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兰

在数字新闻业发展的过程中，机器既是工具与渠道，也成为新闻系统中的行动主体，深度参与并影响新闻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

基础结构层面机器因素与人的因素的互动

（一）机器推动的基础结构变迁与权力中心运动

互联网是数字新闻业的关键基础设施，互联网的终端结构也必然影响到数字新闻业的基础结构。从诞生之初，互联网就采用了开放性结构。在互联网中，没有中心交换点，互联网各节点之间也具有连通性。

门户网站构建了第一代互联网公共信息传播网络，也完成了对媒体垄断的公共传播渠道的一次分权。门户时代的内容网络也是开放、连通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后，一些大型的门户网站逐渐在内容网络中凸显出来，形成了一定的“中心”地位。即使如此，整个内容网络还是具有分布式的特征。

当机器应用走到社会化媒体阶段时，互联网中个体用户也拥有了个人化的节点，无数个体节点及其关系网络连接起来成为公共信息网络，在这样的传播网络中，节点的话语权力也有落差，这种落差是在群体性、公共性的互动中逐步产生的。

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类APP进入了公共信息系统，但APP之间的连通性却在降低。一些大型、综合性APP形成了比以往门户网站更大的影响力，成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超级中心。

在技术的演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主体加入新闻系统中，在各种技术应用的累积作用下，多种主体、多重渠道、多种传播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化的新闻生产、传播系统，它总体上呈现出分布式特征。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个网络中所有节点都绝对平等，也并非完全的去中心化。

开放性网络中的权力分化，与应用者对机器的理解与应用能力直接相关。由于种种原因，最具话语权的平台都是由新媒体企业构建的，传统媒体在数字环境下的内容网络中，并没有占据这样的地位，相反，它们也需要向超级平台靠拢，受制于这些平台。当一个节点形成中心地位时，由于马太效应，其他同类型节点对它形成挑战越来越难。但当技术应用走到新的阶段时，这种权力格局会被打破，新的技术会带来新一代的平台，新平台可以较快地瓦解旧一代平台的中心地位。

（二）机器对基本节点权力的提升

机器应用的发展，使得用户节点成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基本单元，在这一前提下，如何赋予这些节点更大的“权力”，而不仅仅是“权利”，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权力落差，同时明晰节点的责任，也成为技术正在探索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它强调了每个基础节点的作用与权力。同时，发生错误时可以直接定位到产生错误的具体节点，节点的责任得以明晰，节点的信誉也容易被评估。区块链的应用有很多方向，新闻传播研究者对于它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也寄予了希望。虽然目前区块链技术在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应用仍然非常有限，但至少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增强基础节点权力的思路，这一思路也许还会在未来其他的技术应用中得到体现。

（三）连通性网络中的“断连”因素

数字新闻业建立在具有连通性的基础结构上，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影响，机器网络和内容网络中都有可能出现“不连通”或“断连”的现象。这首先体现为人为因素对某些节点的屏蔽，其次体现为平台之间相互设置的障碍。数字空间中的人群也会出现一些断连，相似人群以某些方式汇聚，而异质的群体之间可能会越来越疏远。另一种断连则来自用户的主观愿望，但在技术的强制下，他们的断连愿望不一定总能实现。

机器结构的连通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与机器、人与内容、人与人等所有层面的连通，连通也并非所有人的愿望。机器铺垫了数字新闻业的基础逻辑，但在人—机互动中这些逻辑也会不时被打破，这也增加了数字新闻生产中的不确定性。

（四）未来结构中机器权重的进一步增加

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让我们看到，机器正在作为一种主体或行动者（而不是工具）直接参与新闻生产，在未来新闻业的基础结构中，它的权力及其权重也会进一步增加。

物联网时代，万物皆媒，各种机器、智能物体（包括传感器）也成为新闻信息的采集者。除了信息采集外，在智能化的信息加工、处理，包括机器新闻写作、智能化音视频生产、智能化信息过滤与审核、智能化反馈、智能化分发等方面，机器的作用也在与日俱增，参与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当新闻生产面对着越来越大的数据量、越来越多的计算任务时，云计算也会成为未来数字新闻业的一种基础设施性要素。

虽然机器永远不会取代人类主体，但在它们的强项与优势领域，权力中心会逐渐向机器转移。

新闻生产中机器思维与人的思维的共同作用

机器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数据思维的普及与强化，也就是将万物映射为数据，通过数据来揭示事物的某些状态或特质。

数据思维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以数据来达到“客观”呈现。对于新闻生产而言，数据可以超越记者的个体视角和人的感官局限，提供新的认识事物的线索，丰富人们对于新闻对象的认识。某些时候，客观的数据也可以证实或证伪人的主观判断，为报道提供更准确的依据。但数据要真正达到“客观”这一目标，却要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即使数据是准确的，只有数据这一维度的新闻呈现也是单调的，因此，我们仍然需要新闻表达中来自记者的主观观察、主观体验，有时也需要他们的主观评价与个人化的观点。

除了数据思维，算法思维也成为新闻业越来越多采用的一种思维。算法的普通应用会使某些内容生产的效率大大提升，但也会使信息超载问题更为突出。算法解决了信息与人匹配的效率问题，它对信息环境的影响也会越来越突出。对于决策而言，算法既可能提高某些方面决策的精准性，也可能使决策陷入机械化、套路化的误区。

机器强化的客观、程式化、模型化思维与人类特有的主观、直觉思维，可以相互映照、相互补充。它们的结合可以更完整地认识与反映世界、更好地进行决策，但实现结合仍有很多障碍。

新闻价值的评价与赋予机制中的人机共动

数字传播环境下，一条新闻的价值大小，并不完全由媒体或首发者预设，而是由传播网络的节点共同决定的，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个体用户节点。每个参与传播的用户节点都基于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内容的选择与解读，而这是在公共性与私人性需求叠加的坐标体系下进行的。

虽然在传统时代用户也存在私人化的信息选择与解读，但人们的私人化行为难以被连接起来。数字时代，由于机器的作用，个体行为很容易集合成为大规模的群体性行为，用户在新闻价值判断与赋予中的“权重”大大增强了。用户的“价值赋予”之所以能被“看到”，也是因为机器可以对用户阅读、分享、评论等数据进行直接的统计，甚至可以根据某种算法生成排行榜。机器提供的数据反馈越来越精准且实时，它们对媒体产生的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在传播网络中，机器还会以推荐算法的方式进入新闻价值的评判体系中。当人们被动接受来自机器推荐的内容时，也失去了自主选择中的价值判断与价值赋予机会。原来用户主动完成的多样化、流动性的意义构建，也可能最终走向单一的、静态的意义“继承”。

当然，今天的内容推荐算法也在向其他思路延伸，未来的推荐算法还会有更多元的推荐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模式，算法对内容流向与流量的调节结果，都会以数据指标的方式体现出来，而在更高的层面，这些数据指标会影响到整个平台的内容生态。

智能化媒体时代，机器对于用户反馈的揭示还不限于上述表层的行为数据，而是可以深入生理层面的数据，这些数据也会将内容对用户产生作用的过程揭示得更精准，甚至可以呈现出动态的作用过程。这些数据也会反过来促成媒体在微观层面所做更多的精细调整。但是这样一种在机器指导下的精准生产，究竟是会起到有效优化的作用，还是使内容生产陷入机械化的、零件式加工的思路，甚至使创作者失去自主判断与自主决定权，我们也需要在未来做更深入的研究。

人—机一体的用户

从用户这端看，随着智能终端的发展，人与机器正在走向同一化，人—机一体的赛博格也在变成现实。作为赛博格的用户，他们的各类信息消费行为可以通过智能终端量化，这些数据也成为传播效果的重要衡量依据。这也会推动面向个体的精准传播的深化。人—机一体的用户也意味着“自我传播”的变化。以往在人体内部进行的传播，因为身体上的各种智能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被外化。自我传播外化的同时，它与人际互动、群体互动甚至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相互渗透也会加深。

作为赛博格的个体，也使得数字空间的具身传播有了更丰富的体现。具身认知的身体，不仅是身体的外部状态与反应模式，还可以是身体的各种数据。这也会导致具身传播产生新的含义。进一步地，在VR/AR营造的空间里，人也会有类似现实空间的身体在场和感知，包括方位、距离等。对于新闻体验来说，这也会使得以往由摄像、导播决定的现场，变成用户自己探索的现场。

权力关系下的机器与人

机器在数字新闻业中获得了种种新的权力，机器权力在不同人类主体那端，也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或反应模式。

（一）数字新闻业的机器权力

对于数字新闻业中机器权力的认识，以下线索值得关注，当然它们之间也会存在一定的交叉。

1.作为基础设施的权力。无论是作为新闻生产的工具或主体，还是新闻传播的渠道，机器都在极大地影响着新闻业整体。每一个具体的媒体机构、商业平台所拥有、掌控的机器资源，是决定它们的生产能力、影响能力的重要因素。这些基础设施层面的机器权力，还直接影响着数据资源，无论是数据量，还是算力、算法。

2.作为“可供性”展示的权力。美国学者吉布森最早提出“可供性”（affordance）这一概念，它指的是环境所能够给予动物的相对于其行为机会的信息。在数字新闻时代，机器向我们展示了其作为一种基础要素甚至主体参与、影响乃至改变新闻业的多种机会与可能。人对这些可能性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决定了他们在全新的新闻业格局中的位置。另一方面，技术本身的特性也决定了人对其应用的边界，人的应用能力总会受到技术特性的约束，这也是机器权力的体现。

3.对数字新闻业基础结构的影响权力。机器不仅作为一种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示能”，它还直接影响着行动者网络本身，不同阶段的技术会构建不同性质的行动者网络。拥有不同技术能力的人类行动者，在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和权力大小也不尽相同。

4.对人的认知、行为与思维的形塑权力。机器权力对用户的作用，最终会体现在信息获取及认知、态度，以及人的行为与思维模式等层面。

5.对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的影响权力。今天的新闻生产、传播、消费很多时候是在某些关系结构下（包括私人关系与群体关系等）的互动中进行的。机器可以带来以往没有的关系连接并强化这些关系，带来人的关系网络拓展。但同时，也可能切断一些关系。技术平台特性也会影响人们的公共互动模式。

（二）机器影响下不同主体的权力演变与互动

拥有了多种权力的机器，对不同类型的人类主体的权力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是增强，有些方面则是挑战、削弱甚至剥夺。

在普通用户层面，机器赋予了他们在公共信息环境中的表达权利与参与权利，一些个体也将这些基本权利转化为了公共话语权力。无数个体的权利集合起来后也会成为一种权力并对媒体的权力产生冲击。机器也使用户在信息选择方面的权力加大。但机器也在赋予平台更大的权力，个体用户的权力在平台权力面前又会受到压抑。

机器为那些非媒体背景的生产者赋权，使他们拥有了职业化地参与新闻生产的可能，对传统媒体则是分权。而在各类平台中，在机器因素的作用下，职业内容生产者的权力也可能出现再分配。

对非媒体性质的机构而言，机器给予它们自主进行信息发布的可能，这也是一种赋权。但是，这种权力也可能反过来变成一种负担。

数字新闻系统中的机器拥有者，包括计算与算法能力的拥有者、应用的开发者及平台运营者等，他们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由机器所赋予，当然这也来自其对机器的理解与应用能力。他们在应用中会放大机器赋予的权力，也可能进行权力的再生产，这会带来对公共传播秩序与信息环境的影响、对个体主动性的压制、对用户隐私权的侵犯等问题。

对于管理机构来说，机器权力是对其自身权力的一种挑战，为此，它们会通过行政手段从底层结构上来干预机器权力。对于机器权力的继承者或代理者，特别是平台，它们也会进行监督与制约，这也会影响到平台上包括个体、职业内容生产者和各类机构等主体的权力。

无论怎样，机器权力的加入，改变了新闻业中传统的权力格局。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今天在很多时候也需要借助机器来完成，因此，对机器能力及权力的认识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主体的权力大小。机器虽然并不能决定一切，但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今天新闻业的基础结构、生产思维与模式、价值评价体系，也影响着新闻系统中的各类主体特别是用户，新闻业的权力格局也因为机器这一因素发生了极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