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微 杜小红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引言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极具贡献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诗人。他基于现实，用发人深省的话语生动描写了现实场景，将自然与社会联系起来，创作了一篇又一篇具有高超艺术价值的诗词，其诗词记录了党和人民的成长，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舞台上绽放了独特的光彩，既传播了中华文化，也促进了政治外交。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诗词被多位外国学者翻译，流传于世界各地。在传播过程中，学者对毛泽东诗词进行学术研究和艺术评价时多受其领袖身份的影响，最早关注毛泽东诗词的艺术价值而不是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的是美国诗人、教授Willis Barnstone。在1972年，其与郭清波合作翻译了《毛泽东诗词》，此外，国外主要译者还有Anne Fremantle（1962年），Edwin Vaughan（2002年），等。早在1958年，我国就开始主动对外传播《毛泽东诗词》，后期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小组，对译文进行精心的打磨，国内主要译者有叶君健等（1958年），许渊冲（1993年），辜正坤（1993年），等。

《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早期创作阶段的诗词代表作，写于1925年，正式发表于1957年1月号《诗刊》。该诗讲述了革命时期，毛泽东停留于长沙的橘子洲观赏秋景时对革命形势的所想所感，表现了诗人和战友们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奋发向上的满怀壮志。笔者在综合考虑了译者国籍、译本特点等因素后，确定选取许渊冲译本（许译）和Willis&郭清波译本（Willis&郭译）进行对比研究。

一、文献综述

国内的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语文学阶段，这一阶段缺乏现代语言学和文学理论的指导，翻译研究取决于译者的资质；二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翻译研究以语言学研究为中心，重共性、轻差异性及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规范性；三是后结构主义翻译研究阶段，翻译研究逐步走向多元互补和解构主义的方向。［1］在翻译研究中，基于社会认知的译者主体活动受到忽视，蔡龙文指出，认知语言学以体验哲学为基础，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翻译，相比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和传统语言学的翻译观，它突出了主体认知活动在翻译中的表现。［2］

在已有的诗歌翻译中学者们多从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出发对诗歌译文内部进行阐释。翻译策略大多以诗歌的意象和修辞为研究对象，有学者采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对其进行分析［3］，而翻译理论大多为许渊冲的“三美”翻译理论和卞之琳的诗歌翻译理论等，也有学者基于优化论与对等论进行研究［4］；亦不乏有学者基于译者主体性对译文中所体现出来的译者审美和创造性进行研究［5］。

《沁园春·长沙》的翻译研究同样多从此出发，有学者对《沁园春·长沙》多个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其英译的翻译策略，如创译［6］，等；也有学者运用不同翻译理论对《沁园春·长沙》的英译现象进行了研究，如运用“三美”理论［7-8］、关联理论［9］、“否定分析”理论［10］，等。在对《沁园春·长沙》进行译本研究时，学者们多对其译文本身进行分析，关注点主要落在“三美”理论上，虽不乏有学者对译文进行创新性的研究，如用“否定分析”理论，用创译策略对译文进行分析等，但其忽视了译者作为认知主体的能动性，忽视了译者进行翻译时的认知状态和认知行为，致使对译文研究的概括和了解不够全面。

近年来，从认知视角研究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文旭的《认知翻译学》［11］，王寅的《体认翻译学》［12］，以及谭业升［13］，乔小六［14］等基于认知语法进行翻译研究。由于文本中直接呈现了译者的认知结果，我们可以借助认知语法的识解理论对译文进行研究，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状态和认知行为。因此，本文拟基于认知语法的识解理论，从聚焦、详略度和突显三个维度对《沁园春·长沙》的许译本和Willis&郭译本进行分析，旨在回答三个研究问题：

（1）《沁园春·长沙》许译本和Willis&郭译本在聚焦、详略度和突显三个维度上有何不同？

（2）在进行翻译时，译者的认知状态和认知行为是如何体现的？

（3）译者的认知状态和认知行为体现了其怎样的翻译风格？

二、理论介绍

Langacker提出识解理论，用以解释语言符号在人脑中形成情景的具体方式，具体是指人们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辖域和突显、采用不同的视角和详略度来解释情景的一种认知能力。［15-16］对于同一情景，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识解方式，人脑中会形成不同的图式和意象。

聚焦（focusing）包括：前景（foreground）/背景（background）、选择（selection）和辖域（scope）。大多数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基础由多个认知域组合而成。然而，在既定的情景下，语言表达式中只有一个或几个认知域被激活，这就是聚焦。对认知域的选择决定了认知域激活的程度，高度激活的就成为前景。［17］

突显（prominence）指由语言结构所呈现出的多种不对称现象，包括侧显（profiling）、射体/界标组合（trajector/landmark alignment），前者指对一个概念基体内某一实体或关系的突显，后者指识解某一关系时对所涉及成分的突显。［18］在侧显中，参与者会在不同程度上被突显，最突显的参与者是射体，次突显的是界标。［19］

详略度（specificity）指的是某个情景描述的精确程度和详细程度。详略度越高，读者的识解空间就越小，识解结果也会越少；反之，详略度越低，读者的识解空间就越大，识解结果也就更多样化。［20］不同的详略程度代表人们看待同一个场景时选择主体的内容有所不同，内容的详细或粗略表明语篇构造者通过内容颗粒度来表达特定的意图。［21］

三、许译本和Willis&郭译本对比分析

《沁园春·长沙》共25个短句，下文基于认知语法的识解理论，从聚焦、突显和详略度三个维度对许译本和Willis&郭译本进行分析。

（一）聚焦

原诗（句序14，15）：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许译：

With many friends I oft came here.

How thick with salient days the bygone times appear！

Willis&郭译：

I came here with many friends

and remember those fabled months and years

of study.

此例中，原诗是指诗人回忆与同伴同游橘子洲头以及那时探讨大事的不平凡岁月。关于“峥嵘岁月”的理解，两个译本的译法不同，许译将其译为“salient days”，即“重要而又突出的日子”，Willis& 郭译将其译为“fabled months”，即“充满传奇色彩的岁月”。“峥嵘”是指“不平凡，不寻常”，“峥嵘岁月”在原诗中形容不平凡的岁月。作为汉语母语者，理解“峥嵘岁月”，译者会激活有关“峥嵘”和“时间”的认知域，聚焦于“不平凡”、“生活”和“日子”等认知域。因此，许译选择了在“峥嵘岁月”的认知域中的“重要的”和“日子”这两个概念，使其前景化，将其译为“salient days”，意为重要而又突出的日子；而作为非汉语本族语者，外国人会对“峥嵘岁月”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在认知域中选择的表达也不尽相同。

在翻译时，Willis&郭译激活了“突出”、“传奇色彩”、“时间”等认知域，将其译为“fabled months”，意为充满传奇色彩的岁月。二者在理解诗词表达所激发的概念辖域上相对一致，但也存在相异之处，许译比较贴近原诗，Willis&郭译则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认知倾向，故译文呈现不一致。

原诗（句序16，17，18，19）：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许译：

When，students in the flower of our age，

Our spirit bright was at its height，

Full of the scholar’s noble rage，

We criticized with all our might.

Willis&郭译：

We were young，sharp as flower wind，ripe，

can did with a scholar’s bright blade

and unafraid.

此例中，原诗是指诗人及其同学正值青春年少，在意气风发的时期展现才华，积极向上，热情奔放。关于“风华正茂”的理解，两个译本的译法不同，许译将其译为“Our spirit bright was at its height”，即“朝气蓬勃，状态极佳”，Willis& 郭译将其译为“sharp as flower wind，ripe”，即“如花般成长，成熟”。“风华”是指“风采、才华”，“茂”指“旺盛”。“风华正茂”指正是青春年少和才华洋溢的时候，形容青年朝气满满、积极向上的精神。作为汉语母语者，理解“风华正茂”时，译者会激活“风采”、“才华”和“青春”等认知域。因此，许译激活了“才华”等认知域，前景化“才华横溢”这个认知域，将其译为“Our spirit bright was at its height”；而作为非汉语本族语者，外国人会对“风华正茂”有不同的认知，会激活如“积极上进”、“成熟稳重”等认知域。此外，“华”的古字形像花朵，本义指草木的花，因此，Willis&郭译使“上进”和“成熟”等认知域前景化，将其译为“sharp as flower wind，ripe”，意为“如花般成长，成熟”。由此可见，在翻译时，外国译者在理解诗词表达所激发的概念辖域上参考了诗词原义背景并将其呈现在译文中，但仍需更深层次的含义理解。

面对同一意象的解释和翻译，在理解诗词表达所激发的概念辖域上相对精确是需要做到的第一步，在其基础上可相对不同。不同学者选择和激活的认知域不同，语言表达就会不甚相同。在翻译过程中，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认知状态不同，对翻译文本的理解不同，就会造成译者译文的聚焦取向不一致，因此也造就了译者的不同翻译风格。

（二）突显

原诗（句序1，2，3）：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许译：

In autumn cold alone stand I，

Of Orange Is let at the head，

Where River Xiang northward goes by.

Willis&郭译：

I stand alone in cold autumn.

The River Xiang goes north

around the promontory of Orange Island.

此例中，许译和Willis&郭译的射体/界标选择不同。原诗是指“我”在寒秋时节独自一人站在橘子洲头，看着湘江水一路向北流去，渲染了一种孤寂的氛围。在翻译时，许译将“我”选作射体，将“橘子洲头”选作界标，更加突出原诗中“我”在寒秋中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的寂寞之态，与下文的回忆之间形成对比。而Willis&郭译在翻译时将“湘江”选作射体，将“橘子洲头”选作界标，突显了湘江流经橘子洲头，向北而去的画面，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山水图。相较许译，Willis&郭译描绘出了原诗的字面意思，但未及深处，与原诗的衔接度尚不足。许译认为此句虽为写景，但更重要的是突出观景之人的心境，以广阔的景衬观景人的孤独之情，以及观景时的热血沸腾和思潮涌动。总体来看，许译的译文识解突显原诗的主人公“我”，而Willis&郭译的译文识解突显原诗的地点“湘江”，其理解了原诗的字面表达，但许译体现出对原诗更为深刻的理解。

原诗（句序23，24，25）：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许译：

Do you remember still，

Swimming mid-stream，

we struck waves to impede

That boats which passed at flying speed?

Willis&郭译：

Do you remember

how 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we hit the water，splashed，and how our waves

slowed down the swift junks?

此例中，在翻译“浪遏飞舟”时，许译和Willis&郭译的射体/界标选择不同。原诗是指我们在江水深急的地方游泳，激起的浪花几乎挡住了飞驰的船。许译将“我们”选作射体，将“飞舟”选作界标；Willis&郭译则将“浪”选作射体，将“飞舟”选作界标。后者的译法更加符合原诗的字面诗句，是“浪”遏飞舟。但前者冲破字面束缚，译出了动作行为的主体“我们”，突显了主体“我们”的作用，更加能够唤起“我们”当时的记忆和感受，从而达到更好的情感渲染效果。因此，许译更好地传达出了原诗的意境，而Willis&郭译更加忠实于原诗字面意思的传递。宏观来看，许译的译文识解突显整体的动作主体“我们”，而Willis&郭译的译文识解突显局部的动作主体“浪”，许译从整体上把握原文，而Willis&郭译选用直译的方法来呈现更加直接的画面。

中文重意合。因此，描写对象的排列并不会对汉语本族语者理解诗句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英文重形合，描写对象的排列会对其造成很大的影响，影响读者对诗句的理解。因此，在翻译诗句时，选好射体和界标更加有助于读者识解原诗的深层含义，更好地把握原诗的感情。而作为汉语非本族语者，译者对诗句的理解容易停留在表面而无法译出诗句的真正内涵和意境。

（三）详略度

原诗（句序4，5）：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许译：

I see hill on hill all in red

And wood on wood in a deep dye，

Willis&郭译：

I see the thousand mountains gone red

and rows of stained forests.

此例中，许译描述“万山”和“层林”的详略度低于Willis&郭译，但却更好地体现了原诗的意境。许译描述“万山”时没有用数字来描写山的数量多，而是用“hill on hill”来体现万山绵延不绝的状态，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冲击，从而体会到“万山”的意境；而Willis&郭译则选择了用数字来描述“万山”，将其译为“the thousand mountains”，具体的数字体现山之多，能让读者直白地了解“万山”的含义。后者的详略度高于前者，但却缺少了原诗中的“山山相连，绵延不绝”的意境。而对于“层林”的翻译亦是如此。许译运用了和“万山”对仗的句式来翻译“层林”，将其译为“wood on wood”，体现了山上的树林范围之广，面积之大，红遍的树随着万山的起伏而层层展开的壮丽秋景；而Willis&郭译也运用了“万山”的相同翻译方式，将其译为“rows of stained forests”，体现了树林的排列层次及数量之多，但没有传达出原诗所展现的壮丽秋景，故而详略度虽高于许译，但对原诗的意境传达和描写却不足，相较之下，许译更加忠实于原诗的表达。

原诗（句序7，8）：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许译：

Far and wide eagles cleave the blue；

Up and down fish in shallows glide：

Willis&郭译：

Eagle flash over clouds

and fish float near the clear bottom.

此例中，许译描述“鹰击长空”和“鱼翔浅底”的详略度均高于Willis&郭译，描绘了一幅广阔大气的“鹰飞图”和“鱼游图”。许译描述“鹰击长空”时不仅译出了“鹰在天上飞”的场景，还增译了“Far and wide”，详细地描绘出了鹰飞时的状态：鹰无拘无束地在广阔的天空中飞翔；许译描述“鱼翔浅底”时运用了同样的方法，不仅译出了“鱼在水里游”的场景，还增译了“Up and down”，详细地体现了鱼游时的状态：鱼自由自在地在水里游。由小见大，许译的这两句增译体现了世间万物自由自在的状态，与原诗的下一句“万物霜天竞自由”形成呼应。而Willis&郭译描述“鹰击长空”和“鱼翔浅底”时只译出了“鹰在天上飞”和“鱼在水里游”的场景，未对其进行详细描述，与原诗的后一句关联不是很大，容易让读者对这三句诗的意思和意境产生疑惑，理解原诗的字面意思而不理解其意境。因此，许译的详略度高于Willis&郭译的详略度，并且比后者更加贴近和忠实于原诗的表达和意境的传递。

在翻译时，译者详略度的选择差异与其自身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有关，亦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加工程度有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自身文化背景知识和源语/目标语文化背景知识进行详略度的选择，译文的详略度表达应随着原文的需要灵活改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应基于对原诗的理解把握原诗的详略度，使译文详略得当，更好地传达出原诗的文化蕴涵。

四、结语

翻译活动本质是认知的，是译者主体认知能力外化的表现，体现了不同译者的识解方式。［22］本文基于认知语法的识解理论，从聚焦、突显和详略度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沁园春·长沙》许译本和Willis&郭译本，发现许译和Willis&郭译在翻译该诗时选用了不同的识解方式。总体而言，许译更加突出原诗的意境和韵味，而Willis&郭译更加注重原诗的字面翻译，保留原诗的风貌。

从聚焦维度来看，面对同一意象，译者激活的认知域稍有不同，许译所选择的概念意义更加贴近原诗所要表达的内容，Willis&郭译则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认知倾向；从突显维度来看，许译更加注重整体行为主体的突显，射体和界标的选择与原诗的深层含义更加契合，Willis&郭译注重局部行为主体的突显，画面描述更为直接；从详略度维度来看，许译有详有略，根据原诗意境灵活变动，更加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原诗的画面，帮助读者识解原诗的深层含义，Willis&郭译的详略度选择与原诗的详略度之间存在差异，能直观地传达原诗字面意思而非深层含义。

在翻译过程中，Willis&郭译倾向于保留原诗的原始风貌，相较许译而言，灵活性不大。由于汉语是重意合的语言，原诗的意境和深层含义基于原诗的字面，却又高于原诗风貌，仅仅理解字面意思对于理解原诗而言是不够的。因此，在翻译汉语诗句时理解原诗意味，并有所选择、有所突出、有详有略是很重要的。

综上，笔者认为许译重意境的传达，能让读者理解原诗，并跳出原诗，理解诗人的所做所感；而Willis&郭译重原诗的表达，能让读者理解原诗的字面意思，但对原诗更深一步的理解需要读者细细地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