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懿 文

山东大学 东北亚学院，山东 威海264209

一、夏目漱石的“自我本位”思想

生于明治维新前一年的夏目漱石，受时代的影响，一直怀有“立身出世”的信念。在《处女作追怀谈》中，夏目漱石曾写道，“我既然生于此世，就必须有所作为”①[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三十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第162頁。。1914年11月25日，夏目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上做了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在演讲中，夏目漱石谈到他“自我本位”思想产生的起源。夏目漱石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英国文学专业学习了三年，可是对英国文学却不得其解，关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也找不到答案，这是他烦闷和不安的根源。“我怀抱着这种不安从大学毕了业，又带着同样的不安从松山到了熊本，又把同样的不安埋藏于心底远渡重洋。”②[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十一卷』，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第138頁。1890年夏目漱石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1893年从英文科毕业，1895年赴爱媛县寻常中学校任教，1896年辗转去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执教，1900年奉命去英国伦敦留学。在这期间，同样的烦闷和不安始终萦绕心间，使他常感内心空虚。留学期间，他在伦敦的住所冥思苦想，发觉自己不论读多少书，也无法填满腹中空虚，甚至对自己读书的意义也开始感到困惑。他突然醒悟：“除了从根本上凭借自己的力量构建起关于‘文学是什么’的概念，我别无救赎之途。我渐渐意识到，正因为迄今为止的我完全是他人本位的，如同无根浮萍一般，不着边际地漂来漂去，所以才贻误至今，无所建树。我在这里说的他人本位，指的是模仿他人的行为，是让别人替自己饮酒尝味，听其品评后不假思索地全盘接收。……比如，当我读到一个西洋人评价另一个西洋人的作品时，完全不去思考其评价恰当与否，自己是否能够信服，而轻率地散布其言论。换句话说，说是囫囵吞枣也好，生搬硬套也罢，到底不是我自身的血肉，只是将陌生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所有物一样到处宣扬。但时代如此，人们会赞赏这种行为。然而，无论怎么被人赞赏，终究是穿着借来的衣裳装自己的威风，内心不得安宁。因为这就如同毫无抵抗地把孔雀的羽翅插在自己的身上逞威风一样。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不下一番‘去浮华，就挚实’的功夫，自己永远不会感到安心。比如，即便西洋人说‘这是很优秀的诗作’，‘语调非常优美’，那也是西洋人的意见，虽然未必不能成为我的参考，但如果我不是真心那样认为，终究不应对其观点现学现卖。既然我是一个独立的日本人，决不是英国人的奴婢，那么作为国民的一员，必须得有这点见识。再者，从重视世界共通的正直之德义这一点来看，我也决不能违心歪曲我的意见。”①[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39—140頁。

夏目漱石在这里阐述的“自我本位”包含了个人和国家两层含义。

首先，“自我本位”体现了夏目漱石对自身人生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本位”意味着完全依靠一己之经验与意志决定自身道路。结合夏目漱石自身的经历来看，他自幼爱喜汉学，他曾说“余儿时诵唐宋数千言喜作为文章”②[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十三卷』，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第25頁。。他11岁时，便用汉文写下了歌颂楠木正成忠诚勤王的《正成论》，发表在《回览》杂志上。14岁时，从东京府立第一中学退学进入专门教授汉学的二松学舍，专心研学汉学。在二松学舍学习汉学的经历，巩固了他的汉学基础，并形成了他的文学观。他在《文学论·序》中这样写道：“我少时好读汉籍，学时虽短，但于冥冥之中也从‘左国史汉’里隐约感悟出了文学究竟是什么。我曾以为英国文学亦应如此。若果真如此，我将义无反顾地终生学习文学。……我在汉学方面虽然并没有那么深厚的根底，但自信能够充分玩味。”③[日]夏目漱石：《文学论》，王向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4页。他由衷地感受到汉文学的魅力，并且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十五六岁时，我读了汉籍和小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产生了自己也想写点什么的想法。”④[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三十四卷』，第163頁。因此，对于汉文学之于夏目漱石的根本性的意义，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如李光贞认为：“夏目漱石自小深受汉文学的熏陶，有雄厚的汉学基础，虽然他大学里学的是英语，又有过留学英国的经历，但都没有动摇过他的根基。中国古典文学是把他引上文学之路的最初最根本磁场。”⑤李光贞：《夏目漱石与汉文学》，《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王勇萍、赵骄阳认为：夏目漱石身上有一种由汉学构筑而成的文化自信，“作家穷其一生所追求与执着的‘自我本位’文化观蕴藏的是‘漱石’这一名号所强调的不畏强权、不流于世俗、坚持自我的精神品质，体现了作家对‘漱石’文化意象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彰显的是作家由汉学构筑而成的文化自信”⑥王勇萍、赵骄阳：《由汉学构筑而成的文化自信——“漱石”名考及“自我本位”文化观》，《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年第4期。。但是，在明治日本“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大背景影响下，夏目漱石还是决定改变初衷，选择英国文学。立志要“通达英语英文,以外语著述伟大之文学,以震惊西洋人”①[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三十四卷』，第165頁。。“我在英语知识方面虽然不能够说深厚，但自认为不劣于汉学。学习用功程度大致同等，而好恶的差别却如此之大，不能不归于两者的性质不同。换言之，汉学中的所谓文学与英语中的所谓文学，最终是不能归为同一定义之下的不同种类的东西。”②[日]夏目漱石：《文学论》，王向远译，第5页。通过学习英国文学，他认识到英国文学具有的与汉文学不同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发现开阔了他的视野，但也质疑了他通过汉文学得出的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定义，驱使他凭借“自我本位”的进一步努力，亲自解答出“文学是什么”这一重要课题。可见，在进入一高之前，夏目漱石抛弃钟爱的汉文学、选择英国文学专业，作此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跟风。然而结果却是他连自己所学的英国文学究竟是什么都不甚明了。“既然自己连自己所学的英国文学专业究竟是什么都弄不清楚，那就不可能真心认同这门学问的价值，将其作为值得奉献一生精力的事业了。这就不难理解他此后为何认定，在选择自身道路时绝不应受社会潮流与他人观念束缚了。”③弥生屋：《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译稿（一）：烦闷和个人主义之起源》，2022年3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5JV_WC2vhDtxJzGx96aUiQ.

其次，“自我本位”中包含着作为日本人的夏目漱石对西洋复杂扭曲的感情。在这层含义上，“自我本位”意味着对日本文化不同于西洋文明的独特价值的宣示。对夏目漱石来讲，他一生与“明治日本”密不可分。他于明治维新前一年的1867年出生，曾言“在和明治维新同时出生的我看来，明治的历史即是我的历史”④[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二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第232頁。。英国自18 世纪60 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在19 世纪40 年代前后，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夏目漱石赴英国伦敦留学是在世纪之交的1900年，此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了约60年，西洋文明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繁荣鼎盛的局面，使他感受到了西洋文明对日本社会的全方位碾压。他处处发现有时也过度解读了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歧视和敌意，从而受到剧烈的精神刺激，在深感自卑之余，“开始寻求建立日本文明独特价值的论说，试图以此重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自信心”⑤弥生屋：《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译稿（一）：烦闷和个人主义之起源》，2022年3月25日，https://mp.weixin.qq.com/s/5JV_WC2vhDtxJzGx96aUiQ.。

二、K “自我本位”的生存方式

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心》中的一位主人公K，其“养子”的身份带上了夏目漱石本人的影子。他的“求道”行为，也体现了夏目漱石以一己之经验与意志决定自身进路的“自我本位”思想。

（一）K的身世：对家督制度下“养子”命运的抗争

李卓关于中日家族伦理的比较研究显示：受儒家“均平”观念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财产继承制度遵循诸子析产的原则，保证了同胞兄弟在家中地位的平等。而在日本，由于祖孙一体、家族永续是日本人家族观念的核心内容，家督继承制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具体保证，在数个子女当中，只能由长子继承家业与家产，继承人之外的人自出生之日起便被入了另册。同胞兄弟之间存在明显的上下尊卑之别乃至主从之别，家中的所有不平等便因此而起源。长子和非长子在家中的待遇和经济地位截然不同。家族成员之间的不平等，从根本上决定了家族成员不同的生活道路。残酷的命运迫使那些无缘继承家业的次子、三子们不得不在以下出路中作出选择：第一，终身不娶，寄长子及其后继者篱下，如下人一般苦度人生。第二，外出当雇工、当佣人，江户时代町人和商家的“奉公人”大多数都是农家的次子、三子。第三，给别人家当养子①李卓：《“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2—253页。。

《心》中的K身为次子，自出生之日起，他的人生道路就被限定在以上三种情况之内。而他的父亲为他选择了第三种——给别人家当养子。家督制度在日本经历了一个过程，14世纪中后期，日本家族制度中长子的家产继承权及其统率庶子的家长权合为一体，各地相继确立了家督制。财产单独继承以及家督制的确立，迫使长子之外的诸子不得不寻找新的求生之路，他们就成了养子的后备军②官文娜：《日本历史上的养子制及其文化特征》，《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世纪以来的养子制度成了一个一个家庭“儿子再分配”的战略手段，也是整个社会“人的资源的再分配”的战略手段③[日]黑须里美、落合惠美子：《人口学的制约和养子——幕末维新期多摩农村中的继承战略》，见速水融编：《近代移行期的家族和历史》，京都：米内路巴书房，2002年，第129页。。既然如此，那么“养子”就是“儿子再分配”战略中的棋子，是“工具人”，被剥夺了凭自己意志主宰自身命运的可能性。

K是新泻地区本愿寺派的真宗和尚之子，但不是长子，而是次子，因而K被送给一个医生家当养子。原本K的生父家里比较富裕，父亲却将他送给别人当养子，说明将次子送作养子与家庭经济条件关系不大，更多的是源于一种思想观念。K的生父是僧侣，“但在讲究义理这点上，可能更近乎武士”④[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北京：中国宇航出版社，2013年，第494页。。武士般的道德感决定了他在面对儿子“背叛”时的绝决态度，他以“勘当”（断绝父子关系，逐出家门）这种惩罚作为事情的解决方式。父亲是封建社会武士道德的捍卫者，儿子“自我本位”的行为构成了对传统道德的违逆和反抗，是破坏“秩序”的行为。K被过继给医生当养子这一事实，是在生父和养父之间达成默契的前提下成立的，即K要给医生继承家业。这一默契无视了K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意志，是由父辈安排儿子的命运。而K作为一名近代青年，已经受到“自由、独立、平等”等思想的熏陶，其自我意志已经觉醒，不再接受被安排的命运。

（二）K的“自我本位”：积极面和消极面的复合体

夏目漱石提倡“自我本位”，本意是反对盲从和模仿西方，强调自身的主体性。然而因“自我本位”这一词语语义的模糊性，使其同时含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含义。积极方面，它意味着独立、自主、个性、自尊；消极方面，则是狭隘、自利、自闭、脆弱。作为践行“自我本位”的先驱者，“自我本位”这个词所代表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在K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最终，在近代日本的社会条件下，“自我本位”的消极方面占了上风，无法通过独立、自主来实现个性、获得自尊的K，陷入自闭和自利，终于只有自决了之。

1.K的自主与精进。“出生于寺院的他经常使用‘精进’一词。在我眼里，他的所有举动行为均可以此‘精进’来形容。我在内心常对K怀有敬畏之感。K念初中时就曾用宗教或者哲学等复杂问题把我难倒。不知是他父亲的感化，抑或是其生身之家即寺院那种特殊场所特有的气氛的影响使然。总之，看上去他远比一般僧人还具有僧人气质。”①[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491页。本来养父母送其来东京是想把他培养成医生，开业医生这一职业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它意味着优渥的物质条件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然而K决意不当医生，背着养父母私自改了专业，并说为道之故，这点欺骗并无不可。K的住处有《圣经》，“先生”问个中缘故，K说无缘无故，只因《圣经》难得可贵，看一看理所当然。他对《古兰经》也有阅读兴趣。大一的暑假K没有返乡，而是在一座寺院租了一间屋子学习。他的房间很狭小，然而他却不以为意，反而很高兴自己可以在此处尽情学习。他的生活逐渐僧人化，手腕挂着一串念珠，一天数好几遍。“穿成一串的东西一颗颗数下去，任凭数到哪里都数不完。K将以怎样的心情在什么地方停下手呢？”②[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492页。K陷入无限的自我问答的循环当中。水川隆夫评价：“从K的这种姿态中，可以看到他真挚的精进及其对于人格完成的焦躁感。”③[日]水川隆夫：『夏目漱石「こゝろ」を読みなおす』，東京：平凡社，2005年，第130頁。K精进的心情得到充分的描写，然而K精进的目的却不甚明确。“无缘无故”“因为难得可贵所以看一看”等说法，反映出K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进而言之，他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即便他能够在自己所选择的专业顺利毕业，也没有回到家中寺院去继承家业的机会，而K也并无这一打算。医生将其收为养子，供其在东京的大学学医，是为继承自己的家业考虑。然而在K的身上，“己”和“家”的冲突无法调和，他更加重视自己的意愿，强烈的自我意识使他反抗了这种既定的命运安排。K希望凭借自己的意志决定自身命运，他的所为符合夏目漱石“自我本位”的主张。然而他的决定是非现实的，是由一种内在的非理性的宗教热忱支配的，这也为他后来无法实现“自我本位”埋下了伏笔。“他说他的第一信条是应该为道而牺牲一切。节欲、禁欲自不消说，即使离开欲的爱本身也是道之障碍。”④[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26页。“他有个坏毛病：动不动就想把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甚至可能觉得越是鞭打肉体，灵魂才越放光辉。”⑤[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498页。小森阳一指出：一心追求“道”，有“将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的毛病”的K，其身上残留的，只有“被肉体的神秘性持续威胁着的、作为‘头脑’的‘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精神上没有上进心的人是渣滓’这句话，具有剥夺K生存价值的力量。这句话，讲述了希望解释人的本源的存在方式、被从身体分离出去的精神的悲剧”⑥[日]小森陽一：「こころ」を生成する「心臓（ハート）」，『成城国文学』1985年，第51頁。。

众所周知，《小仓百人一首》和歌集是由生活于日本平安时代末期、镰仓时代初期的著名歌人藤原定家精心编撰而成的, 选取飞鸟时代至镰仓时代百位歌人每人一首代表作，是日本最广为流传的和歌选集。到了江户时代，还被制成了纸牌，开始在民间流传，特别是作为新年的游戏而受到人们的欢迎。而K对百人一首“不大清楚”⑦[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16页。，对和歌纸牌游戏也不熟悉，却对《圣经》《古兰经》、伊曼纽·斯威登堡的思想着迷，说明世俗大众公认的文化价值在K的心中并不具有重要性，他要靠一己之力独自开辟价值领域。“先生”和K是“什么都谈得来的”，然而两人的话题“大多情况下谈的都是书、学问、未来事业、抱负、修养之类”，“两人只是拘拘板板地亲密而已”①[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06页。，两人间的友情是“以学识交流为基调”的，K的身上缺少一种平常的生活气息，用“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不像普通人”②[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10页。。

2.K的自闭与自利。K沉默寡言，独来独往，过着闭塞的生活，除了“先生”，一个朋友都没有。熊野敦子曾指出：“‘自我本位’是一个充满丰富个性的自主自立的世界，在日本的场合，伴随着陷入狭隘、利己、自闭，招致‘外发的’脆弱的危惧。至于基于个性的自尊这一意义层面的‘自我本位’，漱石虽视其为内在的必然，然而漱石探求思索近代的路程，注定要经历很多的曲折。”③[日]熊坂敦子：「反近代·日本の漱石」，『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 夏目漱石の軌跡』，東京：至文堂，1975年，第27頁。K是在“先生”租住的军人遗孀的家里自尽的。对此，鹤田欣也指出K感受性的欠缺，“如果希望以死来解决自身的问题，那么像‘先生’后来所做的那样，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家去做就好了。如此一来既不会给身边的人添麻烦，也可以达成自己的愿望。要么，是因为K的性格只关注自己，不仅无法关照到‘先生’，连自己的自杀给夫人带来的麻烦都不曾考虑。要么，是K故意为之。如果是后者，那么他的死也是对自己失恋的抗议。自我中心说也好，遗恨说也好，K的死法对于他的人格来说决不是加分项”④[日]鶴田欣也：「テキストの裂け目」，『漱石の「こころ」どう読むか、どう読まれてきたか』，東京：新曜社，1992年，第210頁。。K的自杀体现了“自我本位”的消极方面——自闭和自利。由于过于强调自我，造成了他视野的狭隘化，割裂了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一切从自身的感受和利益出发，欠缺一种处世的协调性，结果走入了极端。

3.K的矛盾与孤寂。K的“自我本位”中，固然包含着只考虑自己、或者只能考虑自己的自私、自闭的一面。然而，K一心求道的行为，又体现了他追求以个性为基础的自尊、自立、自强的一面。水川隆夫指出：“K和‘先生’一样，在‘近乎武士’的父亲以及教育敕语发布前后的小·中学校教育下，接受了儒教的、武士道的伦理。后来又逐渐养成了尊重‘自由、独立、自我’的个人主义精神。”⑤[日]水川隆夫：『夏目漱石「こゝろ」を読みなおす』，第124頁。K固执地坚守内心价值，“K所以未能抛弃旧的自己而锐意奔向新的方向，并非因为他缺乏现代人的意识，而是因为他有着尊贵得无法抛弃的过去。不妨说，他是为此而活到今天的”⑥[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28页。，“既然没有给予足以使之忘乎所以般的冲动，他就不可能不停下来回顾自己的过去。这样，他就只能义无反顾地走过去指引的路。何况他又有现代人所不具有的刚毅与坚忍”⑦[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29页。。 他以“现代人所不具有的刚毅与坚忍”，义无反顾地走“尊贵的过去”指引的道路。这样的K，在选择的努力方向上，体现了“自我本位”的积极方面，他没有受到西化的社会风潮的影响，而是坚守内心信仰，依靠尊贵的过去给自己的指引前行。他的选择，弥补了夏目漱石当初在专业选择上未能遵从内心而是跟风的遗憾。而K在对家庭关系的处理上，也体现了他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决定命运的“自我本位”思想。小森阳一就曾通过K和“先生”的对比指出：“‘先生’是被基于血缘的信赖关系所背叛，而K是为了‘道’而亲自背叛了基于血缘的信赖关系。在这个意义上，K是更加具有主体性地选择了‘充满自由、独立和自我的现代’的逻辑。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生活者的逻辑。和这样的K不同，‘先生’对这样的新逻辑感到‘孤寂’。”①[日]小森陽一：「こころ」を生成する「心臓（ハート）」，『成城国文学』1985年，第48頁。如果将K的死和自我（自由、独立、自我）联系在一起考虑，想要在明治这个时代里活出自我的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是“孤寂”这一结果。而这里说的“自我”是带引号的自我，换言之，K的自我是过于闭锁的、不具有社会性的、孤高的“自我”。三好行雄指出：“明治的精神”体现了“生活于明治这一和洋折衷的时代的日本人的精神”，“选择了禁欲和修行的东洋式的求道，从对肉体的侮辱中寻找精神的高贵的K”，“无疑是明治精神的体现者”②[日]三好行雄：「こゝろ」，『鑑賞日本現代文学⑤夏目漱石』，東京：角川書店，1984年，第215頁。。

三、K与明治30年代前后的日本社会

根据木村功的考察，“先生”和K的学生时代是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明治30年代前半期的大约六年间，处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间。“他们的青春，定位在为与欧美列强为伍而展开急速的近代化、同时具备了帝国主义态势的国家的抬头期。”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日本政府，“推进以军事的、经济的、精神上的国力增强为重点的战略经营。为增设陆军师团、建造海军军舰而扩大军事预算，导入军事税制。为确保军需物资，兴建钢铁业”。“物价不断上涨，生活水平下降，国民困苦不堪，然而表达不满声音的争议运动也被‘卧薪尝胆’的口号抹消了。在民间，‘尚武的气象’和 ‘武士道’精神被大肆提倡和鼓吹。”金子筑水阐述了明治30年代是认同青年群体伦理宗教倾向的时代，“当时高山樨牛等人最初标榜日本主义，后来又高举尼采、日莲主义大旗，风靡整个日本思想界。另外，能看到传统的、多少带点革新的倾向，但与其说是学术的、纯粹的哲学倾向，不如说实际的人生观的倾向——安心于新的人生观的伦理的、宗教的倾向是从明治30年代一直到明治末期都很盛行的风潮。在以这种倾向发展的过程中，宗教的热情也高涨起来，其热情相当地倾向于浪漫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此，当时的哲学界，——如果可以称之为哲学界的话，在实际的意义上，处于一个带有相当单纯浪漫色彩的伦理宗教时代，或者说追求实际的人生观的时代”③[日]木村功：「こゝろ」論――先生·Kの形象に関する一考察」，猪熊雄治編：『近代文学作品論集3』，東京：クレス出版，2001年，第48-49頁。。根据生方敏郎的论述：“那时的学生埋头于宗教问题、伦理问题。即使是不喜欢那方面的学生或者和宗教并不相称的人，也经常出入教会。说是时代精神也好，总之那一时期非常流行。”④[日]生方敏郎：「明治時代の学生生活」，『明治大正見聞史』，東京：中公文庫，1987年，第115頁。

K的形象代表了这一时代潮流中热衷于伦理、宗教的青年。与K的求道者形象近似的另一个人物形象，是夏目漱石在发表于1907年的小说《野分》中塑造的主人公白井道也。白井道也主张：“人除了遵从道之外没有其他方法。人是‘道’的生物，因此遵从道是最尊贵的。从道之人神也敬畏。”⑤[日]夏目漱石：「野分」，『漱石全集第四巻』，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第279頁。白井道也被推定为和“先生”、K同时代的人。从其名字即可知道，他是一个固守“道”之人，和“先生”、K一样，他也受到了伦理宗教风潮的影响。自青年时代起，夏目漱石就倾心于求道，无论是老庄的道，还是禅宗的道，漱石都苦心思索追求。在1913年10月5日给和辻哲郎的信中，夏目漱石写道，“我现在时刻留心入道”①[日]夏目漱石：『漱石全集第三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57年，第213頁。。结合夏目漱石的经历来考虑的话，K的形象上也重合了夏目漱石自身的影子。

随着生存竞争日趋激烈，很多落败者焦虑于如何自杀，甚至出现了华严瀑布、浅间山的火山口等青年人自杀的名所。1903年，夏目漱石担任英语教师的一高的学生藤村操投身华严瀑布自杀。自杀之前他在华严瀑布旁树干上写下了题为《岩头之感》的诗作为遗书，表达了当时青年人的烦闷。其诗云：“悠悠哉天壤，辽辽哉古今，欲以五尺之小躯裁量此大。霍莱修之哲学，竟终不值任何权威。万有之真理以一言悉之，曰：‘不可解’。我怀此恨，烦闷终至决死。既及立于岩头，胸中无有任何不安。始知极大之悲观与极大之乐观之一致也。”②译文引自弥生屋：《〈烦闷的青年〉（1908）译稿：希望的青年，还是绝望的青年？》，2022年4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op37IyoDx4NzfDwvMywv5A.此后，夏目漱石在《我是猫》（1905年）、《草枕》 （1906年）、《文学论》 （1907年）等著作中，都曾提及藤村操一事。1907年2月8日夏目漱石寄给弟子寺田寅彦的信，是一首写给藤村操的题为《水底之感》的诗。可以想见夏目漱石因为此事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他对藤村操的死耿耿于怀。藤村操所代表的烦闷、绝望的一代青年的形象，夏目漱石通过塑造K的形象来进行表现。K的遗书写得极其简单而抽象：“自己懦弱无能，前途无望，故而自杀。” 最后似以余墨补写的那句“本该早日死，为何活至今”③[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37页。却让“先生”感觉最为沉痛，从中可以看出K的厌世求死之心由来已久。

作为“求道者”的K，在现代社会中却无从求之。“道”这个词语无比高贵，在明治时代以前，一生作为求道者、悟道者而生存或许是可能的。然而，在生存竞争激烈的近代日本，社会认同的不是“道”这种“虚无”的精神，而是有形的实际利益。“求道者”被时代抛在后面，成为“落败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凭借一己之力根本无法与之对抗的时代潮流之中，K从根本上选择了前途无望的事情。“懦弱无能，前途无望”，表明K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微小，不足以通过“自我本位”的坚持改变时代潮流，主宰自己的命运。视“道”为生命的他，失去了命根。封闭地求道的他，终于迎来此路不通的结局。虽然K亲手毁掉了自己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甚至为“道”献出了生命，但在“先生”心中，K对“尊贵的过去”的坚持是伟大的，他做出了非凡之举。然而K的这种坚持又是如此孤独，“先生”揣测，K真正的死因，和自己一样，是因为“孤独寂寞得不行才突然采取最后措施的”④[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45页。。前一个时代无声地崩溃了，自我也丧失了立足之地，由此产生了不安。明治时代加诸青年人的巨大思想难题，K和“先生”，终其一生都无法将其解开，高坂史朗将其称之为“近代精神的挫折”⑤[日]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吴光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最终，随着明治天皇的逝去，明治的青年们以自己的生命为这个时代献祭了。“先生”自杀前说的那句“殉明治的精神”⑥[日]夏目漱石：《心》，林少华注译，第549页。，决非一句戏言，而是处于时代转折期自身命运的真实写照。

“日本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成功与失败都与日本家族制度与家族伦理密切相关。家族制度不仅是封建时代幕府统治的支柱，而且是近代以来日本国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法律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基本纽结。虽然传统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形成、近代企业的结构和经营管理方面都表现出有利的一面，但从政治、道德、法律的角度而言，家族制度带给日本人的只有不平等。”①李卓：《日本近现代社会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89页。家督继承权赋予长子财产单独继承权和家长权，造成长子和其他儿子之间经济实力、身份地位差距悬殊，迫使长子之外的诸子不得不自谋生路或者过着“寄食”的生活。受到“自由、平等、自我”思想洗礼的K，希望靠一己之经验与意志决定自身进路，却在社会的家族制度的重重束缚之中无法翻身。K的身上，重合了夏目漱石身为“养子”的身世及其通过“自我本位”确立自我认同的决心。不同的是两人的结局：K将他的人生事业追求局限在自我意识之内，因而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而夏目漱石则通过个人命运与社会、时代的融合，实现了自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