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 敏，丁俊丽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汉中723000)

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校勘、笺注典籍之风浓厚。陈少明先生说：“经典因解释而形成，意思是经专家解释才能被读者了解，其观念才有可能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才能体现其伟大的思想力量。”[1]230乾嘉时期韩集整理亦出现了高潮，深入阐释韩集，为后世研究韩集者提供借鉴。刘真伦说：“清中叶以后，韩集整理开始呈现复苏的势头。《韩集点勘》《韩集笺正》《读韩记疑》《韩集补注》等校勘专著以及顾嗣立、方世举等人的韩集文本整理著作相继问世，为现代韩集文本研究开辟了先路。”[2]5这些研治成果对韩愈诗文经典化的建构功不可没。乾嘉时期被黄式三誉为瑞安治考据学之奠基者的方成珪，研治韩集多年，特色鲜明，成《韩集笺正》，从成书过程到校勘、阐释成就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借此可以窥见乾嘉考据学下的韩集整理特色。

一、遵循严谨求是的治学原则

清代学者普遍遵循实事求是的治学法则，梁启超谓：“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3]4明末清初之际，学人曾针对理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风进行反思与矫正。顾炎武率先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4]73的治学门径，同时认为问学应当秉持清醒的思路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出“史书之中有误字，要当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之说”[5]1050的观点。至清中叶，乾嘉学者继踵前贤，进一步对宋学但求义理、但问其心的治学方法表示怀疑与批判，“自宋以来，儒者多剽窃袭释氏之言之精者，以求说吾圣人之遗经。其所谓学，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不求之于古训、典章制度而求之于心”[6]312，力图打破长时间内经书荒疏的现状，认为“唯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芳心，可与海内共白”[7]1。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清代考据学者普遍具有信古但不佞古的治学态度，以严谨客观为原则，努力恢复古籍原貌。韩集整理者也秉持如此原则，方成珪治学及其研治韩集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方成珪(1785-1850)，字国宪，号雪斋，浙江瑞安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曾任海宁州学正、宁波府学教授。成珪博学洽闻，潜心于古籍校注考证，有《干常侍易注疏证》《集韵考正》《字鉴校注》等古籍整理著作，孙诒让《征访温州遗书约》称：“然考释三礼，卓然经师，则有家敬轩编修；研综仓雅，校雠精博，则有方雪斋教授；宗法洛闽，通达吏事，则有曾复斋知县；采览宏福，练习掌故，则有周樗庵岁贡。”[8]充分肯定了方成珪在校雠方面的成就。方成珪瓣香韩愈，钻研韩集多年，对韩愈及其作品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因前人注韩时出现的种种问题，方氏认为韩集流传版本中均“未得为善本”[9]序言。鉴于此，方成珪整理韩集，广求证据，参互钩稽，数十年如一日地潜心研究，前后反复易稿，逐字审慎论证，终成《韩集笺正》。正因如此，实事求是、客观严谨的治学原则便首先体现在《韩集笺正》的成书目的及过程中。其序曰：

明东吴徐氏“东雅堂”韩集，藏书家各置一编者。蓋以朱子《考异》，止辨证诸本异同暨莆田方氏《举正》所从之当否，未暇它及也。以《考异》散附正文句下，自王留耕始，稍有笺疏，不为赅备。建安魏本广摉众说，又未免失之太繁。惟此本录《考异》之文，节取五百家注，易于循览耳。但徐氏所刊，实用南宋廖莹中“世綵堂”本。莹中为贾似道门客，学问芜浅，所采辑多不精審，又经徐氏重刻，例不标注家姓名，往往有强彼就比、文不贯穿、依旧传钞、事希厘正者，则亦未得为善本也。珪于此集，悉心研悦，积有年所。其所援引，必寻究本源[9]序言。

方成珪悉心研治韩集数年，对已有韩集整理成果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客观的评析。如朱子《考异》，是前人整理韩集的代表成果，深受肯定，然方成珪在阅读后却指出此书涉及不够全面的缺点。又如徐氏东雅堂本，方成珪认为该版本未标注注家姓名，时常出现注解张冠李戴的情况。正是认识到此前各本的不足，方成珪才希望整理一个更加完善的韩集版本，为后世学者研读韩愈提供高质量的韩集文本。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故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方成珪整理韩集开始较早，《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方成珪两种韩集批校本：其一批于乾隆四十九年重刻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其一批于《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一卷》，后者还存有方氏跋语和方氏摘录的何焯、陈景云、王惺斋等人的批校[10]116-117。道光二十一年(1842)方成珪将其批注成果整理成《韩集笺正》，并附年谱单行出版。《韩集笺正》稿本底本为明徐氏东雅堂本，摘录自己的批校成果单独刊行，其间还存有何焯、陈景云、王元启等人的批校。清人在所读书籍上记录自己的校勘、笺注意见，摘录自己认可或者需要反驳的他人批校单独刊行，亦是清代批校文化中常见的情况。今人韦胤宗总结清人此种情况说：“清代学者则普遍具有读书先校书的阅读心态，而撰写批校，再由批校而整理成为校勘记，也逐渐变成了一种非常流行的做学问的方式，成为了一种潮流。”[11]183而在单独刊行时往往又会对之前批校成果多有改动，方成珪曾言：“惟是校书如扫落叶，终无了期。”[12]《韩集笺正》稿本亦有明显的涂改痕迹，这也是清人整理典籍的常见现象。韦胤宗说：“批校可以看做校勘笔记的稿本，作者在编辑出版时，往往多有改动。”[11]181方成珪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笺正韩集，几易其稿，后出转精。孙诒让评曰：“其平议精审，迥出陈景云、方崧卿诸书之上。”[13]此书在流传过程中有多种版本，之间内容稍有出入。一是清稿本，不分卷，后有黄式三跋语，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二是清道光间抄本，现藏于温州图书馆。此外，民国二十五年(1926)瑞安陈准曾据方成珪稿本再次刊印，即民国陈氏湫漻斋铅印本，后有陈准跋语，现藏于部分高校图书馆，是流通广泛的一种。

方成珪实事求是、严谨客观的治学原则不仅体现在成书过程中的反复修改环节，更贯穿在每一首作品的校勘、笺注内容中。如关于《调张籍》的创作主旨，自宋以来便有学者认为是韩愈为辩驳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而发。如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韩退之不以为然，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为微之发也[14]1052。

魏泰指出韩愈不满元稹作《并序》优劣李、杜，因而以《调张籍》一诗回击。后清代学者方世举承继前说，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述：

此诗极称李杜，蓋公素所推服者，而其言则有为而发。《旧唐书·白居易传》：元和十年，居易贬江州司马。时元微之在通州，尝与元书，因论作文之大旨云：“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诸章，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是李、杜交讥也。元于元和八年作《杜工部墓志铭》云：“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时山东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奋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蓠，况壶奥乎？”其尊杜而贬李，亦已甚矣。时其论新出，愈盖闻而深怪之，故为此诗，因元、白之谤伤，而欲与籍参逐翱翔。要之，籍岂能颉颃于公耶？此所以为调也[15]518。

在方世举看来，元稹先于元和八年(813)作《并序》评论李、杜，最甚者以“李尚不能历其(杜甫)藩蓠，况壶奥乎”极贬李白。后元和十年(815)白居易不仅贬李，还声称杜诗描写现实之作不过其全诗之三四十，而交讥李、杜。由于元、白二人文名甚著，因此其论亦广为流传。韩愈对此深为不满，故以“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回应元、白。方世举笺释已经比较细致，方成珪并未完全采信前人观点，而是“参互勾稽，实事求是”，通过自己对韩愈行文风格与撰文技巧的深刻认识以及广博客观的求证，来推理韩公本意，提出自己的见解：

鲍以文云：此是工部墓志，非论也。愚按：微之墓志，亦是文章借宾定主常法，况未谤伤供奉也。且公所谓谤伤者，乃兼李、杜言之，岂谓群儿知有杜而不知有李哉？而云为微之发，必不然矣[9]卷5。

方成珪首先从体裁方面分析，借鲍廷博的观点指出元稹所作为墓志，而非明确提出观点的论说文。且元稹作墓志，受杜甫孙杜嗣业之托，因而以“借宾定主”极言杜甫，亦属墓志之常法。然后方成珪又论证韩公此文所讥刺者为谤伤李、杜二人者，元稹显然不符合这一点。按方世举所引《旧唐书·白居易传》，前文言唐兴二百年之可举者，后文之所以论及“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是为了引出对当时诗道崩坏的痛惜。再加上韩愈文集中作文于元稹者，皆称其“以抗直喜立事”[2]919“以能直言策第一”[2]1600，就其书写态度来看，元稹至少为韩公所欣赏，而不会因为不同的文学好尚，讥刺其愚蠢、自不量力。况若真如方世举所言，韩公称白居易、元稹为蚍蜉后，白居易是否还能与公毫无芥蒂地游赏曲江，元稹是否还会在公前往镇州做宣慰使时，向穆宗进言“韩愈可惜”，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其实，对于此诗讥刺元稹的观点，宋已有人提出质疑。洪庆善作《韩文辨证》言：“微之虽不当自作优劣，然指稹为愚儿，岂退之之意乎？”[14]1052就对时人论述《调张籍》为讥刺元稹之作符合韩公本意的说法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元稹极言杜甫既有其自身喜爱杜诗的原因，亦有替杜甫亲属立言、过于褒义杜甫的原因，虽有片面之处，但韩愈精于墓志写法，应当能够理解。今人屈守元在论及此诗时，亦认为方成珪所言有理，并举李阳冰为李白作《草堂集序》极言李白的例子加以佐证。虽说对主旨的探索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方成珪条例清晰的严谨论证的确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韩公本意。

此外，当缺乏有力证据时，方成珪保持阙疑，不作臆测，也是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如考证《祭张给事文》系年，方氏曰：“按‘舆魂东归’上有‘无所于葬’句，似徹柩尚未归也，疑是元年公初为兵侍闻赴后作。姑存王说以备参考。”[9]卷23王元启认为文中“舆魂东归”一句指张徹灵柩初归，据此考证文章作于元和三年(808)，韩愈再为兵部侍郎时。方成珪对王元启的观点表示质疑，指出“舆魂东归”上文言“无所于葬”，则此时张徹灵柩尚未归也，怀疑文章作于韩愈初为兵部侍郎时。由于没有有力证据证明，方成珪并未断言该文作于元和元年(806)，而是以“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备存王说，以待后来学者参考。又如《潮州请置乡校牒》中“亦县之耻也”一句，方成珪曰：“‘亦’下疑脱‘郡’字，然无本可校，不敢增也。”[9]外集卷5方成珪怀疑此处脱“郡”字，但由于缺少依据，方氏只留疑惑，未曾更正。

方成珪校勘、笺注韩集不迷信，不盲从，依据事实分析，对于自己不能确定的问题多闻阙疑，留待后人解决，这无疑展现出乾嘉时期考据学家笺正韩集时的科学性与谨严性。

二、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勘正韩集

诚如梁启超所言：“校勘之学，为清儒所特擅，其得力处真能发蒙振落；他们注释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为先求基础于校勘。”[16]374至清中叶，校勘学的发展达到鼎盛，不仅产生了大量的校勘类成果，亦随之总结出许多校勘方法。作为瑞安考据学之奠基人，方成珪一生从未间断过校勘与考证研究，其陋巷老屋别无长物，唯有满满一室图书，为其校书、著书。通过多年实践，方成珪深谙各种校勘方法特点，形成自己的校勘特色，尤其注重版本依据，提倡版本对校，通过辨析多种版本源流及文字、篇籍的相互比勘来解决校勘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经验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活动，方成珪勘正韩集时便十分重视参校异本。如《征蜀联句》中“咿呦呌冤”一句，方成珪校曰：

魏本即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简称“魏本”)，作“”，方成珪所用底本徐氏东雅本作“”。针对此处异文，方成珪先借《广韵》指出“”有“屈”之意，正可与上文“冤”字联系。元和元年，蜀地叛乱，高崇文奉命征讨刘闢，一路势如破竹，攻克成都后，叛军惊惧，甚至有“跧梁排郁缩”之举。面对唐军搜捕，叛军或许苦苦哀求，诉说自己被迫反叛的遭遇，这也符合孟郊“迫胁闻杂驱，咿呦呌冤?槸2”的描述。因而，此处应当从魏本作“”。可见方成珪既用对校，又用理校，谨慎按断。又如《五箴》其五《知名箴》“汝如不顾，祸亦宜然”，方成珪校曰：

“如”，《文粹》、王本及李寂碑本皆作“知”，当从之。“祸亦宜然”与上“以及于难”句相应，方从三本、《文粹》作“辱则”，与上“小人在辱，亦克知悔”相应，未知孰是定本，当两存之[9]卷12。

通过对校，方成珪发现“如”字存在异文，《唐文粹》、王本(宋王伯大本)及李寂碑本作“知”。其中“李寂碑本”为李寂用篆书所写，刻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产生年代较早。同时，我们知道石刻文献有着丰富的文献学价值，过去典籍经过辗转传抄，多存在遗漏讹误，石刻文献相对而言更能经历风霜，保留文本原貌。因而，方成珪认为此处应当作“知”。下句“祸亦”同样存在异文，方崧卿《韩集举正》作“辱则”，方成珪分析了此句与上文的对应关系，但究竟是作“祸亦”，还是“辱则”，仍旧难以判定，因此两存以待后人解决。

除了熟练地运用对校法，方成珪在勘正韩集时，面对没有版本依据的文字，则综合运用掌握的多方面知识，利用多种方法进行校勘。如孙注《远游联句》“乘桴追圣丘”曰：“《说文》：桴，编木以渡也。”然方成珪考证后发现并非如此，校曰：

按《说文》木部“桴，栋名”，无“编木以渡”之说，惟水部“泭”下云：“泭，编木以渡也。从水，付声。”《玉篇》则始训“桴”为编竹木，谓大者为筏，小者曰桴，并引《论语》“乘桴浮于海”[9]卷8。

孙汝听引《说文》训“桴”为编木以渡，然据方成珪考察，《说文》“桴”字训栋，并没有孙注之意。继续查阅后发现，《说文》训“泭”为编木以渡，而《玉篇》始训“桴”为编竹木。因此，孙汝听或将“泭”字字义转嫁为“桴”字字义，或将《玉篇》误作《说文》，若非方成珪拿《说文》进行核校，便很难发现孙注存在的问题。又如《嘲鼾睡》，方成珪借“有如阿鼻尸，长唤忍众罪”一句考证曰：“按公诗从不用《大藏》中语，全集可以覆验。此连及下铁佛句知其必非公作无疑。何氏谓‘用佛经者，因其浮屠而戏之’，其然岂其然乎？”[9]遗文方成珪熟读韩愈诗文，知其创作不喜用佛家语，而此文却含有“阿鼻”等词，不符合韩愈行文风格，虽后人多以戏谑文释之，但方成珪仍怀疑此诗非韩愈遗作。再如《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中“视桃著花可小骞”，方成珪校曰：

骞，当作鶱。鶱下从鸟，虚言切，腾举也，谓桃始华时，水可稍得势也。若做骞，则训亏少，音愆。不但意义乖违，即韵亦不叶矣[9]卷4。

东雅堂本作“骞”，方成珪却认为此处当作“鶱”。首先，方氏解释二者字音、字义。“鶱”作腾举解，有振翼而飞之意，虚言切；而“骞”训亏少、亏损，音愆。其次，在识得字音、字义的基础上，方成珪进一步指出作“骞”既不能连贯文意，又与诗歌韵脚不合。韩愈此句上下文云：

火行于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绝其飧，女丁妇壬传世婚，一朝结雠奈后昆。时行当反慎藏蹲，视桃著花可小鶱，月及申酉利复怨，助汝五龙从九鲲，溺厥邑囚之昆仑。皇甫作诗止睡昏，辞夸出真遂上焚。要余和增怪又烦，虽欲悔舌不可扪[14]727。

元和三年四月，唐宪宗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因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讳，而为权佞所忌，致使时年制科考官及举人皆遭放逐。皇甫湜作为韩愈弟子，曾将满腔愤怒与无奈寄诗向老师诉说，韩愈则以《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托寓其中，以此宽慰、劝诫皇甫湜。该诗以火势叙端，以火象、雷象、水象三者关系敷衍全篇。据考证，火象指宦官集团，主谋其事；雷象指李吉甫，推波助澜；水象则寓指皇甫湜等遭受迫害的制科考官及举人[17]。诗歌叙述火势燔天，与雷象一同对水象进行迫害，水神无奈，只得在梦中向天帝陈诉冤情。韩愈此段接续前文，希望皇甫湜能够看清时局，谨慎行事，日后必能重为宪宗所用。因而，此句当作“鶱”，意为腾举，方成珪“谓桃始华时，水可稍得势也”，亦有水神必能沉冤洗雪，重得重用之意。而“骞”指亏损，水象若再次遭受迫害，则不能表达韩愈告诫皇甫湜要韬光养晦、以待来时之意。由此可见，方成珪推理论证，先借小学知识解释字音字义，区分“鶱”“骞”，再联系上下文，利用文意与叶韵情况进行校勘，明确此处作“鶱”。

方成珪综合运用对校、本校、理校校勘方法，对韩集文本及其注解进行了详细审慎的校勘，结果多令人信服。

三、运用多种笺注方法阐释韩集

方成珪博通淹贯，学识深厚，其《韩集笺正》善于运用多种笺注方法阐释韩集。韩愈作诗以奇著称，诗文常常出现生僻字，给读者阅读带来很大困扰。而方成珪曾专门从事小学研究，著有《集韵考正》《字鉴校注》二书，有着深厚的小学知识，自然善于运用小学知识注解韩集。如《会合联句》“江疾有余”中“”，注释曰：

笺注者诠释文集时注重将文学作品与历史史实相结合互证，或以史实笺注作品本事、编年、意旨，或以作品补史之缺、纠史之误，称为“文史互证”。韩愈常将复杂的历史事件融入诗文创作之中，王元启也曾以“诗史”称韩诗。乾嘉学者整理韩集善于运用文史互证之法阐释韩集，方成珪《韩集笺正》亦善于运用此法或笺释韩集系年、本事，或补唐史之缺等。如《答刘正夫书》，笺曰：

《旧史·伯刍传》：“裴垍善其应对机捷，迁考功郎中、集贤院学士，转给事中。”裴垍罢相，出为虢州刺史。按：垍以元和三年九月拜相，五年十一月罢免，伯刍之转给事，未详年月，而刺虢则在八年。公于六年秋自东都入为职方员外郎，此书当是六年以后、八年以前所作。玩书中举城士大夫句可见。城，京城也[9]卷18。

伯刍子向韩公请教作文宜以何人为师？韩愈以司马相如、太史公等人为例，引出为文当“师其意，不师其辞”的道理。文章结语处韩愈言伯刍为“给事”，方成珪便以此为切入点，探求该文创作年代。考《旧唐书·伯刍传》可知，刘伯刍受裴垍青睐，确实曾任给事一职，但年月不详。裴垍罢相后，刘伯刍于元和八年(813)出为虢州刺史。按文中“举城士大夫”一句明言二人当时皆在京师，韩愈转职方员外郎在元和六年(811)，则该书作于元和六年至元和八年之间。最终，方成珪将其系于元和七年(812)。又如《刘统军碑》中，方氏注“命为统军，龙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长首”曰：“按昌裔拜右龙武统军，新、旧《史》皆误作左龙武，当以此碑正之。右叶下首，显然明白，不得以史疑集也。”[9]卷27新、旧《唐书》皆言刘昌裔为左龙武统军，然韩公为昌裔撰写碑志，属当朝人记当朝事，相较新、旧《唐书》自然更为准确。且文末四句，“右”与“首”协韵，从史改为“左”则误矣。再如《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方成珪借陈景云语曰：

按《旧史》：简自仓部员外郎迁司封郎中，《新史》所谓佗曹，乃司封非刑部。盖自户曹迁吏曹，故曰佗曹也。又韩子志李干墓，文中称简为工部尚书，简历此官，亦未见于史，盖与不著其除刑部同，则史之所略多矣[9]卷8。

孟简，《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有传，其生平记录甚详，然二书都未提及孟简任刑部事。按此诗作于元和元年，韩愈以刑部称之，则孟简官刑部在其拜仓部员外郎之后、官司封郎中之前。同时，韩公《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有“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十一字，则知孟简曾任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而此事亦不见于新、旧《唐书》，幸得韩公诗文记录，可见史书记事所略多矣。

乾嘉考据学影响下，以方成珪为代表的研治者学问深厚，态度谨严，不断完善韩集版本质量，深入挖掘韩集内涵，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韩集校勘、阐释成果，使得韩集整理继宋“五百家注韩”盛局之后再次呈现出全面复苏的态势。这些富有特色的韩集文献有利于读者正确解读韩集，在韩集经典化建构的道路上功不可没，在韩愈研究的历史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