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咪

（上海交通大学 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上海 200240）

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而宝贵的资源，那么经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众所周知，孔子、董仲舒与朱熹被视为中国儒学、哲学发展史上的“三大巨擘”，是研究经学文化所绕不开的先贤。自汉代以降，中国的传统学术话语体系皆“以经为纲”。而董仲舒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要研究好董学，首先就需了解《春秋公羊传》。作为治公羊大家，董子上承先师，发“天人三策”之论，成自家学说，被视为“儒者宗”“群儒首”。据《汉书·艺文志》载录，传《春秋》者原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后刘歆立《左传》于官学，邹、夹不传，仅存《公羊》《谷梁》与《左传》。三传各有侧重，尤以《公羊》最重微言大义，可谓舍《春秋》则不知孔子，去《公羊》无以明《春秋》。遗憾的是，今日儒学之研究，多以哲学范式为主流，以西方概念理论讨论宇宙论、本体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面向，缺少强烈的中国自觉与本土意识。

2021-2022 学年春季学期，为进一步推进公羊学与董学研究，探寻新的学术方向，回归经学叙事，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著名董学研究专家、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余治平带领团队举办“春秋学工作坊”，以《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儒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原著选读》为平台，面向全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展开国学教育。各位主讲者能够立足经传注疏探索新的研究路径，致力于挖掘经典文本《春秋公羊传》在今日中国的价值，明于典章制度与名物训诂，揭橥微言道义和哲学价值。本次工作坊由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董仲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上海春秋学研究共同体、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共同主办，衡水学院董仲舒研究院（董子学院）协办。

一、暮春三月系《公羊》，孔思董学正追寻

“春秋学工作坊”脱胎于《公羊传》读书班，这是一支由余治平教授领衔，凝聚海内外董学力量，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队伍。自2019年斩获董仲舒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以来，团队获得了政府、学校的支持，拥有了创作平台和启动资金。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余治平教授带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将全部精力倾注在董学研究上，致力于打造一个工于《春秋》的董仲舒学术共同体。2020年3月起，团队决定举办《公羊传》读书班，每周一次，每次由一位主讲人负责撰写讲稿、领读讲解，要求筑牢经学基础，旁征博引，别开生面，有创新意识，发挥形上能力。自此，寒来暑往，线上线下，风雨无阻，雷打不动，读书班队伍从7 人扩大到30 余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同行，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至2022年1月5日，历时三年的读书班完美收官。韩国、德国、英国、日本、泰国的董学学者积极参与，为讲稿的撰写、修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提供了诸多宝贵意见与新颖视角。

公羊学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富矿，如何以经学之范式引导董学研究回归正途乃至返本开新，是我们在研读《公羊》过程中始终强调的学术方向和问题意识。传统经学自民国学科改革以后便已经逐渐走向没落，无论是一度被奉为圭臬、由圣人口传的微言大义，抑或自汉家流传的家学师法，都已经稀见于今。事实上，自辛亥鼎革，经学科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新学蜂起，旧学势微，最终被彻底抛弃。为进一步与“世界学术”接轨，建立现代文教制度，胡适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打破固有的分类格局，重新分为哲学、史学与文学三类。其中，史学与文学是原有之学，唯有哲学是新创之学，也最能代表百年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从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到牟宗三等前辈先圣，为儒学的本土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将儒家学统切割中断，变得扁平、刻板、静态且单调，失去了磅礴激扬、鲜活灵动的生命内容。

站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下的学者更应该回归经典，立足经学，反思百年来中国哲学在建构过程中的问题，真正认识自家学问，而年轻人就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希望和中坚力量。《论语·先进》篇中曾记载了孔子和众弟子谈论志向的趣事，其中曾皙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看似平凡而普通的生活小事却得到了孔子的认可。试想，在充满生机、万物复苏、一年之始的春天，能够和广大的公羊学、董学同好开启一段《春秋》学的探赜追寻之旅，岂不是人生一大幸事？而“春秋学工作坊”正是在这样一个万物萌发、事值新兴的季节拉开了帷幕。

二、更元建始与获麟绝笔

《春秋》本为鲁国旧史，记载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历鲁国十二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翻开《春秋》首页，第一条经文即是“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从字面意思来看，仅仅是一个时间点，即鲁隐公即位的第一年春季、周平王四十九年正月。但是孔子著《春秋》，讲究微言大义，每一个字，每一个辞，背后都有深刻的寓意。《春秋》开篇的六个字，历代注疏家多有争讼，余治平教授在《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一文中即创造性地提出了“五始”的解读方式，以“天地之始”“岁之始”“人道之始”“政教之始”“一国之始”赋予经文王道正义的价值理念。孔子编《春秋》，发明一套时间政治，有意把王道正义的主张渗透到年、月、日、季节此类时间刻度中去，注入仁义规定和礼法价值，因而使中国古代的纪元制度具有意识形态管理功能与钳制作用。在公羊家看来，新王即位，首先当更元建始，确立新的开端，即选取孟春之月作为岁首正月。其次以时间系于君之下，王者即位则当敬授人时，以便天下民众有所适从并听命于君。而君则系于天之下，必须听命于天。君臣之间、君天之间皆有秩序要求，尊王、尊天之义尽显。以新王之正月为大，则体现王者对时间制度的决定权和领导权。

孔子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始，正本定元，却选择以“西狩获麟”为终，令人唏嘘。麟，在传统国人的观念里，是能带来祥瑞吉兆的瑞兽，缘何以此为《春秋》绝笔呢？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唐语鲛深挖史料，考诸百家，四易其稿，终窥“天机”。她指出：第一，颜渊、子路先后去世，二者又是孔子十分器重和信任的徒弟，前者圆融有德，后者正义勇为，正是一代圣王不可或缺的耳目心腹、肱股之臣；第二，麟为王者之嘉应，而周朝衰落不堪，诸夏中国分崩离散、犯上作乱、背主事夷，何以面对如此温善之灵兽？麟有仁德，周却无道，这种现实反差造成的心理落差，让孔子倍感失落；第三，麟出被获，圣道灭绝。孔子得知采薪者获麟，且麟至即死，预示着周室将亡，孔道将绝，内心遭受巨大的打击；第四，麟之祥与不祥，在于天下有无圣明之君，有则祥，无则不祥。

三、传其辞以达义理

清代学者章学诚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1]孔子对文字的精细、准确、明智、慎重的使用，使比事与属辞成为诠释解读之法门。今人读《春秋》，最重要的就是读孔子的笔法，在一个个孤立、无声的文字背后体会孔子的圣心大义。而《公羊传》的解经方式，正是从“分文析字，繁言碎辞”的书法中抽绎、诠明事理要义。其中董仲舒、何休作为汉代公羊大家，无论是义理、法统还是属辞，都是绕不过去的先圣，值得细细钻研。陈澧曾曰：“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厚，盖圣人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2]是以讲解经学，尤要肯坐冷板凳，凡经必解，不遗漏一处死角，从经文出发联通义理。

上海交通大学张惟尚博士生从“复归”书法看到了孔子对卫殇公、卫献公的态度。从襄公二十五年到二十九年的《公羊传》，几乎是一部缩略的“卫国史”。襄公十四年，卫献公被执政大臣孙林父、宁殖所逐，出奔齐国，其族弟公孙剽立，是为殇公。襄公二十六年，宁喜弒剽以纳献公复立。对于这一特别的国君，孔子直书“复归于卫”，将一切的腥风血雨、明争暗斗、尔虞我诈都浓缩在“复归”的书法中。张惟尚从两大方面分析：一是根据《春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继承原则，卫殇公不符合规定，且有篡位之嫌；二是书“复归”目的在于贬卫殇公，卫献公虽出奔于外，然国中有大夫、母弟可安其国，后宁喜弒君复位，于卫国几无大祸，故《春秋》隐其名而未贬绝之。

宋代大儒程颐在《春秋传·序》中说：“微辞隐义，时措从宜为难知。”[3]唐语鲛博士专以“微辞”作为研究主题。孔子书新王即位，一般以“元年春，王正月”作为正例，然而定公元年，经文无“正月”，必有缘由。这一特殊的笔法，有书王、书月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元年书“王正月”，表示重视君王即位的第一年，十二公中唯有定公不书“正月”，足见对其即位的贬绝与否定；第二种是非“元年”，如“王二月”“王三月”。定公元年的“三月”出现在下一条经文，正是《春秋》微辞的一种体现。唐语鲛博士尤其关注政治背景，她指出“如果孔子对时君批评得太过严苛、明显，很容易冒犯当权者而惹来杀身之祸，故孔子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绪与冲动，既要针砭时弊、伸张正义，又要设法自保、应对政治钳制，巧用微辞的重要原则是在畏君、保身及伸张王道之间把控一种合适的张力”。

四、“明于庶物，察于人伦”

在中国古代，因为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日食、旱灾、洪水等灾异现象被认为是超越于人世之外、具有神秘莫测的力量。作为编年体史书，《春秋》经传中记录了大量的灾异，唐代经学大家徐彦进一步指出，“灾”是“有害于人物，随事而至者”，“异”是“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也就是说，“灾”“异”是有不同的，二者的出现一般与君王失德、政治不端、民怨沸腾等息息相关。在公羊学的发展过程中，对“灾害”与“异象”的诠释在汉代日趋完善，董仲舒引入阴阳五行学说，创立了天人感应思想系统，彻底将人事与灾异相联系。此后，“天人感应”学术系统成为一种信仰，而非今人所理解的可以更朝换代的既成知识系统。

“灾”往往比“异”的程度要轻，一般来说，按生成原因可以分为“天灾”与“人祸”两种情况。大多数自然现象，如大水、旱灾、螟虫灾等，一旦对百姓造成损害都属于“天灾”，这类情况记录较多。而人祸灾害的发生则频率较低，衡水学院董仲舒研究院（董子学院）副院长王文书博士即以“鼷鼠食牛”为中心，从祭品保管不力管窥鲁国对郊祭礼的怠慢，事在定公十五年。鼷鼠是鼠类中最小的一种，咬食人类或牲畜时不易被发现，被咬者毫无感觉，所咬伤口即成疮。郊牛则是古代帝王郊祭时尚未卜日祭祀的牛。鼷鼠咬死了本该供祭祀天地的牛，不得已只能重新占卜另选郊牛。据王博士分析，郊祭以后稷配享，因此养牲必养两头，一为帝牛，一位稷牛，占卜后养于涤宫。如果郊牛伤死不吉，则重新占卜稷牛，改稷牛为帝牛。养牲之时已占卜，此改为帝牲再卜，为改卜牛。郊祭作为古代国家最隆重的祭祀典礼，从祭品、祭器的准备到仪式程序的安排，都要怀有敬诚之心。不重视郊祭大礼，导致了郊祭的牺牲遭到破坏，东汉何休将其视同为“灾”，是因不敬而引发的人事之灾。《春秋》重志，祭礼的丰简是第二位的，更为重要的是主祭者要拿出十分的诚意对待祭祀。

国君不行王道，上天首先降下灾害警告，若不及时改正，反而继续作恶，则会发生异象。在公羊家天人感应说的学术系统中，论劝诫君王的事象，“异”比“灾”更加厉害，属于严重警告一类。余治平教授注意到了昭公二十五年发生了“有鹳鹆来巢”这一特殊的事情。这就产生了两种异象：非本土的外禽飞来，是一异；而穴居改建巢、占巢，则为二异。外鸟飞来筑巢，鲁国必有悖乱发生。穴居动物竟然爬上了树，本该生存在地下的鸟类却霸占了树上的空间，下级侵凌上级，抢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位置，尊尊不再。天人感应，先异后事，鹳鹆一鸟的来源、习性、颜色都能够涵摄、预知昭公除季氏事件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结局。其后，又举行了雩祭礼，同样异于常例。可见昭公的政治失误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值得反思、悔改之处也太多了。在余治平教授看来，昭公最终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开始并不能够认清自己的政治处境，轻视了长期掌握执政大权的敌人所业已形成的顽固势力，不听从良言劝告而轻易攻打季平子；在掌握绝对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又不能做出适当的让步，错失了制胜的大好时机，一旦敌人纠集、反扑过来则毫无还手之力，只得丢失王位而仓皇逃窜，连本国都待不下来，而不得不选择流亡生涯。

五、进善而诛恶，反王道之本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王纲解纽。孔子一介平民，著经书之目的是为乱世立法，将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政治治理的根本法式。《太史公自序》曾借壶遂与司马迁的对话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近人戴君仁在《春秋辨例》中亦云：“《春秋》大义，只是道名分，明是非，善善恶恶，尊王攘夷，礼义之大宗，几点而已。”[4]孔子正是通过扬善惩恶，以修饬王道，令“乱臣贼子惧”。

在僭越礼制的行为中，弑君尤为孔子所痛恶。孟子曾描述道：“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张禹选择将“赵盾弒君”与“楚公子比弒君”“许子弑君”进行对比，通过属辞比事，认为三者有所不同。许子尝药而药杀其父，毕竟是属于个人行为方式不当而导致误杀，与赵盾弒君、楚公子比弒君性质有别，后者更倾向于臣下对于君上的不尊而导致的君主被杀事件。不论是赵盾未尽到臣子之责而不为君讨贼，还是楚公子比未以命相抵抗而不立为君，二者若得到《春秋》明确的宽恕，则于春秋世乱义废的情况之下，恐怕徒增其乱。乱臣贼子不惧，则何以尽《春秋》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目的？由此，董仲舒不仅通过许止弒君而免其罪，阐明了赵盾弒君亦当免其死罪，亦经由以《春秋》大义正乱世之道说明赵盾最终未被明确免其罪者，是因其对春秋时局的深度考虑。既然赵盾之罪可免，董仲舒则从侧面守护了赵盾作为贤者的地位与名号，对贤者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即以道义引导、纠正社会风气，成为天下人的标杆。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博士生代春敏另辟蹊径，选择了经学话语系统中的赋税制度改革作为切入点。“初税亩”意味着自西周以来“井田制”的瓦解和破产，引发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中国经济史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尽管“井田制”在历史上并没有被真正完整地、成熟地实施，但它作为一种理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文明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刻画、维护和赓续。“初税亩”三字即体现出《春秋》欲返王道之根本的垂范和法则。具体来看，“初税亩”到底带来了哪些变革呢？代春敏博士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征税的基数变大。变单纯征收“公田”收入为面向所有田亩征税；二，征税形式改变。变劳役税为实物税；三，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关系有变。变“王田制”为“私有制”。这些变革是颠覆式的，破坏了“井田制”赖以存在的土地基础，直接导致了“井田制”的瓦解和破产，被《春秋》以“讥辞”和“变文”记录、讥贬和谴责。孔子对“初税亩”的贬责并非出于保守，亦非复古，重点是讥宣公“非礼”，讥“初税亩”不合于“什一而藉”的古法，更为迫切的是希望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解除百姓之疾苦。

六、冲突与和平：《春秋》无义战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儒者往往被描述为“手无缚鸡之力”，不懂武备战略的弱势群体，甚至出现“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李白《行行且游猎篇》）的讽刺诗句。素以仁爱、宽和、温良、恭俭为美德的儒家，与法家、兵家所推崇的“尚武”精神似乎截然相反，与战争冲突、武器装备、武力出兵更是沾不上边。实际上，先秦儒家典籍中对军旅之事的记载屡见不鲜，只是在秦汉之后被逐渐读丢了、遗忘了，到了宋朝更是“重文轻武”，这部分内容也就不被重视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实孔子在《春秋》中记载了大量的战争，通过对战争的时间、地点、双方名号、战伐辞、缘由过程等的书法取舍，表达蕴藏在经文背后的大义。

张禹博士在第二次讲授时即选择主讲成公二年的“鞌之战”，他从齐国大夫逄丑父救主一事出发，探讨这一行为背后所蕴藏的“国君死社稷”与“臣子尊君”之间的博弈。“鞌之战”是由晋、鲁、卫、曹四国联合，共同抗击齐国的一场著名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他认为，如果以公羊学的视角来看，逄丑父的所作所为不但不值得嘉奖，甚至应当受到指责。从动机而言，逄丑父不顾自己性命而与齐顷公换位，虽然有为主献身之心，但是并不符合《春秋》所设定的王义价值规范，即君臣上下有序，尊卑有道。因此，董仲舒、何休均未从“原心定罪”角度替逄丑父减罪。在手段上，《公羊传》强调行权要以最终目的“向善”与损己利人的“不害人”为原则，但是逄丑父救主背离《春秋》所规定的“国君一体”原则，使得顷公不能与国家、军队共存亡，不仅不敬先祖，背离宗庙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教，更被联军践踏国土，侮辱社稷神灵。

同样是发生在定公在位期间的“堕三都”之役，则是孔子出仕为官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代春敏博士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讲解。在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之时，“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执掌了朝政内外事务。为张公室、抑家臣，重整鲁国的政治法律秩序，维护鲁定公的统治权威，孔子下决心先从拆毁违规建造的城墙开始。之所以把城墙作为突破口，代春敏博士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城墙是礼法制度在现实层面具象化的代表。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卫设施，城墙的高度和长度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三桓”身为卿大夫，封地来自鲁国国君的分封，不得擅自僭越。最开始是“叔孙州仇帅师堕郈”，一切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久，“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这一次遇到了阻力，被公山不狃、叔孙辄率领费邑人突袭，幸亏孔子果断命令大夫申句须、乐颀反击，才艰难拿下费邑。接连的顺利堕都使得叔孙氏、季孙氏势力削弱，产业缩减，从而引起了孟孙氏的警觉，甚至鲁定公亲自上阵挂帅也未能堕成，功亏一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孔子在这一次战役中表现英勇、指挥若定、善于用人，保护了鲁国国民的安全，也打破了钱穆在《论语新解·述而》篇中认为其“未尝屡临战事”[5]的偏见。

七、尊王内鲁与夷夏之变

在儒家的视野里，天下是有远近、亲疏、内外之别的。而在《公羊传》的叙事传统中，这种差等之爱表现在对诸夏与夷狄的态度中。《朱子语类》有曰：“尊王贱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6]是为《春秋》大义也。纵观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历史，孔子尊诸夏中国而卑夷狄，而在诸夏中国之中，又以鲁国为中心，以鲁为我。这种分殊直接来源于“异内外”的思想，尤以楚国、吴国为典型代表。

鲁国作为周公封地，得血脉正统，亲传周礼，以名世系、别婚姻、辨种族。于是，在《春秋》中凡是称“我”，必指鲁国，鲁国是天下君王治理国家的典范、标准和理想。凡是鲁国有恶，则要为其避讳。张惟尚博士在讲解哀公十一年的艾陵之战时便特别注意到了孔子在书法中对鲁国的刻意维护。与发生在诸夏中国之间的鞌之战不同，艾陵之战的主力是夷狄之邦吴国，吴、鲁联合大败齐军。张惟尚博士从辞法上分析，孔子未直言鲁国参战，书“战”书“及”也难以看出交战双方。但是从史实上看，鲁国有参与艾陵之战的可能性。理论上，吴国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伐齐之事，但是现在与鲁国一同出兵伐齐。在这场决定伐齐胜负的大战上，鲁国没有出一点力，那么当艾陵之战结束后，吴国又为何将战利品“献于公”？鲁国如果不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吴国作为一方霸主，何须照拂一个没有一战之力的盟友。因此，鲁国实际上应该参与了艾陵之战，只是因为“内为鲁讳其恶”。

虽然“内诸夏，外夷狄”是《春秋》的基本书法，轻易不可颠倒、混淆。但是，当诸夏中国不行王道，不尊礼义，夷狄有德有义，则“夷夏之辨”也可反转成“夷夏之变”。当然，这种变化必然是有原则的，诸夏中国即便礼崩乐坏，也不可能彻底沦落为夷狄，同样夷狄也不会进步到变成诸夏，二者不是完全等同。其中，典型代表是吴国。吴国的大夫季札让国，《三传》皆称其贤。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张咪在研读襄公三十年的经传过程中发现：唐宋已降，程颐、胡安国一改前人对季札的褒扬评价，认为季札是造成吴国专诸刺王僚的罪魁祸首，《春秋》经文不称公子正是对他的不满。此说引发了诸多争议。她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点：孔子在经文中是否存在对季札明确的贬低，以及让国行为本身需不需要对后果负责。依照《春秋》名例，贤者不名，称名有变。称名是因为夷狄与诸夏不同，夷狄文明不比诸夏，自然不当有君父辞，故称名不称子，是从夷夏之变的角度考虑，并不包含对季子本人有贬义。因此，在经文中涉及到楚国、吴国等夷狄之邦时，要特别留意孔子对内外的判分。

八、以道自任：做“有哲学的经学”

近年社会上“国学热”兴起，诵读经典成为新的潮流。但是文本本身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如何解释文本则渗透着每一个研究者的主观立场。目前对经典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向：一是走传统经学的路子，关注原生态性的研究，不能跳出经学脉络随意发挥；二是走纯粹学理化的路线，试图弄清思想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原因。前者为历史学者所长，后者则被哲学研究者垂青。实际上，二者是并存、互补的关系，不应有所偏废。余治平教授针对当代的经学研究现状提出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他认为“做经学研究既需要关注文本，回归经典”，但也要注重“从哲学汲取学养，发挥个人的形上能力，不放弃思想高度，挖掘出思辨深度，瞄准让人玩味无穷的现代经学”。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今人对其中的案例、义理的诠释绝不能拘泥于章句训诂，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现代的眼光诠释经典。

正所谓“一入经门深似海”，回到经学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更重要的是将之付诸实践。当遇到与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相左的议题时，要立足文本，基于所处的历史背景进行讨论，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复旦大学博士后张靖杰在选择“复仇”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时并没有预计到他将会面对的困境。复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伦理问题，在《公羊传》中，更有“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这一引起历世争讼的论证焦点。他首先依托于齐国吞灭纪国一事，立足于《公羊传》，在“贤齐襄”书法之后就复仇之事由、限度、依据进行一一阐明，“藉理义之应然，以期补正史事之委曲”。接着厘清公羊学者是通过“假事明义”方法张大义理，并非是真的许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从事实到义理，一一驳斥了对“九世复仇”说的质疑。最后更是回归公羊语境，指出：“所谓‘尊王’并非尊时王，而是尊王道、王义，‘复仇’是乱世义，‘尊王’是治世道，以治世之道疑乱世之义则不免于矛盾。”

张咪博士在对襄公三十年宋伯姬“卒于火”一事的阐述中也打破了历史的藩篱，提出了新的见解。宋伯姬是春秋时期一位特殊的女子。之所以能享此殊荣，与她为了守礼而卒于火以及其后的澶渊之会密切相关。显然，这种歌颂女性遵守礼教的“糟粕”已经不被当代的价值观所认可，如何重塑宋伯姬的形象成为首要难题。张咪博士通过研读历代注疏，认为后世经学家通过“称谥彰贤、齐桓同列、颂其贞顺”三种方式将伯姬个人具体鲜明、勇于抗争的性格特征逐渐褪去，最终成功完成了伯姬作为女德标杆的符号化。在宋伯姬殒身于火一事中，更加重要的其实是生命价值与礼法道义的冲突。今人重新认识宋伯姬，不应拘泥于对她献身礼教的批判，更加要关注这一行为选择背后的历史局限性，报以“同情的理解”。

九、风乎舞雩咏而归

2022年5月31日，“春秋学工作坊”以一场特别的线上汇报交流而正式结束。令人欣喜的是，就在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上海在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近三个月后宣布全市解封。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第三周课程结束后本是一句寻常的“同学们下周见”，第二天却迎来了交大封校、全员核酸的日子。而第十六周最后一课的第二天，在这个充满童趣、快乐盎然的日子里，大家的生活又按下了“重启”键。回顾一学期的课程学习，从“绿柳才黄半未匀”，转眼就到“绿树阴浓夏日长”，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说，个中好奇、喜悦、痛苦、哀伤的情绪，在汇报交流的讲稿展示中一一涌上心头。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的梁怡馨同学身兼实习与毕业设计双重重任，但是她风雨无阻，在短暂的线下授课时间准时到场，线上上课也从未缺席。一学期课程即将结束，她选择了第一个做汇报，表达自己对“西狩获麟”的感想：“作为一个外行人，《公羊传》这样的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确实是比较晦涩难懂的，相对从礼制切入，从某一熟悉的历史人物纵向的生平经历和情感的角度切入的选段解读则会更容易理解一些。然而从这样的片段解读中发现在时间上相隔两千多年的人类同样都在不断与虚无作斗争，然后落败，个体从而获得一种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高茁瑞同学担任了哲学班班长一职，在课堂上负责维持纪律，被老师、同学们亲切地称呼为“高班长”。在最后一堂课上，他讲述起开学初自己因为看不懂《公羊传》而未及时借书回寝室的遗憾，勾起了大家的回忆。“当时从高高的书架上拿下来，沉甸甸地。迫不及待地翻阅了几页，发现读不懂，感觉有点类似于流水账，时间、人物、地点、事件……再加上译注。后来还是放回去了，打算等老师讲几节课后，我稍微对春秋公羊学有了解了再借来阅读”。然而没有预料到的是，突如其来的疫情使所有人再也无法进入图书馆借阅，心中甚是后悔，因为无法在“字里行间感受历史的洪流下，每一个细小命运的挣扎和蹉跎”。疫情期间，学业受扰，但大家都能够保持专注于公羊经学话题，坚守到底则尤为不易。陈垣先生曾在兵荒马乱之际告其子曰：“荒乱之时，最好读书。一可习静，一可忘忧。徒自惊扰无益。”[7]我辈定当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