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民 朱秀敏

（1.滨州学院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山东 滨州 256603；2.滨州学院 人文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3）

在《聊斋志异》的不同版本中，《考城隍》一直都处在第一篇的位置。但明伦说,“立言之旨，首揭于此”“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①注：本文《聊斋志异》原文皆引自蒲松龄著，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版。，认为《考城隍》在宗旨上首领全书，蒲松龄把《考城隍》置于篇首是有特定用意的。对于其用意，强调“仁孝”几乎是研究者（但明伦、何守奇、岳巍等）的共识，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只是陈述了世俗的平庸观念”[1]186，“有所寄托，纪念叔父”“假借冥司，批判科举”[2]42等。以上观点虽各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常以“吾儒家”[3]1036自居的蒲松龄来讲，《考城隍》真正体现的还是儒家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与担当，这是士人救世情结的自然流露，“盖以振厉斯文，事关名教；表彰盛迹，责在儒生”[3]1103。蒲松龄以文载道，以道济世、救世，通过自己的创作来挽救世道人心，充满了一个传统士人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热情。

一、选贤任能的治国构想

科举是选官制度的代称，在古代几乎是士人步入仕途的唯一道路，自然也就成了古代的读书人实现拯时救世、匡扶正义等理想的唯一途径，但是，科举这条道路在蒲松龄的时代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满腔的悲愤刻画了当时科场的暗无天日，本应该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却成了考官招财进宝的门路，成了一次次选拔庸才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