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龙，叶娟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政治学的本土化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成为当代中国学者需要担负的时代使命，这种使命一方面来自现代国家转型中建构规范性政治认同资源的“政治知识化”进程[1]，另一方面来自对“舶来政治学”理论解释力阙如不满的文化自觉及其衍生的“中国学派”的建构期许[2]。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作为中国之治的权力、战略和政策“接点”[3]，县域治理及其核心治理主体——县域党政体制构成审视中国之治的管窥之域。

纵观已有县域政治的研究或者综述发现，学界主要将县级政府[4][5]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对县域党政体制关注较少。而对于县域党政体制的研究，其一是将其作为政党体制，置于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党政关系上去讨论，例如从“政党国家”[6]、“党—国”体制[7]、“党治国体制”和“党兴国体制”[8]、“政党中心主义”[9]等框架出发，将县域党政体制视为中国共产党对县域的领导。其二是认为县域党政体制是一种行政体制，即作为一种复合科层制，县域党政体制以科层化作为制度内核连接了党政体制的“政治”与“行政”两个面向，进而以“党政科层制”的形式改善了传统科层制、提高了行政效率[10]。近年来，学界还出现了县域党政体制研究的第三种面向，即回归“治体”的研究。所谓“治体”，即“治理体系”，最早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之后回归“治体”的研究则伴随中国之治的传统转向和构建中国政治学体系的需要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