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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交叉学科发展困境及破解蠡测

2022-03-11郭柏林杨连生

高教探索 2022年1期
关键词:困境及对策交叉学科学科知识

郭柏林 杨连生

摘要:交叉学科是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托尼·比彻的“学术部落”思想因关注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特征的差异而彰显了其独特性。基于这一研究视角认为,“学术部落化”是学者群体、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产物。从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特征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高校交叉学科发展困境,主要表现为:源学科范式发展水平差异带来的合法性不足,源学科规训迥异带来的学术制度缺失,源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分野带来的学术交流隔阂及源学科行为体系偏差带来的学术氛围淡化。而交叉学科困境的破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规划布局与凝练特色以提高交叉学科的合法性程度;遵循源学科的多重逻辑以构建分学科领域、分阶段层次、从边缘到中心、从试点到全面的交叉学科发展的渐进模式,平衡“制度化”和“去制度化”的內在张力以构建差异化、多样化、完整性和系统性的交叉学科学术制度;整合源学科思维及促进不同学科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同构以推动建设多维立体和互动开放的交叉学科学术交流平台;建构学者群体的公共理性及培养他们的学术情怀以营造会聚融合、趋同紧密的交叉学科学术氛围。

关键词:交叉学科;学术部落;学科知识;学科文化;困境及对策

交叉学科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创新型人才培养及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促进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强化原创性和前沿交叉研究”。随后,教育部、财政部等先后印发《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意见》、《前沿科学中心建设管理办法》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也明确指出:“要打破传统学科专业的壁垒,促进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支持引领新兴学科发展”。2020年8月,教育部进一步提出要新增交叉学科作为我国第十四个学科门类,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于同年11月设立了交叉科学部,负责统筹交叉科学领域整体资助工作和承担交叉科学相关问题的咨询。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了《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同年9月,2021年度全国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联席会年会在北京召开。同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下文称《通知》)。这些标志性事件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交叉学科的高度重视,以及教育界、科技界在建设交叉学科上的积极作为,也意味着交叉学科的归属和发展方向更为明确和清晰。然而,相较于国外著名大学而言,我高校交叉学科建设整体起步较晚,其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诸多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对托尼·比彻“学术部落”思想进行拓展性应用,从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特征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交叉学科发展困境并探讨破解策略,这对于促进我国高校交叉学科的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交叉学科的元研究自交叉学科诞生之时就是科技、教育、管理等领域共同关注,尤其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其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交叉学科的诞生、内涵、特征及面临的难题等方面。由此可知,交叉学科的相关研究主题较多、覆盖面较广,且成有一定的系统性,但也有一些研究观点存在分歧甚至是争议。如交叉学科的诞生标志众说纷纭。徐飞认为交叉学科几乎与中世纪后近代科学的兴起相伴而生,法国数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是最早探索并尝试在不同学科间进行交叉研究的学者。他率先将两个独立不相干的研究对象数和形进行交叉融合,在数学科学领域中构造了崭新的交叉学科-解析几何。并于1637年出版了阐述这一交叉学科基本内容的论著——《方法论》,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后来科学家的学习和实践提供了鲜明示范。在笛卡尔之后的近30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出版了交叉学科专著《政治算术》,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的典型代表之作。[1]景于则认为首次创立交叉学科的具体学科名称是法国学者莱莫雷,他在1670年初次提出的“植物化学”和“矿物化学”的概念。[2]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学者伍德沃斯于1926年首创“交叉学科”的专有术语,亦即“跨学科的”。[3]可见,交叉学科最早开始于国外,其诞生标志还未有统一认识。然而,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1985年在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等学者的倡导下,由17个交叉学科的行业学会在北京联合举办的“首届交叉学科学学术论坛”意味着交叉学科正式跨入现代科学的大门。1987年,李光等主编的《交叉科学导论》、刘仲林主编的《跨学科学导论》正式出版[4],特别是1990年刘仲林在天津师范大学交叉学科研究所首次招生,这标志着我国交叉学科的科学实践活动步入正轨。

·学科与专业·高校交叉学科发展困境及破解蠡测可以看出,交叉学科的学术实践活动要早于“交叉学科”术语的提出。然而,目前关于交叉学科的学理概念界定较多,但说法含糊不清,以至形成一定的争议。这些争议中可以归纳为学科论、学科群论、综合论三种论说。学科论将交叉学科视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形式存在,即指两门及以上不同学科领域相互交叉和融合形成的“新兴学科”,它通常与“跨学科”抑或“边缘学科”的概念互换使用。这在国外研究中比较常见,因为交叉学科的英文“Cross-discipline”或“Inter-discipline”亦可翻译成“跨学科”或“跨领域”,如前述美国学者伍德沃斯认为交叉学科亦即跨学科或跨领域的。虽然这两个概念的学术范畴和逻辑侧重存在细微差异,但其共同点都是两门及以上学科或两个及以上领域的集合。在这层共同意义上来讲,交叉学科亦即跨学科。[5]我国学者如钱学森认为:“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交叉,交叉科学是新兴起来的学科”[6],王续琨认为:“交叉学科指学科门类以下具有交叉特征的科学知识子系统,其形成于数学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交汇区域的跨界学科或边缘学科”。[7]陈其荣等(2001)[8]、赵伶俐(2003)等学者也认为交叉学科就是跨学科。此外,《通知》中指出,交叉学科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学科、知识发展的新领域。

学科群论将交叉学科视为一类或一组学科的集合体,它包含交叉学科的诸多类型。刘仲林认为:“交叉学科是由两门或以上不同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形成,包括比较学科、综合学科、软学科、横断学科等”。[9]解恩泽认为:“交叉学科是不同学科、领域或部门相互作用、融合而成的一类学科,包括单向移植、双科交融和多元综合等”。[10]赵红州认为:“交叉学科是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间宽阔的交叉地带出现的新兴学科群落,包括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和综合科学等”。[11]张明根认为:“交叉学科是指在两门或多门学科在交叉渗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群”。[12]综合论认为交叉学科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如乌家培认为:“交叉学科是两门以上学科相互结合、渗透形成的综合性科学”。[13]炎冰认为:“交叉学是两个及以上单一学科通过对象整合、概念移植、理论渗透等方法形成超越单一学科的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共性、个性,历史、逻辑,理论、方法的统一。”它有“种概念”(狭义的交叉学科)和“属概念”(广义的交叉学科)之分。从“种概念”视角来理解,交叉学科是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从“属概念”视角来理解,交叉学科是一组学科的集合体[14],而李红兵和闫卫华等认为的交叉学科是综合理论或系统学问。[15]以上概念之辩解虽表述不同,但从主旨要义來说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交叉学科的一些本质特征,如交叉学科具有整合性(综合性或组合性)、交叉性(渗透性)、复杂性、实用性、创新性、组织协作性和相对独立性等。[16]

可以认为,交叉学科揭示了知识生产的特征,反映了学科发展的趋势,促进了社会发展科学化和科学活动社会化的整体演进趋势。本研究在前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交叉学科的概念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静态角度而言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即指两门或多门不同学科,两个或多个不同领域(即交叉学科的支撑学科,后文称源学科)的知识、理论、概念和方法体系按照一定的规律和逻辑交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的“新兴学科”;从动态角度而言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有着不同于传统独立学科的内涵、外延、特征和发展历程,我们对其理解和把握还有待加深。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高校交叉学科还面临诸多难题,如高治军、笪可宁等认为交叉学科建设与发展中面临着受传统制度束缚、学科结构不合理、跨学科人才队伍匮乏等问题。[17]郑文涛认为交叉学科建设中存在主观认识上的局限、传统学科设置障碍和管理制度上的滞后等问题。[18]这些研究的启发意义不言而喻,但仔细考究会发现交叉学科发展的深层困境可能是由不同学科知识的本质特征和学科文化特征的差异带来的,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破解亟待进行深入研究。

二、“学术部落化”的内涵与特征

“学术部落”是英国学者托尼·比彻(Tony Becher)基于学科分类而提出的描绘学者群体(学术共同体)的一种比喻手法。比彻关于学科分类研究的冲动是缘于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假说,即将学科分为人文和科学两种类型。[19]比彻认为这种划分过于粗糙、肤浅和两极化,他还分析了其他学者的学科分类方法(见表1)。如库恩以“范式”发展水平为依据,将学科分成常规科学和革命性科学两种类型。[20]潘廷从学科限制条件角度将学科分为限制性学科和非限制性学科。比彻认为他们的划分有合理的成分,但还是过于简单,只涉及到自然科学,而无法延伸到其它科学。毕格兰和科尔布将学科划分为“硬-软、纯粹-应用、生命-非生命”科学三个维度。[21]比彻认为这种分类浅显易懂,简单易行,更能突出学科的多样性,但还可以更加精细。于是,比彻在吸收斯诺、库恩和潘廷对学科分类的不足,尤其在借鉴毕格兰学科分类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更加精细、清晰与合理的的学科分类体系。即基于认识论的角度将学科领地上的学科分为四个较大的学科领域,基于社会学的角度将各个学科领域中学者群体从事学术活动的社会学特征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学科社群文化类型。

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学科领域中知识的认识论特征和学者群体的社会学特征,且把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群体比作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部落”。他认为“学术部落”即指共享着相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念和行为规范且致力于同一学科领域知识的学者群体。亦即说“学术部落”内部学者群体有着相同的信念、文化和资源且共同栖居和劳作于同一块学科知识领地,“学术部落”外部具有明确的界限,它们相互隔离、共同性和交流较少。[22]比彻将“文化”定义为一系列被学者群体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态度及行为方式,而且认为“文化”具有社会建构性,是被学者群体“制定”的,学者群体从事学科知识的实践行为会整合和强化“学术部落”文化。[23]可以看出,他将文化从学科知识中解析出来,又把文化传统、价值信念和行为规范都纳入到“文化”的范畴中,并凸显出学者群体和学科知识及“学术部落”文化的关系。基于此,本研究对比彻的“学术部落”作扩展性和合成式理解,即“学术部落化”是一个完整的“社群”,其主体是栖居于同一块学科领地的学者群体,其客体包括同一学科领域中的学科知识以及该领域的一系列被学者群体认同和接受的学科文化。具体而言,学者群体是指致力于同一学科领域知识研究的全部学科成员。学科知识包括:学科的理论体系(如理论、定理、定律、概念等),学科符号体系(如话语表达、书面表述)。学科文化包括: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如方法、信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学科规训(各种规范和准则,如研究规范、成果出版要求与评价标准等)、学科行为体系(如学术生活样态)。所以,广义的“学术部落化”是学者群体对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的认同及其学术职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狭义的“学术部落化”指由学者群体及其共同致力的学科知识和相同学科文化构成的共同体形式。(见图1)

实际上,比彻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学科知识特征和“学术部落”文化特征,他从认识论和社会学两个角度来阐释这两方面的特征。从认识论(学科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按照学科知识的本质特征不同将学科划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知识的本质特征表现在知识的生成方式、知识的结构、知识的价值取向、知识发展性质、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和程序、成果判别标准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其中,硬科学和软科学的区别在于知识的严密程度,而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区别在于知识的应用程度。从社会学(知识的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栖居在不同学科领地的学者群体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念和行为方式,表现在对学术声誉和权力的追求、学术网络和社交圈子、学术交流渠道和模式、出版要求、学术认同度、学术竞争与合作等方面。比彻从两个维度进行了区分,一是按照学科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区分为趋同型和趋异型,二是按照研究人员与研究问题的比率区分为都市型和田园型。无可讳言,不管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比彻都在论证不同“学术部落”中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存在的差异性,这些差异归综起来即体现在学科理论体系、学科符号体系、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学科规训和学科行为体系等方面(见表2)。因此,“学术部落化”的特征亦即学科知识的认识论特征和学者群体从事学术活动的社会学特征(学科文化的特征)的综合。

通过对“学术部落化”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可知,学科知识的认识论特征与学科文化特征存在紧密的联系。亦即学科知识、学者群体和学科文化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栖居、深耕于某一学科领地的学者群体会受到该领地学科知识的“同化”,他们身上烙有該学科知识的理论、符号等印记以致于形成该学科的思维和价值取向,并作出“顺应”该学科规训的行为。另一方面,学者群体在理解和内化某一学科领域知识中无法避免受个人生活、职业经历以及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实践行为亦会强化抑或改变该学科知识的特性,就如比彻所言的“文化”具有建构性。由此可见,学科知识特征是学科文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而学科文化也会促进或影响学科知识特征的变化(见图2)。

本研究引用比彻“学术部落”的观点正是由于其所带来的视角独特性,正如文献回顾中所述的那样,已有研究成果显示多数学者认为交叉学科发展面临的难题表现在观念意识落后、组织管理水平不足、人才队伍匮乏等方面。实际上,不同“学术部落”的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的差异对于交叉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深远,且它们可能是阻碍交叉学科发展的深层困境的关键性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对比彻“学术部落”思想进行扩展性应用,即将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的诸多异质性特征融合、凝练为学科理论和符号体系、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学科规训及学科行为体系,并从这几个方面来分析高校交叉学科发展困境及探讨建设性对策。

三、高校交叉学科的发展困境

(一)源学科范式发展水平差异带来交叉学科的合法性不足

库恩的“范式”概念因使用的情境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的释义。“范式”的一种意义是综合的,它包括对“科学共同体”全部的规定,如学科文化中的技术、信仰和价值体系。“范式”的另一种意义解释为“学科矩阵”,它聚集了学科的理论、符号、模型和范例等,并通过它们来彰显学科自身的特点从而区别于其它学科。[24]基于库恩的“范式”观点,比彻在“学术部落化”中描绘的学科范式更倾向于“学科矩阵”这一狭义的释义,它主要指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符号体系。学科知识的不同特征带来了其范式发展水平的差异,进而加剧了“学科啄食等级”的现象。纯硬科学的范式发展水平较高,它们有完整的理论、简洁的概念和统一的符号体系,且边界和正误标准清晰,学者群体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感,因此是公认的强势学科。软科学的范式发展水平较低,理论结构不稳定,概念和符号体系不固定,正误标准存在较大争议,学者群体缺乏认同感,因而它们被视为弱势学科。此外,应用科学因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也易得到外界的认可,亦被为强势学科。[25]进一步而言,学科范式发展水平差异与等级划分又带来了交叉学科的合法性不足。交叉学科的合法性既指交叉学科受到法律法规承认和保护的合法存在,也指其符合科学性、规律性的客观存在并得到学科共同体在心理、伦理、信念上的认同和接受。[26]承上而知,弱势学科学科共同体认可度和接受度较低,难以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赢得更高的学术地位和获得政策法律、人力、资金等外部资源。强势学科的范式清晰明确、学科共同体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较高,对弱势学科形成偏见和歧视,且削弱了其合法边缘性参与度,这些都使弱势学科在参与交叉学科建设及其发展难以获得合法性的支持。

(二)源学科规训迥异带来交叉学科的学术制度缺失

比彻认为不同“学术部落”界限的廓清还体现在不同学科领域学科规训的迥异。学科规训作为彰显“学术部落”文化的重要标志,它主要通过知识和权力两个方面来对“学术部落”中学者群体进行规范和约束(包括对新成员的训练)。从知识的方面来看,学科规训表征为学者群体必须习得及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如学术研究的规范、学术成果发表或出版的形式与要求、学术奖励与惩罚以及评判学科知识有效性、合法性的学术评价标准。[27]从权力的方面来看,学科规训体现为在“学术部落”中那些拥有学术声望、学术地位的“学术精英”和具有学术话语权、占据大量学术资源的“学术守门人”,抑或是政府机关及其代理机构的“学术领袖”控制“学术部落”的大门。其它“部落”成员一般较难跨界入门,若要进入则要习得并遵循该“部落”的全部规范和准则。然而,迥异的学科规训在保卫学科领地不被“蚕食”和维护学科成员利益不被侵犯时,也带来了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学术制度的缺失。一方面,趋同型部落学者群体的集体感、归属感和认同感高,组织具有更强的排他性,而趋异型部落学者群体的凝聚感和归属感较低,组织比较松散。硬科学、应用科学在获取学术资源和获得学术权力方面要强于软科学和纯科学,如物理学的研究经费远多于教育学。这意味着需要创新交叉学科的资源分配和权力管理等制度。另一方面,纯硬科学有统一的研究和出版规范、一致的正误标准,它们的奖惩体系更清晰明确,而软科学研究和出版规范不统一、评价标准多样。如化学、生物等学科研究成果的篇幅比较统一固定,发表和出版的周期较短,而语言学等学科的篇幅不固定,发表和出版的周期相对更长。这就需要完善交叉学科的学术评价制度。

(三)源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分野带来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隔阂

学术交流的前提需要在具有相同思维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诚如前述,比彻认为不同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思维和价值取向,使得“学术部落”之间彼此隔离、交流减少,它们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团体”“小派系”。具体而言:在学科思维方面,硬科学作为严密知识领域,知识发展易受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影响,研究的问题比较确定和狭窄,强调严密性和确定性的事实判断,以定量方法为主,注重论证和推理,往往是研究方法决定研究问题的选择,思维模式多呈现线性和聚合性。软科学作为非严密知识领域,知识发展具有重复性和全面性,研究的问题宽泛不确定,多以定性方法为主,倾向感性和模糊的价值判断,一般是研究问题决定研究方法,思维模式多呈现非线性和发散性。在价值取向方面,纯科学(尤其是纯硬科学)知识发展遵照理论和方法论逻辑,注重理论的完善、知识的创新,更加凸显价值理性。应用科学知识发展依赖外部需求驱动的实践逻辑,注重知识的功用性和实践性,更加突出工具理性。此外,硬科学的渗透性较弱,其它学科的研究者难以理解和进入,而软科学则相反。趋同型部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趋于相似和统一,个体理性易服从于集体理性,趋异型部落的思维方式差异较大,价值取向多元,个体理性易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的上述不同会加剧学科之间相互隔离,造成学科间“封闭主义”和“保护主义”,如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学术知识的相互质疑、批驳甚至排斥、学科成员相互歧视,也易形成“学术寡头”掌控“学术部落”大门和“学术崇拜”强化“学术部落”文化的认同。相反,这些又会进一步促进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的分野。总之,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分野带来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学术交流阻阂。

(四)源学科行为体系偏差带来交叉学科的学术氛围淡化

“学术部落”的学科知识、学科规训及学科思维和价值取向影响和强化着其学者群体的行为体系,它们包括学者群体的评审行为、学术社交圈子、学术潮流影响、学术交流的渠道和模式、学术竞争与合作等学术活动样态。一方面,硬科学更易出现“学术垄断”行为,有声望的学者为维护学术地位会做出不公平公正的评价行为。而倾向主观价值判断并被视为“无标准”的软科学领域出现草率评审行为的现象则更常见,应用科学领域与市场、企业等外部环境关系较为紧密,学者在评审过程中易掉入“贿赂”陷阱。[28]硬科学范式发展水平和外界的认同度较高,该领域学者的社交圈子更大,外围圈子的人数较多,而软科学领域学者的社交圈子较小,依靠学者个人的社交能力吸引外圈人员。硬科学领域受学术潮流影响显著,如生物学、物理学学科的学者探索新事物的欲望更强、兴趣更浓,他们喜欢开拓未知和有前途的研究领域。故他们的职业流动性更强,而软科学则相反。另一方面,都市型模式学者交流的渠道和模式有非正式和正式口头交流、学术会议、讲座、发表期刊论文,一般正式的国际会议只有学科带头人才能参加。此外,研究问题有限且范围较小、耗时较短,竞争激烈,所以学者需要团队合作,迅速的发表成果来占据学术空白点从而提高学术影响。而田园型模式的学者一般非正式的内部口头交流较多,正式的国际会议讲座较少,但更倾向于撰写专著。研究问题较多且范围较大,耗时较长,个人就能完成,竞争较小。[29]可见,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行为体系具有较大偏差,而在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这些有着不同行为体系的学者聚集一起易形成思想上的分歧、情感上的喜恶,进而阻碍学术交流和加剧行为上的对立,致使交叉学科的学术氛围淡化。

四、高校交叉学科困境的破解蠡测

(一)规划布局与凝练特色:提升交叉学科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交叉学科立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学科隶属、组织机构、学位管理、成果评价、职称评定等得到教育部门的合法性承认和保护,学科发展效益得到社会、企业和市场等的认可和接受。高校可以从如下两方面来提高交叉学科在上述组织、团体和社会中的合法性:一是科学规划交叉学科的布局。从“量”的布局来看,截止到2021年6月底,我国向教育部完成自主设置交叉学科备案的高校有180余所,涉及到的交叉学科数量共有616个(含重复命名),其中包含30所一流大学的155个交叉学科。然而,有研究显示英国大学近万个学科中有近一半(46.8%)都是发展比较成熟的交叉学科[30],如牛津大学有三分之一的交叉学科课程,利兹大学的理科领域交叉学科超过70门。[31]可以看出,交叉学科的数量少势必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和扩大学科影响,我国高校交叉学科的数量还需要增加。从“质”的布局来看,交叉学科的建设要考虑到不同学科范式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于强势学科领域的交叉应发挥强势学科“蝴蝶效应”的作用。如通过“强-强联合”利用纯硬科学基础理论的优势带动应用硬科学的发展。对于弱势学科领域的交叉应夯实基础学科的知识、概念、理论体系及促进学科共同体内部的认同来提高范式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大资金、人力、信息和技术等资源投入,帮助它们从“站起来”到“跑起来”。二是凝练交叉学科的特色。树立坚持服务需求与问题解决的鲜明导向。硬科学和应用硬科学领域的交叉学科应更加跟紧科技前沿、瞄准核心技术领域和“卡脖子”等关键应用领域,软科学和应用软科学领域的交叉学科应面向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需求和社会重大问题。尤其是对于弱势学科而言,通过凝练方向以突出学科的独特性,并获得突破性发展,从而赢得外部的合法性支持。

(二)遵循逻辑与制度规约:完善交叉学科的学术制度

交叉学科学术制度要在遵循源学科多重逻辑和制度规约的相互关系中完善。

一方面,遵循源学科的多重逻辑是制度规约的前提与根本。这些逻辑包括:一是源学科知识的生成逻辑,纯硬科学的知识生成具有线性和累积性,纯软科学的知识生成具有重复性,应用科学知识的生成依赖纯科学知识。二是源学科知识的发展逻辑,纯硬科学知识的发展依赖知识理论和方法论逻辑,纯软科学知识的发展依赖政治和社会逻辑,应用科学知识的发展依赖需求驱动的实践逻辑。三是源学科的思维和价值逻辑,硬科学是线性和聚合思维,软科学是非线性和发散思维,纯科学是学术性价值逻辑,应用科学是应用性价值逻辑。四是源学科的行为逻辑,都市型模式的高效率、高成本、强竞争和重合作,田园型模式的低效率、低成本、弱竞争和轻合作。可见,要构建分学科领域、分阶段层次、从边缘到中心、从试点到全面的交叉学科发展的渐进模式。如硬科学领域从先从内部学科(如数学和物理学)交叉再向应用硬科学领域(如化学和医学交叉)拓展,软科学领域可从内部学科(如人类学和历史学)交叉向应用软科学(如历史学和教育学交叉)拓展。

另一方面,制度规约是源学科逻辑合法性的保障,它要平衡“制度化”和“去制度化”的内在张力。一是“制度化”,交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资助、薪酬、职称、发表、管理、评价等学术制度[32]。尤其是对于学科范式发展较低的软科学领域的交叉学科,强化制度建设是保障其学科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不同学科的学术制度应体现差异性,如纯科学领域的交叉学科评价导向应关注以理论发展和知识增长,而应用科学领域的交叉学科则关注技术进步和产品发明。二是“去制度化”,对于学科范式发展较高的硬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交叉学科而言,应降低严苛繁杂指标的评价权重以减少“学术寡头”“学术资本家”等现象。在评价制度上,软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交叉学科的评价周期应更灵活、评价的内容方式更多样、评价的标准更多维、评价的主体更多元。总之,要构建差异化、多样化、完整性和系统性的交叉学科学术制度。

(三)整合思维与重塑价值取向:建设交叉学科的交流平台

學术研究最根本的就是交流,交流是推动知识创新和促进交叉学科发展的重要途径。[33]比彻认为学科知识集自然属性和社会建构性于一体,学科分类亦会变化,尤其是渗透性较强的软科学。因此,消弭交叉学科学术交流的阻阂关键在于整合源学科思维和重塑其价值取向,亦即打破学科分化的内源性障碍,缩小不同学科间的“范式”距离,挖掘和培养学科共同点、促进学科间的平等对话、相互理解及接受,进而促进不同学科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同构,而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建设多维立体和互动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第一,要创建交叉学科的实体运行组织,为交叉学科提供“容身之所”。实体运行组织中除了包括办公楼宇和办公用品外,对于硬科学和应用硬科学领域间的交叉学科要配备独立实验室、实验器材和用品、数据库等资源,对于软科学和应用软科学领域间的交叉学科要配备图书和数据库资源。此外,要设立委员会专门对交叉学科组织的运行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如前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已成立交叉科学部。亦可设立流动岗位,如西安交通大学制定“队伍交叉先行”政策,启动相关二级单位干部轮流交叉兼职工作。第二,按照不同学科的特点和交叉学科发展的不同阶段搭建科研、教学、服务、信息等平台。如纯科学领域内部交叉学科可以创建校内上述平台,而与应用科学领域的交叉学科则需要积极与社会和企业建立科研合作、信息技术交流、学生实践等“科-教-产”融合创新平台。而在交叉学科创立初期可以先建设试点,从处于边界的学科(如生物学和化学)围绕问题进行科研项目合作,到交叉学科发展较为成熟时再扩大交叉的范围和内容。

(四)建构理性与培养情怀:营造交叉学科的学术氛围

学术氛围是交叉学科生长的“土壤”,它影响着交叉学科存活的周期、成长的速度和质量。而正如达尔安多夫所言:“学者并不是‘环境’的牺牲品,他们可以有意识的去重构‘环境’,学者是‘环境’的适应者,亦是建构者。”[34]他所说的“环境”即是学科生长的“土壤”。可见,高校需要建构学者群体的公共理性及培养他们的学术情怀进而营造会聚融合、趋同紧密的交叉学科学术氛围。即要发挥学者群体“集体行动”的积极作用,建构其“利社会”和“利国家”的公共理性[35],引导他们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紧密结合,引导他们形成共同的“心理契约”,培养学术使命、责任、合作、信任和贡献等情怀。

具体而言:第一,学校领导和交叉学科负责人(带头人)引导学者群体正确的看待并尊重不同学科知识性质、规训、思维和价值取向及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发展性,树立开放融合、兼收并蓄的观念。如定期举行交叉学科成果学术报告、经验交流会、学术沙龙等畅通学者群体对话、交流、合作的渠道。第二,克服学术管理中的工具性障碍,提倡学术民主、自由、宽容、公平公正主义。管理中过度的工具性倾向规限研究群体思维和行动,阻碍知识的创新。应鼓励学者大胆创新、宽容失败,在项目申报、学术成果、职称评审、薪酬奖励等方面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提升学者群体的荣誉感和获得感。第三,尊重学者群体的人格,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关心他们必要的情感需要,尤其是加大对苦难学科成员的帮扶力度。激发学者群体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合理赋予权能,提升学者群体的忠诚感和归属感。

综上分析,“学术部落化”是学者群体、学科知识和学科文化在动态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产物。其中,学科知识特征影响了学科范式發展水平、学科规训、学科思维和价值观及学科行为体系,且这些都是学者群体社会学特征的具体形态,它们反过来也会影响学科知识特征的变化。而交叉学科发展的深层困境表现为学科知识特征及其学者群体学术活动社会特征差异带来的合法性不足、制度缺失、交流隔阂及氛围淡化,交叉学科困境的破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科学规划布局与合理制度设计,也要建设平台与营造氛围。然而,正如埃文斯所言:“学科知识在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比彻也强调“学术部落”的特征是复杂的、发展的,因为它会受到高等教育政策、全球化、市场化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等的影响。[36]可见,交叉学科发展的困境也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破解的策略应该是动态发展的、权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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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赖佳)

收稿日期:2021-10-12

作者简介:郭柏林,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杨连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连/11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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