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勇

宿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关于“泗州”的条目基本是梳理自新、旧《唐书》，即认为其城自开元二十三年(735)起移治临淮县；而“临淮县”条目则说其地“南临淮水，西枕汴河”[1]653，即泗州从移治日起，在唐和北宋两代均位于汴口处，这也是至今所有涉及唐宋时期泗州州治沿革问题的学术论、著的观点。但是，这样一个北宋浮舟于汴河上的诗人们频繁书写并留下不少经典诗词的地望；在唐代，却从未出现在已然生活于735年之后又七十余年的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涉及汴河的诗作中。由此，笔者对唐代泗州城的方位所在有了疑问。笔者考察相关史料后认为，泗州在开元二十三年确实迁至了临淮，但是当时临淮县位于泗水入淮的泗口处，而非在汴河入淮的汴口处；从那之后，直至唐末，皆如此。五代初，泗口处的泗州城或毁于兵火，而在汴口重建，北宋的泗州城于是也就沿袭之，处在了汴口处。

1 泗州城于唐代不位于汴口

泗州确是迁治到了临淮，但是，“临淮，长安四年，割徐城南界两乡于沙熟淮口置临淮县。开元二十三年，移治郭下。”[2]1445此处只是说在“淮口置临淮县”，未特指是汴口；胡三省曾注释“淮口”是“泗水入淮之口”[3]。当然，唐代有诗人诗作中的淮口有即为汴口的可能性，如宋之问的《初宿淮口》诗等，但也从未因此提及过泗州。

李邕的《大唐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据赵明诚《金石录》卷六：“《唐普照王寺碑》，李邕撰并行书。开元二十四年二月。咸通中重刻。”[4]已然是撰、书于泗州迁治之后的第二年(736年)。这和碑文所记内容也相吻合：“地压淮上，城迁泗中”[5]4529，应指泗州迁至了淮泗之滨。末句同样印证了此点：“播永日于山河，刻巨石于淮泗。”再结合标题所云的“泗州临淮县”，说明泗州治所迁至的临淮县位于泗口。另外，“贮仪形于空塔”句，说明当时僧伽塔极可能已建。

刘禹锡《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謇)神道碑》：“擢为泗滨守……俄迁福建都团练观察使。”[6]薛謇于元和五年——八年(810—813)任泗州刺史，“擢为泗滨守”即应指此。因此，泗州在元和中亦应位于泗水之滨。因薛謇于元和十年(815)即辞世，这篇碑文即应作于其去世后不久，距离其“擢为泗滨守”不远，出现记忆错误的机会也不大。

《旧唐书·卷十九》：“贼(指庞勋部)攻泗州势急，淮南节度使令狐绹虑失泗口，为贼奔冲，乃令大将李湘赴援。”[2]663

又如：“庞勋反，攻杜慆于泗州。谠闻之，挐舟趋泗口，贯贼栅以入……贼将李圆焚淮口，谠曰：‘事棘矣，独出可以求援。’乃与杨文播、李行实戊夜踰淮，坎岸登，驰三十里至洪泽，见戍将郭厚本告急。……‘且失泗，则淮南为寇场，君尚能独存？’”[7]其时为咸通九年(868年)。杜慆时为泗州刺史。

泗口之名按照成例，应是得自泗水而非泗州。上文中加着重号的两处明确表明泗州在“泗口”处，然后又用“淮口”指涉了同一地点。

泗上冯使君南楼作[5]1602

井邑连淮泗，南楼向晚过。

望滩沙鹭起，寻岸浴童歌。

近海云偏出，兼秋雨更多。

明晨拟回棹，乡思恨风波。

作者祖咏生卒年代约为699—746年，为开元十二年(724)杜绾榜进士，能得到泗州冯姓刺史的接待，应在中进士之后。“泗上”，泗水岸边，泗州刺史居泗上，则此即泗州州治所在；“井邑连淮泗”句明确表明了泗州城在淮泗相交的泗口处。且诗题和首句的内容，每种选本均一致。表明泗州在开元中位于泗口。

光启二年(886)，韦庄有诗：《夏初与侯补阙江南有约同泛淮汴，西赴行朝，庄自九驿路先至甬桥，补阙由淮楚续至泗上，寝病旬日，遽闻捐馆，回首悲恸，因成长句四韵吊之》[8]，表明在晚唐，“泗上”之城仍在，且“泗”与“汴”的区别分明。

2 泗口方位考

很可能由于这一带的水系比较复杂，因此相关典籍描述得也较为混乱：“济水又南迳彭城县故城东，又东南过徐县北，又东至下邳睢陵县南入于淮。”[9]44但因为此前就已说济水“东入于泗水。”[9]此时与其说这是济水，不如说已经是泗水了，《水经注》就此对《水经》提出了不同意见：“考诸地说，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实录也。”[10]认为泗水与济水一起东南流，是从今淮阴西南不远处入淮：“济水与泗水，浑涛东南流，至角城，同入淮，《经》书睢陵，误耳。”[9]139而关于睢陵县的方位，《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上的说法也因各词条编者的不同而不同，邹逸麟在“清口”词条中说睢陵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1]857，接近《水经》的说法；胡菊兴则说其“三国时移治今睢宁县”[1]944。

只能合理猜测，泗水在入淮前，干流有分支，到底哪一支代表泗水干流，郦道元时就有争议。那么在唐代，此段入淮之泗水唐人是否有确指，可参诸约元和末年前后在世的陆畅的诗：

夜到泗州酬崔使君[11]5444

徐城洪尽到淮头，月里山河见泗州。

闻道泗滨清庙磬，雅声今在谢家楼。

诗中的崔使君，即为崔珙。《旧唐书·崔珙传》：“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为太府卿。”[2]4588《新唐书》本传略同。因此，本诗应作于大和(827─835年)中，再结合陆畅曾于大和初在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幕，可进一步确定作于大和初。这是作于祖咏和辛谠生活年代之间的一首诗，其时泗州仍位于泗口。

那么诗中的河流会否是指汴运河？这种可能性很小，原因至少有二：一、泗水在唐代水面宽阔，水势浩大，而经常水涸的汴河则不然，以“洪”来指代的，应是泗水；二、“闻道泗滨清庙磬”，运用的是出自《尚书·禹贡》的熟典“泗滨浮磬”，泗滨是指泗水之滨是没有疑义的，而诗人如在汴滨见到了泗州，是不太可能花宝贵的篇幅提及泗滨的磬乐的。

此段经徐城南流入淮的泗水河道走向，亦与前文中《说郛》和《水经》的说法略同。

泗水在这一段的流经，在《明史》中亦可找到佐证：“(万历)二十三年四月，泗水浸祖陵。”[12]明祖陵的位置在今天非常确定，即在距离北宋时的古泗州城(即汴口处)东北约五公里处的淮滨，泗水能浸到祖陵，说明泗水离祖陵的距离不会太远。

在唐末乾宁年间，位于泗口的故泗州塔仍在：

题泗州塔[13]

十年前事已悠哉，旋被钟声早暮催。

明月似师生又没，白云如客去还来。

烟笼瑞阁僧经静，风打虚窗佛幌开。

惟有南边山色在，重重依旧上高台。

作者徐夤是今福建莆田人，“十年前事已悠哉”，说明十年前他应曾经行泗州，或能对应如下两个时间点：其于乾宁元年(894)登科，在朱温弑昭宗(904年)后弃官返乡。无论如何，本诗的写作时间都非常之接近唐末。中唐时，泗州塔曾于原地重建，贞元十六年(800)，韩愈有诗《送僧澄观》，诗中提及澄观曾在当时重建僧伽塔，韩愈写该诗时泗州并未再迁，新僧伽塔的方位亦应在原处，徐夤此番登临的应即澄观重建之塔；(韩愈诗中也说“僧伽后出淮泗上”[11]3830，同样可知僧伽时临淮县在泗口)。“惟有南边山色在”，在汴口以东，隔淮南望，能看到的较大的山，只有南山，如果算上南山以东沿淮的那些小山，泗口也至少在今天洪泽湖以西(洪泽湖中未见任何当年山峰形成的岛屿，洪泽湖东至淮安未见有山)，总体还是离汴口不远，两个河口间的距离不会超过二十公里。

就唐代泗州与汴口的这种距离，还可参考一首唐诗：

晚泊盱眙[11]8200

广苇夹深流，萧萧到海秋。

宿船横月浦，惊鸟绕霜洲。

云湿淮南树，笳清泗水楼。

徒悬乡国思，羁迹尚东游。

晚唐诗人喻坦之的船泊于南岸的盱眙，很自然地就能联想到对岸“泗水楼”上胡笳扬清，因此两地相距显然不远，甚至目力可及。盱眙县在唐代的治所方位存疑，笔者初步判断其在泗口对岸，但离汴口亦不会很远。

浮汴东归[11]7310

日暖泗滨西，无穷岸草齐。

薄烟衰草树，微月迥城鸡。

水近沧浪急，山随绿野低。

羞将旧名姓，还向旧游题。

从这首晚唐诗人张乔的诗中，我们甚至可以推知泗州城位于泗口之东岸，因为泗滨西是“无穷岸草”；这一带河面，浪依然较大；“山随绿野低”句，甚至生动地道出顺流而下时，南岸淮山海拔逐渐变低的情形。

比起诗人们的现场记录，《元和郡县图志》相关内容或欠准确，但其中泗州的方位大致是可资参考的：“东水路至楚州二百二十里。西南至濠州二百一十里”[14]。大致在两地中间，表明远不在淮阴西南的所谓泗口处。尽管仍欠准确——泗州距离濠州(今凤阳县临淮关镇)无论如何都要比其距离楚州远，即使将其放在汴口处亦如此。

唐末至五代末，文人多隐居山野避乱，很多历史事件缺乏诗文记载，泗口处的重镇泗州城和泗州塔，应湮灭毁圮于战乱中。这期间，取而代之，很可能不远的汴口处的城镇被称为了“泗州”。之所以这样说，因为生长于五代中的宋太宗等在重建泗州塔的时候，将其习惯性地建在了汴口：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敕令朝臣白承睿主持重盖了普照王寺塔，“务从高敞，加其累层”[15]。然后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有《泗州僧伽塔》一诗，回忆他在治平三年(1066)经行汴河护送父亲苏洵灵柩返乡时，经过泗州舟行阻风的情形。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日本僧人成寻在其《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说：“故徒行参普照王寺。先拜僧伽大师真身塔，西面额名‘雍熙之塔’，礼拜烧香。”[16]苏轼也曾别称该塔为“雍熙塔”：“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阕”[17]。

这中间该塔未有被焚毁等的记载，苏轼等看到的这座已然位于汴口东岸的泗州城中的僧伽塔(言泗州北宋时位于汴口，可从苏轼等众多北宋文人的相关诗词中可确知)，应和宋太宗敕令重建的为同一座。

《五代史》中，泗州长官一律是泗州防御使，而不再闻泗州刺史，可见其时以武力相攻伐的形势。此时，即泗州已位于汴口时的“清口”的位置亦大致可推知，后周显德四年(957)十二月，在自泗州进击楚州的军事行动中，义成军节度使赵匡胤率军在淮河南岸和北岸的周世宗领兵夹淮并进：“戊午，帝自泗州率众东下，命今上领兵行于南岸，与帝夹淮而进。己未，至清口，追及淮贼，军行鼓噪之声，闻数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贼众，水陆俱奔，……”[18]即从泗州行至楚州附近一共用了三天，其中从泗州到清口用了一天，那么，此处所指的清口的位置显然应距泗州较近。以上引文来自《旧五代史》，其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引文记载的又是太祖本事，准确度高。

笔者也曾于2021年初骑行抵达过明祖陵后冬季荒寞的堤口，天青云白水迥，其以西的麦田亦在斜阳下绵延和青葱，千余年后，这里仍保留着唐诗中泗口的环境质地。这与六公里外盱眙城对岸颇不寂寞的宋代泗州遗址之环境迥然有别。

综上，笔者认为唐代的泗州城确于开元二十三年迁至了临淮县，但临淮县终唐一朝皆位于泗口处，而非汴口处；唐代人所认可的泗口位置则在距离汴口不远的淮水下游。五代初，泗州城或毁于战乱，并很快于汴口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