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艺 珊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与外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现在能够沉下心来阅读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人，大概已经很少了。在国内不同版本的外国文学史中，乔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是14—16世纪欧洲文学或世界文学史中的一个知识点，大多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概述中，不过一两段文字的篇幅。当然，大浪淘沙，能够在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中占据一两段乃至三两行的位置，这样的作家，无疑已经声名遐迩，青史留名了。但是，与一般概述作家不同，乔叟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既承前启后，是“英国中世纪文学的集大成者”①聂珍刊主编：《外国文学史（一）：古代至16世纪文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2页。、文艺复兴时代英国人文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又有奠基之功，是“英国文学之父”②《外国文学史》编写组：《外国文学史(第二版)》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11页。“英语文学之父”③聂珍刊主编：《外国文学史（一）：古代至16世纪文学》，第151页。。如此声名和地位，每一项都不同凡响甚至是里程碑式的。但在国内多数版本的外国文学史中，这样一位作家，无论其人还是其作品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这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和接受。

如果究其原因的话，大抵是因为乔叟的光芒被另外两位作家遮蔽了。其一，作为一位英国作家，乔叟幸而不幸地和莎士比亚同在一个时代。所谓幸，是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能够和莎士比亚包括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同属一个时代，同属巨人行列，这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乔叟是何其荣幸。所谓“不幸”，则是因为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巨人，其伟大戏剧诗人的地位至今无人超越，其熠熠生辉的光芒，遮蔽了同时代另一位英国诗人乔叟的光彩。所以，如果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文学史甚至整部英国文学史首选一位大家的话，则非莎士比亚莫属。其二，作为同是写出了短篇故事集的作家，出生和创作早于乔叟约三分之一世纪的薄伽丘，其《十日谈》领先奠定了在欧洲短篇小说史上的开创地位。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薄伽丘，遮蔽了同属一个时代的乔叟。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如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集中选择一部作品阅读，描写男女之情、尘世欢娱的“人曲”故事《十日谈》，大抵会吸引更多的读者。因此，无论是作为英国作家还是作为故事集作家，乔叟就这样被冷落了。

但文学作品的地位和价值不以读者的多寡论，而且经典就是经典。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即使再沉寂，也会在沉寂处散发光芒，并得到慧眼的批评家的肯定和欣赏。比如乔叟，比如《坎特伯雷故事集》，比如伍尔夫（亦译为伍尔芙）和布鲁姆笔下的乔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

说到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年）与美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年），他们是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甚至不同风格的两位批评家。20世纪30年代，当作为小说家和随笔作家的伍尔夫已经完成了《墙上的斑点》《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岁月》以及《一间自己的屋子》和《普通读者》Ⅰ《普通读者》Ⅱ的时候，美国的布鲁姆则刚刚跟在姐姐身后，每天奔走在家和公共图书馆之间。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70年代。布鲁姆执教于名牌高校，成为了批评界的领军人物，而伍尔夫却已在几十年前，以一种平静又近似决绝的方式，自沉于离家不远的乌斯河。从时间点上看，伍尔夫和布鲁姆的生活时代有过短暂的交集，但就各自的写作、理论建树及文学批评而言，他们是属于不同时代的人：一位在20世纪前三十年声名遐迩，一位声誉鹊起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从身份看，伍尔夫是作家，是女性主义者，是文学批评家。而布鲁姆从一开始，就是学者，就是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当然，他们各自所受的教育不同。伍尔夫是在父亲的悉心引导下，以几乎完全自学的方式，成为了20世纪有影响的意识流小说家和散文大师，并以《一间自己的屋子》成为女性主义的先驱；而布鲁姆则是名校出身，毕业于康奈尔和耶鲁大学，且有长期在耶鲁、纽约和哈佛大学执教的经历，是著名的文学教授。由此种种可以看出，无论是时代、国别、身份以及教育背景，伍尔夫和布鲁姆是不同圈子的人。

但是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又把伍尔夫和布鲁姆联系在一起——对阅读对经典的热爱与热情，以及他们共同的师承或偶像塞缪尔·约翰逊。当伍尔夫将自己的两部随笔集命名为《普通读者》时，在序言中，她借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表达自己的阅读态度，“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①[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如果说伍尔夫以“普通读者”为随笔集命名，是在阐明自己的阅读和批评态度，并含蓄地表达了对约翰逊博士敬意的话；在布鲁姆这里，则是旗帜鲜明直截了当——“我的英雄偶像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我理想的读者（和终生的英雄）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是文学批评家中最聪敏的人”，是“我师法的批评大师”，是“各民族中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他是西方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迄今难有与之比肩者”。如此盛赞，在布鲁姆的文章中不时出现在《如何读，为什么读》《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文章家与先知》的“序言”、“前言”或“导言”中，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和《文章家与先知》的专节论述中。

至于伍尔夫与布鲁姆之间的联系，从生活的时代看，伍尔夫肯定不知道布鲁姆，但布鲁姆却对伍尔夫大为欣赏。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被《纽约时报书评》认为是“以崇高的勇气和惊人的学识”并“充满激情”写作的著作。该书22个章节，除却第一章“经典悲歌”外，布鲁姆以21个章节，探讨了包括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及华兹华斯、简·奥斯汀、惠特曼等20多位作家及其作品。布鲁姆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所论20余位作家，以19世纪之前、19世纪、20世纪为时间节点，划分为“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而在20世纪“混乱时代”的7个章节中，布鲁姆选取了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等近10位作家，并将他们分别与莎士比亚、惠特曼做了比较。对于伍尔夫，布鲁姆则单设一章《伍尔夫的〈奥兰多〉：女性主义作为对阅读的爱》来表达对她的激赏。尽管布鲁姆自谦“自己尚无资格去评判女性主义批评”，但他欣赏伍尔夫“对阅读超乎寻常的热爱与捍卫”。布鲁姆甚至用“情欲冲动”和“世俗的神学”来表述伍尔夫对阅读的热爱。布鲁姆将伍尔夫与佩特和尼采相提并论，称他们为“天启式的审美家”，而伍尔夫是“最后一个高雅审美家”。2000年，当布鲁姆出版《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时，在前言中，关于“如何读”，布鲁姆借用了伍尔夫《普通读者》Ⅱ中《我们应该怎样读书？》中的文字，并不无风趣地将伍尔夫对怎样读书的建议称之为“迷人地警告”。对于她的那些给读者的许多建议，布鲁姆表示“从头至尾都欣然采纳”。

二

布鲁姆在其著作《史诗》前言中说：“关于想象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①[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页。可以说，正是因为对作家作品的审美、认知和智慧，才使得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伍尔夫和布鲁姆，在对待文学阅读、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时，有诸多相通之处。其中包括他们对乔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评价和欣赏。

众所周知，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家，也是散文随笔作家。除却意识流小说，伍尔夫发表在报刊上的大量书评和随笔即文学批评随笔，构成了其文本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伍尔夫有“传统散文大师、新散文首创者”“英国散文大家中的最后一人”的美誉。相比于其小说，伍尔夫的随笔篇目多，计二百余篇；写作时间长，伍尔夫由随笔开启其写作生涯，并贯穿于整个创作生命过程中。但在伍尔夫生前，由作者自己选定并结集出版的只有1925年的《普通读者》Ⅰ和1932年的《普通读者》Ⅱ。两本《普通读者》不过40余篇，大致占伍尔夫随笔文章的五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伍尔夫在选择篇目时的严格审慎甚至挑剔。尽管在伍尔夫去世之后，由他人整理编辑出版的随笔集同样笔致洒脱、文采斐然，蕴蓄着认知的智慧和审美的光芒。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普通读者》中，伍尔夫随笔中最精华的文章都编选其中了。或者说，被选入《普通读者》中的文章，无一不是其随笔的精华。正如伦纳德·伍尔夫所坦言的那样：“即便是许多不理解、不喜欢甚或嘲笑弗吉尼亚小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她在《普通读者》一书中所体现的非凡批评才能。”①[英]伦那德·伍尔芙：《〈一个作家的日记〉序》，《伍尔芙日记选》，戴红珍、宋炳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页。正是在最能体现伍尔夫非凡批评才能的随笔集《普通读者》Ⅰ中，除却序言《普通读者》一文，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写乔叟的《帕斯顿家族和乔叟》。这样的编选，既是伍尔夫的看重，又使乔叟站到了“英国文学之父”和“英语文学之父”的位置上，同时也让读者随着伍尔夫的随笔，回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回到了乔叟。在通向坎特伯雷的路上，跟随着香客的朝圣之旅，领略600年前的诗人所创造出的艺术世界。

而在布鲁姆的著作和文章中，但凡说到经典和经典作家，乔叟一定会是被提到的名字。《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可以视为布鲁姆对欧洲文学传统带有总结的论著。在《序言与开篇》中，作者“无可避免地带着一种怀旧之情”研究了26位作家，“并试图辨析使这些作家跻身于经典的特性，即那些使他们成为我们文化权威的特性”②[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页。。在布鲁姆看来，《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对作家的选择并非像看上去那样随意而为，“所选作家的理由是他们的崇高性和代表性”③[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2页。。在阐明为何选择诸如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为何不选择诸如彼特拉克、拉伯雷、斯威夫特、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等作家时，布鲁姆表示“我实际上是在论述代表各个民族之经典的人物”④[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2页。。在所选英国的经典作家中，乔叟与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狄更斯等大家一起，毫无悬念地榜上有名。

在《西方经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首篇《经典悲歌》中，布鲁姆坦率地强调“经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词汇”⑤[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16页。，“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⑥[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20页。。作者充满激情地写出了在纽黑文的一个暴雨之夜，在重读弥尔顿的《失乐园》并感到莫名的震动，即获得那种“既觉生疏又全神贯注”“离奇”的首要效果及“惊世骇俗的陌生性”感受之后，布鲁姆笔锋一转，“我认为西方经典中只有很少几部作品比《失乐园》更重要——如莎士比亚的主要悲剧，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但丁的《神曲》，托拉经，福音书，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荷马史诗”⑦[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21页。。在此，比令布鲁姆感到莫名震动的《失乐园》更重要的少数几部作品中，乔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赫然在列。布鲁姆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阅读态度：“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⑧[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24页。布鲁姆甚至还不无伤感，“我们拥有经典的原因是生命短促且姗姗来迟。人生有涯，生命终有竟时，要读的书却前所未有地多。从耶和华文献作者和荷马到弗洛伊德、卡夫卡及贝克特，经历了近三千年的旅程。但丁、乔叟、蒙田、莎士比亚及托尔斯泰是这一旅程所必经的深广港口，每一位作家都足够我们以一生的时间去反复阅读……”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24页。在经典旅程所必经之深广港口中，布鲁姆仅仅列举了五位作家，乔叟即在其中。

而在几年之后出版的著作《如何读，为什么读》中，布鲁姆说到为什么读经典的理由，“我们读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狄更斯、普鲁斯特和他们的匹敌者，是因为他们都不止扩大生命。实际上，他们已变成天恩，真正的、旧约圣经意义上的天恩……”②[美]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4页。在这里，布鲁姆使用了“天恩”一词，延续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经典悲歌》中关于“经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词汇”的表述。而在视为“天恩”所列举的6位作家中，乔叟依旧在场。

布鲁姆对乔叟的集中论述是在两部著作中。一是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的“贵族时代”，布鲁姆以八个章节，论述了包括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弥尔顿、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歌德等9位作家。其中，《乔叟：巴思夫人、赎罪券商和莎剧人物》一章，布鲁姆以近两万字的篇幅解读了乔叟及其作品。二是在21世纪初出版的《史诗》中，布鲁姆以自己对史诗的理解，论述了包括荷马史诗、维吉尔、紫式部、但丁、乔叟……以及托尔斯泰、乔伊斯等作家及其作品，可谓上下三千年纵横东西方。在导言中，布鲁姆这样阐明：《史诗》所选作家作品看似散漫，但却有一个内在的结构，即其一，“雅威作者或J作者最伟大的希伯来散文史诗”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它们是羊皮卷上最早写上的一层文字”③[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导言》，第5页。；其二，五部全景式散文史诗，包括《白鲸》 《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其三，两部美国现代短史诗《荒原》与《桥》；其四，“较早的时代”“风格迥殊”的著作，包括《贝奥武夫》《源氏物语》《神曲》《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八部作品。

当然，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布鲁姆一生著作丰富。除却《影响的焦虑》《影响的剖析》等理论著作，单是作家作品批评，就有《雪莱的神话创造》《莎士比亚：人的创造》等；以体裁划分，又有《剧作家与戏剧》 《短篇小说家与作品》等论著。而在论作家作品的著作中，《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如何读，为什么读》《史诗》，都是布鲁姆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对于乔叟，布鲁姆既有长文集中论述又有序言、前言及导言中的多次强调。可见，在布鲁姆这里，无论是作为“西方正典”还是作为“伟大史诗”，乔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其经典地位都无可置疑。

三

一位是现代英国女作家，一位是当代美国评论家。隔着一条时间的河流，当伍尔夫和布鲁姆在不同时空中，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乔叟的欣赏和高度评价时，因为批评方式不同，两位批评家的欣赏和批评，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与风格。这是因为，文学批评家作为文学批评的主体，其出身经历与精神气质决定了各自批评文本的风格特色。伍尔夫是女作家、意识流小说家、散文大师，还是女性主义者。出身和经历，极度敏感的诗人气质以及“神明的禀赋”，这一切，构成了伍尔夫在文学接受、文学创作、文学欣赏与批评中最重要的品质——对心灵对文学性无与伦比的感受能力。体现在文学创作中是意识流小说，体现在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中，则远离了学院派批评的理性和思辨、概念与逻辑以及规范与方法，而切近了重感觉、重内心体验、重印象描述的印象批评。伍尔夫的批评是散文是随笔，是批评文章的散文化或小说化。或者从另一角度说，伍尔夫集普通读者、小说家、文学批评家于一身的身份，又强化了其作为印象派批评家的特质。

当伍尔夫以近乎写小说的形式书写着文学批评时，一篇关于乔叟的长篇随笔，竟然是由15世纪居住在英格兰诺福克一个家族的书信引起的。在《帕斯顿家族和乔叟》一文中，首先出现的不是乔叟，不是《坎特伯雷故事集》，而是几百年前的帕斯顿家族。随笔一开篇，伍尔夫灵动而富有想象力的笔触，流连在600年前帕斯顿家族的城堡、钟楼、寒鸦、废墟、断壁残垣、地势险峻的海滨遗址、布罗霍姆修道院……以及修道院里约翰·帕斯顿没有墓碑的坟墓。在伍尔夫兜兜转转地用了几千字篇幅写出了帕斯顿家族的故事和传说之后，1466年，约翰·帕斯顿在伦敦去世了，遗体被安葬在布罗霍姆修道院。当“约翰·帕斯顿坟头的灯火早已熄灭”，继承人小约翰·帕斯顿还是没有给父亲置办墓碑。帕斯顿的宅子里有利德盖特和乔叟的诗。“当风掀起了地毯，烟气刺痛着他的眼睛，约翰读着乔叟，任时间流逝着，做着梦……生活是粗糙，忧郁，令人失望的。……利德盖特和乔叟的诗像是一面镜子，镜中的人影簇拥在一起晃动着，轻快，静默。他看见的是自己所熟悉的天空、田野和人们，但是更加生动和完整。”①[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2页。当不明所以的读者正在为帕斯顿家族的传说、城堡、墓碑所迷惑的时候，终于，曲曲折折地，乔叟出现了。经由帕斯顿家族继承人小约翰的阅读，乔叟自然而然地走进了读者的视野。或者说，伴随着伍尔夫散漫的、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读者走近了乔叟。

与行文表面的兴之所至不同，在看似不着边际的笔触中，伍尔夫敏锐地感觉到了乔叟所以成为伟大作家最内核的特质，那就是：

其一，乔叟有着“杰出的说书人的天赋”，能够让读者“把故事念完”。这是乔叟作品所以能吸引读者的拿手本领。与《十日谈》10天讲100个故事不同，近30万字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只写了24个故事，几乎一半的故事称得上是一部小中篇。如何在朝圣路上让听者听进这些故事，或者说，对于读者来说，能否念完这些故事，这要看写作者的才能。而乔叟具备这样的才能和天赋：“他具有杰出的说书人的天赋，对于今天的作家这大概是最难得的一种天赋了。……因为说书人讲故事的时候不仅要对事实有无比的热忱，还要有技巧，不可过于卖力或过于激动，不然我们就会囫囵吞枣，把各个部分胡乱拼凑在一起；他必须让我们能够驻足停留，给我们时间思考和观察，而又能说服我们不断前行。”②[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3页。就这样，聪明的、富有想象力、具有杰出讲故事天赋的乔叟，被伍尔夫从600多年前帕斯顿家族灰暗阴沉的旧宅，引领到了读者面前。然后，读者像小约翰一样地读着乔叟，任时光流逝，做着梦，但还是“从书本中获得了一种奇异的陶醉感”。在伍尔夫看来，乔叟之所以有如此天赋，是因为所处的时代和宽大的天地。“那时的英格兰是一片未经践踏的土地。乔叟的眼前展开的是一片处女地，草木连绵不断，只点缀着小市镇和零星的一两座建造中的城堡。肯特郡的树丛后面没有别墅的屋顶探头窥探；山坡上没有工厂的烟囱冒着烟……”乔叟时代的乡村“她的开垦或野性状态给予诗人的影响远比其给予散文家的要深刻”。“如今，乡间的风景已经面目全非……天分稍逊的诗人现在只能拘束在狭小的天地里，在鸟巢上、在镌刻着一道道岁月的皱纹的橡子上作文章。那更宽大的天地已经失落了。”①[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3—14页。乔叟之所以成为乔叟，在伍尔夫看似漫不经心、主观随意的描述中，被生动而诗意地表达出来。

其二，“惊人的多样性”以及“自有自己的世界”，与杰出的说书人天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是乔叟作为一位作家的独特性，也是其作品中人物的独特性。如果说，在《十日谈》中，是100个故事由10位讲故事人讲述，因而无论是讲故事人还是故事本身，都有性格或主题上的重复或相似的话，《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24个故事，无论是讲故事人还是故事中人，都是独特的“这一个”，而且是乔叟的“这一个”。在伍尔夫看来：“《坎特伯雷故事集》显示出惊人的多样性，然而在深层次，贯穿着一个始终如一的典型。乔叟自有自己的世界；他有自己的小伙子；有自己的姑娘。如果在莎士比亚的世界里遇见他们，我们认得出他们是乔叟的人物，而不是莎士比亚的。”②[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4页。联系到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勇敢明达但又温和的武士、天真腼腆的女尼、慷慨好客的自由农，自称“在教堂门口嫁过五个丈夫”的巴斯妇……可以说，没有运用典型理论，但乔叟故事里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丰富性甚至典型性，伍尔夫敏锐地感觉到了。

其三，偏偏的力量，一种宝贵的天赋。乔叟生逢新旧交替时代，此时的英国文学尚不发达，英语还被达官贵人所不齿。与莎士比亚创作的成熟甚至登峰造极不同，乔叟质朴而本色，对自己的思想保持单纯的忠诚。在这种属于早期英国文学的质朴和本色中，伍尔夫看到在乔叟作品中“他从未想到他的格丽西达可以再润色或改动。她周身没有一点模糊的地方，没有犹疑；她不证明什么；她满足于成为自己”③[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6页。。而“这就是偏偏的力量，一种宝贵的天赋……”④[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6页。像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乔叟在自己的作品中从不对任何人任何事情做道德的判断。但正是在不判断中，“我们知道他认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说得越少越好”⑤[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6页。。在伍尔夫看来，乔叟不同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雪莱，后者的篇章属于神甫，有无数的警句规劝像护身符一般。但乔叟“作为真正的诗人他并不给出答案……”，“乔叟让我们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一路和平凡的人做着平凡的事情。他的道德教训蕴含于男男女女彼此相处的方式”⑥[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20页。。而这就是作为“普通人”的乔叟所创造出来的世界：“这是诗的世界……这里飘荡着一种特别的单调气息，而这正是诗的魔力……”⑦[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20页。。

其四，乔叟是一位诗人，目光注视着眼前的路。与乔叟作品“诗的魔力”“偏偏的力量”紧密联系的是乔叟的诗人气质。因为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乔叟给读者的印象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作家。但真实的情形是，乔叟从开始就是诗人。这位诗人经历了从宫廷诗人到伟大诗人的变化，一种在视野、风格、气质上的扩展和演变。在现实生活中，乔叟出入宫廷，但靠近的是普通人的现实人生。所以，“乔叟的目光注视的是眼前的路，而不是未来的世界。他几乎从不陷入虚无的冥想”①[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8页。。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无论是故事主题还是所写景象以及语言都是世俗而鲜活的——公鸡、母鸡、稻草、牛粪、农家场院以及朴素的田野都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因为贴近生活、贴近了凡人俗事，乔叟的作品生机勃勃，充满明快的生活气息。“乔叟毫不腼腆，无所畏惧。他总是贴近描写的对象……”②[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18页。即使是写老人的胡子茬，即使是写老人脖颈上松弛的皮肤……。“乔叟有一种本领，他把最平常的词句和最单纯的感情排列在一起，各自都熠熠生辉；如果拆开来，就会光彩顿失。因此，乔叟给予我们的愉悦和其他诗人不同，因为它和我们的所感所见更加贴近。吃，喝，好天气，五月，公鸡母鸡，磨坊主，老农妇，花朵——看到这些寻常事物这样排列在一起令人有特殊的感动，因为它们如同诗一般触动我们，而又像野外所见一般鲜明、清晰、准确。”③[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Ⅰ，石云龙等译，第21页。非常可贵的是，作为小说家的伍尔夫敏锐地把握住了乔叟骨子里的诗人气质。在对诗意世界的描写和对诗性的把握上，伍尔夫和乔叟心有灵犀。600年前的诗人乔叟采用的是鲜明清晰的语言和意象，并由此传达出最单纯、最素朴也最诗意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在伍尔夫这里，有着最单纯也最深刻的认同。

当伍尔夫在《普通读者》Ⅰ中，以首要篇幅表达了对乔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欣赏后，时隔三分之二世纪，布鲁姆则在其著名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以近两万字篇幅写出了《乔叟：巴思妇人、赎罪券商和莎剧人物》。在《史诗》中，布鲁姆又以《杰弗里·乔叟（1343—1400）·〈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文，再次以几乎同样篇幅论述了乔叟及其作品。如果说，伍尔夫是“普通读者”，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其对乔叟的批评是印象批评，是在直觉感悟和印象描述中，以散文化、小说化的方式，极具诗性文学性地表达了对乔叟的欣赏的话，与伍尔夫身份经历不同的布鲁姆，其批评则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因为是学者是教授是理论家与批评家，其学识与视野、激情和勇气，使得布鲁姆无论是理论建树还是作家作品批评，都既有论述的深度和广度，又有思辨的力度，同时文采郁郁，激情沛然。

《乔叟：巴思妇人、赎罪券商和莎剧人物》一开篇，布鲁姆就明确提出：“除了莎士比亚，乔叟要算是英语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这一断言虽然只是对传统评价的重复，但在世纪之末它对我们却极有价值。阅读乔叟或自古以来他在文学上少数几位对手的作品——如但丁、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使人产生恢复洞见的愉快效果，我们所有人在面对纷至沓来的的昙花一现式名作时也许会禁不住失去理智，这些作品如今给我们带来了危害，促使人们放弃美学的求索，而乔叟在其作品中坚守着文化正义。”④[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2页。短短几百字的开篇，写出了乔叟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其作品的洞见以及对文化正义的坚守。如此宏阔的气势，源于布鲁姆的学识和理论修养。与一般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同的是，作为理论家，布鲁姆蕴蓄于心的经典作品，构成了其学养中为一般理论家所不及的文学经纬；作为文学批评家，布鲁姆理论根基深厚，有思辨的锐气和激情。体现在文学批评中，既游刃有余，又高屋建瓴。尽管是论乔叟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但布鲁姆不是就作品论作品，就人物论人物，甚至不仅仅是就乔叟论乔叟。文章首先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比较的视域中，探讨乔叟何以有能力将作品中“那些真正让人信服的男男女女”“描写得如此历久弥新”上。布鲁姆借用乔叟传记作家和评论家的阐释，分析了乔叟所处的时代，其人物的原创性以及独具个性的反讽，以此显示乔叟的承前启后以及里程碑地位。

正是认可“想象性文学的伟大”标准是审美光芒、认知力量和智慧，及至世纪之交写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和《史诗》时，布鲁姆“将文学批评的功能多半看作鉴赏”①[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前言》，第3页。，并认为“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②[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第15页。。这里，布鲁姆用了“文学性”的表述。20世纪20年代，当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③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592页。时，是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反拨。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如果文学批评仅仅关注文学作品的道德内容和社会意义，那是舍本求末”④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第592页。。与雅各布森等形式主义批评家们从语言修辞角度阐释文学性不同的是，布鲁姆是从审美层面来谈文学性的。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开篇《经典悲歌》中，布鲁姆不无忧虑地指出：“回避或者压抑审美在所谓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是普遍的风气”⑤[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19页。，“审美语境中的遗忘是具有毁灭性的……”，“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我与这一态度不同……”⑥[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15页。。可以说，布鲁姆的“文学性”，强调的是文学的审美意义。同时，在人本和存在的层面上，布鲁姆有对人性的体味与思索，“我们阅读乔叟和莎士比亚之时，要么成为经验的批评家，要么以过于清醒的头脑，索性不阅读。在这里，‘经验的’（experiential）自然是指人性地观察他们和自己……”⑦[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6页。。这与仅仅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不同。布鲁姆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我对从社会的角度去解释一位大诗人的反讽姿态总是心存戒备的，这是由于大诗人的气质和自信不是任何武断定论所能解说的。乔叟的姿态是一种如此宏大的意识，它导致一种四处弥漫和独具个性的反讽……”⑧[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4页。正是在“文学性”的层面上，布鲁姆肯定乔叟是一位“大诗人”。

因为是大诗人，所以乔叟的故事集“更具有原创性和经典性”，有“极大的世俗性，而且有着几乎完美的反讽特色”⑨[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6页。。布鲁姆甚至将乔叟这样一位“完美和精彩的反讽作家”，“上溯到耶和华文献作者”——“乔叟真正的文学前辈也许就是耶和华文献作者，而他的真正传人则是简·奥斯汀”⑩[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7页。。至于乔叟与莎士比亚的关系，是“他最丰富的遗产便是创造了英语世界中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众多文学形象。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人物形象上已经萌生了莎士比亚最具有原创性的想像力：表现特定戏剧人物的内在变化”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7页。。布鲁姆的文章开篇就呈现出一种恢弘的、大开大合的气势。这位学识惊人的批评家从容地穿行于文学史中，从上古时代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从奥维德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再到莎士比亚直至奥斯汀。看似信手拈来，自在从容，实因视野开阔，格局广大。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的《乔叟：巴思妇人、赎罪券商和莎剧人物》一文，意在探讨巴思妇人、赎罪券商与莎剧人物的关系。文章第三大部分，布鲁姆直扣主题，“乔叟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写了两位最具有内在性和个性的人物：巴思妇人和赎罪券商，一位是伟大的活力主义者，另一位近似于真正的虚无主义者”②[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8页。。布鲁姆将巴思妇人与福斯塔夫相联系，将赎罪券商“同他的远房子嗣伊阿古和爱德蒙”联系起来，甚至还联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和斯塔夫罗金。当然，“乔叟最出色的创作是巴思妇人和赎罪券商，这是莎士比亚明确认识到并从中获益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别的文学启迪可与之相比。要了解莎士比亚受到了何种触动，我们就要回到真正的经典化过程本身……”③[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8页。布鲁姆分别借用“纯净英语的源泉”和“泉边天鹅”的比喻指称乔叟和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畅饮着乔叟语言的独特甘醴，塑造新型的文学人物……”④[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8页。。

像几乎所有的读者一样，布鲁姆对于《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那位“好妇人”“当然印象深刻”。正如布鲁姆所说，当作者写作巴思妇人时，“乔叟显然是被她迷住了”，而读者在读这个人物时，大抵也会被迷住。即使忽略或忘记了故事中其他人物，也不会忽略甚至会着迷于巴思妇人充沛的活力、旺盛的情欲、坦率的毫不掩饰的及时行乐甚至有意张扬的放任。与一般道德批评家不同的是，布鲁姆认同乔叟传记作家霍华德的说法，“即这位妇人确实讨人喜欢，不管道德家们如何急于反对她……”。布鲁姆甚至还认为：“如没有这些人物，文学将会变得暮气沉沉，生活也会缺少文采。”⑤[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9页。当然，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巴思妇人所讲的故事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最能显示其个性的是她那篇兴致勃勃的开场白——“巴思妇人的开场白是一种坦白，但更像一篇得意的辩护或自赞”⑥[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9页。，“这位妇人叫人敬畏的是她无尽的激情与活力：性欲的、语言的和论辩的。她旺盛的生命力在文学史上从无先例，后来者中也只有莎士比亚所创造的福斯塔夫可与之媲美”。布鲁姆还不无风趣地说：“想象这位妇人和胖子福斯塔夫骑士的碰面当然是合理的文学想象。福斯塔夫比那位妇人更聪明机智，但他即使用上全部精力也无法使她安静下来。”“这是我们应当赋予她的最高赞颂，且将道德批评家们的合唱都丢在一边：她的身上惟有生命力，即对更充沛生命活力的永久祝福。”⑦[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90页。

布鲁姆在文章中还引用了巴思妇人那段著名的诗句：“可是基督啊，每当我想起，我年轻快乐的时光……”布鲁姆认为：“上述十一行诗句包含了巴思妇人的记忆和欲望，但又承认时间已经改变了她的形象。如果说乔叟作品中有哪一段突破了自己的反讽，那么非此莫属……仍然雄赳赳的巴思妇人对这一反讽所说的最豪迈的一句话是：‘我曾在我的时光里拥有自己的一切。’‘我的时光’是得意之辞；……不过，其中的伤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证实了她对衰落的现实体认：老去的欲望行将朽败，不过她也明白，最适合自己的是及时行乐，这是一种世俗或经验的智慧……”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92页。有意味的是，当布鲁姆写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时，已经花甲之年，与近60岁写作《坎特伯雷故事集》时的乔叟年龄相近。也许是人生体验的共鸣，布鲁姆对乔叟关于巴思妇人的书写感同身受，“乔叟当时已近六十岁，深感垂垂老矣，因而赋予她滔滔不绝的口才，这既适合这个人物也适合她的创造者”②[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92页。。当然，对巴思妇人口才的解读和阐释，大抵也适合有“世俗或经验的智慧”又激情沛然的批评家布鲁姆。

也许是意犹未尽，10年之后，当布鲁姆在《史诗》中论述乔叟及其作品时，又再次引用了巴思妇人的“啊，上天，上天！我想我曾一度年轻快活……”“我有过属于我的好日子”的告白，将其称为“英雄的哀调”“著名的浩然回音”“与福斯塔夫一样，巴斯妇是哀调的壮丽比喻”。“这是乔叟著名的章节之一，这些章节正是莎士比亚的活力的先声。”③[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7页。布鲁姆甚至将巴思妇人、福斯塔夫与堂吉诃德、桑丘·潘札及庞大固埃等“组成了一个家族或同盟”，认为他们“专事游戏之道，而与社会秩序或严谨的精神背道而驰。游戏之道在其严格的界限内所带来的是自由，即不受个人超我困扰的内在自由。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阅读乔叟、拉伯雷、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原因”④[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93页。。如果说，在大多关于巴思妇人的评论中，更多解读的是巴思妇人的活力充沛或不加掩饰的欲望或及时行乐的话，在布鲁姆人性化的理解中，就将巴思妇人的无所顾忌、个性张扬提升到了一个追求自由、不受束缚的高度。布鲁姆甚至还很坦率：“比起这两位已陶醉的活力主义者来说，他们周围的一切都引不起我们多大的兴趣。”⑤[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93页。

在不无风趣地写出了巴思妇人之后，布鲁姆转到赎罪券商，“把巴思妇人与福斯塔夫联系起来是文学批评的老生常谈，但我从未见到有人思考过，莎士比亚最重要的反面人物极可能和赎罪券商一脉相承，他们是《奥赛罗》中的伊阿古和《李尔王》中的爱德蒙……”⑥[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94页。。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对巴思妇人的解读更多是布鲁姆对人性、生命意义上的狂欢与享乐以及个性张扬与自由的理解，因而文笔轻松甚至不无风趣。对赎罪券商的认知，则是“十足的宗教骗子，贩卖假的圣骨，胆敢拿基督施予的救赎做交易”的“十足的坏蛋”，贪婪、猥琐、奸邪、人性之恶一应俱全。布鲁姆将赎罪券商和文学史上几位臭名昭著的邪恶人物联系在一起，因此论述更有锋芒，笔力老到犀利。“作为一个漂泊者，赎罪券商的故事有独特的世界，它与乔叟的其他故事毫不相同，但它对我来说似乎是乔叟诗作的顶峰，处在了艺术的极限，无人能够超越。”⑦[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94页。至于赎罪券商和莎剧人物的联系以及和现实人生的联系，则是“赎罪券商和伊阿古的要害就是那惯于背叛信任的超凡智力。只有乔叟有能力教给莎士比亚表现的奥秘，他的伟大经典性最终在于赎罪券商这一阴郁的先知形象，这一形象的后代仍在生活中和文学中与我们相伴”①[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99页。。这是《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论乔叟一文的最后一句，以此作为对赎罪券商一类人物的结语可谓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又发人深省。

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布鲁姆以三分之二的篇幅探讨了巴思妇人和赎罪券商与莎剧人物的联系，在此后出版的《史诗》中，巴思妇人和赎罪券商依然是被论述的主要人物，而且与《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观点一脉相承。“约翰·福斯塔夫爵士无疑是巴斯妇的儿子，而赦罪僧对因机弄权的机会的享受则预示了依阿古的虚无主义”②[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99页。，“在莎士比亚创造依阿古和爱德蒙之前，赦罪僧确是英国文学里所能找到的关于堕落的最有力表现”③[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13页。。同样与《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脉相承的，是布鲁姆在《史诗》中论及乔叟的立场和姿态。当布鲁姆写作并出版《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和《史诗》时，正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作为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布鲁姆，其学术经历伴随了20世纪西方各种流派各种名目的文学理论发展演变过程。但在布鲁姆看来，“为方法而疯狂的整整一个世纪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可追配这些前人的批评家，并且也不太可能很快会有”④[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6页。。此时的布鲁姆“记忆力仍相当顽健”，既有不惑之年写作《影响的焦虑》时期的意气风发，又有几十年的学术蕴藉与沉淀。尤其可贵的是，对文学的热爱和激情及对“文学性”这一“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使布鲁姆在理论家和学者之外，又是一位“大作家式的批评家”，这与伍尔夫是作家中的批评家异曲同工。与伍尔夫是“普通读者”遥相呼应，在《史诗》之《杰弗里·乔叟》篇中，布鲁姆也表达了同样的批评立场，“我并不是乔叟学者，因此仅以一般文学批评者和乔叟的普通读者的立场，写作这篇文章”⑤[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0页。。

在《史诗》之论乔叟文章中，无论是巴思妇人、赎罪券商还是其中“武士的故事”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何以在“伟大史诗”的意义上论述乔叟的作品，并显示在作家传承的意义上，“也许正如乔叟是斯宾塞的源泉，他也是莎士比亚的伟大源泉”⑥[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2页。。在布鲁姆看来，“批评也许是被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主义永远地摧毁”⑦[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5页。，“乔叟与莎士比亚同有的力量，其中一些东西正也解释了在理解此二人之时，文学批评何以屡屡失败，尤其是出自形式主义者的批评，或过于沉迷代码、规矩，以及而今所谓的‘语言’……”⑧[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2页。与多数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同的是，布鲁姆深谙理论却又超越理论，熟读乔叟作品并对相关批评熟稔于心，故能从容游弋于各种文献之间。对于布鲁姆而言，无论是理论家还是理论抑或作家作品及批评，都可以信手拈来，得心应手又无掉书袋之感。正如布鲁姆所意识到的那样：“莎士比亚过于浩大，搁不进任何传统，乔叟也是如此。”⑨[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4页。对于《坎特伯雷故事集》来说，“如斯恢弘、如斯深刻的诙谐著作，几乎容不得文学批评应用任何规则”⑩[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4页。，“弗洛伊德原就无法追及乔叟和莎士比亚，他追上了蒙田和卢梭，这已经是朝向内心的漫长道路。然而赦罪僧就是内心……”①[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5页。所以，“没有哪种代码或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解读乔叟。批评家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成为活力充沛的诠释者，以侍奉这样一种艺术，这种艺术的责任仅意在将更强的活力带进一种无界限的时间”②[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9页。。毫无疑问，布鲁姆——“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具原创性和最富煽动性”的批评家，就是这样一位“活力充沛的诠释者”。

当然，当布鲁姆在花甲之年“无可避免地带着一种怀旧之情”解读乔叟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时，大抵也是带着一种“回乡之感”的，正如他所说，“我们不应当把乔叟本人、诗人乔叟和朝圣者乔叟三种身份截然分开：这三位合成了一个令人喜爱的讽刺作家”③[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7页。。而乔叟的作品“已经成了作者生命的一部分。生活作为一种朝圣之旅的形象——与其说是奔赴耶路撒冷不如说是奔赴审判——与乔叟的坎特伯雷朝圣的构思原则结合了起来”④[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86页。。如果借用布鲁姆意思的话，当我们阅读布鲁姆的批评时，我们也不应该把普通读者布鲁姆、理论家布鲁姆和大作家式的批评家布鲁姆三种身份截然分开。而阅读经典和批评经典的过程，无疑也是一次朝圣的过程。因为在布鲁姆心目中，经典已经成为“天恩”。

有见地的批评家对经典的认知是相通的，不受时间与空间、性别与身份的限制。当伍尔夫在《普通读者》中对乔叟极尽欣赏之后，几十年过去，美国批评家布鲁姆对乔叟评价的深度与高度，与伍尔夫感性而富有想象力的直觉印象相得益彰。可以说，无论是视域的辽阔，是高屋建瓴的理解，还是对作品的盎然兴趣与勃勃兴致，伍尔夫与布鲁姆，他们对乔叟及其作品，是读进去了，而且读出了感觉。所以，无论是作家伍尔夫，还是“大作家式的批评家”布鲁姆，他们的文学批评，也就成了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中堪称经典的文本。正如布鲁姆在评价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时所说的“约翰逊使我们看到批评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厕身智慧写作的古老体裁”⑤[美]哈罗德·布鲁姆：《文章家与先知》，翁海贞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63页。，“约翰逊叫我们知道，批评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权威仰赖于批评家的人类智慧，而非理论或实践的正确或错误”。在布鲁姆的理念和理想中，“一如既往，文学批评将继续作为诠释的智慧与智慧的诠释”⑥[美]哈罗德·布鲁姆：《文章家与先知》，翁海贞译，第64页。。可以说，就批评作为“诠释的智慧与智慧的诠释”而言，约翰逊博士的文学批评是，伍尔夫和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亦如是。

当然，伍尔夫和布鲁姆的批评方式又是不同的。海德格尔曾经这样说过：“本书的一系列阐释无意于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这些阐释..乃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这些阐释乃是一种思（Denken）与一种诗（Dichten）的对话。”⑦[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页。大家和大家是相通的，在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和对乔叟作品的阐释上，海德格尔、伍尔夫、布鲁姆都是大家。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话看伍尔夫和布鲁姆，那就是，当伍尔夫在写作《帕斯顿家族和乔叟》时，应该不会想到会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而布鲁姆在写作《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史诗》中关于乔叟的文章时，肯定是有着著书立说的意气和抱负，有意于写成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的。不约而同的是，他们的阐释也是“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殊异的是他们各自不同的“思”的方式。如果说伍尔夫之“思”是直觉和感悟，布鲁姆之“思”则是高度的思辨和融会贯通。前者写出了乔叟的天赋、力量和诗人魔力，后者写出了乔叟作品何以是经典何以为伟大史诗。从这个意义上说，伍尔夫和布鲁姆关于乔叟及其作品的阐释，本质上也是“诗”与“思”的对话。

经典的意义是无限的、深远的。正如布鲁姆所说的“弗洛伊德原就无法追及乔叟和莎士比亚”，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天启式的审美家”伍尔夫，即使是“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具原创性和最富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也难免无法完全追及乔叟及其作品。这是批评的局限，也是任何批评都无法超越的局限。而不得不承认的局限是，对于多数读者尤其是本文论者而言，面对伍尔夫和布鲁姆，面对他们才气纵横的文学批评，肯定也是无法追及甚至遥不可及。行文至此，借用布鲁姆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语也许是必要的——“乔叟侪（跻）身于最伟大作家的行列——这些伟大作家挫败几乎所有的批评——这是他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同有的特质。另有一些赋有近似雄伟规模的作家——但丁、弥尔顿、华兹华斯、普鲁斯特——激发颇为神妙的批评（其中更多是庸论），而乔叟，一如其寥寥数位侪列，赋有如斯强大的模仿力量，轻松地令批评家缴械，于是批评家们或是无事可做，或是仍有无数事可做”①[美]哈罗德·布鲁姆：《史诗》，翁海贞译，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