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史学研究部，北京 100165)

民族复兴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之主要诉求，贯穿于近代社会发展始终，而民族复兴成为思潮则是在抗战时期面对外敌入侵的压力之下最终形成，并进而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残酷现实，激化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这是‘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观念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和被明确提出，并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的主要原因”[1]41。学界对于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潮或运动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诸如民族复兴概念或观念、民族复兴思潮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民族复兴思潮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等方面的影响都有涉及。然而，关于抗战时期民族性概念与民族复兴道路选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则较少论及。本文将考察抗战时期国人如何以民族性概念的不同诠释作为逻辑起点，进而产生不同民族复兴道路的思考及选择。

一、作为逻辑起点的民族性概念

近代以来，国人一直谋求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单一民族国家，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①。西方的单一民族国家不仅需要一个同质民族，还需要这一民族共享相同的历史。因此，国人在构建中华民族之时，也在梳理中华民族所共享的历史。民族复兴诉求正与这一过程相契合。所谓民族复兴，首先即要承认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及传统，并从中寻找赖以借力的资源，“民族复兴之意义，是指一个民族以本身伟大的力量而自力更生；不是指一个民族，忽视其本身的力量，而依赖其他民族之力量以更生”[2]23。以民族性作为逻辑起点，思考中华民族复兴的方法及途径，显然与这一思考逻辑相符合。民族性作为外来词汇，在译介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透明性假象”，被理解为“民族”与“性”的复合词，并与中文世界中“民族”“性”两词的语义直接对应。由民族之“性”出发，寻求民族复兴的方法，即“道”，也就与中华民族传统思考逻辑相契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天道与性合一，顺性外发之行为即是道，“这意味着道即含摄于人性之中；人性以外无所谓道”[3]73。以这样的思考逻辑来寻求民族复兴，民族之“性”自然成为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此外，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的影响也值得注意。该书经梁启超、贺麟等学者译介后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费希特在该书中提出要实现德意志民族复兴，首先需要由德意志民族性入手，只有重振德意志民族的优秀民族性，才能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这一思考逻辑也为国内学者所接受，如张君劢便在其影响下，相继撰成《中华民族性之养成》《民族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等著作，并将民族性视为民族复兴的基础，进而寻求民族复兴之路。章渊若也受到费希特的启发认为，“中国环境固非德比；而今日救国之道，亦未可限于一途。唯是物有本末，事有始终；以言其本，要不能不以‘自我改造与自我努力’为起点”[4]2。而所谓“自我改造与自我努力”，即指由民族性出发，培养“战斗的民族性”，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抗战时期，面对日本诸如“东亚病夫”等对中华民族的污蔑，国人也开始试图从根本上证明“我们的民族是东亚最早最优秀的民族”“我们的血统，已经混合得非常匀称，我们只有一个伟大统一的中华民族”[5]1，只要鼓振民族性，便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在研究者看来，民族性是根本，民族复兴必须从最根本处着手才能取得成效，“三四十年来，大家都嚷着‘救国’‘救民’，大家也处心积虑，想出许多‘救’的方法来，你也一个方法，我也一个方法，到了今日，方法之多，比较报纸上药房的广告，倒也并不多让。但是‘国’和‘民’毕竟得救了么？似乎没有，不但没有，并且似乎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教人无从措手。真好比一个病人，东西药饵杂投，不但病体不见起色，六神更觉无主起来一般”[6]353。这都是因为没有从民族性入手去思考民族复兴诉求，“就是以‘中国本位’相号召的一批朋友，也压根儿把民族特有的性格忘记了”[7]239-240。罗家伦、张君劢、林惠祥等人合著的《民族至上论》一书，也以中华民族民族性的讨论作为开篇“以冠全书”，由此探讨民族之复兴与发展，因为“民族性是建立国家或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或民族，如丧失它的民族性，就不能团结”“一个民族，如无民族性，也不能独立生存，不能免于灭亡”[5]1。正是基于此，时人开始了民族性概念的诠释。

二、不同视野下的民族性概念诠释

时人关于民族性概念的诠释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精神性诠释，一是生理性诠释。所谓精神性诠释，是指民族性的主要内容是一民族精神方面的内容，诸如民族的心理、性格等。作为精神之物质载体的文化，也可视为民族性的一部分。而所谓生理性诠释，主要指将种族等生理性方面的内容视为民族性的主要内容，地理环境等内容也可被归类其中。“我们讲民族性可分两种来说：一是解剖的，一是精神的。如中国人身体不高大，发黑，皮肤黄，诸如此类的外表状态，是属于解剖的。二是精神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各人有各人不同的性质”[8]11。通过对民族性概念不同表述的梳理，即可了解民国时期何以通过对民族性的不同认识来探求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

(一)民族性概念的精神性诠释

如前文所言，所谓民族性概念的精神性诠释，指一民族之精神方面的内容，诸如民族心理、性格等。柏克(E. Barker)在《民族性及其形成因素》(NationalCharacterandItsFactorsofFormation)一书中便提出，“民族性是各种获得倾向的综合体，这些倾向，乃是民族社会依据了固有的血统、领土和人民组成的。质言之，即以个人心灵所托的共同思想为基础”[9]34。柏克的这一定义也对国内学者产生较大影响。是时，许多学者关于民族性的定义及对民族性的认识都借鉴了柏克的这一定义。

陈献荣在《中国民族性之优点》一文中明确指出，“民族性者，乃属于精神的，而表现于动作，非似民族之皮肤，骨格，筋肉等之显而易见也”[10]37，民族间之所以能互相感知不同之处，除由于种族差异外，更多的是由于民族性。庄泽宣、陈学恂也认为，“民族性的特质，根本是心理的，或精神的，我们只能间接从各民族的活动、风习之表现方面观察。民族的结合，当然免不了心理或精神因素，但它是确指实在的人群，这种人群，多为同一种族，居住同一地域并没有共同之语言，类似之历史与传统思想，共同利害，共同政治组织及共同政治统一的理想”[9]3。唐学咏也认为，民族性应该是一精神层面的概念，“民族性是一个民族里面，大部分人的行为和思想，对别的民族一个整个的表现，及其相对的比差”[11]18。克俭在《东西民族性之综合观》中则提出，“所谓民族性，就是指着一个集团民族的文化和生活上所表现着的风俗，习惯，信仰，以及精神形式上的诸活动而言。那末，要研究某一民族的民族性，就非要从它底文化方面观察不可”[12]28。唐朔芳则通过对苏联民族性的考察认为，民族性正是通过文化表现出来精神层面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程度，正是代表那一个民族的精神”[13]19。

在民族性概念精神性诠释者看来，“民族性的构成，也可说缘于许多社会倾向——聚居性、合群性、合作性、同情心和牺牲心等。……民族性的构成，常基于集合的心理(collective mind)而非许多个人的心之集合。集合心的要素则为集合的有意欲望，而集合的有意欲望，更以群的自觉与自爱为基础”[9]68。很多以民族性为题的文章及著作，虽并未对民族性下一明确定义，但其所讨论的内容多为一民族的共同性格、共同心理或者一民族的兴趣及喜好，且多从性格及心理方面的现象描述，如认为中国民族性是爱好和平、勤劳的，英国民族性是冷漠的等。由此可见，这些作者理解中的民族性主要是精神层面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民族性的本质是社会意义的，我们个人所具有的民族意识，往往是借着敌对意识与行动的刺激而感觉到的民族意识在文化上经济上，个人的感触最灵敏，而反映在这方面的也最显著”[14]18。个体的民族意识进而组成了民族整体的民族性，而民族意识更成为构成民族性的重要因素，“民族性的构成，除一切物质的条件外，心理的条件，尤为重要。各民族应有同一的心理动力，才能造成共同的思想行为，产生共同休戚相关的感情”[9]31。

统观民族性概念的精神性诠释，无论是直接定义，还是借由内容表述所展现的对民族性概念的理解，大多并非科学、严谨且有规范意识的定义，更接近于笼而统之的印象描述。例如，梁漱溟在谈到乡村建设理论时，总是说要恢复中国的固有精神或者根本精神，即民族性，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可能遗传递衍之一面；还有一面则是后天习惯，主要因社会环境之刺激反应而形成”[15]167。又如王政认为，“民族性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也不是胚质里注定的性根。平常得很，它不过是个别的先天素质与共同文化环境交感互映的产物”[16]23，但却并未解释清楚民族性到底是何物，而仅以“交感的产物”言之。类似的定义在民族性的精神诠释中，并不少见。这样以研究者个人经验所得出的“前概念”，往往流于感性表述，当然无法像自然科学般严谨和可证。但是，这样的概念表述对研究者理解中国社会却颇有裨益，他们正是在这一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探寻民族复兴的方法和道路。

(二)民族性概念的生理性诠释

除了对民族性概念进行精神性诠释外，时人还尝试从生理性角度对民族性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诠释。是时，论者认为民族性与身体、种族等生物性因素密切相关，与生物性因素相关的诸如地理环境、气候等，也被认为与民族性密切相关，“气候和地理条件，对一国民族性的形成，也有相当重大的影响”[17]37。

民族性概念的生理性诠释者认为，“种族”概念与“民族”概念并不能截然两分，且种族因素对民族性有着较大的影响，“民族是由种族发展而来，民族的基础应当建筑在种族上面。所以民族特性的根源，应当仍是种族特性”[18]32，种族特性属于先天遗传，民族性则受环境等因素影响后天形成。“民族特性是一民族对于其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刺激所发生的反应能力及其代表。此反应能力及其代表是先天遗传的，又是后天获得的；是不可根本改变的，又是可以改变的；是全民族所共有的，又是一民族所独有的”[18]32。

潘光旦便认为，“‘民族’容易和‘种族’相混，因为一个民族总有它的种族的成分，一个民族大抵由多个种族结合而成；也因为同种族的人，因为气息相像，容易聚合在一个民族之下，而不愿意分散在几个民族内”[7]270。在他看来，时人对于民族的认识往往只注意其横向内容，而忽视了民族是一历史概念，本身便有种族延续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顾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而忘却了民族的生物与种族的背景”[6]516-517，“民族的题目虽然广泛，我始终以为它是有一个下碇处的，那就是它的生物的涵义，离开了生物的涵义讲民族，便不免有泛滥无归的危险”[19]21。潘光旦认为，民族性是一实在的东西，其一定要具有先天的种族根据，“这种根据一部分可以推源到民族所由组合而成的各个种族的原先的特质，一部分乃是历史期内自然淘汰与文化选择的产果”[19]34。

民族性概念的生理性诠释者不仅通过种族概念了解和诠释民族性概念，还通过个体以理解民族。在民族性概念的生理性诠释者看来，民族性概念与个体有着密切的关系，潘光旦认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实际上和一个个人或一个家族没有多大分别。谁都离不开三个因素，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文化的遗业。这三个因素之中，遗传为最基本，其次是环境，又其次是文化”[19]35。以个体来比附民族性概念，民族便是放大后的个体，适用于个体的概念同样可以适用于民族。因此，个性与民族性之间便有共通之处，“普通个人总先具备一种本性(original nature)。这种本性，包括为身体构造和特点所决定的气质(temperament)，及人类固有的本能(instinct)和得自近祖的倾向(predisposition)。因社会习俗的陶融，道德观念的认识，个性便渐趋固定和显明。民族性的构成和发展，也正相同。它以物质的条件和习得的倾向为基础，从而产生一种综合永久的特性。但在其中也有些微的差异。在构成方面，民族性较个性更非由意识的努力所可促成；在表现方面，民族性也没有个性那样可从动作方面，明显的观察出来”[9]28。

血型作为与个体密切相关的生理性因素，也在民族性生理性诠释中受到重视。随着日本学者古川竹二血型气质学说的研究成果被译介，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相关研究，教育学家吴家镇对这一问题便进行了初步研究。在吴家镇看来，此前关于民族性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不过皆有未备，即缺少科学的根据。吾人苟欲探本溯源非从医学方面进行不可”[20]38“(1)各人气质系立于生理的基础之上。(2)各人血液型，为决定气质基础之重大要素。(3)气质基调之心理的特质为：A.积极的……进取的……自动的……阳性。B.消极的……保守的……他物的……阴性”[20]43。基于此，吴家镇以血型为出发点，对民族性进行了“科学”研究，并提出具体实验方法：

第一，须在摄氏五度以上之室内行之。

第二，预准用9%生理食盐水之三倍所稀薄之五型及Ⅲ型之标准血清。

第三，紧缚指头，并行消毒；以消毒针，刺血一滴于玻璃管中，一方用Ⅱ型标准血清，他方用Ⅳ型标准血清，加入一滴，在白纸上摇动之。

第四，二三分钟后，初现凝集作用，渐次变成小块，故肉眼得以认识。

如欲正确观察，可用显微镜。在得取血液至实验为止，须经过若干时间，为免避凝固起见，须加6%枸橼酸曹达生理食盐水一滴于其内[20]40。

通过上述实验步骤的描述，吴家镇认为，民族性是一个可以量化考察的概念，并进而得出民族性的计算公式，即民族性系数公式：(I%+III%)/(II%+IV%)=A%/P%。吴家镇的研究结论科学与否并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但其研究思路及对“科学性”的追求，则集中体现了民族性生理性诠释的特点，即对于生理性因素及“科学性”的重视。

在生理性诠释者看来，“民族性构成的因素，一般承认有三种：地理的或自然环境的，历史文化的或者社会环境的，还有是生物遗传的”[21]19。教育学家邱椿在《教育与中华民族性之改造》一文中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对于其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所表现之特殊的‘模型反应’”[22]2。民族性的形成与改变，主要取决于遗传、环境、教育三大因素。从这一定义之中，我们可以得知自然因素在民族性概念表述中的重要，民族性主要是产生于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应。而自然环境对于社会环境有较大的影响，“气候、地形等因素，对于民族性的影响，异常显明。各民族对于地理环境，常求怎样的顺应和怎样的控制，因为顺应和控制的结果，某种特性便特别发达，而别种特性就逐渐汰除”[9]48。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形成的影响作用，时人有更为清晰的表述，“地理环境对民族性的影响有两方面，积极方面：疆域的限制，使民族各分子，自觉从此相类，而产生民族意识；消极方面，气候、地形等因素，限制民族性的发展和构成”[9]48。无论积极或消极，都可以看出环境因素在民族性身体诠释中被认为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地理环境的势力，能影响人类生理和心理的特质；能限制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也能决定人口的流动与分布；自然环境可以影响一切的人生活动和文化发展。这种方面更发生了淘汰选择作用，使民族中各分子产生死亡的轩轾现象而变更其民族性”[9]48。张君俊在其对于民族改造的研究中认为，中国民族性无处不受到地域的支配，“故北有北的不同，南有南的区别，省有省的异样，县有县的纷岐。这种特性，各不相同，也许气候、食品、种族、风尚、习惯皆有直接间接的关系”[23]125。

综上观之，民族性概念的生理性诠释并不仅是指从生理性角度对于民族性概念的诠释，与之有关的影响因素，诸如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等也被纳入到民族性概念的表述范围内。这些相关因素因其与现代科学关系密切，使得民族性的生理性诠释相较之下更具科学性。在表述上的科学性与规范意识，使得以民族性概念为基点的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也更具可操作性。

三、民族复兴之路的选择

通过上文所述，可以看到时人对于民族性概念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与表述，或认为民族性概念应从生理性角度进行诠释，或认为民族性概念应从精神性方面进行阐释。而不同角度选择的背后则隐含着研究者的不同关照及复兴方式的不同选择。民族性概念的生理性诠释者从生理性角度理解民族性概念，一方面体现了对于民族身体的关注，另一方面又以此为基础讨论如何由民族身体的重振而实现民族之复兴。民族性概念精神性诠释者则更为关注通过提振民族精神，探寻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在生理性诠释中，民族性被理解为与种族、身体等生物因素相关的概念。基于此，研究者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必须重振民族的身体。既然种族及血统是无法根本改变，研究者便一方面从人种上论述中国人种的优秀与独特，另一方面则根据营养学及优生学对民族身体进行优化和改良。或主张优生，从根本上提高民族人口质量，“一个民族要伟大健全，首先须求构成民族的人口素质要优良。要改进人口先天性的素质，那必须提倡优生。也可以说优生是唯一改进民族品质的途径”[24]1，“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或种族基础，而后坚强的意志、丰满的物质生活、繁变与醇厚的文化事业，才有发展的张本”[19]27；或提倡民族营养学，通过改善民族身体素质以实现民族复兴，“有健康的国民，才有健康的民族，今后应当以民族健康运动，为复兴民族的重要工作”[25]2，“而挽救之道，又莫善于改良国人之膳食”[26]25。

与生理性诠释者不同，精神性诠释者则从另一角度思考民族复兴的途径。在他们看来，民族性概念是一精神概念，实现民族复兴需从教育入手。教育不仅具有改善民族性的作用，还可以保存和发扬民族性中固有的优良部分。相当一部分学者都主张通过教育改善以保存中华民族性，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学者还从自身立场出发，思考如何通过教育来培育及保存优良民族性，实现民族复兴。如梁漱溟等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乡村，因为乡村中更多的保存了中国固有的优良民族性，因此他们主张大力推行乡村教育，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还有论者认为，“文艺能使民族复活，文艺旺盛的时候，民族必定强盛；文艺绝迹的时候，民族必至毁灭，……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民族之文艺影响该国之民族生命，是如何重大”[27]366，且“文艺家的警语，正是民族之精神的良药”“现在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一种复兴的精神，这复兴的精神，是需要文艺家来培植起来”[27]367-368。

四、结语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人直面国家积弱积贫的惨烈现实，希冀于谋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总体解决。在民族复兴实现路径的思考中，时人一方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性理之学”的影响，即以“性”为本源，进而向外求诸民族复兴方案；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问题根本性、整体性解决一贯思路的影响，即希望找到中国贫弱的根源从而一蹴而就地解决全部问题，民族性便成为这一思考的逻辑起点。然而，时人对民族性概念却有了生理性之民族性、精神性民族性的不同理解与诠释，进而产生了对实现民族复兴进路的不同思考，或以优生学、营养学等重振民族身体，或以教育、文学艺术等教化民族精神。无论是生理性诠释或是精神性诠释，都是基于民族性概念的“拟人化”理解和阐释，并且都对中华民族之民族性的本源充满信心。正是由于这种“拟人化”的理解，民族性概念在成为民族前途思考的逻辑起点的同时，即蕴含了恢复如初之意——“人之初，性本善”，其终点则是殊途同归的恢复中华民族之民族性，从而正应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

注释：

①晚清时期，排满思想的盛行，章太炎等鼓吹“大汉族主义”“排满革命”，以接续汉族王朝明代相号召，表露了对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最初向往。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虽然强调“五族共和”，但却认为瑞士、美国是在融合国内多民族为一新民族后，才走上了现代国家的富强之路，因此其谋求建立的乃是一“大民族主义国家”。而其后，无论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还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努力，无不是国人谋求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