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钺皓

“中年危机”与重返1998年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代际的终结从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在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的今天，我们会发现当代文学的20世纪90年代尚未终结。当下与90年代的关系，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与前30年、90年代与80年代那样呈现出藕断丝连的暧昧性，而是显而易见的持续性。我将当代文学的这种持续性指认为“中年状态”。这个概念来自肖开愚、欧阳江河对于90年代诗歌写作的认知，他们将“中年写作”视为一种成熟、多向的知识分子写作。陈思和在后来也用“中年”这一概念来形容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特征，认为中国文学创作已经整体摆脱了“青春期写作”的反抗与批判，进入一种稳定与相对成熟的写作状态中。不过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中年”被单向度地指认为了成熟与稳定，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年状态”实际上蕴含着诸多维度的危机。

在作家层面上，自新文学以来作家的代际更迭从来没有如此缓慢过。今天占据着我们文坛重要地位的作家仍旧是早在90年代就已经声名鹊起的作家，年轻的写作者长期在文坛中处于匿名状态。文学界急匆匆地推出许多新生代的写作者，不过是在缓解自身的传承焦虑。

在审美层面上，长时期的稳定使得过去陈旧的审美准则仍旧充斥在文学创作中。审美的创新性被忽略与畏惧，经验性却被无限放大。在“中年写作”过度成熟与克制的创作准则中，新的美学往往得不到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在创作层面上，巨变的时代现实在作家手中隐匿，多数时候当代文学不停地在乡村、历史中重复自我。文学对于生活此刻性的一种把握不仅落后于人们对于社会命题的讨论，甚至落后于其他艺术形式，如电影、摇滚乐。很多作家对光怪陆离的当下生活保持了一种集体沉默。这种沉默让青年读者无法从文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叙事，只能寻找似是而非的叙事来作为自身的隐喻。巨大的阅读欲望与无能为力的纯文学创作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奇观。

当代文学的发展面临着“内卷化”的危机，同时因为文学面临着来自图像与声音的挑战，在急速膨胀的世界中，当代文学的“内卷化”已经不再是边际无法向外拓展，而是在对比中呈现出向内萎缩的状态。当代文学的“内卷化”实际上在90年代便早已凸显。我们的认知方式与现实存在之间的巨大鸿沟，直接导致了我们今天的纯文学创作脱离日常生活，丧失此刻性，只是在内部不断堆砌与重复过去的要素。在生命本身都面临着被不断复制的机械复制时代，我们的写作首先陷入了一种人为的自我复制之中。同时，文学在今天坠入一种“匿名化”的状态。文学当然不是在被边缘化，影像正在与文学产生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学通过另一种方式频繁而深刻地参与我们的生活。参与生活的文学缺失研究者对其的阐释与研究，导致其处于一个失声的幕后状态。

我们面临着一个从众神喧哗到众神沉默的时代，如何阐释与溯源文学的一种失语匿名状态，如何重塑我们对于文学以及社会的认识构架，如何重新通过文学发出我们的声音，已然成为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重大命题。回到作为“无名时代”开启点的90年代，重新面对那些被我们忽视与悬置的问题，也就成为一种迫切的呼唤与可行的路径。

选择1998年，是因为看似无关痛痒的它尽管不是上述“中年危机”的根源，却是所有矛盾与问题都浮出水面的一年。1998年由韩东、朱文等人策划的“断裂问卷”，正是这样一场将所有矛盾与问题都明朗化了的文学事件，所有的“中年危机”都以另一种形式被呈现在问卷之中。“断裂问卷”作为一场半途而废的文学行动，向我们声明一个事实，即当代文学创作正在产生断裂，或许是断裂已经完成。这是对当代文学“中年危机”的一次提示，不过被一些卫道者认作危险的信号。在2019年《文艺争鸣》中，何同彬《“正确”的文学生活笔记》一文对当代文学生产、文学传统以及文学研究都发表了极为尖酸的批评，这些指责都可以在1998年的“断裂问卷”中寻找到呼应。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90年代仿佛幽灵一般盘旋在今天的当代文学生产与研究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返1998年，以“断裂问卷”为起点去重新审视90年代悬而未决的问题，反思当代文学的发展。

内卷化：他者的指认

1998年由朱文、韩东历时3个月完成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分答卷》刊登在《北京文学》第10期。在问卷中，朱文与韩东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诸如作协、鲁迅、大学中文系、《收获》这些现有文学体制中的象征性符号，对现行文学体制进行了一次集体发难。

面对韩东、朱文的诘难，当时的学界应者寥寥。在不多的反驳与斥责声中，最有意味的是将“断裂问卷”当作一次“弑父”的行为艺术表演，也就是将“断裂问卷”视为新一代创作者争夺文学话语权的行动。“弑父”的指责轻而易举地将文学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但“弑父”的定论也使得我们认识到，“断裂问卷”面对的不仅仅是写作理念的分歧，同时也是“中年”与“青年”的碰撞。

面对“弑父”指责，韩东用空间的概念对他们的写作与主流写作进行区分，即“同一时间内的另一种写作”，断裂便是生长于此处。这种空间，也就是韩东后来所不断强调与阐述的第三代诗人与晚生代作家写作的“民间立场”，它所针对的是90年代的审美文化权力。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的写作陷入了一种“内卷化”的文学复制机制之中，如果说前30年是政治指向的文学复制过程，那么在90年代另一种文学正在不断被复制，它们的前文本是五四新文学与80年代文学。

面对这种文学状态，韩东、朱文等人在“断裂问卷”中愤怒地尖叫。当代文学的前30年创作来源于一种阶级愤怒，新时期的开始则是对于前30年文学创作状态的一种愤怒，正是在这种愤怒中，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滚滚向前。不过无论是前30年还是新时期初期，这种愤怒情绪都是整体和统一的，所有人愤怒的最终指向几乎都是一致的。当现实进入90年代以后发生了某种变化，尤其是韩东与朱文带着“断裂问卷”出现以后，有人惊奇地发现自己变成了愤怒的对象。他们回应这种愤怒的方式，同样也是愤怒。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由“断裂问卷”引发的争论视作是两种愤怒的碰撞，即青年的愤怒与中年的愤怒。这种碰撞的结果是文学史叙述中韩东、朱文等人被指认为当代文学的他者，从90年代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成为文学史叙述的边缘。

沈浩波在1998年发表了《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这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学史叙述来说只是一件无关轻重的小事，但它却在1998年预言了诗歌界的盘峰论战。这场争论让我们认识到“断裂问卷”及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是偶然与孤立的。于坚在争论中认为“中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概念遮蔽了90年代其他的诗歌写作，尤其是被认为是青春蓬勃的先锋诗歌写作，并且建立了自己的话语霸权。如果说，“断裂问卷”为我们展开的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被行动的半途而废与文化主流压制所遮蔽了，那么90年代末的诗歌之争很好地重复了这一危机的叙述，只不过因为诗歌在90年代之后的失语（不仅仅是阅读中的失语，还有研究中的失语），这种危机再次被忽略了。不过，这场论争的双方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欧阳江河、程光炜等人被打上“主流”与“知识分子”标签后受到了许多无端的指责，韩东、朱文等人在选择“民间”后，被动地成为当代文学秩序指认的他者。

通过这种他者的指认，来自90年代的叙事危机在无意中被加重了。因为写作的可能在90年代被极大地缩减了，生活本身却在90年代急速膨胀了。面对过于急速的90年代，身处文学中心的作家与创作经验不仅无法跟上世界前行的脚步，甚至没有办法讲述此刻，于是在90年代我们得到的叙述永远是往回看。这种回望，正是萨义德口中“老化的终结的运动”，即现代主义。写作上的现代主义，与现实未完成的现代性以及已经诞生的后现代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断裂。这让我们看到中国的现代主义书写在90年代以后一方面呈现出先天不足的缺陷，一方面又有着走向衰老的姿态。来自80年代现代性文化的颠覆性又在文学体制中迅速而心安理得地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在文化心理上过早地迈入了中年，从而遗忘了现代性的未完成。

韩东他们的反叛针对的其实不是现代主义审美，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中年状态背后蕴含着的停滞与危机。正因如此，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横跨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状态的写作，意外地与90年代中国的社会状态贴合起来。但是这种叙事的可能性因为作家被指认为他者，也失去了被审视的权利，文学的“内卷化”也将通向终点，即“匿名化”。

匿名化：当代文学的失语状态

文学在今天的“匿名化”是双重的。首先是90年代以来的叙事危机，使得文学面对生活显得无可奈何。其次是评论与研究对于一些真正面对着当下的文本的沉默，使得这些文本既无法在文学中发出声音，也无法从历史中浮出水面。

作为晚生代作家代表的朱文在1998年发表了中篇小说《弟弟的演奏》。小说讲的是某个大学中的一群青年，他们是一群十足的杂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泄性欲。从小说中主人公惊声尖叫中喷涌而出的性意识与性渴求，不仅仅鞭笞了90年代的中国现代性审美，同时也鞭打了中国前现代性的传统伦理。同时，在小说的众多细节中，可以看到朱文对于某些现代性立场的认可。对于朱文们来说，精神困境是后现代性的，但精神出路却仍然是现代性的。在1998年大喊“断裂”的朱文成为实际上的缝合者，不仅仅缝合了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与生活的可能性，也缝合了中国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研究者却对这本书保持了缄默。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1998年的刘震云身上。《故乡面和花朵》在1998年作为一部超级长篇的出版曾经引起了轰动，但是面对这本长达200万字的著作，学术界却保持了沉默。在刘震云的这本小说中，充斥着的是毫无节制的语言，一切语言的形式，譬如对话、书信、电报与电话都成为构成小说的关键元素。而在这些如同创世纪淹没世界的洪水一般的语言中，刘震云将乡村、现实以及寓言拼接到一起，同时也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拼接到一起。面对这本书的缄默带来的恶性循环是显然的，因为评论与研究者的沉默，这本书也就失去了在当代文学史中发出声音的机会。

1998年《昆仑》《漓江》与《小说》等有着相当分量的文学期刊相继停刊，从文学生产体制的一个方面宣告了当代文学的危机以及失语的焦虑。在民间刊物方面，《今天》与《他们》代表着的主流文化体制之外的写作可能，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失语状态。1998年的“断裂问卷”显然就对90年代的文学发出一个几乎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们的文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的写作。然而这个几乎无法被回避的问题，最终在对韩东与朱文的集体声讨中被遗忘了。对这个问题的遗忘是可怕的，它的致命性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我们看向中国文坛的现状以后，当然会产生深深的疑惑：那些不断推出的“90后”作家究竟有多少同龄的读者，大学中文系培养的这么多年轻的专业学者有多少人将目光投注到他们身上？他们究竟在为谁写作，是在重复过去还是叙述此刻？

如果说对文学本身的“匿名化”困境的观照更多展现的是话语焦虑，那么与电影的对比就足以显现“匿名化”状态形成的尴尬。与晚生代作家在文化心理、创作手法与创作对象上有明显相似性的第六代导演成功从地下走上了地面。贾樟柯、张元、娄烨等人几乎已经成为了青年观影者中的接头暗号。与此同时，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却不断地追问着年轻的读者去了哪里。这种尴尬的对比，绝对不是影像代替文字的技术性与历史性结果。来自1998年的叙事危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并且已经成为当下文学创作与读者之间产生巨大断裂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今天谈论以“内卷化”与“匿名化”为特征的当代文学的“中年危机”，当然不在于全然否定当代文学创作的“中年状态”。“中年危机”实际上来源于对“中年写作”概念合法性的认可。无论是“中年写作”，还是“青春期写作”都应该是文学整体中的一部分，于是这也就不再是一个“中年”宽容“青年”的问题，因为这不过就是韩东口中“同一时间流程内的另一种写作”。当“中年写作”的合法性被确立，“青春期写作”也就被驱逐为边缘，“中年危机”便仿佛病毒般蔓延到整个当代文学之中。当自90年代便已经确立神话的作家不再创作之后，当代文学或许就会从“中年”迈入“老年”，因为过去的神话成为标准，试图摧毁神坛的人被指认为他者，继承者不过是神话复制出来的陈旧自我。

民间刊物在如今早已成为自我抗争，从这些刊物中，不再可能像《他们》中走出韩东、朱文、于坚，像《非非》中走出周伦佑、杨黎。民间刊物正在自我毁灭式的诞生与陨落，所有道路的终点都是“生人勿进”的标牌，突围时代正在逐渐终结。

我想我不是悲观的，正如朱文在《今天》的访谈中所说：“说出真相不是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