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佳 周洪宇

一、鼠疫概况及防疫的医学困境

(一)1910-1911年东北鼠疫概况

清末宣统年间发生在东北地区的大规模鼠疫灾害从1910年10月一直持续到次年三四月。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1910年10月25日鼠疫(时称百斯脱疫)最早出现在黑龙江省胪滨府的满洲里，随后迅速扩张到其他地界，11月8日吉林省滨江厅傅家甸发现疫情，1911年1月2日奉天省城七区之南满车站也出现疫情，短短七旬时间就遍及东三省，并继续于正月里蔓延至北方66个州县。不同地区疫情持续时间各有不同，但均以岁末年初之际最为严重。1911年1月29日即除夕当日，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合计疫殁1088人，为疫势最为严峻的一天。在疫情持续的一百多天里，平均每日死亡249人，死亡总人数近5万人。1911年2月13日《大公报》刊发的一篇文章形容了当时疫情的惨烈：“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此次鼠疫传染速度快、波及范围广、致死率高，局部地区疫情严重，给北方地区造成巨大灾难。

1910-1911年鼠疫的暴发还处在20世纪初极为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背景之中。

一方面，关于鼠疫暴发的根源，大量文献研究都指向了滥捕旱獭导致鼠疫从动物传染至人类。包括海拉尔、满洲里、乌兰浩特等地在内的中国东北生活着大量的旱獭，其肉可食，皮毛可制衣物，加工后不输貂皮，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同时旱獭也是鼠疫杆菌的主要传播者。20世纪初，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市场需求增加，价格猛涨。“1907年一张旱獭皮的价格为0.30卢布，到1910年涨到1.20卢布。”此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早已被卷入世界市场，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一环，旱獭皮的暴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俄商人和捕猎者，每年春天由关内山东、直隶等地逃荒关外的苦力中，不少靠猎捕营生。1910年夏季，满洲里的中国猎人数超过11000人，同年10月仍有4600人，旱獭也因此遭到大量捕杀，由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数量从1907年的70万张暴涨至1910年的250万张。东北当地有着狩猎旱獭传统，捕猎经验多的猎户能够分辨旱獭是否健康，但不少从关内前来猎捕的新手则难以分辨，往往捕获并剥食了患病的旱獭，身染鼠疫而不自知。此外，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有些猎人连染病的旱獭也不放过。对动物资源的肆意掠取加上东北特殊的生活习性、年节风俗等原因，最终导致鼠疫在东三省肆虐。

另一方面，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东北地区实际上已沦为俄罗斯、日本的殖民地。先是俄国人掌握了东北控制权，控制着具有战略意义的东清铁路及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多方面的利益。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早已觊觎东北的日本帝国成功从俄手中攫取了中东铁路大连至长春的南段(称南满铁路)，跨入侵犯东北的列强行列，清政府对东北的领土主权形同虚设。鼠疫爆发后，日俄方面为自卫，也为企图插手防疫事务及更深层的目的，多次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廷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疫病，而晚清政府为防止日俄借口清廷防疫不力进一步侵占东北，也一改以往应对地方疫情的态度与做法，延医购药、筹措经费、组建防疫机构……可以说，晚清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既是对凶险疫情的处置，也是迫于列强压力的“积极”应对，这无疑是受到复杂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

(二)鼠疫防治中的医学困境

1903年，全线通车的中东铁路横穿哈尔滨市区，将其分为东西两部分。铁路以西称为“道里”，包括埠头区、新城区等，是俄国人的领地，中国人不多；铁路以东称为“道外”，傅家甸(旧称傅家店)就位于其中。由于中东铁路的修筑和关内移民的涌入，该地区由最初的一片大草甸子发展成1910年的一个有着两万多居民的商贸小城，仍在中国当局的管辖范围之内，是中国的领地。傅家甸是哈尔滨最早出现疫情的地区，也是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鼠疫暴发初期，尽管清政府适时采取了延医购药、消毒灭菌等措施，但由于其时东三省西医匮乏、中医不精，加之封建迷信盛行，民众普遍缺少公共卫生知识和医学常识，导致中西医在应对疫病时往往屡陷困境，对疫情的迅速蔓延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西医紧缺导致专业防疫人员严重不足

“病者治疗，生者隔离，死者消毒掩埋，非西医不办。”医生特别是西医成为应对此次疫情的关键。然而，这一防疫关键，却成为首当其冲的难点和痛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在总结此次防疫之难时首条列出的便是“员医无素养之困难”：“三省不特无研究西法之专门名医，即研究中法之医亦大都略识药名即悬壶从事。各地方官绅之能研究传染病防卫法者更无论矣。”

可见，不仅没有精通西方现代医学的医生，连当地仅有的中医也不过是徒有虚名的泛泛之辈，更遑论其他并未从医而懂得传染病防治的非专业人士了。东三省本地没有医生，那就只能奏请朝廷从外省调派。“当哈埠疫事糜烂，求医函电日驰中外”，不难想象当时情势之急迫和医生缺口之巨大。东三省的官府衙门不仅在国内延聘医生，在华的外籍医员、国外的医员都成为迫切渴求的对象。即使如此，成效也并不理想，“各省员医以防疗传染病著有成绩者，平日俱有重要职守，非一电所可召集”。除职守这个理由外，因惧怕感染而不敢不愿前往的也是存在的。

在得知傅家甸在1910年11月初出现疫情后，东三省总督锡良下令吉林西北道道台于驷兴开办防疫所，并专门派遣两名天津北洋医学堂的毕业生由奉天前往哈尔滨协助防疫。从这两名医生到岗至1910年12月25日医学博士伍连德(Wu Lien-Teh)及其助手林家瑞受命到达傅家甸之时，鼠疫已经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开来，仅12月25日当天，傅家甸就报告了10例死亡，未报告的可能更多，而整个傅家甸仍然只有两位医生和五名由他们临时培训的看护，根本无法逐一检查病例，只能请未经医学训练的警察帮忙。

在日趋严重的疫情报告和列强的层层施压下，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各级医院和医疗机构紧急告谕，征调医师和训练有素的护理人员。社会响应较为踊跃，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由传教士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以及其他一些传教士医师都表示愿意前往相助。伍连德在自传中写道：从1911年1月2日至1月28日，包括北洋医学堂首席教习法国人梅尼(Gerald Mesny)在内，先后共有23位中外医师及23位高年级医学生到达傅家甸。连同伍连德、林家瑞以及最初抵达的两位医师，此时的傅家甸有27名医师参与防疫。尽管如此，防疫力量仍然是杯水车薪、不敷分布，尤其是1911年1月中旬梅尼和奉天派遣的刘姓医师染疫身亡，加之“其余夫役人等亦多疫死”，导致在哈医员人心浮动，“后来者益视为畏途”。同时，随着防疫、检验在东三省以及直隶、山东等地的全面施行，各处对合格医生及检疫人员的需求愈发强烈，医生之短缺也愈发凸显。山东巡抚孙保珍在1911年3月12日汇报防疫事务的奏报中称：“东省医生缺乏,省城中西医院仅有二人,先由第五镇借拨军医数人,并延访教会医士相助。嗣向青岛、广州、香港远至柏林纷纷电聘,不惜重薪。现甫陆续到东。”山东疫情最早发现在1910年腊月，到奏报之日，全省共有32个州报告疫情，疫毙2678余人，而全省医生仅2人，直到疫情发生约2个月后向国内外电聘的医生才陆续到位，医生紧缺之困境，由此可见一斑。

2.中医固守治瘟成方导致疫病误诊疫事蔓延

疫情初期，“一切防卫疗治之法俱按中国治瘟成方从事，且中医不用镜验于似疫非疫之辨，每难剖晰，偶遇感冒发热等症，狃于略施汤药之即奏效也，顽旧社会遂众口一喙，盛言疫之易治”。由于鼠疫也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常常被视为一般的瘟疫之症进行治疗。吉林道台于驷兴就曾将傅家甸当地的几位有名老中医聚集在一起，请他们出谋划策，开方熬药施药，但毫无成效。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实地查看了傅家甸疫情后说：“每日报告的病例和死亡的数字在缓慢但持续地上升，从11月1日的2个病例增加到12月中旬的8至10个，一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治疗方法，尽管有些游方郎中或中医称能够治疗，却没有真正的鼠疫病例能够幸免于死。”死亡人数的增加有力地证明了当时中医将鼠疫与一般瘟症、伤寒病症相混同的错误诊断不仅无法医病救命，反而误导了官府与民众，使其对“西医规定一切防卫方法”阳奉阴违，导致了病情的延误与传染的加速。东三省总督锡良在其1911年上呈的奏片中就曾提到过这一问题，他说：“地方官吏本无经验,或偏信中医固执不化,充其不忍人之心以姑息为仁爱,亦足以助长疫势,使地方糜烂。”

3.民智不开、抵制西医导致防疫措施奏效缓慢

东北是清廷的“龙兴之地”，为保护满族的本习、风俗以及少数满族统治者独占东北的特权和利益，康熙从1669年起废除辽东招垦令，禁止汉人向东北流入，连文庙学堂也一同禁止。其后的雍正曾驳斥奏请在吉林立庙兴学的官吏：“本朝之统一宇域，所持者非虚文，而为实行与武略耳。是则我满洲人之实行，岂不远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乎？”到乾隆、嘉庆及道光前二十年间，清政府更是对东北实行了严厉的封禁政策，即便是发配罪犯，也只有满人才拥有被流放到东北的资格。虽然封禁并不能绝对阻断关内外的交通交往，且19世纪中期以后清廷出于种种原因又陆续松动“禁关令”，开禁放垦、鼓励移民，然而，在被“关”了近两百年之后，尽管时局大变，但相比通商口岸、东南沿海等地，东北相对落后，民生凋敝、百姓受教育程度低、风气不开、积习难改。疫情初期，东北民众往往迷信天命、鬼神之说，采取了很多非科学甚至是封建愚昧的应对措施。在黑龙江一些地区，由于“人口稀少，无医无药，患病时，一是请喇嘛诵经，二是请萨满治病，三是祭祀天地，四是祈祷神鬼保佑，五是占卜吉凶，以此迷信的方法，求得精神寄托”。

愚昧迷信的另一端，便是民众缺乏基本医学及公共卫生常识，排斥西医，导致西医的防疫方法章程沦为具文。“患疫之家多信中医针灸，忌西医，不肯送病院治疗……居民视病院及隔离所为最不安适之地。”多份地方行政官员呈报清廷的防疫情形公文基本都提到西医防疫办法章程非强制不行，便不难想象当时防疫遇到的阻力之大。“内地风气不开，见有西医，群生疑议”，防疫“操之过急，群情又百端疑阻”，“甚至疫殁之尸体藏匿不报”，强行采取搜疫、隔离、消毒等等措施恐易滋事，“既于民情不变，焚尸烧屋尤类残刻所为，然非实力执行则疫无遏止之期”。

尽管西医早在19世纪初就已传入中国，教会医疗事业，包括教会医院、教会大学医学教育也在鸦片战争前后发展起来，但相对于整个清王朝而言，这些仍然只是一股微弱的、局部的力量。清季兴学数十载，官办教育中始终鲜见正式的医学教育，或偶有提及，亦不过流于文字形式罢了，未尝真正施行。即便西医为少数开明之士或当朝重臣所认可、推崇，也并未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得到官方的正式接纳，更遑论久居内地、民风未开的一般社会民众了。

二、鼠疫暴发前的近代官办医学教育

东北鼠疫及其防疫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医学困境与近代中国官办医学教育发展落后不无关系。为挽救封建王朝统治，清政府自洋务运动起便不遗余力地兴办学堂，培养新艺新政人才，在客观上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向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这一“兴学”浪潮中，官办医学教育偏偏“发育不良”、发展滞后，未能如翻译、军事、电报、铁路等热门科目那样掀起“热潮”，在社会上、民众间产生广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民众对西医的认同。

近代意义上的官办医学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伴随着新学堂的兴办而发轫，可其发展却异常缓慢。这一点从官办中医教育、官办新式医学堂以及留学医学生等方面可见端倪。

1.官办中医教育

清廷官办医学机构为太医院，下设教习厅专司医学教育。1867年，为整顿医官、以正医学，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派教习厅三人，按春秋两季考试医士，恩粮肄业各生，列定第等……”，以《素问》《难经》《本草纲目》为主要教材，拟定考试办法。从太医院的教习厅到日后京师同文馆医学生理讲座、高等学堂医学馆和医科大学堂，中医学在整个清末时期都是官办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就太医院设教习厅这一举措而言，无论是从生源、课程设置还是服务对象来说，仍然是宫廷太医院办学的延续，无近代医学教育新内容，并以服务皇室宗亲、王公贵族为目的，一般百姓是被排除在外的。

2.官办新式医学堂

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派“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急须养成翻译与制造船械及海陆军之人才”，效仿西方，先后在全国部分地方办起了一批新式学堂。然而，纵观此时建立的30余所新学堂，绝大多数是军事、外国语和电报、铁路或矿务等实业学堂，涉及医学的，除1871年京师同文馆(创办9年后)加设医学和生理学讲座勉强相关外，直至洋务运动开展30余年后的1894年，才出现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由政府自办的西医学堂——天津医学堂(亦称北洋医学堂)。该学堂由李鸿章在原天津总督医院附设医学堂(1881年)的基础上建立，延续了“为军队培养医官”的办学目的。天津医学堂的毕业生，只有极少数高材生留校任教，大多被派往陆军岗位或海军军舰工作。到1900年，天津医学堂因义和团运动停办，两年后再由袁世凯复办，并更名为海军医学堂。

“百日维新”期间，孙家鼐于1898年9月奏请在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堂，但当时并未马上开办招生，只是开设了一门医学课，聘请在同文馆任教的美国北长老会医师满乐道和自学医学的徐定超为医学教习，但不久便因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被迫停办了两年。1903年，京师大学堂才增设医学实业馆，“招生数十人，系照中学堂办理”“照新章五年毕业”，学生最多时33人、教员4人，中西医兼授。至1907年，学部据徐定超所奏，将京师医学馆改为京师医学专门学堂，拟中西医分科肄业。然后，由于当时的中医教育和西医教育都缺乏办学经验，导致学部无法具体厘定各科目教学规程，竟将全部学生送到日本学习，清廷官办中医教育至此暂停。

清末另一所较为著名的西医学堂是由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02年11月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该学堂在1906年更名为陆军军医学堂，学习科目以中、西医为主，学生规模在200人左右。北洋军医学堂由日本人古城梅溪主持，教员多为日本人，课本也用日文，主要医学专业课程如化学、解剖学、药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均由日本教师讲授，中国教员则负责中国文学和日本语教学。据曾在该学堂“帮办”的伍连德看来，该校日本教员的教学不过是“按照使中国永远依赖强大的日本国的既定国策”，“最多只让他们的学生成为高级护理人员”。由此可见，该学堂医学教育之程度也是较为有限的，其所培养的医生也依旧如同天津医学堂一样，分派至军营服务。

此外，在清政府的推动下，清末新政期间，湖北、江西、广东、安徽、福建、云南等一些地方政府及乡贤士绅也纷纷掀起开办军医学堂、女医学堂等西医学堂潮。但是，由于师资短缺、经费不足或课程设置等诸多问题，这些学堂往往难以维系长久。湖北军医学堂在开办近两年后，张之洞因其“课程尚系普通”且“功效太迟”，便饬令停办，所有学生分别派送至其他文武学堂肄业。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云南中医学堂被停办，其校址和经费改办女学堂，理由是“教习难得，只教中医未教西医，又因经费支绌，医科教授且不完全，遑论药科，历年以来有名无实，及今暂停改办女学堂，实不失为移缓就急之一道也”。

3.官派留学医学生

在清朝政府向国外派遣的留学生群体中，医学生并不多见，尤其是与政法、军事、师范等科的官派留学生相比，更是绝对的少数。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最早派遣的120名留美幼童中，共有94名于1881年分三批撤回国内，其时绝大多数学生未完成学业。这些学生返华后，其中21人被送至电局学传电报，23人被留用船政局、上海机器局，其余50余人被分拨到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当差，仅有8人被分配进北洋医学堂学习医学。至甲午战争前后约25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先后向美国和欧洲派遣了265名留学生，其中学医科的也不多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掀起了留日高潮，医学生人数较前期有所增加，但与留日中国学生之总数相比，仍然是少数群体。1903年12月，管学大臣张百熙选派的31名留日学生中，仅有3人选学医药学。1907年，学部与日本千叶医专等校，约定招收中国学生办法，经费由各省分担，使得赴日学医者增多。同年，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停办后，清朝政府就将在馆的学生全部送往日本学习，人数估计不超过30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派赴欧洲国家留学的21人中，有学政法、电气工程、工艺、预科多人，但无进医学院或学医学专业的。有学者曾专门统计过清末留日医学生人数，含官费、自费生一起，1904年留日医学生在校人数为23人，1907年在日本医药科的留学生是95人，1909年考入日本各医科专门学校的中国学生人数为32人，而与之对应年份留日学生总数分别为2500余人、6700余人和5200余人。另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留日高潮中有近200人留日学医，浙江省1897-1911年间留日学生在千叶、长崎等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过的有67人，不包括在综合大学学习医学的人，即便如此，与该时段1897-1911年间45000余人的留日学生总数相比，与政法、军事、师范等留日学生人数相比，留日医学生所占比例也是极少的。

三、鼠疫暴发后官办医学教育处境的变化

清朝末年复杂时局下暴发的东北鼠疫及防疫过程中暴露出的缺医少药、民众缺乏基本医学及公共卫生、防疫知识等窘迫困境，连同巨大的死亡威胁一道，迫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呼吁大力发展近代医学教育。

1911年2月23日《大公报》转《日日新闻》一篇言论文章就国人一贯对待医学之态度和近代以来医学教育的情状进行了深刻分析。文章称，清季以来朝廷以文章取士，向来视医学为“末务”“毫无提倡”；民众则是“智者目为贱役而不肯为，愚者视为难事而不能为，唯识字较多稍通文理或曾从事药行者，恃其一知片解，耳目之所见闻，或受乡里之呼召而略为应酬，或为衣食之营谋而悬壶市井”，结果便是“本无实学，全凭口给，于不知不觉之中残伤生命，莫可究极，平均计算与现今鼠疫伤人之数当相去不远，不过稍有迟速之别耳”。待到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后，“医学一科已列入大学，军医学堂已设于省会”。“事属创始，未闻遽有所成效也。肄业者少，亦难望其普救也。虽医家者流联络而为医药之研究，官府立案稽考而行功过之赏罚，然而满无定章，难必实事求是也。筹款维艰，难免始动终惰也。”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震动了朝野上下，学商农工各界莫不恐慌，医界成为众矢之的。该文呼吁将临时防疫之做法与精神继续发扬发展下去，“官家以保护振作为己务，农商以捐助维持为己务”，并提出多设医学、严格考试、中西医学兼顾等具体建议。有文章从卫生行政的角度，认为医师的培养对建立国家卫生行政关系重大、刻不容缓。文章称：“东省此次之毙于疫者，已不啻万人，因防疫而耗失之经费，又不下数百万。设也我国以前已措意于卫生行政，而各个人又均知卫生之必要，则死亡之数，固必大减……我国上下，经此一蹉跌，自必当注意于卫生事宜。”文章进一步提出“医师之培养，药物学之研究，则尤为刻不容缓之举”。还有文章直接以《论设立医学堂之不可缓》为标题，号召兴办医学堂乃是强国保种必不可少之途径，“窃维强种之道，首在医学，而兴学之力允以中西兼习为亟”。1914年1月，伍连德在其《上政府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之条陈》中亦提到：“我国官立学堂之西医毕业生皆无充足程度，致西人多不公认。恒有毕业生赴西国西学堂留学者，西人皆置之初级班，再习过五年，始许与他国初入学堂之毕业生齐等，而从前在我国所修之学业在西人直视之与未学者等耳，是我国官立学堂之毕业生比较于外来之西医恒瞠乎？其后且不见重于本国如海关铁略及验船，各医士皆趋重于外来之西医，而我国派出之毕业生医士备员备数而已。”同时，中国医学教育缺乏标准，尽管已有的几处医学堂设立了学生修业年限、教授之法等，但都是“学堂任意限定，无医学统辖处之”。

整体而言，鼠疫之后官办医学教育所处的国内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对传统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反思，以及对兴办医学堂、振兴医学教育的呼吁与倡议，为官办医学教育的发展营造了积极的思想氛围和社会环境。

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下，清朝政府从地方到中央也开始有所实际作为。为“竟前功而弥后患”，吉林全省防疫总局拟就了“吉省防疫善后应办事宜”六条，第二条便是“设立医学堂”，考虑到“此次疫症发生，广揽通晓西医之员，终不多得……医学之不昌明尤国体之所关系”，因此拟于吉省设立医学专门学堂，延聘中外医学专科学者充当教职，并按照外国高等医科学堂章程办理，以求“医学日有进步而为生民造福”。1911年1月12日，浙江巡抚增韫奏请在浙创办省城高等医学堂并拟定科目章程。

1911年4月3日至28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的重要国际医学会议，加速了西医在中国的引进和普及，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会议重要成果《鼠疫会议决议条陈》明确提出：“设欲扶助上款所开办法，务以速在中国筹办实用医科教育为要。”这一倡导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鼠疫大会召开后不久，留日医学生何焕奎以《论各国对于奉天鼠疫会议之隐情及其政策》为题在当年的《医药学报》杂志上发文，敬告当时政府和国人，理智对待国际鼠疫会议、警惕列强入侵。他关于发展医学教育、兴建医学堂的呼吁，与鼠疫会议条陈也是一致的。何焕奎说：“……医学上之设施尤不可一日缓。吾更不能不哀告我国诸同胞，急起直追，讲求强种卫生之术，组织病院，建设医学堂，延聘富于医学知识之人材，司治疗、任教育，收起死肉骨广学树人之成效，不至于既病求艾，临危吁天，疫厉流行，来外人之干涉。”同年6月，清廷民政部上奏派员参加在法国、意大利举行的万国卫生会。该会虽冠以卫生会之名，但民政部认为“各国医科学术日益发达”且“医学专家汇聚一堂”，“用意至为美善”，而“中国于西医学识正待研究，且国体攸关，更未便退居人后”，因此拨款参会是亟需的也是必要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清廷对医学、医学教育以及卫生防疫等方面的态度和重视均不同于以往，从“末流”跃居为“国体攸关”。

四、结语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医疗卫生管理日趋颓废。清末新政之前，清政府虽然创办了几所新式医院和医学堂，但几乎都是受朝廷权贵个人对西医的偏好影响，并由个人力量推动实现。实际上，服务于朝廷的医官不仅职位低下，而且主要为皇族服务，为军队服务。嘉道之后，医政更加颓废不堪，地方医学一蹶不振，医政事务无人问津，至于医学教育和研究更是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就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命运而言，如果不是遭遇了1910-1911年东北鼠疫，晚清政府和国人在短时间内恐难将注意力集中到举医学、兴医学教育这一被曾认为是“细枝末流”的事情上来。经此一“疫”，国内舆论大力呼吁和提倡兴办医学教育，官办医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官办医学堂不再只是军队专有，为清廷海陆军培养军医，以服务军事为目的，它开始转变为面向民众、面向社会培养合格医学人才的教育机构。正如浙江巡抚增韫所言：“是欲图社会之幸福，谋民生之健康必以设医学堂为要政。”从更深层次来看，医学教育自此逐渐成为国家公共卫生行政的重要内容，医学及医学教育的地位逐渐得到官方认可和重视。

当然，历史的偶然往往有其必然的基础。一方面，在中国多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鼠疫“碰巧”在1910年的东北集中猛烈暴发不是偶然的，它与20世纪初经济扩张到边疆地区密不可分，国际毛皮贸易市场的巨大需求、清廷开放东北禁令、中东铁路建设等诸多因素刺激了大量捕猎者涌入东北荒野之地，鼠疫一经出现，便沿着铁路迅速扩散到东北各地。美国学者班凯乐(Carol Benedict)在考察了19世纪中国鼠疫后认为，1910-1911年东北鼠疫正是在中国边境人口空前增长、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并非偶然。另一方面，中国官办医学教育的变化看似是受东北鼠疫灾害这一偶发事件直接影响的结果，然究其根本，乃是其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必然历程所决定。从清同治元年京师开设同文馆、太医院教习厅复设医学馆，到光绪末年各地出现的中医社团组织，从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员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传种痘法于中国并在广州行医著书带徒，到19世纪下半叶天津医学堂等新式官办医学堂的创办，中国官办医学教育，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尽管发展滞后于其他新学，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却并未间断，只不过对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晚清统治者来说，相比外语翻译、农商兵矿、铁路交通、师范政法，医学一端既不是变法图存之急务，也不会直接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安全，故而医学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得到实质性重视，发展迟滞。然而，1910年突如其来的鼠疫彻底打破了这种节奏。一是鼠疫事关满清祖宗龙脉及国运，一是受到复杂的国际时局影响，忌惮日俄势力借口防疫进一步侵占东北，国家主权恐又遭侵犯，清廷不得不举全国之力筹措经费、延医购药并加强卫生行政。受鼠疫影响，从中央朝廷到地方官府对医学卫生、医学教育的重视也较以往更甚。对近代中国官办医学教育来说，作为外在偶然性事件的东北鼠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加速了近代中国官办医学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