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冬英，王少泉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不同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差异程度过大或过小都会给现代化过程带来危害。从本质上来看，近年来我国现代化水平之所以取得稳步提升的重要原因是我国能够针对现代化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开始失衡的现代化政策和方法，永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驱动力，并将地区、领域和群体之间差异程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因需制宜地调整现代化举措以实现适度化治理，是明智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首次系统化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步骤、原则和前景等基本问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研究者深入分析了诸多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教训，部分研究者构建了现代化理论，如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指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动荡的原因是“制度完善速度慢于现代化速度”[1]（P45），这些研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相对而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迅速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刊发了专题文章[2]，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的热烈讨论，有助于推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研究。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鲜有涉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念——适度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