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民， 方予诺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23)

近年来，中国城市群建设体量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地域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逐渐成为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1]。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随着长三角城市群的迅速发展，其经济指标在全国的地位快速提升，集聚效应越来越强，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G60科创走廊是科创一体化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探索和实践，是长三角区域协调互动合作机制的最新体现[2]，在创新驱动方面的提升速度远高于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三大城市群[3]。2016年初，G60沪昆高速公路起点的上海松江区率先启动1.0版G60松江科创走廊建设。2017年7月杭州、嘉兴加入形成2.0版。2018年6月，上海松江、杭州、嘉兴、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9个地市共同签署了共建共享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一廊一核九城”总体空间布局，标志着3.0版G60科创走廊正式从城市战略上升为长三角区域战略。2019年12月，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4]，G60 科创走廊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G60科创走廊沿线形成了长三角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城市群[5]，有利于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沿走廊梯次拓展，加快长三角一体化先发优势的形成[6]。G60科创走廊对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先行探索和主要载体，对促进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发投入、创新驱动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创新发展也是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长三角城市群和产业转移占据长三角研究前沿位置[7]。Romer将社会分为3个部门，分别是研发部门、中间部门和产品部门，他研究得出在这样的3部门结构中经济可以实现稳定增长，且经济增长的源泉来源于研发部门的技术创新[8]。Jaffe等认为R&D经费投入存在溢出效应，R&D投入不仅能提高自身产业的生产效率，同时还能促进其他产业的生产能力，从而促使整个地区的所有产业的生产率进步[9]。Kancs和Siliverstovs对 R&D 投入与产出的研究表明，R&D投入能够提高产出，但在不同的R&D强度下，R&D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效果不同，其结果反映R&D投入与产出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的非线性关系，只有当研发投入达到一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产出才会显著增长[10]。曹贤忠等通过对长三角经济带的各个城市运用可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创新投入的经费和人员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并且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11]。曾刚等借助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分析长三角区域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贡献，指出经济发达的城市拥有更加丰富的创新资源，且创新驱动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推动效果更加显著[12]。杨恺钧等使用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就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进行实证检验，认为技术创新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作用明显，且在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高的区域驱动作用明显更强[13]。但现有研究鲜有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基于G60 科创走廊先行先试建设实践出发，分析G60科创走廊城市群创新一体化发展空间分布特征及研发投入影响。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新时代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战略支撑，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地区的资源禀赋以及要素差异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各个城市之间的相互合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会产生巨大帮助[14]。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本研究以G60科创走廊城市群9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研发投入对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以期对G60科创走廊城市群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以及加速打造科创走廊区域创新生态体系和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

1 G60科创走廊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G60科创走廊城市群包含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九地区，分别为上海市，浙江省嘉兴市、杭州市、金华市、湖州市，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宣城市、芜湖市、合肥市，总覆盖面积约7.62万km2。从空间分布上看，9个城市形成 “Y ”字形空间结构。作为长三角区域的核心地带，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但区域内部发展水平及发展阶段并不相同。2018年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GDP总和约17.8万亿元，其中G60科创走廊城市群9城市GDP总和约8.97万亿元，在长三角中心区27个城市中所占比重高达50%，为长三角一体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人均GDP是综合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G60科创走廊城市群的九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仍处于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以2018年统计数据为例，上海、杭州、苏州、嘉兴4城市人均GDP均超过10万元，合肥、湖州、芜湖人均GDP超过8万元，金华人均GDP超过7万元，而宣城人均GDP仅5万元，城市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图1 2018年G60科创走廊城市群人均GDP空间分布示意图

从研发投入水平来看，仍以2018年统计数据为例。G60科创走廊9城市R&D经费支出总额达3 008亿元，占长三角三省一市总量超3/8，占长三角核心区27城市R&D经费支出总额比重达58%，但G60科创走廊九城市差异性也较大，如图2所示，R&D经费支出费用9个城市中R&D经费支出费用最高的是上海，2018年研发强度达到4.2%，其次是杭州，宣城和金华因其经济发展水平限制，R&D经费支出与占GDP比重最低，均只有1.7%，最低的金华市只有最高上海市的1/3。由于经济基础、创新环境的差异，9个城市的创新水平发展不均衡，上海市在9个城市中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研发投入、创新企业体量和创新产出上均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杭州、合肥分别作为浙江省、安徽省的省会城市，苏州作为江苏省的龙头城市，也具有良好的创新基础，而嘉兴、芜湖、湖州的创新处于稳步增长阶段，宣城和金华的创新水平较为弱势。

图2 2018年G60科创走廊城市群研发投入强度空间分布示意图

对比图1和图2可以看出，在G60科创走廊城市群中，9个城市人均GDP的空间分布与研发投入水平大致呈现一致，充分表明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人均GDP反映了城市的经济水平，较发达的城市如上海市、杭州市，其创新水平也相对较高，而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城市由于经济水平限制等原因其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较低，一定程度上说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研发投入水平存在相互促进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数据的公开性、连续性以及可获得性，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0—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G60科创走廊9个城市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政府官方网站以及各省市科技局公开数据。本文以 2018年作为参考基准对其他年份统计数据进行整合，部分数据间互相印证，力求数据的准确性。

2.2 模型设计

区域一体化发展状况与多个方面的因素息息相关，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二是由于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等因素提高了生产效率，进而使得相同数量的要素投入获得创造更多的产出[15]。本文主要探讨研发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采用可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基本模型，考虑资本和劳动以及其他方面因素带来的影响，将研发投入要素析出，基本公式为

Y=AKαLβRθ

(1)

式中：Y表示总支出；A代表劳动和资本除外的其他因素；K表示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R表示研发投入；α为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θ为创新因素的产出弹性。为了消除各地级市一体化发展的差异影响，对所有的变量分别取对数[16]，即

lnY=lnA+αlnK+βlnL+θlnR

(2)

本文考察的是 2010—2018 年G60科创走廊城市群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式(2)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并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即

lnYit=ci+αilnKit+βilnLit+θilnRit+μit

(3)

式中：i表示截面个体(i=1，2，…，9)；t为时间；c为截距；μ为变量系数；α、β、θ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创新因素的弹性系数。模型(3)是基本面板数据模型，运用eview10对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和F检验，确定lnY与各变量之间应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即

lnYit=c+ci+αilnKit+βilnLit+θilnRit+μit

(4)

对于式(4)中的变量设定，本文采用各地区人均GDP来衡量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即总产出Y，Yit表示第i个地区t年的人均GDP；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资本投入(K)，用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劳动投入(L)，用研发投入经费来表示创新投入(R)。式(4)中c+ci表示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

2.3 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前，为了确保参数回归的有效性，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对面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选择对2010—2018年G60科创走廊9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即检测数据的平稳性。运用eviews10对数据进行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和PP-Fisher5等4种方法对变量(lnY，lnR)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根据以上检验结果，结果1个变量平整，1个变量不平整，为了防止虚假回归，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2.4 协整检验

根据平稳性的检验，进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检验lnY与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使用Pedroni和Kao两种针对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检验方法，对2010—2018年G60科创走廊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2)显示，在Pedroni协整方法中无论是同质AR情形还是异质AR情形，其统计量的结果并不统一。因此本文借助Kao协整检验，可以看到Kao检验的P值为0，小于0.05，因此可以拒绝不协整的原假设，即变量是协整的。

表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结果

3 实证分析

利用eviews10进行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创新投入的影响，从研发投入强度分析，lnY与lnR的模型估计方程为

lnYit=8.973+ci+θilnRit

(5)

R2=0.983，F-Statistic =213.835，Prob(F-Statistic)=0.000，表明lnY与lnR的模型方程显著，DW值为1.457，模型不存在自回归现象。各个城市均在1%或5%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创新对G60科创走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体影响较为显著。

由表3可知，从各个城市的模型弹性系数分析，其中苏州的弹性系数最高，为0.709。近几年以来，苏州市的研发投入资金一直位列全国前列，在G60城市群9个城市中也是领头羊。创新对苏州市的经济驱动作用最为显著，研发投入每增加1%，其经济增长约为0.7%。上海位列第二，为0.563，创新对其经济驱动作用也较为显著。苏州市和上海市的研发投入也是这9个城市中最高的，其经济驱动作用也最为明显，因此，创新对核心城市的一体化发展影响最大，其余7个城市弹性系数大致相似，说明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程度相对苏州上海较低，可能源于研发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滞后性。

表3 ln Y与ln R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参数与检验结果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G60科创走廊城市群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研发投入对G60科创走廊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由于各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G60科创走廊9个城市的研发投入空间分布差异也较为明显，总体呈现非均衡发展。上海、苏州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占据了更多创新资源。从空间布局来看，上海、杭州、合肥、苏州等龙头城市创新驱动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并对周围的其他城市产生一定的辐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效益推动该地区产生联动作用，且越临近城市更加具有相对优势。

2)G60 科创走廊9地市的创新活动不断增强，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集聚与扩散趋势。苏州市作为研发投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其研发投入对经济的发展促进作用也最为显著，上海是G60科创走廊的核心与发源地，对城市群一体化的发展质量与发展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杭州、合肥作为省会城市或经济发展核心城市，对周围城市的辐射驱动影响也极为巨大，这4座城市作为G60科创走廊9个城市的核心城市群，其创新驱动也同样处于相对领先水平。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依托交通大通道，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加强合作，持续有序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打造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产业和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先试走廊[4]。基于此，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 战略引领，打造G60科创走廊创新一体化体制机制先行先试走廊。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是关键。未来提升G60科创走廊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能级和水平，应构建区域一体化的新体制，强化一体化制度建设战略框架，把内生于发达市场的竞争政策作为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和机制[16]，为区域内部创新合作提供统一规范。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沪苏浙皖9城市利益壁垒，完善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共建、资源互通、成果共享等合作机制。建议进一步提升现有G60科创走廊联席机构层级，探索构建起有效协同“政产学研”各类关键创新资源的理事会机构，在着力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在资源配置方面把握好边界，为科创走廊良性运作提供保障。

2)空间接轨，打造G60科创走廊创新生态体系先行先试走廊。科创走廊9个城市地理位置毗邻，G60高速公路、在建的沪苏湖高铁等交通网络设施基本完善，创新要素、人才资源在城市群中能够实现快速流通。通过空间接轨，共同构建G60科创走廊创新生态体系，发挥G60科创走廊9城市的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推动创新资源有效集聚和高效流动，由区域内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等紧密联动形成的创新网络超越城市的边界，通过技术、经济等多元协作关系融为一体。加强上海市创新龙头辐射效应，发挥苏浙皖其他8个城市创新比较优势，构建创新要素一体化市场体系，从而打破各城市的边界效应，通过核心城市形成的规模经济对周边的其他城市产生溢出效应，实现9城市创新生态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3)聚力联动，打造G60科创走廊科技创新共同体先行先试走廊。国家科技部2020年12月发布《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发展规划》[17]，G60科创走廊应聚力服务国家战略，先行先试，根据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及国家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定位、产业结构特征，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共同体推进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框架，积极探索形成跨省市协同创新的顶层制度框架，围绕共同目标、参与成员、网络结构、运行机制和形成基础等构成要素，打破城市间行政壁垒，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和国际化的创新规则体系建设。“科技、企业、市场”优势互补是创新走廊活力迸发的动能所在，自下而上的市场呼唤加上积极有为的政府引导，充分调动9城市的各类创新资源自发而有效地投入到科创走廊建设当中去，构建和形成面向未来科技发展和城市群功能跃迁的系统性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