿忘，不断地应用他们来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特殊事故，这样庶可使我们的想象力受到这些指针和信条的深刻影响。”(3)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46页。因此，童话作为反映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艺术表现形式，反映着人类本能与现实的种种冲突，同时遵从道德原则，以此通过它特殊的文体形式给出人类解决冲突的答案，就像传统童话中的大团圆结局，以及反传统童话中发人深思的启迪一样，让人看到希望。故而，童话作为一种文体，在其改写发展史中，依然遵从这样的道德原则，以此保证童话参与文明进程的重要价值和作用。这也是“为何这些故事需要被重述下来，以此让我们对不曾预期的未来有所了知和准备，某一故事类型越普遍，那么它的适用性就越强，它就能够越发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4)Jack Zipes, Why Fairy Tales Stick: The Evolution and Relevance of a Genre, p.131.这也是为何诸如《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等所代表的故事类型，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以各种形式被不断讲述和传播。很多当代作家对传统童话进行重新利用和改写，尽管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改写的流派和特色也有差异：有些作家为了经济利益，对其要么进行添枝加叶的改变，要么进行削足适履的改写，为迎合当代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从中牟利；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对其进行谨慎的改写。总体而言，这些改写与重写大多表现出了反传统的倾向，但是在文本内容改写过程中，对道德原则的把握，决定了对童话文体本身的继承和发展。

二、西方经典童话改写的三大特色

将童话作为一种文体进行话语体系的社会历史考量，是齐普斯童话理论研究的新视野，这就决定了齐普斯在研究童话时，继承了詹姆逊的总体化、中介化、历史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批评原则，非常关注童话文本内部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此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开放的思维研究童话这一具有悠久民间历史传统的文体形式。通过对齐普斯童话研究作品的分类以及对其研究脉络的梳理，可以发现他对西方童话历史的构建以社会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为维度，因此相应地，他对后传统时代童话的研究，即传统经典童话的改写研究亦呈现出这样的意识形态维度，大体表现出三大特色：对传统经典童话的社会政治改写，对传统经典童话的女性主义改写，对传统经典童话的儿童文学改写。

(一)对传统经典童话的社会政治改写

历史意义上，对传统经典童话的社会政治改写的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经典童话的地位被确立后。尽管广义上，对口头民间故事阶段的童话进行社会政治改写是伴随着文学童话的产生而兴起的，尤其16世纪意大利的斯特拉帕罗拉和巴塞尔将口头民间故事中的元素引入文学，“对特定社会、阶级和群体的规范和习俗的象征性评论，说明他们的行为和关系如何能引领他们得到成功和快乐，”(5)杰克·齐普斯：《迈向文学童话的定义》，张举文译，《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5期。以此开启了童话改写的新纪元。但是随着19世纪经典童话的地位被确立后，有些作家从中发现了文学童话的经济利益，而更具批判性的作家发现了传统文学童话对民间故事改写中存在着保守的、落后的观念，他们发现传统文学童话根本上只是用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工具，因此需要打破这一桎梏。这一时期包括乔治·麦克唐纳、奥斯卡·王尔德以及李 ·法兰克·鲍姆在内的许多欧洲和美国作家开启了反对传统经典童话的序幕。在他们的作品中通过对传统经典童话的改写，表现出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希望，这一浪潮随后逐渐衰微。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传统经典童话的改写再次兴起，齐普斯对这一时期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这些作家利用传统童话中的视角、类型、母题等创作出新的故事。通过不同的写作技巧，结合作者的写作需求，将这些传统童话中的元素进行融合和变形，从而形成与传统童话具有关联性和差异性的新作品，正是通过这种关联性，新的作品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互文意义，而差异性则是对传统文本的革新和颠覆，传统童话和新文本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则揭露了新的社会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矛盾。齐普斯认为，这些60年代的童话作品尤其揭示了文化工业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突出矛盾，这些作品旨在通过改写解构原有的社会化标准，同时建构新的社会标准，以期为社会化进程提供新的方向。齐普斯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分析了这些童话作品中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而且探索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这一研究方法一方面为传统童话在后文化工业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另一方面充分挖掘了童话这一文学类型所具有的解放性潜力。

齐普斯通过将传统童话文本和改写后的童话作品进行比较，尤其通过两者内容和形式的比较，分析改写后的作品所运用的文学手法、语言特色、母题变化、结构安排、情节处理等，从而引发读者的思考。齐普斯不仅翻译了第一版的《格林童话》，而且是《格林童话》的研究专家，在很长一段时期，他关注与《格林童话》相关的一切活动，可以说他的童话理论是在对包括《格林童话》在内的许多童话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他格外关注基于《格林童话》的童话改写，比如他对《耶那赫讲述格林童话》(JanoschTellsGrimm’sFairyTales)进行了深入研究。前者通过现代的俚语、习语表达以尖刻的方式讲述了55篇格林童话，该书作者耶那赫关注这些作品中的内容和形式，通过戏仿试图寻找内容和形式之间的最大张力，进而让读者发现现代繁荣社会中存在的令人悲哀的生存状况。齐普斯认为新作品的作者对每则故事都进行了情节和人物的翻转或者增加新的事件，试图解开格林兄弟版每则故事背后的社会化过程，尽管这种翻转还不足以达到给人彻底解放性的启示，但是至少能够触发读者的思考，因为作者对现有既定的生活和思考方式进行了大胆的嘲讽。(6)Jack Zipes,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p.76.像《青蛙王子》这一童话，耶那赫版本的与格林兄弟版本的就有很大不同，在耶那赫版本中，这个青蛙将他的球丢失之后被一丑陋的女孩捡到，并被其追求，该青蛙被父亲逼迫在水下王宫里娶这一讨厌的女孩为妻。女孩的纠缠让青蛙王子非常恼火，王子试图将其闷死，这一举动将女孩变成了青蛙公主，然后就和青蛙王子结了婚。她说她本来是一个青蛙公主被人类抓住，但是为了逃脱人类对她的残杀，她变成了一位丑陋的女孩。正是她丑陋的样子让人类不敢娶她，才使她有机会重新变回青蛙公主。这样的翻转不仅颠覆了传统《格林童话》中的人物角色和情节安排，而且将传统故事放在新的社会中，揭示了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对自然和动物带来的威胁，展示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齐普斯认为，新作品的作者通过翻转的方式对这些故事进行了改写，打破了读者预期的社会背景，不仅对格林兄弟是一种嘲讽，对二战后德国所谓的经济繁荣的虚伪性也提出了批判。通过批判性的改写，作者试图寻找原著中缺少的质疑精神。(7)Jack Zipes,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p.76.齐普斯一直关注童话中的社会政治因素，以期揭示童话具有的解放性潜能，因为童话以最简单的隐喻形式表达了对纯粹真相和幸福的追求，以及对社会乌托邦的向往。

20世纪的西方社会风起云涌，战争和社会变革层出不穷，许多作家运用各种手段对童话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进行改写，以揭示当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而童话根本上作为口头民间故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承担着记录、总结、反思、质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功能，是人类集体智慧应对不同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晶，所以对传统经典童话的社会政治改写研究是齐普斯童话改写研究的重要维度，体现了童话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呈现，也是童话作为变异发展中的文学类别不断适应社会，寻求自身发展的强劲动力。

(二)对传统经典童话的女性主义改写和再创作

17世纪法国宫廷出现了一批作家，他们自己改写和创作童话，然后在文化沙龙里互相交流，以期对宫廷生活和文化斗争以及女性地位等社会问题进行批判。他们从意大利前辈那里学习了叙述策略，并吸取民间故事中的故事情节创作出了文学童话,从此“童话”一词作为一种题材出现在了文学史上，而且口头民间故事与文学传统的融合也代表了童话的体制化，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文学童话具有了经典童话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自从“童话”一词产生以来，它与女性便具有了紧密的联系。

到了20世纪，西方女性运动的兴起促使了对传统经典童话的女性主义改写，产生了许多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女性地位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Emma Donoghue)的《亲吻女巫：新形式里的旧故事》系列丛书中的《老姑娘的故事》就对12个传统经典故事进行了改写和重述，其中每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就会成为下个故事中的叙述者，以此将故事串联起来对当代女性面临的困境提出思考。(8)Jack Zipes,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The Classical Genre for Children and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p.76.通过对20世纪西方主要童话作家作品的分析，齐普斯认为，像安妮·舍克顿(Anne Sexton)、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欧加·布曼斯(Olga Broumas)、坦尼斯·李(Tanith Lee)等作家，对《格林童话》等传统经典童话进行反传统的女性主义改写，或者利用传统经典童话中的元素进行再创作，以重新认识原文本中的性别关系和当下的社会状况。

齐普斯以《白雪公主》为例分析了反传统文本与传统文本的差异，指出反传统文本的作者通过对传统文本中的母题等元素重新利用，反映了一定时代性别差异导致的道德缺失的悲哀。《白雪公主》最早出现在格林兄弟1810年的纽伦堡手稿中，其中题目是《小白雪公主》(LittleSnowWhite)主要描述了一位不信上帝的母亲因为自己的女儿比自己漂亮，受到魔镜的蛊惑出于强烈的嫉妒之心,多次试图害自己的女儿，而最终丧失自己性命的故事。到了1857年版的《白雪公主》中，尽管换成了继母和白雪公主之间的故事，但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斗争仍是该童话的主要母题之一。

《白雪公主》从问世以来就被人们从多方面进行解读和研究，这些研究通常认为这是两个女人在父权制社会中为取悦男性而进行的斗争，反映了西方父权制社会中“天使般的女人与猛兽般的女人之间本质而难以理解的关系。”(9)Sandra M. 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1979, p.36.这样基于西方父权思想而产生的分析会让人们觉得女性是社会制度的无辜受害者，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齐普斯借助于女性心理分析让我们明白为何《白雪公主》具有如此的生命力。在当代社会中，关于白雪公主和继母之间的争斗还需从另一角度理解，即女性的本能和欲望也是造成她们各自命运的主要原因。尽管女性是社会的受害者，但她们也是自己命运的掌控者，她们的命运如此，也是其失控于自己本能和欲望的结果，即她们的欲望与社会道德出现了背离的结果。对于女性而言，在吸引异性时如何做到既满足于自己的愿望，又不伤害侵犯自己利益的竞争者，这样的主题也是现代社会很多女性遇到的两难境地，正是这种两难造就了很多反传统作品的出现，让读者对该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

齐普斯分析了英国一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坦尼斯·李对《白雪公主》进行的反传统改写和创作。她分别于1983年创作了《红如血》(RedasBlood)，1993年创作了《落雪》(Snow-Drop)。在这两部作品中，她都对《白雪公主》中的母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利用，关注女性被失控的本性所驱使而产生的一系列故事。而坦尼斯·李在2000年创作的《白如雪》(WhiteasSnow)则在前两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女性之间的竞争以及男性倚强凌弱的掠夺本性。该故事尽管融合了希腊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和冥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神话，将背景设置在公元3世纪的意大利，但却是对我们当代社会里现实生活的一种隐喻性反映。故事将《白雪公主》中白雪公主和小矮人的情节融合在以上两则神话的主线中，集中描述了女主人公阿帕扎娅的命运变迁和感情纠葛。(10)Tanith Lee, White as Snow, New York: TOR, 2000, p.38.这则改编而来的童话小说探讨了社会中基于性别而产生的权力斗争和道德冲突。故事充满了讽刺，也充满了矛盾，所以作者在故事最后用“血”这种模棱两可的色彩不仅表达出故事中血腥的场面，而且暗示着故事中嗜血的人物角色，注定在没有道德约束的强权统治下无法获得最终的幸福。

作为英国杰出的幻想作家，坦尼斯·李在这篇改写的故事中并没有设置幸福的结局。她通过怪异的视角、忧郁的视野、骇人听闻的描述在童话话语中展现了女性之间残酷的竞争。坦尼斯·李通过夸张和神秘的隐喻对传统经典童话进行改写，使这些故事与我们现代生活发生关联，旨在说明在一个没有道德规范的社会中很难做出道德的选择，但即便如此，依然要相信只有通过相互观照才能获得生存。(11)Jack Zipes, Why Fairy Tales Stick: The Evolution and Relevance of a Genre, p.139.

在关注传统经典童话的女性主义改写时，齐普斯更多地关注传统童话母题重组以及童话主题翻转后带来的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女性地位的思考。通过研究传统经典童话改写中的女性问题，齐普斯充分凸显了童话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启发人们思考现实中女性面临的各种困境，从而建立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两性关系和良性的社会生态。

(三)对传统经典童话的儿童文学改写

20世纪对传统经典童话反传统改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儿童观照。尽管童话的产生和19世纪以前童话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因为儿童而存在的，但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儿童养育观的发展，社会意义上儿童身份的确立，童话的儿童文学功能逐渐凸显。齐普斯梳理了童话儿童化转向的历史，认为针对儿童的童话的出现是童话适应社会发展，特别是由于儿童逐渐作为成人关注的对象而产生的。作为体制化的童话自17世纪法国贵族的沙龙游戏中萌芽以来，除了表达成人的需要，特别是贵族女性的社会诉求以外，也逐渐关注女孩及其他儿童：一方面为儿童提供读物，另一方面通过改写提高儿童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意识，这种倾向从法国向整个欧洲及美国蔓延。受法国文学童话的影响，德国的查尔斯·约瑟夫梅耶将许多法国童话翻译并结集，删除许多不适合儿童的色情及讽刺成分，这种对法国童话的改写出现了第一部针对儿童的童话《棕榈叶》。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使得面向成人的童话形成了与社会、政治对话的局面，但是针对儿童读者来说，当时的很多传统童话并不适合儿童阅读，特别随着中产阶级儿童养育观念的兴起，需要专门针对儿童的童话。《格林童话》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的变化就是逐渐儿童化的过程，而且从1830年到1900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批面向儿童读者的文学童话作品，比如安徒生童话等，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儿童生育高峰，最终带来了儿童文学童话的空前繁荣。

齐普斯并不认为这些面向儿童读者的童话就是儿童文学。首先，他借助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概念，对西方的儿童文学观进行评析。西方在评价儿童文学时把儿童文学当成了文化资本，以此专门有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别，这种倾向其实是成人的一种发明和幻想，是成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明出来的文学类别，他们试图以此建立儿童文学的标准，从而让下一代的作家们有所规范。通过对西方“儿童文学”概念的考察，齐普斯认为这些概念的产生大都基于儿童文学的商品价值，因此他认为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儿童文学。其次，齐普斯从语义的角度剖析了“儿童文学”的内涵。他认为 “儿童文学”一词的英语表达是“Children’s literature”，其意义为“属于儿童的文学”，即儿童在儿童文学的体制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包括儿童在儿童文学的生产、发展、接受中是主角。但是从童话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童话从来都不是专门为儿童而存在的，即使在19世纪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儿童观，但完全不是严格意义上“儿童的文学”，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文学在齐普斯看来并不存在。但要真正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需要了解儿童文学在当下的体制，即在文化工业社会背景下儿童文学的生产、发展、接受，齐普斯借用了“儿童文学”这一范畴概念来指针对青少年和年轻人的作品，齐普斯在其主编的《诺顿儿童文学选集》的前言中对儿童文学所做了这样的界定：“儿童文学是以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为本位，具有契合其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艺术特征，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12)Jack Zipe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5, p.2.由此可见，齐普斯尽量弥合“儿童文学”的传统意义与内涵意义的差异，通过重新界定“儿童文学”的意义，来区分广义的儿童文学和具有儿童本位意识的儿童文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齐普斯特别通过对英美作家的儿童幻想作品的研究，试图对传统的“儿童文学”概念提出挑战。

儿童文学的生产、流通、传播、接受是研究其内涵的重要维度。齐普斯试图根据文化工业背景下的社会现状探讨儿童文学的生产。文化工业背景下的市场体系和教育体系中的很多成员，包括很多教师、作家、学者、评论家等都可能参与到儿童作品的创作中，成为暂时或者固定的儿童文学作家，因此针对儿童文学作家这一群体存在的问题，齐普斯认为很有必要界定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即专门为儿童创作作品的作家。“像所有的作家一样，儿童作品的作者主要通过象征和符号、经验和心理幻想对他们的存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概念化和物化。”(13)Jack Zipes,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43.儿童作品的作家实际上是在文化和语言的框架下写下经验和心理活动，以此对这些象征性的所指和符号赋予生命，而且儿童作品的作家相比成人作品的作家，更多考虑到读者和审查制度，在写作过程中要找到合适儿童的叙述声音、视角、形象，其中会考虑到读者的年龄、文化、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甚至会重新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以此基于各种因素创作出作品，重新讨论关于儿童和童年的各种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可能的选择，这样的儿童作品才是真正负责的儿童作品。在儿童文学的体制中，一旦作者完成作品，作品的接受好像由市场决定，但实际上作者对作品是否负责也会影响到作品的接受，因此齐普斯认为真正的儿童文学是作品在生产、流通、接受中都以儿童的需求为核心的作品。以此认识观照所谓的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很多作品都是成人基于培养儿童的社会规范、性情礼仪、阅读能力等各种目的而创作的，甚至纯粹是为了迎合家庭和市场的需求而试图获得更多经济利益而创作的，但根本上并没有探讨儿童的需求，所以齐普斯认为这些并非真正的儿童文学。

既然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并不存在，齐普斯呼吁真正基于儿童需要的儿童文学的出现。“我建议我们应该将儿童的阅读习惯中的互文性考虑在内，并且和儿童一起研究各种类型的儿童文学，以此让儿童以及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可以学习和使用语言符号，并最终获得快乐和成长。在此过程中，儿童将学会区分鉴别以及做出有价值的判断；在面对加之于和作用于他们的各种社会经济势力时，他们能够批判地和充满想象地与此斗争。”(14)Jack Zipes, 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 p.59.由此可见，在儿童文学的体制下考虑儿童文学的功能才有意义，否则，面对文化工业儿童文学的阅读和欣赏将会变成单纯的消费行为。而对于文化大工业中受到市场消费主义严重影响的成人和儿童，他们在生产和阅读儿童文学时不免盲目地受到市场的影响。因此，作为研究儿童文学的学者同时也是儿童文学的评价者，应该在儿童文学的价值评判上发挥重要作用，以减小市场对儿童文学商品化的侵蚀，反而能够充分利用市场的交换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真正的儿童文学的使用价值，即发挥儿童文学在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上的作用，从而引领儿童建立具有人文关怀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儿童文学价值的评价在当下的儿童文学体制中尤其重要，因此，齐普斯提出，我们在评价儿童文学时需要在三方面做出努力，来帮助我们认识儿童文学的真正价值以及该领域内存在的矛盾。首先，要认识到我们对儿童文学存在的误解，并能够对目前文化实践中影响儿童文学研究的行为和语言体系进行反思。其次，需要提高我们对自己“惯习”的自觉意识，通过质疑目前对儿童文学的评价过程，能够对我们的原有立场进行颠覆。第三，需要在儿童文学的实践中具有社会批判性。(15)Jack Zipes, 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pp.76-77.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负责任的儿童文学在教育和引领儿童发展和成长中的作用，让儿童能够在复杂社会现实中建立起独立健康的人格。

齐普斯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阐述西方传统经典童话的儿童文学化改写和再创造。英美等国的许多优秀作家对传统经典童话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儿童文学改写，如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和莫瑞斯·森达克(Maurice Sendak)以不同的方式对《格林童话》进行改写，他们的两卷本《刺柏树和格林的其他故事》(TheJuniperTreeandOtherTalesfromGrimm)选择了《格林童话》中的27个故事，并在改写中突出了儿童虐待和压迫等问题。其中《刺柏树》主要讲述了一位邪恶的继母将其继子杀死，并将其炖后让其父食用，死去的继子在一个小鸟的帮助下复仇，而这只小鸟来自继子死去的亲生母亲坟墓边的一棵刺柏树。这样的作品也许有点残忍，但是作者通过对传统童话的改写，引发读者关注强权下的弱小儿童，进而让人们关注成人及父母对儿童的操控，发现儿童在面对虐待和灾难时惊人的生存能力，促使读者发现传统经典童话在当今社会的意义。对于《哈利·波特》这类系列作品，齐普斯从他的儿童文学观出发，认为这样的作品并非负责任的儿童文学，因为在他看来该作品完全是公式化的写作，缺少批判性和人文性，而且是文化工业下文化商品化的结果。其实，《哈利·波特》在世界范围内受到热捧的现象值得反思，清醒的人们应该反思真正的儿童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些所谓的面向儿童和青年的文学又是什么。

齐普斯以《哈利·波特》为例，探讨了该作品的价值和文化内涵。他不仅研究作品本身的价值，而且研究了这类作品创作和接受的背景，其中考虑到了教育、家庭、传媒、市场等多种因素。经过对这些因素的考察，他认为与其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相比，《哈利·波特》并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而该作品情节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情节的传统性、可预见性以及结尾的大团圆。故事的主人公哈利·波特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在齐普斯看来是一个被选中的英雄，被强大的力量召唤去拯救黑暗中的世界，这一人物形象的功能和《格林童话》中的大拇指、杰克、大卫以及《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一样，在经历种种磨难后证明了自己的强大。在情节发展上，齐普斯也认为其结构与传统的童话结构非常相似，“一个诚实的小男主人公，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后来因为使命被迫或主动离开家乡，通常要完成三项任务。主人公往往要在探险中进入一片神秘的深林或者未知的王国，在此途中他遇到了一些动物或朋友，这些朋友会赠送他一些能够帮到他的礼物，有时会遇到圣人或智慧的女性给他提供支持和帮助。在关键时刻，他会遇到暴君、恶魔或者其他对手，为了完成使命，他必须征服这些对手，从而获得胜利，最终毫无疑问他打败了对手，带着金钱、妻子返回家园或者在新的地方开启了幸福的未来。”(16)Jack Zipes, 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 p.177.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分析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传统童话发展的大致框架，因此尽管罗琳在《哈利·波特》系列中有精心布局的情节转折和措辞转换，故事看似比传统童话复杂精巧，但实则保留了对传统童话结构的沿袭。而且作者过分强调了故事中主人公的完美形象和大团圆的结局，这一方面是作者自己人生的投射，另一方面迎合了传统童话的安排和大众流行文化的需求，因此作品得到了热捧。

齐普斯对于《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的心理价值进行了评估，特别是否定其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具有抚慰和激励的作用，他认为这需要观照读者的个性差异。但是作为在传统经典童话结构基础和情节模式基础上再创作而来的儿童文学，《哈利·波特》系列对于主人公个人能力的吹捧，重复了传统经典童话中的性别歧视和白人至上的父权统治思想，让读者盲目地相信主人公可以拯救一切，但忽视了现实的矛盾复杂性，因此该作品是封闭的。(17)Jack Zipes, 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p.171.这样的儿童文学尽管迎合了大众对于复杂现实中安全感和愉悦感的追寻，但并没有结合现实矛盾对现实提出批判性的反思，反而这种热捧的现象成为流行传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社会整体的阅读和审美品位，从而造就了当下的阅读习惯和风尚，就像迪士尼电影和芭比娃娃一样，虽然对于受众个体来说具有意义，但这是一种蓄意地被诱导的阅读体验，迎合了大众对文化产品的娱乐和消遣，无疑对于儿童具有强烈的同化作用，其实从这个角度审视，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儿童文学，因此齐普斯呼吁应该在同质化趋势严重的全球化进程中慎重地对待儿童文学。

除了对《哈利·波特》的研究外，齐普斯还分析了斯特格的《史莱克》系列、普尔曼的《黑暗三部曲》系列等其他由传统经典童话改写而来的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他认为“他们的创作不是作为一种抵御邪恶之灵药的道德处方，相反，他们揭示了社会进程中催生了邪恶的各种联系的因素，并对那些‘正常’的行为和传统的道德标准提出了颠覆性的疑问……， 如果要让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领域达到理性的境界，人们必须对它们进行不断地颠覆和改变。”(18)杰克·齐普斯：《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的激进理论》，舒伟主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第255页。而且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够通过反道德的立场，促使儿童对复杂的问题做出批判性的符合道德准则的思考，从而真正启迪儿童对现实社会以及自身处境的反思，从而获得成长的机会和勇敢面对未来的希望。

从齐普斯构建的童话发展史可以看出，童话发展的儿童文学化转向最早发生在19世纪初，因此相对于童话发展的漫长历史而言，童话的儿童文学化发展时间还很短。尽管如此，随着世界范围内成人对儿童地位的关注，童话的儿童文学功能越来越凸显，尤其在中国，自从“童话”一词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童话的儿童文学功能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加强和深化。由此可见，童话的儿童文学观照也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齐普斯尊重历史，紧跟时代，研究童话的儿童文学化改写，通过传统童话与改写童话之间的比较，以及对改写童话的解读和批评，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基于人类本能的儿童问题在当下社会的不同表现形式，不仅揭示了儿童问题的根本所在，而且探讨了这些问题的时代变异形式。这样的研究方式不仅继续书写了童话的发展史，而且结合时代主题，探讨童话在当下儿童养育和发展中的作用，启迪读者思考儿童与家庭、儿童与社会、儿童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童话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三、结语

广义上来说，西方童话的发展史也是童话的改写史，童话是在不断适应社会的进程中发展的，因此研究发展中的童话如何参与文明进程就是对童话历史的书写。齐普斯对于20世纪传统经典童话改写的研究，继承了他对童话发展研究的整体脉络，一方面继续突出童话改写中的三大特色：社会政治、女性主义与儿童文学改写，体现了基于西方社会发展潮流的童话改写研究倾向；另一方面总结和凸显了童话改写中的道德原则，突出了当下社会主流道德原则对传统童话表现主题的颠覆和重新阐释。童话文体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幻想文学，都是通过隐喻性的表达反映人类面对冲突时为争取文明进步而做出的努力的。“我们越发屈从于本能，我们就会越发堕落；我们越发将疏离的群体和我们联系在一起，并意识到他们的生存和福祉和我们紧密相连，那么我们就越发能制定保证人类和谐关系的社会准则。”(19)Jack Zipes, Sticks and Stones: The Troublesome Succes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Slovenly Peter to Harry Potter, p.152.童话包含乌托邦的希望，暗示着幸福，并通过揭露和解决矛盾冲突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幸福的图景。童话探讨了植根于人类本性的矛盾冲突，童话的改写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新的社会道德环境中如何解决人类根深蒂固的矛盾，即让传统的童话与当代新的社会环境发生关联，而其中道德原则是关键。

综上所述，齐普斯对20世纪西方文学童话改写原则和特色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西方童话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演化、变异、适应的规律，而且为传统童话资源的转换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指导原则。这样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中介化、历史化的童话改写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童话历史，继承传统童话资源，并实现现代化转化和改写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