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祥， 李 鑫

(1.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03； 2.中国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03)

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勃兴，书写了中国学术史上不同凡响的一页，对于有清一代学术文化以至整个社会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世思潮兴起是对此前盛行的埋头考证、不问世事的偏颇学风的大力矫正，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剧变的迫切要求，也是对整个传统学术文化的深刻反思。同时，这一思潮又是对即将到来的近代社会的迎接和准备，因而直接影响了此后半个世纪的社会进程。在这一思想转折过程中，《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具有不可替代的标志性意义。它既是经世派的政治改革宣言书，又与漕粮海运互为表里，成功扭转了不问世事的学术风向，并试图用经世之学整合儒学内部的不同流派，对晚清政治、学术和社会发展均产生巨大影响。学界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体例和内容等方面，对其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缺乏长时段和整体视野下的考察。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见教！

一、经世派的政治改革宣言书

如何看待《皇朝经世文编》的性质，是关乎全局的首要问题。以往学界更多地将其界定为经世学风兴起的标志性史学作品，突出其思想或学术属性，而多少忽略了其更为重要的政治属性。事实上，《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是经世派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反过来说，只有改革取得成功，这部巨著才能发挥其影响，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故而，《皇朝经世文编》的政治属性才是第一位的。由此推衍出去，经世思潮的勃兴遵循同样的历史逻辑：严重的统治危机引发政治改革的诉求，进而催生出倡言改革的经世一派，但只有当改革真正取得突破、原本分散的理论主张被重新整合时，才能彻底扭转世风。换言之，身处朝局之中的治世能臣敢于顶着重重压力推行改革，才是经世思潮勃兴的关键所在。这并非一场学术内部的自我更迭，而是学术与政治深度互动的结果。

《皇朝经世文编》的具体编纂工作虽由魏源负责，但背后真正的发起者和主导者是贺长龄。魏源的经世思想走向成熟也得益于此书的编纂，正如《邵阳魏府君事略》所言：“善化贺耦庚制军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辑《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1]贺长龄被任命为江苏布政使是在1825年，这项人事变动是道光帝为推进漕粮海运而采取的重要决策之一，也充分反映出漕运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之大。(1)其时，两江总督魏元煜和江苏巡抚张师诚因反对海运被琦善和陶澍取代，上海知县武念祖也被撤换，而林则徐等人则被借调来帮助筹办海运。参见琦善：《筹议海运折附片》，载贺长龄等辑：《江苏海运全案》(卷二)，道光六年(1826)刻本。贺长龄曾感叹说：“时值兹事势艰难，更觉动辄得咎。”[2]核心大员陶澍在海运改革成功后却称病隐退，亦为明证。从时间上看，《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正值漕粮海运的攻坚阶段。改革如此艰难、政务如此繁忙，却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编纂皇皇巨著，不能不引人深思。

要想厘清上述问题，首先必须澄清一个认识。魏源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要编纂者和贡献最大者，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还应看到，《皇朝经世文编》收录了清初至道光年间共654位学者的2 236篇文章，资料来源包括个人文集和书信、地方志、奏议、公牍等。规模如此庞大的资料搜集工作，显然不是作为幕僚的魏源一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办到的。除魏源自身的人脉资源以外，主要依托握有实权的贺长龄以及陶澍在背后的支持。因此，魏源是《皇朝经世文编》的具体负责人，为此付出巨大的心血，但这部书所体现的是以陶澍、贺长龄为中心，包括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在内的经世派的共同意愿。其直接目的是为漕粮海运从历史上寻找理论依据，扫清改革的障碍。把有清一代关于经世的文章予以集结，可谓声势浩大、巧妙至极。朱维铮指出：“他们(指陶澍、贺长龄)策划和主持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原意显然借历史为冒犯祖制辩护，不意海运成功，反而使此编化作兴利除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3]

如果没有漕粮海运的成功，《皇朝经世文编》无法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而漕粮海运取得成功的关键，显然是中央和地方具有经世思想和改革经验的实权大臣的合力推动，单凭人微言轻的文人士大夫加以理论倡导，是无法取得实效的。包世臣很早就提出了较为成熟的海运南漕方案，却无法撼动旧有体制半分，就是最好的证明。理论的倡导必须有改革的实效做支撑，方能在腐败至极的危局中杀出一条血路。漕粮海运成功后，陶澍、贺长龄等又趁热打铁编纂了《江苏海运全案》。该书在序言中对阻碍改革者严加驳斥，“议者每谓河运费财，海运费人，由今观之，海运费人否？”[4]陶澍序“非海难人而人难海，非漕难人而人难漕”，“不难于祛百载之积患，而难于祛人心之积利”[4]贺长龄序。所论畅快淋漓，显然是顶住改革压力并取得成功后的直抒胸臆。尤其是贺长龄所言“难于祛人心之积利”，更道出了清朝出现统治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的因循守旧。而沿着这一思路反推，《皇朝经世文编》能够借着漕粮海运的东风引发连锁反应，恰恰证明了改革已经成为时代诉求、第一代经世派也已初步成型。他们对清朝统治积弊的忧虑、积压多年的改革夙愿以及挽救社会危机的经世精神，随着漕粮海运的成功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被释放出来。《皇朝经世文编》不啻为经世派的政治改革宣言书，也为万马齐喑的中国预示了一丝希望。

改革弊政、注重实效，是经世派的共同特征，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则是对“变”的阐释，并借此对因循守旧、恪守祖制的保守派展开攻击。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特别强调针对社会弊病进行改革乃历史之必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5]叙改革自然是针对当下，因此《皇朝经世文编》的首要选材标准即为“实用”，凡无法切中时务者皆摒弃不取：“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时务莫切于当代，万事莫备于六官……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历掌之专官，律吕只成聚讼，务非当急，人难尽通，则天文乐津之属，可略焉勿详也。”[5]五例《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体系正是体现这一原则，全书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纲，除学术外，治体从总体上阐述国家治理之道，以下则按照六部之制加以分类，实用意味极为突出。

故此，考察《皇朝经世文编》首先应立足政治视角，其次才是学术视角。以长时段历史眼光来看，这部巨著之所以能横空问世，其实是嘉庆朝以来关心时局、具有经世倾向的士人通过诗社等多种方式集结，不断积累改革经验，并最终由实权大臣取得政治突破的必然结果。经世派的集结自嘉庆朝即已开始，但真正形成政治合力、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是在道光朝，其凝聚力是在从政过程中彼此呼应、互相引荐形成的。这在漕粮海运中体现得最明显，以陶澍为中心的湖湘经世派的联结尤为引人注目。此后，政治改革的合法性和必然性得以确认，通过改革挽救统治危机逐渐成为时代主流，而编纂“经世文编”以表达政治意见也成为一种流行做法。《皇朝经世文编》确立了改革的基调，这一点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以往在分析晚清社会发生巨变的原因时，总是单向度地强调西方的侵略，严重忽略了来自中国内部的改革原动力。事实上，以漕粮海运的成功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为标志，改革以应对危机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这种自觉意识，同样是应对西方入侵这一“外患”的主要动力。魏源能够在鸦片战争后迅速作出反应，写成《海国图志》等名著，正印证了经世思维的连贯性。当经世派发现西方列强明显不同于过去的夷狄时，改革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逐渐与传统的政治改革相疏离，一步步跨入近代政治改革行列。经世的内涵，也由原来的“资治”转变为“爱国”。中国历史就此告别古代，迈入近代。

二、大力扭转不问世事的学风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既是经世派为保证漕粮海运顺利推行的一项政治举措，又隐含着扭转不问世事之学风、大力倡导经世之学的深层次目的。他们试图以实政为载体，重新确定儒学的经世内核，向乾嘉以来埋头考据、不问世事的学风发起总冲击。换言之，政治改革的实施只是手段，学术上的正本清源方为终极目标。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义理轻技艺的传统，如果只谈政治改革，终究停留在致用层面，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士人的思维和选择。只有突破致用层面，将经世的内涵提升到学问的层次，才有可能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真学术？什么是儒学的内核？怎样才算真经世？

“以经世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5]五例，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宗旨，也决定了全书的编纂体例。《皇朝经世文编》虽在体例上继承陆燿的《切问斋文钞》，但有质的提升。《切问斋文钞》的贡献在于，将“以人为纲”的编纂形式改为“以类相从”，共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赋役、荒政、保甲、兵政、刑法、时宪、河防等十二类，以学术统领全编，以实用性为第一要义，并确立了“微分次第”的编纂原则。“立言有轻重缓急大小之不同，是编于诸家同论一事中微分次第。”[6]《皇朝经世文编》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更为清晰的内容体系，先从整体上设纲，纲下再细分。这样的框架调整看似微小，效果却大不相同，用意也更深刻。《切问斋文钞》所分十二类层次不甚清晰，而《皇朝经世文编》设置的八纲则层级清楚、浑然一体。八纲包括学术、治体、六部，而六部又是治体的具体展开，实际就是学术和治体两大部分，恰好应对着“以经世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也符合《皇朝经世文编·叙》所言“道器”“自治外治”，亦即诠释了学术的真意：“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违从、知伍参变化之谓学。”[5]叙在魏源等经世派看来，学术和治体之间，并非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统一关系。真正的学术不应脱离现实，而现实中的治术也是学术的组成部分，二者统一为经世之学，即儒学的内核。这可以从选入“学术”的文章旨趣明白看出。

“学术”下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原学”是此卷的纲领，首列张尔岐的《辨志》，强调为学贵在立志，立志得当与否，将直接影响人生路向。“习之不同，志为之耳！志在乎此，则习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则习在乎彼矣……志乎道义，未有入于货利者也；志乎货利，未有幸而为道义者也。”[5]2道义者何？周孔之道：为生民立功。因此，第二篇选入余廷灿的《民贵》以为补充。志向明确以后，最要紧的即为治学的具体路径。陈迁鹤的《储功篇》则明白宣示经世致用之旨，对明以来空谈心性之学展开批驳，谓：“读书之士喜虚名而不务实功，使素厉徒勇之人得攘抉奋臂于其间，此儒术之衰也。”[5]5“儒者之正己也，固己守仁体信，无残人之事矣。然而古今异宜，时变多歧，九州殊俗，人情相远。执一人之意见，扞天下之物理，伤民戕物，竟与惨刻者同类交讥。是以性命之学与经济之学，合之则一贯，分之若两途。有平居高言性命，临事茫无措手者，彼徒求空虚之理，而于当世之事未尝亲历而明试之。经济之不行，所为性命者，但等诸枯裨无用。”[5]7其余诸篇亦围绕学必切实用的中心思想展开，包括顾炎武、龚自珍等学者的文章在内，无不倡导经世之学。

如果说“原学”重在批驳心学之空疏，“儒行”则主要通过驳斥琐碎考据来确立经世之学的正宗地位。所选程晋芳之《正学论》，开篇即谓：“古之学者日以智，今之学者日以愚。古之学者由音释训话之微，渐臻于诗书礼乐高明之域；今之学者琐琐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5]56又谓：“夫古人为学，皆以自治其身心，而以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5]60由此观之，魏源等人此时对经世之学的倡导，颇能契合后来梁启超所谓“以复古为解放”[7]，通过重申儒学的真精神来提升经世之学的地位，其主要内涵仍在于通经致用、内外兼修、内圣外王。嘉道时期的经世派试图彻底扭转不问世事的学风，而不问世事并非单独指向埋头考据，还包括更为空疏的心性之学，因此《皇朝经世文编》通过选择特定的文章，来展开对二者的批驳，最终为经世之学大张旗帜。至此，儒学的经世本质重新得到强调，自汉以后沿着内圣、外王两条路径分途演化的儒学，再次实现一统、回归本原。

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就能看清魏源将阮元《国史儒林传序》列为儒行首篇的用意。阮氏该文虽略略偏袒汉学，但主旨仍在调和汉宋两派，统一于周孔之道，谓：“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5]54汉宋两派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儒学，实际都是以经世为本原的。即使是在考证学达到顶峰的乾嘉时期，也同样孕育着经世的学术取向。陈其泰先生在《儒学理性精神在乾嘉时期的发扬》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乾嘉时期“还有另一股学术潮流，即注重理论探讨，并且闪射出思想光辉的‘义理’之学的源流”，“其认识出发点和思想动力，都立足于儒学中重事实，主张学术经世致用，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对待事物的理性精神”，“预示了行将到来的嘉道年间学术风气的转变”。[8]事实上，乾嘉时期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考证本身就属于经世的范畴。(2)相关论述，参见罗炳良：《经世致用传统与乾嘉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但是，这两条治学路径发展到极端，分别演变为烦琐考据和空谈性命，将本应是实现经世的方法变为了目的，流于空疏、脱离现实，背离了儒学的经世宗旨。魏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批驳，并将考证学文章统统排斥在《皇朝经世文编》之外，以致引来时人批评：“(《皇朝经世文编》)于诸经儒论学问升降、辨名物得失、极有关世道人心者，皆不之采。盖魏氏未窥汉学涂轨，以为典物度数皆繁琐之事，声音训诂非义理之原；而不知一名物之沿讹有极害于政道，一音诂之失正有诒害于人心，学术不明，遂致畔经离道者。乾嘉以来诸儒，固有掇拾细碎，病其委曲繁重，无与大指；而即一物一事，推论精深，大义微言亦往往而在，所当分别观之也。”[9]其实，魏源并非不知考证学中亦有经世之旨，只是要彻底扭转不问世事的学风，就必须发起猛烈的攻击。正如20世纪初梁启超等新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所使用的过激话语，都属于学术策略。

魏源既不选入烦琐考证文章，也不选入空谈心性文章，而将是否符合经世之义作为最高评判标准，显然隐含着破除门户之争、实现儒学统一，进而挽救统治危机的深层用意。换言之，在社会危机面前，门户之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无足轻重。阮元主张调和汉宋的文章被置于首篇，已然确定了儒行卷的基调，而紧随其后的程晋芳《正学论》中则同样宣示主旨：“诚使有志之士，吾知必不为俗拘，不泥古，不遗今，博学而反求诸约，养心而不蔽于欲，斯卓然为儒大宗矣。岂必专守一家，蒙龌龊小夫之诮哉！”[5]57从宏观上讲，魏源对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勃兴的最大贡献，乃在于倡导打破学术畛域、兼采众家之长。《皇朝经世文编》在选材时所标榜的“广存”，其真正内涵和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正是魏源超越贺长龄所倡理学经世之所在，只是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时尚无法完全放开手脚，以致被误解为偏袒宋学。(3)李慈铭谓：“此书(《皇朝经世文编》)大旨欲救儒之不适于用，而其时当汉学极盛之后，实欲救汉儒之偏，以折衷于宋学，故其去取不免左袒于宋。”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5页。当然，各派学问呈现出向经世靠拢的趋势，是以嘉庆朝天理教事件为起点的，至《皇朝经世文编》问世则成为新的转折点。(4)有关天理教事件对嘉庆时期学术的影响，可参见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年版。此后，经世致用成为学术主流，贯穿中国近代史始终，以至于后来有不少学者倡导“为学术而学术”，恰恰反证了经世之学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

三、奠定近代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和流行，标志着自嘉庆时期开始酝酿的经世思潮终于喷薄而出。此时已处于近代前夜，距离鸦片战争的爆发仅十余年时间。这部巨著的编纂以及经世思潮的勃兴，与近代中国接纳西学之间，是否存在着学术关联？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对《皇朝经世文编》时代价值的评估，而且关系到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变动力的探究，需要细致地考察。就内容和立场而言，《皇朝经世文编》虽然整体上属于旧学范畴，涉及西方的文章只占很小篇幅(主要分布在“理财”“海防”“正俗”等版块)，但已然显露出较为明显的防外患意识，尤其是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萌芽。

“兵政”卷通过设置“塞防”“山防”“海防”“蛮防”“苗防”等篇目，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疆域安全体系。其中收录了自清初以来讨论东南沿海地理和防务的文章，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改变了以往只重陆地、不重海洋的边防理念，形成了以东南、西北为主体的防御思路，预示了此后经世派的两大主攻方向，并分别演化为近代边疆史地和外国史地两大学术领域。魏源特意选入蓝鼎元、张甄陶等关于西方国家早期殖民活动的论述，意在向统治者发出警醒，“针对的是清朝政策‘不防西夷’的弊病，说明魏源早已密切注视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中国海防面临的新形势”[10]。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指出：“夫惟知海国情形，乃可言弛张利害。海外诸番，星罗棋布……东方之国，日本最为强大……极西则红毛、西洋矣。红毛乃西岛番统名，其中英圭黎、干丝腊、佛兰西、荷兰、大西洋诸国，皆凶悍异常。其舟坚固，不畏飓风。炮火军械精于中土，性情阴险叵测，到处窥觇，图谋人国。统计天下海岛诸番，惟红毛、西洋、日本三者可虑耳。”[11]529张甄陶则在《论澳门形势状》中明言：“夷性坚忍过人，凡所规画，期于必遂……其谋入中土，积虑尤深。即如澳门本属红毛贿迁之地，至万历间始有西洋夷人杂居之，不知何以潜夺默移，全归彼类。曲营台榭，旁及青洲，高建炮台，隐如敌国……夷性不苦其渐奸，而苦其渐近……”[11]551“虽现今德威宣畅，中外同风，何庸长虑却顾！然欲睹未然而弥后患，其策实不外此。”[11]554在闭关锁国的大背景下，上述卓识实在难能可贵，足见魏源眼光之独到，忧患意识之突出。这些论述，成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重要思想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蓝鼎元等不仅觉察到西方“图谋人国”“谋入中土”等侵略性，而且多少感知到西方国家在造船等技艺层面的先进性。如何对待这种先进性，最能反映清朝士大夫的世界意识。实际上，清初在应对第一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部分经验，也形成了基本的原则。魏源在集录相关文章后，将这些经验和原则加以概括，总结为“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他说：“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有深意。”[11]739-740这一思想同样被后来的《海国图志》所继承和发扬，并凝练为学“夷技”而禁“夷教”。魏源从两个层面看待西学，一是“治历明时、制器利用之功”，一是“明心之方，修道之事”，认为应学习前者，摒弃后者，实际已开近代“中体西用”思想之端绪，其意义不应被低估。[12]凡此，既可以从侧面进一步印证嘉道时期经世派与清初经世派之间的传承关系，也能清晰地折射出魏源经世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说明魏源在鸦片战争后能在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是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节点。

当然，要厘清以《皇朝经世文编》为兴起标志的嘉道经世思潮与近代中国接纳西学之间的关系，还应跳出具体的编纂内容层面，站在更宏观和多元的视角，揭示二者之间的逻辑延展关系。换言之，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思想的提出，是嘉道时期经世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学被逐步纳入经世范畴，而经世的内涵则因西学的引入最终发生质的改变。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和流行，奠定了立足当代、重视改革以应对统治危机的政治基调。而外患同样是造成危机的重要来源。清朝边疆治理存在重陆不重海、重周边不重远国的倾向。因此，尽管第二次西学东渐携带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又以军事侵略为手段，但清廷起初并未太过在意，仍旧按照第一次西学东渐时的经验和原则加以应对，结果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当外患成为主要危机后，经世派的关注点也随之发生由内而外的变化，首要目标就在于了解西方，由此催生出编纂外国历史和地理的浪潮，并引起中国史学的方向性变革。而且，魏源等始终将“实用”置于首位，以此来判断西学是否有可资借鉴之处。当他们发现之前为解决内部危机而倡导的重视海洋、重视私人资本、破除垄断、推崇自由贸易等改革方案，竟与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暗合时，就必然会把清初所秉持的“节取其技能”的范畴予以扩大，最终提出向西方学习这一新的时代命题。我们从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在许多重要问题认识上的前后连贯性，能够清晰地发现其内在联系。

二是，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真正主旨，在于打破学术畛域、兼采众家之长。他不仅跳出汉宋之争，回归儒学之本原，而且将经世之学的范畴扩大到六经之外，认为举凡一切有关国家治理、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的问题，皆应纳入学问范畴。“君臣民物心，食货兵刑事，斯皆道所形，能跻大庭世。儒通天地人，四海民命寄。”[13]《皇朝经世文编》在选入文章时，也秉持这一原则，围绕同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常常将持不同意见者的文章置于一处，以开拓时人思路。比如，在应否发展中西贸易这一重大问题上，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和管同的《禁用洋货议》同时被选入。前者主张：“然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砾之银也，一则番舶之银也……由今天下之势，即使岁岁顺成，在在丰稳，犹苦于谷贱伤农，点金无术。何况流亡迭见，灾歉频仍，于此思穷变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开海禁而已矣。”[14]534-535后者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今中国之与西洋固邻居也，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而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夫洋之货胡为而至于吾哉？洋之货十分而入吾者一，则吾之财十分而入洋者三矣……中国之困穷固由于此也，则安可不为之深虑也哉？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如是数年，而中国之财力必纾矣。”[14]538魏源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对近代中国学术和社会的改变，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这种学术上兼容并包的宏大气魄，成为将传统经世之学引向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近代学风的中介和桥梁。”[15]

结语

对于《皇朝经世文编》的评价，不能只站在经世文编体的编纂视角，发现其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还必须将其置于整个经世思潮的发展脉络下加以考察。《皇朝经世文编》是经世派的政治改革宣言书，标志着自嘉庆朝开始蕴积的经世思潮终于再度喷薄而出。此后，经世致用成为时代主潮，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思想等皆被纳入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学也被逐渐纳入经世范畴，最终导出向西方学习的新命题。这充分说明，中国学术在近代并未发生断裂，而是有着十分清晰地传承脉络，中国社会在近代发生剧烈变化，西方侵略只是外因，真正的动力仍来自中国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