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进进

黄庭坚在诗歌史上与苏轼并称“苏黄”，凭借江西诗派的宗主身份在后世引领宋诗风气。然而他的文名却远逊于诗名，后人屡用诗文对举见出他文章创作的薄弱。同时代的《后山诗话》载有世人言论云“黄鲁直短于散语”(陈师道 312)，张嵲为黄庭坚的文集作序也说“大抵鲁直文不如诗”(张嵲，《黄庭坚豫章集序》；《全宋文》第187册 184)，这种论点在南宋具有普泛性。元人刘埙进而将黄庭坚诗文割裂为两个阵营：“山谷诗律精深，是其所长，故凡近于诗者无不工，如古赋与夫赞铭有韵者，率入妙品；他如记序散文，则殊不及也。”(刘埙 162)黄庭坚对此也有清醒的认知：“余自谓作诗颇有自悟处，若诸文亦无长处可过人。”(黄庭坚 1686)“文不如诗”可谓黄庭坚个人创作的定评。但是创作实践不能与创作理论等量齐观，在被诗名掩盖的同时，黄庭坚的文法也被相对逊色的散文创作连带着遭受今人的忽视。实际上，他的文法屡被后世称道，理学大师朱熹便指出黄庭坚文章理论与实践的差距，言其“好说文章，临作文时，又气馁了”(黎靖德 3334)，刘辰翁承袭朱子的观点，点明“黄鲁直说文最上，行文最涩”(刘辰翁，《答刘英伯书》；《全宋文》第357册 21)，明人何良俊甚至将黄庭坚作文法奉为圭臬：“其所论读书作文，又诸公所未到。余时出其妙语，以示知者。”(何良俊 150)虽然备受后人揄扬，就黄庭坚的创作理论而言，今人仍多着眼在诗法，文法则鲜有系统论述。至于黄庭坚文法的时代渊源，其间的具体内涵以及文论的最终指向，仍有待挖掘。本文试图就此入手，揭示被忽略的黄庭坚文法，将它与南宋文章学理论的兴起相联结，探讨它在文章学史中的地位。疏谬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古文亦有法

古文一词作为文章体式，兴起于唐代。为挽救六朝文体的弊病，韩愈“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姚铉，《唐文粹序》；《全宋文》第13册 282)，致力于破除左规右矩的骈文习气。因此，其关注点在于摆脱束缚，如《旧唐书》所云：“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刘昫等 4204)虽然意在恢复先秦两汉的文章传统，但实质上在具体创作中，韩愈仍追求“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韩愈 700)的写作原则，即“师其意，不师其辞”(865)，旨在摒除古人文章的窠臼。柳宗元同样强调独出机杼的写作模式：“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柳宗元 2221)均是在古文运动中自我作古，如钱穆所评：“韩柳之倡复古文，其实则与真古文复异。[……]实可谓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增殖新苗，其后乃蔚成林薮，此即后来之所谓唐宋古文是也。”(钱穆 57—58)韩柳的文章观念为宋人所因袭，曾巩在书信中传达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古文理念：“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 255)作文不刻意模拟，更不求与此前的古文大家相似，强调以自身面貌示人，这并非欧阳修一人所持的作文理念。继之执天下文坛牛耳的苏轼更圆融形象地自道创作理论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 1418)破除固定的行文范式为唐宋诸大家的共性。

生于唐宋八大家之后的黄庭坚，从创作伊始便面临着古文运动以来积累的庞大成果，先前未开辟过的古文体裁业已产生数量繁多的典范之作。相应的文章规范也在经典作品的堆积中逐渐明显化。相较于一空依傍、自由挥洒的古文家，黄庭坚难以不顾及前人作品中内含的古文规则，如其自述：“庭坚最不能作议论之文，然每读欧阳公、曾子固议论之文，决知此人冠映一代。公试观此两人文章合处，以求体制，当自得之。”(韩淲 36)珠玉在前的影响焦虑致使黄庭坚在创作之时难免将典范作品悬为标尺，遵照它的文章体制自我限定：“至于文章之工，难矣，而有左氏、庄周、[……]韩愈、柳宗元，及今世欧阳修、曾巩、苏轼、秦观之作，篇籍具在，法度粲然，可讲而学也。”(黄庭坚 1487)鉴于前作的典范意义，黄庭坚对于古文评判的标准逐渐从文章本身转向合乎前人体制与否。这是在古文运动破除骈文框架之后，就古文领域而言重新树立的规则体系。仅看黄庭坚对于“绳墨”“步骤”等词的频繁使用，便能见出他始终执着于古文创作的法则。如指导外甥洪刍云：“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474)所谓“古人绳墨”就是前人古文中所隐含的法度。相应的行文范式成为黄庭坚引导后学创作的指南，他将之定义为“作者之规矩”(1839)。当摹拟因袭被古文大家所摒弃时，黄庭坚反而视之为创作基础，所谓“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1684)。显而易见，通过摹拟古人作品获取古文的行文法度以致规范自身写作脉理，较之无所限定的创作方式而言更具有可操作性。

虽然强调从古代文化遗产中汲取文章创作的营养带有普遍性色彩，但黄庭坚的法则意识却非前人所具备。柳宗元自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 2178)，将经史子集全然囊括在内，与其说示人以法，不如说是令人通过博览群书而自悟作文之道，当中并没有具体的行文法则供人实践。宋代犹且如此，苏轼记载：“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苏轼 2055)将读书多寡与作文优劣等量齐观，《后山诗话》亦言“永叔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陈师道 305)。这种依靠积累读书经验自我参悟的作文原理对于习学者而言有如盲人摸象，黄庭坚转向从古人典范作品中寻求固定的行文法则来获取文章写作的轨范。因此，同为取径读书，黄庭坚注重从文本着眼，抽绎出内化于其中的关键而非泛览博观。试举《原道》一文的解读为例：

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原道》以仁义立意，而道德从之，故老子舍仁义，则非所谓道德，继叙异端之汩正，继叙古之圣人不得不用仁义也如此，继叙佛老之舍仁义，则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复皆数叠，而复结之以先王之教，终之以人其人，火其书，必以是禁止而后可以行仁义，于是乎成篇。(范温 323—325)

此语虽经由范温转述，但也可见出黄庭坚平日如何指导后学创作。“大致而言，北宋时期《原道》的经典化，主要聚焦点于它所原之‘道’的内涵及传承谱系”(刘成国 61)，即《原道》在北宋的广泛流传源于其思想性，其文学层面的分析则付之阙如。然而，黄庭坚却异军突起，在古文法则不受限制的现状下将前人的典范作品条分缕析，抛开众人趋之若鹜的内容，抓住其中的文章关键。在南宋剖析行文法度的热潮兴起并将《原道》推为文章典范之前，黄庭坚可谓独具只眼。综括来说，古文有法的观念只有在古文创作实践蔚为大观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实际上是作文焦虑的结果。在自出机杼的古文创作摆脱骈文束缚后，黄庭坚又将古文重新纳入新的规则体系中，以前人典范作为框架指导后学创作，最终导向古文文本的法度化解析。

二、文法的双重指向：初学者与自成一家

黄庭坚论诗好讲法度，从谋篇布局乃至锻句炼字巨细无遗，前人阐述已详(王运熙 顾易生 202—205)。而其权衡标准来源于古人作品，如评述王蕃诗“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尔。意者读书未破万卷，观古人之文章，未能尽得其规摹及所总览笼络”(黄庭坚 656)，实质上是将不合规矩归咎于学习古人的法度不得要领。相较于此，莫砺锋师指出黄庭坚诗论存在超越法度的进一步追求，即“摆脱前人经验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的束缚，从而达到‘自成一家’和‘不烦绳削而自合’的最高艺术境界”(莫砺锋 205)。从有法到无法的习得过程，也表露在黄庭坚的书论中，如其所言“入则重规叠矩，出则奔轶绝尘”(黄庭坚 1630)。一以贯之的是，黄庭坚的文法也具备两种不同的指向，包括初阶入门者的文法指南以及趋向于自成一家的创作旨趣。因此，探究黄庭坚的文论必须把握其中不同的群体面向，方能阐明其文章写作策略中的相互抵牾之处。

对于初学诗者，黄庭坚尤为关注立意布局的指导，如其教授后学诗法云“始学诗，要须每作一篇，辄须立一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焉，乃为成章耳”(黄庭坚 1684)，便将诗歌结构的曲折视为初学者的必备技能。有鉴于文章的篇幅规模远超过诗歌，黄庭坚的入门文法较之诗法更聚焦在行文结构的章法变化上。因此，黄庭坚教人作文要着重关注古人作品中的立意布局，前文所举证的《原道》篇“命意曲折”的剖析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他所谓典范作品中的绳墨也不外乎此：“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474)要点在于文章主旨基调明晰的同时，呈现出跌宕起伏的行文效果。其中以“关键”代指作文的章法布局，黄庭坚正是其滥觞。与此同时，黄庭坚屡次强调通过对古人立意变化的规摹，借以获得写作的进阶基础：“欲下笔，略体古人致意曲折处，久之乃能自铸伟词。”(2287)换言之，章法结构是黄庭坚文法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不仅如此，黄庭坚对后学文章的赏识也多着眼于行文布局的曲折变化，如揄扬陈师道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既是讲求作文的前后呼应，其中隐含的内蕴却在于前文铺垫中所提到的陈文“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467)，寻求呼应的前提正是行文中存在开阖变化。以立意布局为基础的黄庭坚文法毫无疑问也会流露在其自身的古文创作中，惠洪推崇黄庭坚所作的《云峰悦老语录序》“笔回三峡，不露一言”(释惠洪，《注石门文字禅》1551)，即为黄文结构曲折变化的佳证。

相较于从古人的经典作品中概括出通用的行文法则，如强调立意结构的往复多变，文学遗产如何直接地为我所用或者说“以故为新”，在黄庭坚的诗文法中均具备意义非凡的地位。《冷斋夜话》载有黄庭坚“夺胎换骨”的作诗法，所谓“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也可视作黄庭坚文法试图吸纳前人之法的出发点。但无论是“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抑或“窥入其意而形容之”的“夺胎法”，皆指向对作品意蕴的效仿从而另作新辞(释惠洪，《冷斋夜话》34)。相对形式而言，夺胎换骨更关注对古人诗意的因袭。实际上，前人的典范作品必然涵盖意旨与行文结构两方面，黄庭坚的作文法便着重腾挪古人文章的行文布局，如其自述：“试更追韵作二颂，此亦曩时得之圣俞、东坡之斧斤耳。欲知文章夺其关键而自为主出，其无穷如此也。”(黄庭坚 1817)斧斤、关键都是文章的结构布置，通过挪用前人错综变化的文势结构，再随势填入自身的意旨。唯有把“夺胎换骨”和“夺其关键”并列合观方能整体掌握黄庭坚对于前人作品“以故为新”的尝试。比较而言，夺其关键法在文章写作中更具备实践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应用文体往往是命题而作。黄庭坚古文中不乏对夺其关键法的巧妙运用，如《跛奚移文》以王褒的《僮约》为模板，挪用与劣奴订立契约为主体的章法布局。但就作文旨趣来说，“王褒《僮约》则疲之，此也器之，同旨而殊趣”(浦起龙 21)。换句话说，二文具备章法的同构性，行文的最终归宿却是互相悖离的。即便如此，正如洪迈所言：“黄鲁直《跛奚移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洪迈 407)可见只要挪用得当，夺其关键法照旧能产生不逊色于原作的佳构。皎然对诗歌“偷势”的创作借鉴独加容忍，施之于黄庭坚文法的“夺其关键”亦无不可。

与宏观的章法结构相对照，具体的造字用语如何规摹古人也属于黄庭坚文法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评判的标准在于工稳妥帖。贯通自身诗文法则一律的写作设定，黄庭坚将造语精工的法则典范同时指向杜诗与韩文，进而提炼出点铁成金的下字造句法：

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 475)

黄庭坚劝诫自己的外甥作文慎用自造语，避免因悖离常规而产生弄巧成拙的风险。为求得行文的工稳，他主张搜括古人的陈言，巧妙地融入自身创作中。以往的批评史多重于黄庭坚诗法中的点铁成金，实际上黄庭坚诗文并举，不乏指授问学者如何为文章写作积累词汇：“《前汉》精密，其佳句善字，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矣。”(黄庭坚 495)点铁成金的关捩在于阅读时便思索如何安排古人句子为己所用，这也是黄庭坚创作的夫子自道。孙奕就曾举出例证：“黄鲁直《学优斋铭》曰‘学哉身哉，身哉学哉’，句法使班孟坚《典引》曰‘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其祖出《益稷》曰‘臣哉邻哉，邻哉臣哉’。”(孙奕 109)“以故为新”的写作实践是黄庭坚文法中的便捷之处，近于所谓古人绳墨的创新式套用。但这只是黄庭坚指导后学的入门初阶，否则黄庭坚的文法仍不免“蹈袭剽窃”的诗法讥评。

黄庭坚从前人典范中抽绎出具体的文章轨范，用以教授后学，开时代风气之先。作文关键的综括整理能使初学者有效避免盲人摸象的困局，实质上，绳墨本身却如影随形地抑制着作文者的创造潜能，一不留神就陷入前人写作的窠臼。有鉴于此，黄庭坚的文论中对法古为用而不能自出新意的文章也嗤之以鼻：“至于追逐前人，不能出其范围，虽班孟坚之《宾戏》，崔伯庭之《达旨》，蔡伯喈之《释诲》，仅可观焉，况下者乎！”(黄庭坚 1594)夺其关键的作文法是将前人典范的行文妙处整合起来，便于写作时的直接挪用。然而法用则弊，同一范式的重复使用无疑会令人生厌。摹拟成品一旦被拘囿在前人作品的范围内，即便是名家所作的文章也不能达到“工”的效果。宋季陈模编《怀古录》，评点“刘斯立《学易堂记》固是好。樽斋云：‘文法好处只用得一回新，盖常用则腐。’”(王水照 524)相对于后世显而易见的文法缺憾，黄庭坚在归纳前人作文法则的初始阶段，已然意识到对于末流弊病的针砭。

为了超越法则式的文学创作，黄庭坚将自己所确立的杜诗、韩文的法度规范消解于无形，为作文者指出向上一路，倡导诗文写作应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黄庭坚 470)。与此同时，黄庭坚大力鼓吹文学的自我创造性，企图摆脱过度依赖作文法所带来的机械性写作，完成从有法到无法的过渡：

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黄庭坚 475)

虽然抽绎而出的文章法则条目俱在，但作者不需要始终自我拘限。黄庭坚教导他人如此，实则也不乏自述摆脱前人矩矱从而自辟蹊径的作文归趣。如其《赠高子勉诗》云“听他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黄庭坚 201)，即是不甘自居人后的典型概括。吕本中对黄庭坚作文中极力簸荡、企图摆脱前人束缚的努力有深刻的体悟：“鲁直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此自鲁直见处也。[……]独鲁直下语，未尝似前人，而卒与之合，此为善学。”(吕本中 1041)黄庭坚自我突破的方式便是以奇巧为宗趣，朱熹指责他的文病鞭辟入里：“江西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黎靖德 3315)虽然他的文章新变尝试并未获得众人首肯，但是可以确知黄庭坚的自我作古实质上是遵循着从有法到无法的创作流衍过程。总而言之，衡量黄庭坚的文法必须把握不同的群体面向，而其规范式的绳墨法度并不能概括其全部。

三、文章学兴起的渊源：以古文为时文

古文运动从其发端便和科举时文背道而驰，以致有势如水火的趋向。先是韩愈就所试时文发难，抨击它“乃类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韩愈 687)，至北宋古文家，对时文的贬斥更甚，王安石详定试卷时讽刺诗赋取士道：“童子常夸作赋工，暮年羞悔有扬雄。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论才将相中。”(王安石 711)对进士科制度本身尚且万分抵触，遑论亲自指导学子创作时文了。相较而言，黄庭坚对于科举写作并无强烈的拒斥心理。因为身世坎坷，黄庭坚深切体悟到科举时文是仕进养亲的必要手段，所以并不排斥时文，甚至将写作法则传授给后学。如黄庭坚对洪氏四甥屡次言及“家贫，老人须养，未免就科举，更须收拾笔墨，入规矩中，得失虽不在是，要是应科举法也”(黄庭坚 1870)，也不吝惜称赞问学者“所作赋殊进，更少加尺寸功，可以横行场屋中矣”(1897)。

针对科举而设的应试指南多为风靡一时的诗格、赋格等著作，黄庭坚虽然指导时文创作却并不执着于应试本身。编题原属于应付科举的必要环节，所以备受士子关注，吕祖谦讲授时文法时尤为郑重其事：“初编时须广，宁泛滥，不可有遗失，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再所编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记题目须预先半年，皆合成诵，临试半年覆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王应麟 385)黄庭坚反而仅求大略，忽视题库的先导性作用，劝诫应试者“诗赋论题似不须从人求之，但取庆历万题，检取似某题而体制宏大者，即可以试笔”(黄庭坚 1786)，可见他想要传授的作文法则并不在于应试手段，因而有提倡“策题不须作，但取《通典》”(1370)的建议。对于应试捷径的有意疏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黄庭坚更重视个体写作技能的掌握，其着力点就在于以古文法为时文。

宋代科举策论所占的权重随时代推移逐渐攀升(诸葛忆兵 36—44)，与之相应的是科举中诗赋地位的边缘化。神宗秉持着“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刘琳等 5398—5399)的政策趋向，至熙宁四年(1071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脱脱等 278)，意味着朝廷将诗赋全然排挤至科举之外。黄庭坚入仕未久便遭遇科举改革，所以他的时文答问大多针对经义、策论而发。与诗赋相比，经义、策论散体单行，和古文较为接近。黄庭坚教诫士子不要就时文而专攻时文，恰恰相反，应该先从古文入手然后转换为时文创作的资本，“举场中下笔迟涩，盖是平时读书不贯穿也。[……]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黄庭坚 1684)。相较科举程式，黄庭坚以古文法的初阶轨范来指导时文创作。专就时文修习的应举士子反受到黄庭坚的鄙夷，甚至遭他诋侮为“镕化人语作大义进士”(1364)。具体而言，“如对策，更须熟观班固《汉书》论事之文，论则须令有关键，则百发百中，如养叔之射矣”(2013)，几乎与古文法的传授同一机杼，均是倚重前代的古文典范，将其作为衡量标准。经义写作的指导尤能揭露出黄庭坚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

但以韩文为法，学作文字，且不用作时文经义之类。如此等物，若修学成，看太学经义三五日，便可成就有余也。(黄庭坚 1892)

虽然不乏贬低时文创作的意味在，但绝非兴古文而黜时文的简单二元对立。据文义可知，只要习得韩愈的古文作法，经义写作也能顺手拈来。换言之，黄庭坚是将研习古文规则作为时文应举的必要基础，而宋初以来逐渐变迁的科举制度恰好成为时文与古文相互勾连的契机。

宋代是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代，标志就在于专论文章的理论著作相继涌现，进一步说，这些著作几乎都成书于孝宗朝之后，因此可以把上限断到南宋(祝尚书，《论中国文章学》81—89)。伴随着熙宁科举改革的定型化，经义、策论等时文写作愈加程式化，但这充其量只能推动时文册子的普及。文章学理论著作的出现有赖于当时学者将古文引入时文的教学中。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作为南宋文章学的扛鼎之作，其撰著本身便有充当科举教科书的意图：“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吕祖谦 133)其后的文章学著作往往将古文与时文指导并举，谢枋得编纂的《文章轨范》便被称为“于时文则基址也，于古文则门庭也”(王水照 1062)。祝尚书阐明“评点本的出现，则是为科举应试服务的一种科举文化现象”(祝尚书，《南宋古文评点》76)，可谓有识之见。时文“以古文为法”最早由北宋末年的唐庚明确提出，意在根治“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有法度”(唐庚，《上蔡司空书》；《全宋文》第139册 310)的经义时文弊病。但其文论并未进一步挖掘古文法的具体内涵，纯粹为官方层面的上书建言，而非教导后学的具体实践。黄庭坚时代稍早于唐庚，“但以韩文为法”的理念实则已开唐庚“以古文为法”的先声。“关键”一词作为黄庭坚勾连时文法与古文法的共通范畴，实际上成为吕祖谦《古文关键》以古文评点作时文教材的命名缘起。尤为重要的是，古文的法度意识由黄庭坚孤明先发，郭预衡即言“庭坚讲究‘作文’，且讲文章‘关键’，这一点与欧、苏皆不同。欧、苏论文，都是不讲‘作’的”(郭预衡 545)，洵为的论。直至苏轼的古文教学，依然秉持着“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之”(黄庭坚 470—471)的自我领悟法。黄庭坚抛开义理，专就作法探讨的形式主义意识，是古文法得以融入时文的必要前提，而南宋文章学理论的着重点亦始终都在可实践性的操作规则。

除却理论观念的奠基作用，黄庭坚文法的具体实践也被嗣后的文章学著作所吸纳。《古文关键》卷首的《看古文要法》为全书的纲目，开篇即主张“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与黄庭坚文法屡次强调的“古人绳墨”桴鼓相应，均是从前人的经典范式中寻找普遍适用的古文法则，将古文限定在规矩之中。具体而言，吕祖谦论文尤重关键，涵盖“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吕祖谦 1)，而其所罗列的要点无一溢出黄庭坚作文法则的畛域，更不用说所使用的文论术语也肇端于黄庭坚。楼昉评柳宗元《东池戴氏堂记》的结构章法“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楼昉 92)，全然袭用黄庭坚对于陈师道古文妙处的剖析。夺其关键是黄庭坚文法中的取巧之处，意在攘夺古人的文势结构从而迅捷成文，可类比为模板的套用。黄庭坚的初衷在于前人典范的“以故为新”，南宋文章学的科举化取向则觑中此文法的便捷特色，进而将古人佳作的行文布局罗列作相应的类型，以便时文写作的直接挪用。宋末方颐孙编《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卷首列有“遣文格”，将行文布置分为“四节交辩”“五节问难”“一篇三换拍”“殊途同归”等十一类格式，并附上格式来源的范文(方颐孙 647—654)。因此，士子更换文章的旨趣便足以驱遣成文，实际上就是黄庭坚“夺其关键”法的格套化呈现。同时，黄庭坚点铁成金的下字造句法也被南宋文章学著作全盘接纳，方颐孙所谓的“粒丹点铁”法，即为黄庭坚“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的概括，均指向用熟字而出新意，借以规避生新尖巧的自造语弊病(694)。综括而言，黄庭坚虽未率先提出“以古文为法”的时文写作旨趣，但其指授后学的法则轨范俨然是以古文为时文的具体践行。尤其是古文有法的观念本身，为后世文章学理论专就作文法则剖析前人的典范作品开辟了坦途。

四、文章学的活法

迄至北宋，古文教学多停留在寓法于文的阶段，即凭借多读前人经典来体悟内化于文本的行文奥妙，张耒所云“但把秦汉以前文字熟读，自然滔滔地流也”(吕本中 1036)是其显证。黄庭坚从典范作品中抽绎出具体的文章轨范开时代风气之先，同时，相较于摹仿，黄庭坚面向初学者的入门文法颇有攘取前人作品的蹈袭之嫌，其弊病皆为推动写作程式化的盛行。尤其是时文以古文为法的观念，促使文章学著作将古文典范置于时文剖析的格套中，从认题立意到布局造语均塑造起相应的格式规范。伴随着古文评点与时文指南的交相导引，南宋文章写作的程式化臻于极致。不止时文作品趋于固化，古文创作也沾染上以法行文的时文习气。元人郝经排诋南渡文章“先求法度，然后措辞以求理，[……]未措一辞，钤制夭阏于胸中，惟恐其不工而无法。故后之为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从辞，以辞从文，以文从法，一资于人而无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无法，只为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郝经 153)。法度带来的弊端随着南宋文章学理论的详密化而荼毒甚广，写作风气为之一变。

南宋的有识之士愤慨于文坛现状，试图冲破法度的笼罩，从有法到达无法的境界，其选取的途径与吕本中的“活法”论同一机杼：

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梦锡之文，从昔不胶于俗，纵横运转如盘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终亦不出于盘。(张孝祥 893)

“盘中丸”的譬喻亦与吕本中所论“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合若符契。值得注意的是，吕本中的理论实则源于黄庭坚诗文法中自成一家的宗趣，如其所自述：“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刘克庄 4030—4031)活法论的前提在于有法可依，相较于将欧阳修、苏轼等提倡的“风行水上”式的作文理念视作活法论的内涵，张少康指出“苏轼讲的‘无法之法’是崇尚自然天成，而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吕本中所说的‘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的‘活法’，则是在以‘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为中心的江西诗法基础上所说的‘活法’，是学习‘豫章黄公’，‘左规右矩’而至‘变化不测’”(张少康 53)，可谓目光如炬。证以南宋人对误用活法的驳斥：“活法当自悟中入，悟自工夫中入，而今人乃作一等不工无味之辞，而曰：‘吾诗无艰涩气，此活法也。’”(周孚，《寄周日新简》；《全宋文》第259册 26)由此可知活法必然是从有定法到无定法的递进过程，与黄庭坚所标举的由初阶入门过渡到自成一家的诗文法是一脉相承的。

至如南宋文人尝试在文章学中阐发活法理论借以针砭时弊时，其推演的论据往往取材于黄庭坚文法。张元幹于《亦乐居士文集序》中引述前辈之语：“诗句当法子美，其他述作无出退之。韩、杜门庭，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金声玉振。”虽未确切地标明前辈是何人，但下文指出“又得山谷，檃栝诗律，于是少陵句法大振”(《全宋文》第182册 403)，可推知张元幹的活法仍是奠基在有法趋于无法的模式之上。选取杜诗、韩文作为演变的典范，正导源于黄庭坚所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黄庭坚 475)。与此同时，南宋文章学理论中亦有径直搬取黄庭坚的文法术语作为活法的内涵界定，试观俞成《萤雪丛说》：“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故为死法。生吾言者，故为活法。”(俞成 7)相较于黄庭坚指授后学的初阶文法，实际上，俞成的“夺胎换骨”融入了黄庭坚文法中超越法度、自成一家的高阶创作宗趣，所谓“死法”即黄庭坚批判的“追逐前人，不能出其范围”的次品。因此，俞成二法的区分恰与黄庭坚文法的双重面向桴鼓相应。要而言之，黄庭坚的文法教学为南宋文章学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与先行实践，而他超脱法度之外的作文宗趣在活法理论的媒介作用下，衍化为后世文章学理论走出以法行文的程式化写作的救弊之资。

余 论

黄庭坚处于诗文极盛时代之后，无法回避前人的累累硕果。综括前人作品的法度甚至规摹经典范式是步趋古人的必经途径，黄庭坚的诗法、文法应运而生，一改时人静参默悟的读书作文法。他的法度轨范虽然大多停留在原则性的概括，但是有迹可循，极便初学。同时，黄庭坚注重法则却不愿始终笼罩在前人的范围中，因此鼓吹“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创作旨趣，追求摆脱前人的束缚完成新变以代雄，他的诗文法则无疑是合乎创作规律的。江西诗社作为诗歌流派，它的宗主不乏与成员探讨作文理论，实际上把诗文作法统贯为一，但是流派终究却只以诗歌擅名。那么，这必须考虑到诗文畛域的区分。诗文功用性存在显著差距，尤其在宋代古文运动的进程中，古文总是担负着强烈的载道功能。所以较之诗歌，古文更受限于平易自然的文体规范，欧阳修倡导古文改革，目的也在于纠正太学体蹇涩难读的文章弊病。黄庭坚的文法立足在绳墨之外追求自立面目，他的理想风格是“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黄庭坚 475)，以高崛雄壮为旨归，是一种悖离平易自然的奇趣。这实质上与黄庭坚诗歌追求生新瘦硬是一致的，均是为了摆脱前人的影响束缚而走向异量化的审美，即如韩驹所云“诗文要纵，纵则奇”(吴曾 10)。江西诗派的诗风即以奇巧见长，然而陈师道言“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陈师道 306)，可见诗歌求奇尚且遭受一定程度上的驳斥。有甚于此，文章的求新求异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是截然背道而驰的，甚至走向宋代古文运动的对立面。所以朱熹揭示黄庭坚的作文弊病，“以其有意于奇也泰甚，故论者以为不诗若也”(朱熹 306)，正是基于文章渐趋平易的大势而立论的。因此，黄庭坚的作文趣向无法违逆时代的潮流而形成相应的文派。尽管如此，黄庭坚面向双重群体的文法指南，就嗣后文章学理论的蓬勃发展而言无疑具有筚路蓝缕之功，这是不容轻视的。

① 徐建平《黄庭坚散文理论管窥——以〈答洪驹父书〉为例》从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三首出发，辨析其传统儒家的文学修养论以及文章的风格论，就具体的创作论而言浅尝辄止。祝尚书《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二文提及江西派的诗文论是南宋古文评点的重要源头，拎出黄庭坚的“专论句法”“打通诗法与文法的界限”两个原则，对本文启发颇多，但对黄庭坚自身的文法并未系统阐述，仍只将其列于江西派中泛论。

② 皎然《诗式》云：“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人偷狐白裘于阃域中之手。吾示赏俊，从其漏网。”(《历代诗话》34)

③ 范温《潜溪诗眼》载有黄庭坚专论诗歌形式的教学法：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宋诗话辑佚》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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