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绍东 张毓颖

构建中国经济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学术界展开热议。近年来，洪永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学”的观点，引起了一批学者的质疑。争议产生的焦点在于能否从西方经济学提炼出“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学。本文拟就其中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展开探讨。虽然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比较接近的实践基础，但“普遍”不能脱离“特殊”而存在，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市场经济一般原理”不能为中国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从特殊性上来看，阶级特殊性要求中国经济学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历史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国别特殊性意味着要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只有完整、辩证地把握“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起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实践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运用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总结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并提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三形态说”。“三形态说”把商品的产生和发展作为分析主线，深刻地指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的，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需以否定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实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过程，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要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阶段的判断，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或历史规律来对待的，并不等于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完全按照三种形态的顺序发展演进，也不是说每个阶段的转变都是在瞬间完成而不存在任何过渡形态。在这里，要辩证地把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才能形成完整的、正确的认识。上层建筑是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层建筑也有可能率先发生变化，“反作用”地引领着经济基础变革。

中国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并展开经济建设的。毛泽东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三形态说”中的第二大社会经济形态向第三大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阶段，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仍然是商品经济，只不过这种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特殊属性

从经济运行层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但是，并不能据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是要从制度层面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实践的特殊属性，进而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基础上理解中国经济学的本质。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商品和货币关系都只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如果仅从商品和货币关系出发，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是一般性商品经济的结论，就有可能犯下混淆现象和本质、普遍与特殊的错误，也就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实践的本质区别。因此，要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应仅仅停留在经济运行层面上，而是要深入经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

进一步来看，社会经济实践的内容是生产方式的运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经济发展具体路径的选择。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必须采取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提高生产和交换效率。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属性由其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属性决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可以将理论上的“生产关系”转换为政策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中，所有制制度和分配制度与资本主义相关制度有着根本差异，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实践在根本上是不同的。

总的来说，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仍然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但是，由于特殊性决定了事物本质和事物发展变化方向的主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有着本质差异，从而决定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根本区别。孙立冰等学者也正是站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基础上，厘清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实践前提。

不能通过“剥离”的方法提炼经济学的“普遍性”

（一）能否从西方经济学中剥离出“市场经济一般原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是商品这种细胞形式孕育发展的结果。作为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刻画和反映，西方经济学应运而生。洪永淼等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反映商品经济实践的“普遍性”是可以剥离出来的，而剥离出来的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则可以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张兴祥、王艺明（2020）同样认为，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剥离出来的市场经济理论，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仅是一种“解放”，更是一种理论创新。

这种“剥离”的方法是不是一种“理论创新”呢？这就不得不借助于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进行判断了。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对反映事物个性与共性的哲学概念，普遍性就是指事物的共性，特殊性是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个性。从最基本的概念界定上来看，普遍性与特殊性就是不可分的，两者不是以简单的板块拼接方式并存的，而是对接、渗透、融合而成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普遍性是无法从特殊性中机械地“剥离”出来的。

那么，真的如同洪永淼等学者所说的那样，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中剥离出“市场运行规律的基本原理”吗？显然不是。简新华（2018）指出，洪永淼提出所谓“回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经典理论框架”，这在实质上是为了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按照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主要采用唯心主义研究方式而建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虽然有一定合理性和作用，但是并不科学，最突出的是并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趋势。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辩护的阶级属性渗透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等方方面面。

实际上，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鲜明的阶级属性，习近平（2020）已作了精辟概括：“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我们要问的是：既然经济学不可能“纯而又纯”，那如何能从中剥离出“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呢？以洪永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他们对中国经济学的认识只停留在特殊到一般这个阶段，而没有再从一般进入特殊，更没有讨论“个别”。从根源上来说，由于缺乏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使得西方经济学难以运用矛盾分析去把握事物的“一般性”。因此，借助于“跑数据”在理论上“归纳”和“抽象”出来的一般范畴和抽象定理，其实大多也是现象层面的认识而已，就更谈不上从“一般”再演绎到“特殊”了。

（二）能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剥离出中国经济学的“普遍性”？

当然，与之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不能通过从西方经济学中剥离“市场经济一般原理”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这一功能吗？孙立冰（2020）认为，经济学是否是现代经济学，关键在于它能否揭示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能否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现代性社会的重大问题，一是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二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研究范式，为人类指明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方向。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虽然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社会主义事业仍然在探索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现代经济学。对于这一观点，我们有两点评论。第一，我们赞同孙立冰对“中国经济学”概念所做的内涵界定。第二，对于中国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仍然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说明。从历史方位上来看，我们还处于第二大社会经济形态向第三大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时期。这就意味着，不能把中国经济学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是要把中国经济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反映来看待。

从三个层面的“特殊性”立体地呈现中国经济学

（一）阶级特殊性：“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体现出了极其鲜明的阶级性。中国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刻体现着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的本质属性。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这一前提下产生的中国经济学，兼具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双重使命。一方面，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另一方面，应继续推动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创性研究。中国经济学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自由放任和个人理性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多地从集体利益出发，赋予了生产活动以更为明确的目的性，即“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由此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学。

（二）历史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学以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从理论上来看，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个人类社会经济演进的第二大形态向“自由个性”的第三大形态过渡的历史阶段。在政策话语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历史定位下，中国经济学将商品经济作为研究出发点，着重探究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国情出发，提出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并完善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学由此搭建起了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三）国别特殊性：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彰显中国特色

中国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的国别特殊性体现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苏联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毛泽东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实现了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但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不同，我国建立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所强调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更是坚持“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在这一原则下构建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是充分考虑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的经济学，它充分体现了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的国别特殊性还体现在它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经济理论承载着文化基因，譬如，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基于“亦此亦彼”的观点，提出二者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彰显了中国经济学的国别性，也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

结语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相关讨论不仅仅是一场学术争论，而是事关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命题。在这场争论中，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观，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是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立场上，认清我们所处的商品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构建出一个既反映商品经济规律的，但又充分体现出阶级特殊性、历史特殊性和国别特殊性的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