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姣

摘要：《青木川》是叶广芩对青木川历史进行的文学生成。小说文本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与纪实散文完全不同，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关于魏富唐的现代历史叙述以民间与“官方”对照和人本角度出发，关于杨贵妃的古代历史叙述以民间传说承载小说的精神意蕴，透露出作家虚无的历史观。

一、现代历史的言说方式和观照角度

1.现代历史的言说方式：民间与“官方”对照

小说《青木川》中魏富堂故事的言说方式是以民间与“官方”的对照展开。叶广芩在《青木川》小说开头，即点明魏富堂1952年的死亡。以回源溯流的方式“召集”青木川老人们、解放军教导员冯明、小说家冯小羽、蜀道研究员钟一山于青木川。虽然来的人各存目的，青木川本地人也记忆“混乱”，但在渐进的叙述中，魏富堂这个人物的生平故事，仿佛一缕飘忽不定的幽魂浮现在每个人的身边。冯明来青木川寻觅曾经轰轰烈烈的“土改”记忆与逝去的革命恋情。在冯明的故事里，交织更多的是“变”。首当其冲便是青木川人对其名字遗忘。年轻一辈的人从未听过其名字，却对土匪魏富堂娶了城里的女子羡慕不已。老战友死的死、病的病，赵大庆贫困潦倒，晚景凄凉，连长眠于地下的革命先烈墓地也已经一片荒凉……讽刺的是，当年亲手处决的匪徒魏富堂，作为开明乡绅不停被青木川老一辈和新一辈念叨。魏富堂当年对山外文明的向往，在新一辈人身上体现。当年留下的追寻文明足迹，被老一辈人遵循。魏富堂的离开像从未离开。

与魏富堂的“不变”相比，冯明所经历的一切更像历史中的“小插曲”。相对于日日谈的魏富堂，已有五十年距离的冯明，在青木川老人们的认知里更像“一颗明亮的星，照亮了青木川的山少水水，在青木川掀起了冲天巨浪，又很快撤离了，把漫长的日子留给了他们。”与其说是青木川人对冯明的漠视，倒不如说是对革命或者说土改的漠视。轰轰烈烈的革命之后，青木川没有太大的改变。五十年后，冯明带着女儿冯小羽在青木川感知的是魏富堂留下的影响。深山里面的good night，儿子夜深为父亲送棉大衣和手电的良好家风。而当年土改的生产委员赵大庆两个儿子去深圳打工被炸得粉碎，只余一个孙子与他相依为命，脚被钉子扎了也因没钱看病拖着。消灭特务与土匪立头功的老万落了个抹脖子的下场，妻子万婆婆低三下四求政府给批新住宅基地。相对于魏富堂土匪的身份，似乎冯明的解放军教导员更应该受到“优待”。但历史表现出极大的讽刺。在此显影的不再是“胜利者书写历史”的“一般逻辑”。而是民间文化的自我发展趋势。

2.现代历史的观照角度：从人为本

小说《青木川》中魏富堂故事的观照角度是从人本角度出发。“5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英雄大体来自中国农村，那些革命英雄也多是农民出身。但是这样的历史叙述却隐藏或遮蔽了历史真实的另一面，中国的农民具有了意义的特殊含义。而那些被命名为恶霸、土匪、地主“农民”，则因命名而成为“恶”的载意符号。这些远离人性意义的叙事策略，是非文学而是意识形态的。”《青木川》中魏富堂的形象给我们一些启示。“从作家对于‘审视与思考’， 对于‘宁静的心态’的刻意强调中， 我真切地体味到了叶广芩力争排除一切别的事物（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因素在内）的影响与干扰， 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审视、思考一部复杂历史的严肃艺术追求。”[叶广芩是站在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立场去叙述关于魏富唐这个人物的故事。这个人物既狡诈又善良;安于现状又向往山外文明;自信又自卑。他的身上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造福一乡，谨守礼的规范，尊重文化知识;又有来自自身性格的影响，残暴，趋利，是一位身上背着很多人命的匪徒。这是位“丰满生动而又富于立体性的人物形象。”事实上，这篇长篇小说是建立在中篇小说《响马传》的基础上加工完成。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响马传》中，关于何玉琨即魏富堂，有这一段描述：“解放军解放了紫木川，由山大王转为阶下囚的何玉琨效仿他的原配朱美人，在斗争会上高声叫骂，绝不服输，除了骂逮他的共产党，他骂得最多的是何义仁，他说何义仁不仁不义，吃里扒外，猪狗不如。”此段中的何义仁即许忠德。而在青木川的叙述中，魏富堂至始至终未说一句自己的参谋主任的不是。相对于青木川中的叙述，响马传中的叙述可能更接近惯性思维认知中的土匪，但作家未那样处理。我们由此可以感知到，在青木川中，作家塑造的这位“沉默”角色着重点在于他的人性，而非匪性。

二、古代历史的言说方式和观照角度： 以民间传说承载精神意蕴

关于贵妃东渡的民间传说在日本流传甚久。日本学者大津郡的《郡志》一书中记载唐玄宗派人秘密护送杨贵妃漂流过海，到了山口县向津具半岛油谷町村。在日本当地的“二尊院”中，还有杨贵妃的坟墓。这种说法在日本得到广泛认可。但在中国的历史学界，大多认为杨贵妃的确死于马嵬坡，其结局凄婉而哀伤。

在叙述土匪史的过程中，穿插入寻找贵妃的足迹。寻找本身代表着什么？贵妃东渡的故事又隐喻着什么？贵妃自身的女性形象又代表着什么？可以看到，冯明是寻找被自己刻意回避的一段回忆，关乎自己;冯小羽是寻找被老人们刻意遮掩的历史真相（尽管这种遮掩出于善意），关乎青木川;而钟一山是寻找一个给美人善终的证据。事实上，杨贵妃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杨贵妃之死，虽也是她咎由自取，但她只是皇室内乱的牺牲品。于是，对于这个凄凉的爱情故事，人们就用一个死而复生、东渡日本的美丽传说，寄以无限的同情和追念。同理，这位脆弱的女性形象与小说中的谢静仪（程立雪）、 大小赵、解苗子等女性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是“身不由己”。贵妃的死亡是被迫的，谢静仪（程立雪）到青木川也是被迫的，“督察夫人程立雪及行李财物俱被敌酋掳去。下落不明。”大小赵被哥嫂以“五十根金条，两百烟土，还有数不清的零碎”许给魏富堂，不久以后双双患上抑郁症。解苗子因为独特的金发碧眼，十几年来偷偷染发。其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或文化的替代品。杨贵妃并非安史之乱的本源，却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而谢静仪、大小赵、解苗子则在魏富堂的眼里成为文化的替代品。解苗子初次使魏富堂产生了震撼，电话、汽车、洋话（knife 和 fork）在魏富堂心中刻下了现代文明永难磨灭的印象。大小赵，进士之后，传统文化的代表，却在慢慢凋零，与青木川格格不入。而程立雪则代表新文化，陕南教育督察夫人，西语系毕业生，以世界通用语言形式践行传统教书育人的大德。魏富堂对她完全信任，却在阴差阳错中被自己所信任的“现代文化”毁掉。

三、虚无的历史观

在现代与古代历史叙述的交替中，体现出叶广芩虚无的历史观。叶广芩在日期间，曾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专程来到日本山口县向津具半岛----传说中“贵妃东渡”的地方。异国他乡，漂泊海外的杨贵妃抚慰了叶广芩的孤魂。很难说这一段经历在作家的心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但借用钟一山，这位留日回国的博士之手去重现杨贵妃的历史显然更有深意。杨贵妃、程立雪、魏富堂，存于历史，又消泯于历史。对于程立雪、魏富堂历史“真相”的追寻，又何尝不是和日本“杨贵妃研究会”般，水落石出了就毫无意义了。对于叶广芩来说，历史本身是否真实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寻到人生的真谛。青木川中，所有的人物绕在历史的团雾中，脱逃不出，又无可奈何地被命运制约。青女与许忠德投身革命，到头来身陷愧疚。魏富堂小心谨慎半生，在命运选择时刻，因为一个错别字被当惯教师的谢静仪圈出来，青女的不识字，许忠德的“好心”促成他的选择。一个决定，三个细节，命运在作家的笔下显示出巨大的戏剧感，显露了历史的虚无。作为曾经的皇亲贵胄，时代命运的改变，一瞬间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文革，知青下乡种种这些经历在叶广芩身上留下了沉重的烙印。個人在时代面前的渺小与无力感也许是她钟情于写这类历史人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