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艳涛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青年是社会发展中最有活力、创造力、生命力的群体。“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站在新时代的当下审视历史的发展与变迁，青年无不在社会变革中扮演着引人瞩目的角色，演绎着情系国家生与死的情怀，发挥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青年一代承载着光荣的历史使命，要求这支年轻有活力的队伍拥有更强的时代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5月4日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广大青年要坚持学以致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熔炉中，在社会的大学校里，掌握真才实学，增益其所不能，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2)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页。乡村是贴近群众的基层社会，在青年作为“强国一代”的热切期许与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碰撞时，我们发现，在历史语境中，在我国社会建设的各个不同阶段，青年与乡村振兴都有其内在契合，要求青年依然能够保持热血奋斗的姿态，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做村落历史文化的传播者、数字乡村建设的推动者、乡村活力指数的激活者、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者、乡村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认同中加强实践锻炼，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年力量。

一、历史语境：青年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契合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激活青年力量，复兴民族事业

1919年，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题为“青年与农村”一文提到：“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李大钊作为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农村的建设需要青年，青年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现实的情况却是：“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都市上塞满了青年，却没有青年活动的道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这位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在中国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识之士向青年人传达了发自肺腑的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3)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1919年2月20日。在知识分子和民间推动的共同努力下，一大批青年为拯救破败不堪的农村而积极努力奔走，例如，当时的旅美青年高阳在读书期间就立下“人生应先求自主，更进而廉洁自持，以服务社会”的决心，他把乡村教育作为毕生的追求，曾指出：“无论从人口上着想或经济上着想，惟有站在乡村的立场，侧重乡村，从乡村工作入手，以复兴民族，方不会走错路子。”(4)王珩康：《乡村教育·附录》，北京：正中书局，1946年，第15页。1939年5月4日，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时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页。

青年是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青年不可辜负农村，农村也不会辜负青年，青年在“救活”乡村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等方面都要肩负重要使命，激活青年力量是建设乡村、复兴民族的应有之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乡村是革命的重要根据地和强大后方，组建青年团、争取青年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服务农村建设

1953年，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讲话中指出：“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1955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认为当前农村逐步完成合作化，而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组织青年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作为就业的一条重要途径。”(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8页。这一时期，青年与农村契合度最高的便是对党史、国史影响深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运动和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30年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步调基本一致。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央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1968年，毛泽东同志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根据史料记载，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当作大事来办的”。(7)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82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鼓励青年到农村去是实现革命化的重要路径，一是因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经受生动丰富的阶级斗争的锻炼，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补上最基础的一课；二是因为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历了艰苦的锻炼，可以增进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锻炼强壮的体魄，造就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三是因为知识青年在农村，可以增强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意识，培养优良作风，塑造无产阶级战士。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时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前进的道路上伴随着无尽的曲折和坎坷，与这一阶段共存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特殊的历史造就了“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的群体。当时青年无论是自愿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还是被动地卷入到这场洪流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响应党的号召、顺应时代的需求、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具备为国分忧、艰苦奋斗的高尚精神，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来要求自己和塑造自己，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最基层最艰苦的农村建设事业，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倾斜，凝聚青年力量

邓小平曾高度评价“新中国的青年是敢于向前看的，是生气勃勃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无限热情的，是有强烈思维上进心的”。(8)《邓小平文集》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9页。邓小平坚持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鼓励青年人将教育融入实践劳动，增长自己的才干，希望青年人“不要怕到农村去同封建势力做斗争，做这种工作可以考验青年人的观点、思想和工作态度”。(9)《邓小平文集》中卷，第271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时刻关心青年人的成长，1990年在中南海与北京大学13位学生座谈时强调，青年成才必须走艰苦锻炼之路，并且提倡大学生到基层锻炼增长才干。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旨在全社会营造支持青年干事业的良好氛围，2008年，中组部和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意在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骨干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关心关爱青年人的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国务院结合我国青年发展的实际情况，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方向，全面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和成长成才服务，制定实施一系列促进青年发展的政策措施，激励引导青年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引导青年树立“农村天地广阔、青年大有可为”的思想认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深入推进大学生村官工作，因地制宜实施‘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等计划，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青春建功行动。”(10)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第1版。紧接着，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青年工作队伍……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贡献青春力量。”(11)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2019年3月27日。

这一时期青年与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向、行动指南、目标要求等是高度契合的，国家越来越看重青年这支可塑性极强的队伍，从政策支持着手，根据青年成长的特点，尽可能为青年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条件和氛围，以期最大限度地凝聚青春力量，更好地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二、现实困境：当代青年参与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从历史语境纵观青年发展概况可以看出，青年总体遵循着国家建设需要的原则，能够根据自身成长的规律承担起社会所赋予的职责和使命。在大环境的引领下，青年与农村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也不乏青年奋斗的身影。但是结合现实的情况来看，当代青年成长于各方面条件较以往有巨大变化的时代，他们享受着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见证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接受着大数据时代信息革命的变化，青年的成长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规律。当代青年知识广博且思想活跃，求实精神强烈，因此反对形式主义，参与意识强，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但是由于近现代史教育和思想方法论教育的不足，在部分青年中造成了思想方法上存在偏颇，偏重横向分析问题、偏重微观分析问题、偏重局部分析问题，(12)参见刘书林：《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页。在面对如何有效参与乡村振兴问题时，面临着选择困境、认同困境和行动困境。

(一)选择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导致青年人陷入选择困惑和迷茫。历史上青年参与农村事业建设有青年主动参与的因素，但不可否认也有被动参与的事实，但是在开放、多元、进步的时代，选择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主体主观意愿的单向度决定，当代青年参与乡村振兴面临着双重选择困境：一方面是城乡发展的现实差距导致青年人在选择上陷入困惑。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发展严重不对称，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总体状况远不及城市的水平，对于年轻人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城乡居民在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城市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现实的境况导致农村青年一旦走向城市，就不愿意选择回到农村，原本在城市的青年更是不愿意选择去与自身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农村发展，社会经历不够丰富的青年人在两者的比较中往往会陷入困惑。另一方面是远大理想与政策“脱嵌”导致青年人在选择上陷入迷茫。对于当代青年来说，他们的远大理想是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有机融合，追求实现自身成长和成才的目标，同时，他们也牢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使命，但是目前在青年参与乡村振兴这一领域，我国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和实施意见，(13)参见萧子扬、陈艺华、吴若琼：《“缺席”和“回归”：新时代我国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研究》，《青年探索》2019年第3期。尽管国家出台了相关青年发展的规划，但是指引青年如何融入乡村建设的政策依然存在“脱嵌”的情况，导致青年人常常存在选择的迷茫与不知所措。

(二)认同困境：认同指的是“共同认可，一致承认”。其实质是对特定事件或现象最核心的行动要求和最深层次的价值理念的认可，受到认同主体内在因素和认同对象外在归因的影响和制约。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动机、目的和行为都要基于对乡村经济、村落文化、乡村善治的认同基础之上，然而，当前青年涉农专业技能的缺失、学农思想的弱化、服务三农意愿的淡薄、历史教育的缺位等，导致青年内在对参与乡村振兴的认同感不强。外在归因方面，乡村产业的组织与发展程度尚未达到规模化、专业化、技术化的水平，难以对青年形成强大的引力；村落文化的逐渐消逝使青年原本就单薄的乡土情怀更加难以维系，青年难以深刻地认知乡村的农耕生产价值、道德教化价值、古村落历史价值、农民生活智慧价值、乡村生态文明价值等乡村共同体价值，导致青年人难以对乡土情感形成系统的认同。

(三)行动困境：若青年克服了选择困境，突破了认同困境，进而要将观念付诸行动的时候，他们会进一步面临行动困境，行动困境受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共同影响。首先是国家政策保障体系不够系统，尤其是鲜有政策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吸引高学历青年人才加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而农村的医疗、教育、住房等条件是青年面临的大问题，在没有优越的政策保障的前提下，青年的“个人梦”与“国家梦”无法很好衔接。其次是社会舆论导向力量的不足，尚无法引起青年对乡村振兴的足够兴趣和关注。我国主流媒体对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和作用关注度不高，未在社会大范围内形成鼓励青年下基层的舆论导向，也没有借助强大的主流媒体传播渠道增强青年对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最后是根深蒂固的家庭传统观念，家庭教育中，家长大都认为孩子在大城市扎根是成长的方向标，大都希望孩子能够共享城市丰富的社会资源，使得青年在行动上受到了极大束缚与羁绊。

三、角色定位：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历史使命

从历史语境演绎来看，青年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青年在参与乡村振兴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现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青年的选择、认同和行动。从历史语境和现实困境反观青年的长远发展，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青年作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代表，在乡村振兴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应该怎样扮演好这些角色，才能符合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对青年提出的要求和期待。然而目前学界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青年应该承担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价值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在厘清青年与乡村问题的历史语境和反思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和未来乡村事业建设的实际需求，着重探讨青年应承担的角色，以及如何认知和定位角色。

(一)青年是乡村活力指数的激活者。乡村活力指数是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坚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14)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第1版。乡村振兴规划主要指标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组成，(1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类内容做出了规定指标值和目标值。笔者认为，这五类内容的指标是乡村活力指数的重要内容。要实现这些指标的目标值，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参与乡村振兴，青年作为经济社会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要勇于承担“乡村活力指数的激活者”这一重要角色。一方面青年要冲破困境深入乡村，深入农民群众，动员他们把“穷则思变”的欲望转化为响应国家战略的动力，激活和维护农户经济活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公社”和“小农”将表现出“它的天然的生命力”或“强大的生命力”的论述，让我们毫不动摇地坚信激活农户经济活力的重要性，这也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目标值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青年要重视农业技术在乡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乡村活力的激活与再造离不开农业科技的力量，夯实“三农”专业知识和技术服务能力，在农业产学研方面有所思、有所为，带动农村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的进步，真正激活乡村科技生产活力。

(二)青年是村落文化资源的保护者。村落文化资源是在乡村这一特殊区域中衍生并留有乡村人民印记、承载人类文明、蕴藏丰富价值的文化存在，同时也是体现乡村人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的精神现象。《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盘活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青年要抓稳老一辈传递下来的接力棒，做好村落文化资源的保护者。首先，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保护村落文化资源的本色，村落文化资源是乡村人民淳朴智慧的结晶，要尊重其本来的面貌和本质，尽显本色的精华与魅力；其次，青年要发挥自身对城市新元素的理解，要将乡村本色文化赋予现代化的气息，最大限度地发挥村落文化资源的价值；最后，保护之中要勇于超越，青年对“品牌”自来有较浓厚的兴趣和理解，用品牌的符号对村落文化资源进行创新超越不失为一种保护和传承的好路径。

(三)青年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推动者。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1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16/content_5392269.htm，2021年2月15日。《纲要》提出强化人才支撑是建设数字乡村的重要保障措施，为此要充分发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西部计划志愿者等主体作用，青年正是这些主体的重要力量。目前看，乡村“数字建设”是乡村振兴中的一大块短板，青年的参与能够充实乡村数字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以青年对信息和大数据的敏锐度来推进物联网、互联网、智能设备等与乡村建设的全面融合，着力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建立空间化、智能化的新型数字乡村。

(四)青年是乡村产业振兴的行动者。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系统阐述过产业革命、产业发展的问题，认为“现代产业经常是用更简单的和更低级的工作来代替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1页。我们需要认清的是，这一“更简单”和“更低级”的工作其实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生产流程更加便捷和智能才能达得到的。产业兴村、产业融合、产业振兴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谁兴产业，如何根据现代产业提出的要求兴产业，如何根据资源环境变化和快节奏的技术更新换代革命来调整和转型区域产业，这些都是亟需回答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问题之一，(18)参见章艳涛、王景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衔接的策略、经验与问题——顺昌县洋墩乡响应国家“三大战略”案例研究》，《农村经济》2020年第8期。也是青年需要面对的时代新命题。当代青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新技术、新观念、新变革的接受能力较强，理应成为乡村产业振兴当之无愧的行动者。《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构建乡村产业体系重大工程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电子商务进农村、农商互联、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互联、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完善农产品加工研发体系”等，(19)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日报》2018年9月27日，第1版。在“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号角之下，青年应把握机遇、发掘潜力、积极行动，充分利用乡村的广阔平台，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青年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指导。

(五)青年是城乡善治共享的参与者。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成为了青年在思考是否要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时的选择困境，这一问题的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是由于城乡善治问题仍然在探索之中，因而，乡村难以全面共享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20)参见俞可平：《走向善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北京：中国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05页。城乡善治即是在遵循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城市与乡村达到经济共兴、政治共识、文化共融、生态共治、社会共建，从而走向全面善治共享的状态。“农业反哺工业”“农村哺育城市”已经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代，青年应有达到城乡善治共享的理想目标，做一名积极的参与者，尽己之力，以“青年文化反哺”为落脚点，充分运用自身所学助力城乡善治和乡村振兴，青年参与其中，也能共享所有，这样或许能为前文所述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好的破解之道。

毛泽东曾满怀深情地对青年人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21)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实习生时的谈话》，1957年11月17日。邓小平认为青年就是未来，是一切事业的继承者。的确，乡村振兴有青年的参与才能后继有人，乡村的繁荣与发展才能指日可待。习近平总书记曾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22)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7年，第126页。当代青年，必须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战略的需要，回应历史的期待，践行时代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