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云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1)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这个精神谱系的构筑与传承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重要成员的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建与传承的贡献，既有参与培育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又有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还有率先垂范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内容极其丰富。本文以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与中国共产党人相关精神的培育为例，阐释其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言，有伟大建党精神、先驱精神、红船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周恩来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培育，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较为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四种精神的培育上。

一、直接参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培育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2]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周恩来，直接参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培育。

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作为旅欧党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不但自己坚定地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3]453，“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3]451，而且特别重视早期旅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首先，他在党的刊物《少年》(后更名《赤光》)上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比如，他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第2号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他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他能够解决世界的乱象,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找他来作救时的良方？”[3]457他较为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既教育共产党员坚守理想、坚定信念，又引导旅欧知识分子及在欧洲的华工信仰马克思主义真理。

其次，他通过天津的《益世报》《新民意报》等把马克思主义宣传到国内。作为《益世报》特约记者的周恩来，仅在1921年到1922年就在《益世报》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其中，1922年3月29日发表在《益世报》上的《劳动世界之新变动》一文，介绍了世界工人运动的新情况。“社会主义之不可辱，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到了战后，俄罗斯已变成了共产主义的领地”[3]428，周恩来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鼓与呼，引导更多的人接受共产主义学说。

再次，他通过与国内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比如，他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对无政府主义等谬论进行批驳，剖析了无政府主义的表现、病根、危害及没落的趋势。他指出：“至于别种社会主义，更是陷中国于歧路中的麻醉剂。……总归一句话，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3]461周恩来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又彰显了真理的力量，进而引导人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第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在自身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如何集结力量，去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作为旅欧党团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较为深刻地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及国共合作的意义，不但通过理论宣传阐释其科学性，而且在实践中率先与国民党的代表在中共“三大”召开期间即商谈旅欧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0余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之后，具有强烈使命感与担当精神的周恩来，欣然接受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的委任，担任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员，直接参与旅欧国民党巴黎分部的筹备工作。其间，他努力宣传民主革命在现实中国的必要性及其运动方略，努力为国民党吸收留欧华人中具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努力为国民党做些组织训练工作，成为开启国共合作的名副其实的先驱者。他引导广大党团员把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落实在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伟大事业中。

第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1922年3月，在欧洲的周恩来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锡杀害，十分悲愤，写下《生别死离》诗一首。他在诗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别了，牵肠挂肚；死了，毫无轻重，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3]454-455周恩来之前在国内领导天津学生请愿活动时被拘捕，在拘留所组织难友们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顽强斗争。到欧洲之后，他又组织旅欧党团员及旅欧华人战斗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他组织旅欧党团员及旅欧华工开展拒绝借款运动(1)指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派专使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购置军火，并以中国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作抵押。消息传出，留法学生在周恩来、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发起抗议秘密借款运动。抗议运动持续两个多月，以学生获胜告终。，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及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他领导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群众斗争，“誓死力争”，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第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首先，在建党之初，周恩来经常来往于德国柏林与法国巴黎之间，在联络勤工俭学学生与进步华工的同时，积极推动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他与赵世炎等人将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共党员，在法国巴黎统一组成旅欧支部，统领旅欧党团工作，发展壮大中共旅欧党组织队伍，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一支劲旅。其次，在建党之初，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诸如中国革命的对象与任务、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革命中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具体化在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上。

总之，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周恩来，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培育者之一。

二、直接参与八一精神的培育

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叶桉、杨海贵、王炳林的专著《八一精神》(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认为，它的内涵主要是指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不朽的篇章之一。

首先，坚定信念、听党指挥。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作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没有被失败吓到。他不畏敌人的通缉，开始实施中共中央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他临危受命，执行中共中央在南昌举行武昌起义的决定，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到任之后，他立即指定聂荣臻为前敌军委书记，先去九江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随后根据中央的决定，具体筹划南昌起义事宜。他前往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贺龙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正因为参与南昌起义的贺龙、叶挺、朱德等与周恩来一样信念坚定、听党指挥，才有八一南昌起义的胜利举行。

其次，为民奋斗、百折不挠。周恩来在筹备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当讨论是否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他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会议同意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并作出了决定[4]143。因为只有坚持土地革命，才能争取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进而最终解放农民。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周恩来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中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之后，在南下的途中，周恩来带领起义军积极宣传土地革命的主张，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争取自身的解放。8月3日，起义军按照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撤离南昌。在南下途中，时处酷夏，且山路崎岖，人困马乏，起义军历经艰难与挫折，但周恩来以顽强的斗志激励着战士们。他身边的战士讲：“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4]148到汕头之后，周恩来患疟疾，高烧到40度，由担架抬着走。有的同志看他病成这个样子，劝其离开部队。但他坚决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有时神志不清，还在喊“冲啊！冲啊！”[4]154-155。在他的感染下，起义军百折不挠，一部分到达海陆丰与当地农民军汇合后，改编为红二师；另一部分则在朱德、陈毅的带领下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再次，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周恩来在谈到南昌起义的地位时讲：“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4]155-156这“第一枪”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其实，早在蒋介石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初的4月16日，周恩来就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若“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将根本失败无疑”[5]。遗憾的是，周恩来等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变化，汪精卫迅速走向反动，宁汉合流，导致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彻底失败。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得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吓倒，开始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尝试实行土地革命，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的由来。起初这一决策是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但是之后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强调要请示莫斯科，要等莫斯科做最后决定。事实上，后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组织武装起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强调要慎重，并声称如果中国同志坚持南昌起义的话，不仅共产国际派来的加仑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不允许参加，而且不为暴动提供经费上的支持。7月30日早晨，张国焘赶到了南昌，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意见，强调如无成功的把握不可动。对此，周恩来等前委成员明确表示反对，坚持“还是干”，强调“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而张国焘则声称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对此，周恩来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4]144周恩来说话时还气得拍了桌子，可见他坚持武装起义的态度之坚决。

总之，作为八一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八一精神最主要的培育者之一。

三、直接参与长征精神的培育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6]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最高领导集团“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直接参与了长征精神的培育。2016年10月10日《北京日报》刊载了王怀斌、张卓然《周恩来对培育长征精神的贡献》一文。文章认为，周恩来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崇高精神和优良品质对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极大的感染和带动作用。可以说，周恩来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培育者，也是长征精神不懈的践行者。文章认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这成为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周恩来在长征中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是他为长征精神灌溉的重要养分；周恩来在长征中体现出的顾全大局、团结统一的精神，成为长征精神重要的思想源泉。这是一篇研究周恩来对培育长征精神贡献的新成果。

笔者在2012年曾发表《略论周恩来与长征精神》一文。在这里，笔者试从长征精神与周恩来精神的一致性上来探讨周恩来对培育长征精神的贡献。

一是坚定信念。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在长征前期尽管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施行，并不能与闻所有的事情，但他坚持为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着想，努力发挥自己在重大决策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率先垂范的作风，坚定了红军指战员革命必胜的信念。其影响力恰如红二师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信念?——对事业、对革命、对北上抗日的路线和信心，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我们坚信一定会胜利！坚信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张闻天总书记一定会带着我们冲破困难，走向胜利。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咽苦如饴，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以至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在所不惜。”[7]

二是团结统一。这突出地体现在周恩来积极争取毛泽东参加长征，积极举荐毛泽东，进而使长征有了主心骨；主动化解博古的心结，顺利实现领导班子的交接；自觉协同张闻天与毛泽东等共同粉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周恩来的出色工作，实现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是长征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之一。

三是求真务实。首先，周恩来勇于听取并采纳不同意见，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到川黔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及时调整了长征的战略目标，使红军由被动变主动，成功实现战略转移。其次，在遵义会议之后，极力把毛泽东推向军事指挥的前台，确立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主导地位，使红军转危为安，逐步走向胜利。再次，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选择了党的集体领导，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意义恰如邓小平所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8]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正是长征胜利的组织保证，而周恩来对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功不可没，其影响极为深远。

四是艰苦奋斗。作为长征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面对长征途中的艰难、物质上的艰苦、决策上的艰辛，凭借着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以身作则的榜样力量，带领广大指战员与凶恶的敌人、险恶的环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对此，斯诺曾有精辟的概括：“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人的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9]

总而言之，周恩来既是长征精神的倡导者，又是长征精神的引领者，是长征精神名副其实的培育者。

四、直接参与红岩精神的培育

1985年10月14日，原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首次提出了“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坚持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实际斗争中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10]12002年5月，江泽民在重庆视察谈到红岩精神时指出：“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理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10]3

周恩来对红岩精神形成的贡献，早就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讨会上，即有两篇专题论文。

一篇是郑洪泉的《周恩来——红岩精神的缔造者》[11]150-151。文章首先介绍了红岩精神的由来。文章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长期驻国民党统治区，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工作。为了坚持并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革命阵地，不断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与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博古、邓颖超等老一辈革命家一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缔造了适应时代需要和国统区社会环境的革命精神，即以周恩来作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的地名——重庆红岩而得名的红岩精神。文章接着指出，周恩来倡导和培育了红岩精神。

另一篇是刘万振、俞晓鹏、谢晓雯的《周恩来与红岩精神》[11]160-168。这是一篇较早且较为全面地阐释周恩来对红岩精神形成的贡献的文章。文章认为，周恩来是红岩精神主要培育者、积极倡导者、模范践行者。

首先，周恩来是红岩精神的主要培育者。具体体现在，周恩来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牢固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积极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增强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自觉性、坚定性；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不断坚定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不断严格组织纪律，加强训练和管理，有效保证了红岩精神的自觉养成。

其次，周恩来是弘扬红岩精神的积极倡导者。周恩来积极提倡“学习”“奉献”精神，引导南方局共产党人勤奋学习、追求真理，为理想而自觉奉献；大力号召发扬“爱国”“团结”精神，引导南方局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反复强调“奋斗”“无畏”精神，引导南方局与共产党人努力工作，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屡屡提出坚持“廉洁”“民主”精神，引导南方局共产党人严格自律，发扬民主，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三，周恩来是红岩精神的模范实践者。文章认为，周恩来是勤奋学习、追求真理的表率，是无私无畏、爱国奉献的楷模，是顾全大局、坚持民主的榜样，是廉洁奉公、顽强奋斗的典范。

此外，还有一系列研究红岩精神的专著及论文，也都直接或间接肯定了周恩来为培育红岩精神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引证。总之，周恩来对红岩精神的培育所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