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

（金陵科技学院财务处 江苏 南京 211169）

一、引言

盈余管理在西方学术界早有研究，而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由于上市财务造假丑闻的不断出现，使得盈余管理逐渐成为热点研究问题（鲁啸军，2020）。国外著名的安然公司事件、世界通信财务丑闻、日本东芝财务造假，国内的2019年獐子岛事件、2020年瑞幸咖啡事件等，表明了全球范围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问题的普遍性，这些事件破坏了资本市场的规则秩序，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如何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

因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冲突是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营者为了满足投资者对业绩的需求，常常会通过两种方式来操控公司的盈余以达到预定目标（陆建桥，1999）。第一种是以不违反会计准则为前提，通过改变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提再转回资产减值等方式进行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第二种是构造真实交易活动或者控制经营活动发生时间，通过调控车间管理人员的薪资、增加当期产量、削减当期研究费用等方式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而外部审计是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有效手段，研究盈余管理与外部审计关系的文献也比较多。其中，如何度量外部审计质量的高低成为研究的重点，主要存在“声誉假说”和“保险假说”两种观点，虽然二者出发点不同，但是都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外部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Dye（1993）发现在法制健全的资本市场中，委托方可以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失败时对其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损失。Con⁃stantinos（2005）研究表明，高质量审计能够发现管理层的会计不端行为，提升被审计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并且，随着会计师事务所对被审计单位实施的审计时间越长、实施的审计程序越严格，越有助于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Co⁃hen（2010）通过控制法治环境变量来分析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是否能真正代表高质量的审计，他将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规模大小分为“五大”和非“五大”。结果发现，不论国家法治环境的好或差，经“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信息质量一般要好于经非“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信息质量，且这一现象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国家表现更为明显。

国内学者近年来同样对外部审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学者采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蔡春、黄益建（2005）证实了经“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低于经一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刘峰、周福源（2007）选取2002—2003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试图探究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文章选择行业横截面修正后的琼斯模型来计量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证实了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被审计单位会计盈余质量（包括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正相关关系。陈朝龙、李军辉（2013）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选取沪深A股2001—2009共计10年期间符合数据要求的11 37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修正的琼斯现金流模型估算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影响，证实了在非国有企业中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盈余管理行为有着更强的治理作用。陈梦娟、林振中（2014）采用2008—2010年公开市场数据，分别对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与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进行分析，总结出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并根据市场化程度和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类，证实了经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盈余质量较高，这一结论在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依然适用。

由此可见，关于外部审计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较为一致：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越能够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普遍高于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因此，本文选取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作为高质量外部审计的替代变量。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盈余管理的度量

1.应计项目盈余管理（ADA）。Dechow等（1998）研究发现，修正的琼斯模型在加入了应收账款的变量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衡量更为准确，此后，国外的研究大多基于修正的琼斯模型进行研究。而国内学者蔡春（2005）等研究表明，修正的琼斯模型对我国资本市场同样适用。基于此，本文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度量上市公司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即：ADA=|DA|。

2.真实活动盈余管理（DREM）。Roychowdhury于2006年首次提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型，并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分为生产操控、销售操控和酌量性费用操控三个方面，但是直接对这三个方面进行度量难度很大。另外，公司可以采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方法多种多样，公司管理层出于不同的目的可能会有调增盈余或者调减盈余的动机，很难判断样本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正负号，因此本文借鉴李小军（2017）、朱憬怡（2020）的研究成果，得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度量模型：DREM=|DPROD-DCFO-DDI⁃SEXP|。

（二）外部审计（AUD）的度量

蔡春、黄益建（2005），刘峰、周福源（2007），陈朝龙、李军辉（2013）等研究表明，外部审计质量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基于此，可选择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作为外部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当上市公司经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取AUD=1；否则，AUD=0。

（三）其他控制变量

除上述解释变量之外，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盈余管理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因素的控制，有利于提高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借鉴杨帆（2019）、鲁啸军（2020）等研究成果，选取公司规模（SIZE）、股权集中度（TOP10）、企业性质（SOE）等指标，全面考核上市公司财务能力的四个方面，即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主要变量的定义与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与说明

（四）研究假设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相对于公司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作为公司实际经营者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内部信息和未来发展趋势拥有更准确和全面的把握，因此，公司管理层往往会利用信息优势和职务便利谋求自身利益，这可能会侵犯股东权益。例如，为了达到特定业绩考评，获得相应契约报酬，高级管理人员常常会选择操控公司盈余以粉饰财务报告，扭曲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论是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无疑都会严重损害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权益。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聘请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机构对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能够向公司所有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传递出公司盈余质量高、管理层没有从事盈余管理行为等积极信号。事实上，无论管理层采用类似于存货发出计价方法的改变、投资性房地产计量模式的变更、借款费用和研发支出费用化与资本化的选择、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与转回、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使用年限变更等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还是增减酌量性费用、进行生产操控和销售操控、改变非固定资产处置时点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注册会计师都能通过恰当的审计程序和审计方法，将财务报告层面的错报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综上所述，注册会计师审计能更好地履行外部监督职责、极大地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1：严格外部审计能够抑制公司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

H2：严格外部审计能够抑制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数据剔除处理：近3年新上市的公司；由于违规被出具“ST”等上市公司；研究期间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公司。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3年共5 349个观测样本。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与Wind数据库进行交叉验证，以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二）模型构建

针对假设，构建以下两个计量模型：

上述模型中，i为第i个样本公司，t为年份1、2和3，分别代表2018、2019和2020年。ADA和DREM为解释变量，分别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AUD为被解释变量外部审计，即会计师事务所规模。Controls为控制变量，详见上页表1。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ADA的均值、最大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056、1.892和0.071，说明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来普遍存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DREM均值为0.065，最大值为2.940，标准差为0.258，DREM的数值全面高于ADA，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更加普遍，操纵力度大，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随着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相关法律的出台以及注册会计师职业能力的提升，使得公司难以通过以往调整会计政策或者会计科目等手段来进行简单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此外，SIZE的最小值为19.148，最大值为28.253，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规模差异较大；SOE均值为0.357，表明大约有35.7%公司为国企，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相符。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数据显示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0.5，变量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同时，各控制变量间均在不同置信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各控制变量是准确的。DREM与ADA的相关系数为0.121并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以判断上市公司普遍同时使用两种盈余管理方式进行盈余操纵。AUD与ADA和DREM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50和-0.098，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选择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两类盈余管理水平均较低，即外部审计质量越高越能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这初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

表3 Pearson相关系数

EPS代表每股收益，这是公司盈利能力的象征。EPS与ADA和DREM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02和-0.288，均显著负相关，可以认为拥有强大盈利能力的公司一般不会进行盈余操纵。同时，EPS与AUD、SIZE、TOP10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70、0.326和0.217，均显著正相关，可以解释为：规模越大、股权集中度越高的公司盈利能力越强，更愿意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进而使得这些公司不会进行盈余操纵。存货占比（INV）代表了公司的营运能力，INV与ADA、INV与DREM均为显著正相关，表明营运能力越差的公司越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

资产负债率LEV与ADA和DREM的相关系数为0.113和0.186，均为显著正相关，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GROW是公司本年营业收入增长量/上年营业收入总量，体现的是公司发展能力，可以看到GROW与ADA和DREM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46和0.028，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GROW与AUD的相关系数为-0.031且显著相关，可以解释为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处于急速发展中的公司，往往不大愿意花费高薪聘请国际“四大”进行审计，其原因可能是希望公司财务会计报表“不愿意”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审计报告，从而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高速发展，这表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公司往往会有盈余管理的倾向。

LOSS是指公司在上一期期末净利润小于0，即净亏损的公司。LOSS与ADA和DREM的相关系数为0.194和0.10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是因为我国有一套完整的上市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其中包括三个步骤，分别是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当一个上市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就会被出具退市风险警示。正是由于这条规则，LOSS的上市公司有着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以符合证券法律制度的要求。

（三）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对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后结果如下页表4所示。AUD与ADA和DREM的T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构建合理。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形下，AUD与ADA和DRE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7和-0.051，且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选择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公司盈余质量较高，两类盈余管理程度均得到了抑制。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具备更高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能够对上市公司起到有效的监管作用，发现管理层操纵盈余和粉饰报表的行为，降低公司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和舞弊的可能，提升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抑制公司管理层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假设1和假设2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表4 外部审计对两类盈余管理影响的回归结果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INV与ADA和DREM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32和0.321，且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以得出结论：期末存货占比大的公司营运能力差，占用了公司大量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导致公司生产经营不畅，最终使得公司需要采用两种类型的盈余操纵方式来粉饰报表。同时，LEV与ADA和DREM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差，其通常会加大财务杠杆，因而所需支付的税前利息变多，导致公司的盈利能力变弱。为了取得债权人和投资者的信任、使公司继续正常运营下去，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开始变强，继而会采取更多的盈余操纵行为修饰财务报表。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增强结论的说服力，将解释变量AUD替换为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类型AUO，若该上市公司在2018—2020年间的财务报表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则赋值为1，相反则赋值为0。重新选定的解释变量代入模型（1）和模型（2）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与之前的结论一致，证明有关外部审计和盈余管理的相关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选取2018—2020年期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5 349个观测数据，实证检验了外部审计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资本市场盈余管理行为比较常见，由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具有隐蔽性、灵活性，在资本市场应用更为普遍。二是大型上市公司一般业务稳定、财务实力雄厚，它们为了保持良好的公司声誉，更愿意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以应对社会的高度关注并满足外部严厉监管的要求。三是外部审计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能起到有效的监督和治理作用。注册会计师作为外部独立第三方，对公司财务报告在指定日期是否存在重大错报或者舞弊提供合理的保证，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真实性进行鉴证，对管理层的两类盈余管理行为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外部审计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强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监管部门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一旦发现上市公司违规就要依法进行严格处罚，建立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权威性；监管部门需要建立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惩戒机制，对不遵守法律法规的会计师事务所给予严厉的惩戒，有必要时可以取消其证券市场职业资格，让会计师事务所真正发挥资本市场监督者的作用。二是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要完善培训体系，统一审计标准，加强对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培训，努力打造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品牌。三是上市公司要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对公司行为进行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