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玉,孟宪平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中国文化哲学是政治道德探究之结果,其目标是人生完美和社会和谐,它希望明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及社会运行之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表达了对社会潮流的崇敬。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为人之立德、立言、立功论证,为社会和谐、自然和谐、人的和谐建言,实为察查文化之大端、思想之深意。中国文化哲学的儒道思想都对“士”有极大的热诚,儒家的精神是入世的,它要“明明德”于天下,是“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哲学。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不仅知道自己的过去和今天,也要认识它在未来社会发展的明天。

一、从远古走来的人文思绪及其学科形态

东方文化哲学注重对人性的拷问。夏商周时期的中国,文化已有小成,但在总体上文物未盛、演进迟缓,文化与政治还不够配套。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社会问题的文化理解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深刻哲理和思辨内容,关于人生问题理解也和那个时期的社会发展相联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1]自然之美孕育在社会发展之中,四时明法是自然社会运行规律的表达,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是人们要遵循的法则。中国人的思维路径与消费社会迥殊,中国人生智慧的发荣滋长基于对事物观察理解,大多是对前言往行做出深刻认识,积淀既久而达到德慧的自然激发。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道、人道逐步演化成人生理想,所谓的“天事必象”是说天象是天体的自身运动的表现,“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1]。东方自然观强调的遵守自然,执一齐物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循环异变强调和谐的运动发展,体现了事物损益消长的辩证关系。中国古代文化采取顺应自然、静心观察的科学态度,其三个重要思想流派儒、释、道三家是互补的。“仁”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它可靠如山;“智”是思考谋划的基础,它灵动如水。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是对于世间万物均应抱有的感情,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里的乐山、乐水是人内在情感的自然化,回归自然和免除喧嚣。求仁得仁、仁者安仁、欲仁则斯仁至,都是在说仁者乃人之本心,从不仁之心达到仁人之心乃是回归心性。安于仁者会不忧不惧,仁的境界就是乐的境界。孟子直接说“仁,人心也”,这与孔子的思路完全一致。其中的文化哲学意蕴在于把“反身而诚”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反求诸己就是自得,而能够自得者就是万物具备。5000年文明中,即使穷谷之牧童、村妇都为这种智慧光辉所照耀,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文化哲学已经成为“日用而不知”的内在感受,也是中华文明5000年之瑰宝。

在近代儒家的文化哲学坚守与突破中,求“新”是一个主流。熊十力的“唯识新论”还是比较保守的儒家哲学,他看到了中国哲学不重“思辨”的不足,也希望通过吸收西方哲学拓展中国哲学新路,认为“中国诚宜融摄西洋而自广”,使二者结合成“思修交尽之学”。熊十力通过“体用不二”把“返本开新”阐释文化哲学的逻辑理路以及会通中、西、印文化的哲学途径,提出重立中国文化之大本,其文化哲学自成一体,既融会新知又创发新义,开辟了一条既有别于“中体西用”又不同于“全盘西化”的新路。冯友兰的“新理学”把柏拉图的“共相”“殊相”引入中国哲学,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他把世界分为“真际”和“实际”,意在使中国的形上学更加凸显,以便和西方哲学比美。“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根本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共相殊殊相的关系问题;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活问题,而不是一个死问题。”[2]这一关系可以用“理在事先”的命题做出概括。贺麟的“新心学”认为,必须以西洋哲学发挥儒家理学,因为中国儒家哲学重道德精神构建而忽视了知识体系的架构,融汇中西既可以强化道德可能的基础,也可以强化科学可能的基础。他主张吸收基督教的精华充实儒家的礼教文化,在领略西洋艺术的基础上推动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和新儒教的共同复兴,中国新儒学家有振兴中国文化哲学和发扬中华文化精神的责任。

近代中华文化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理解显示出独有的文化哲学特色。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基于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探索,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追求的差异决定了文化路向的差别,认为不同文化不能调和,中国文化复兴要走孔子的路,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早年受到功利主义影响,认为欲望决定一切,人生基本是苦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他思想的基本点,并以讲明佛学、传播入学为己任。他认为,梁漱溟佛家讲苦修,儒家讲和乐,“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到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的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路来吗?”[3]他逆流而上,顶着当时全盘西化的狂潮,倡导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他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公开打出儒学旗帜,可谓现代新儒学思想的第一人。方东美认为,中国先哲对人生的领悟是热烈而又深切的,中国人的生活精神,常常寄托于对入世的热忱,并不轻率地做出世的幻想。虽然根基于笃实的人世生活,但处处求与天地和气的气德,与日月合其明,以显示博大襟怀,其生活要义在于忠恕感人,同情体物,扶持众妙,包裹万类,养成人我两忘、物我均调的人格。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自有特色,在由“架构的思辨”走向“客观的悲情”过程中,在其“新外王三书”中,他把“良知”“知体明觉”“无限自由心”视为“道德主体”的具体形式。他以唤醒世人的价值意识、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为己任,用“三统说”(道统、政统、学统)统合本体论、宇宙论和心性论,维护孔孟所开辟人生宇宙之本源,开出学术独立之新路,揭示民主政治之必然。唐君毅的文化哲学具有鲜明的宗教印记,他以“十字架”的意义蕴蓄说明中西文化精神的特质,以“道德理性”作为文化哲学的主要论据,强调中西文化的“和而不同”,其“太和世界”的人文理想意在贯通中西文化精神,“纳方于圆”的文化哲学构想期待重返传统的“返本开新”气象。中国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文化问题,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应该武断地打倒,或盲目的拥护。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深感对现状的忧虑,他希望通过重建中国传统文化来扭转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因为中国文化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徐复观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对文化层次的认识,也有独特的见解。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日常结构和图式

传统日常生活是与自然形态的农村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规范体系和行为图式,重复性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是其重要特征,以自在性和自发行为基础构成的生活模式和活动方式,对社会运行和人的心理习惯起着支配性作用,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存在和运行,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群体效应让很多人根据以往的生物进行类比而形成重复性的行为方式,这种活动图式把大量的系数、惯例、尝试以代际传承的方式向前延伸,构成一定社会活群体的文化基因,在潜移默化中把文化血脉熔铸在民族的有机体中,成为不需要思索就能不断贯彻的规则和规范。日常生活的维系基础是本能、血缘和天然情感,家庭、道德、人伦、宗教是其中自发调节系统,人们在如常生活中以一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进行活动,在社会交往中以一定道德规范与其他个体往来。我们不能凭着人的感情好恶来认定这些内容的“好”与“不好”,因为地域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日常生活惯俗,对人的影响方式也不同。过分强调特定历史条件的私人情感会阻碍人的个体化表现以及社会的理性化表现,也会阻碍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图景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它既脆弱又强大,既拘谨有开放,既古老又现代,依照惯性而形成对社会运行的支配,宗法制度、官僚主义、经验主义、长官意志等是实践之中惯性的动力机制,这种惯性既是一种惰性也是一种韧性。很多人生活在封闭的区域中,在空间上难以越出地域疆界,在认识上难以越出思想边界,不知道山那边有什么,不知道海对岸有什么,不知道世外桃源的人在干什么,甚至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沉思,家风言传、家长表率就是世代接力的依据,人生的酸辣苦甜都融汇在生活世界之中。对个人来说,它是特定的具体的人生中的一个链接,起着一定的接力作用；对社会来说,它是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唯其如此,才能体悟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意境。在诗人的眼中,这是富有生活情调和充满诗意的田园牧歌,在进化论者的眼里,这是封闭沉沉的田园牧歌,必然会在人类发展中消退。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半睡半醒、浑浑噩噩,吃饱穿暖就是理想目标,家庭和谐就是人生情调,生活理想被嵌入自然链条之中,缺少激进有为的内驱力,自觉的创造冲动经常因为现实束缚而被消磨掉。中国文化哲学研究不能回避这种曾经存在并且今天依然具有深厚影响的文化模式,家国同构、熟人社会、人情关系等都成为影响现代政治理念生长或干扰民主政治运行的因素,血缘社会、亲情社会、人伦社会、私人社会成为难以割舍的社会关系纽带,它经常把日常生活的文化理念带入非日常生活之中。

对自然事项的关注是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匍匐在大自然威力之下的众多心灵经常处在震撼和悸动之中,困惑于神秘之物则为鬼神之奴隶,屈服于外界无穷势用则为自然之奴隶。匹夫志向与民族气象就联系起来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注目之中了。匹夫之志与浩然之气是人生哲学中重要论题,主宰在我而不为鬼神所役使,成败在己而不为自然支配。“吾养吾浩然之气”“素襟不可易”“虽千万人吾往矣”,从形体看人在万物丛中,从心志看人是万物之主,有天功人代之用。对人来说,渺小与伟大兼而有之。以志帅气则显其大,心为物役则见其小。古代哲学家从这里推出另一个话题,即:生命与人生的关系。“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其中,言志仅仅是个人意向,言命则又超乎个人,“天命谓之性”直接把当然之事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了,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是将知天命看成人生修养的正途,这不仅是文化问题,更是对人生的理解。“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人寿几何,无法把握,修身继续,全在自我。

中国古代文化哲学富有辩证思维,动亦静,静含动,流动不居而又常在,它强调宇宙的基本统一和互补性。“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是说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互相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道家人生观显得充满萧索之意,鼓吹人生之虚无寂寥,主张因循顺势,这种文化哲学是有悖论的,不能自主,可以顺应自然,倘能自主,何贵于顺应自然。庄子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自视为万物之中至为渺小之一物,又谓能与浩瀚之大化合于节拍。老子曰:“天地不仁。”这与儒家仁爱观明显不同,孟子主张“执性则知天”,是将人心之仁与天地之仁并举,儒家比较看重宇宙之刚健创进之特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育焉”。《易经》《诗经》等有很多类似的话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生生谓之易”,此类恢宏之语至汉代几成绝响,此后儒家多拘于义利之辨、人之大欲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哲学主题的延伸,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新的文化哲学流派的呈现。德政与政德是中国古代文化哲学的又一事项,实际上是人的思想道德在社会中的展示。国家的政治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叔孙豹认为,古代有三不朽,立德最为上,立德者必能立功、立言,政治功业如果缺少品德支撑就是无根之水。“修己以安百姓”“修身而天下平”,修身为本,修心为基,有了德性和教化,就有了政治、制度之导向,对执政者来说,“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三、中国文化哲学的整体特征和世界地位

中国文化整体性特征在于其原生性。一般说来,世界上文化的起源有两个路径,一是原生道路的文化单元,二是次生道路的文化单元,这两个方面都是以第一代世界文明为基础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起源中最纯粹、最自发的形式,这种起源方式不能用欧洲文明起源的理路来解释,它与世界其他重要文化形式的差别在于,中华文化彻底的原生性质。“同西方,特别是同欧洲比起来,虽然中国与欧洲一样,有一个同样光辉的轴心时代,但由于中国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积累深厚,而且没有经过扰乱和打断,在现实中,活文化含量最大,因此,中华文化对轴心时代的依赖,与西方迥然不同更合适。因为儒家学说,本身既是轴心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前轴心时代文明的最全面继承者,所以,它在汉代被定为一尊,成为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4]中华文化注重精神需求并向道德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传统。其中的内在承接关系,完全是自然的过程,不需要外部干扰和推动,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独特的精神世界,轴心时期文化力量苏醒和回归,总是为社会提供一种精神的力量。中华文化有自身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不同于欧洲铁器文明的规律,也不同于变形的印度文明的规律,更不能用中东文明的无秩序状态来衡量,它在一般形态上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但在具体阶段的细节上有自己的独特属性,在文化哲学研究上不能用其他文化比附,这也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哲学不能照搬西方文化哲学。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的民族性奠定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化的影响力和持久性则是世界地位的重要标度。在一个时代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文化,在另一个时代要有自觉的转换,否则会成为“昨日的先进文化”。就地位而言,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花园中奇葩,过去曾经是现在还是璀璨星空中最耀眼的一颗,中华文化有很多西方文化中没有的元素和内容,为世界文明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瑰宝,中华文化中包含着对待现实和处理问题的方案,为世界文明提供了最有生命力的智慧。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不能表明它能够自动地走向世界,我们的文化哲学要研究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从理论上看,文化总是从高势能区域流向低势能区域,低势能的文化常常从高势能文化那里汲取营养。但在实际上,文化之间的影响总是双向的,输出与接收不能割裂开来。文化之中总是蕴含一定的能量和力量,它在内敛为自身品质的过程中也向外辐射,甚至以上善若水的力量融化一切。高势能文化就是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一种高势能文化,文化势能的高低取决于是否具有时代性以及是否代表世界潮流。文化交流具有特定的传播机制和接收机制,传播机制要体现三个要素的结合:文化本身的先进性和实用性、传播对象选择的合理性或合适性、传播方法和手段的科学性。一些国家从主观愿望出发,自认为代表了时代方向,处在世界的中心并拥有包医百病的“普世价值”,不惜以霸权形式向外植播自己的文化,在很多时候效果并不好。即使是高势能的文化,如果对象选择不合适,会有对牛弹琴之感,也难有效果,这是传播与接收对接不好。接收机制也包含三个要素:开放的心态和接纳先进文化的愿望、对外来文化的特别需求、承载或消化外来文化土壤或空间。通常情况下,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排他性,开阔的胸怀是广纳百川的前提,但这背后还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力做支撑,国力强盛时期也往往是吸纳和消化能力强大时期。还有一个现象,当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时,尤其面对亡国灭种的危局时,会在国人心中激发一种奋发图强和学习外族的渴望,但结果不一定完全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