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凌锋

摘 要：北宋初期，政治经济急需复苏，受隋唐崇尚佛道、唐末五代战乱影响，儒学式微。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兴起的。为巩固统治，维护中央集权，士人阶层承续唐代“古文运动”，掀起了一场儒学复兴的浪潮。在儒学复兴的影响下，士人阶层的书法审美与批评也一改唐朝审美标准，“尚意”“论书及人”成为主流的书法审美、批评观念，影响甚大。从儒学复兴入手，分析“尚意”“论书及人”观念盛行的原因，阐述其对书法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儒学复兴;北宋;“尚意”书风;“论书及人”

一、“古文运动”

唐代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虽名为“古文运动”，主张文体的改革，但其本质是一场复兴儒学的改革运动。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集权被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贪腐严重，社会动荡不安，下层人民被剥削惨重。在此环境下，佛老之学得以盛行，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传统儒学所受冲击严重，越来越多的士人阶层放弃儒学“入世”的观念，偏安一隅，修佛老之学。韩愈以改变文风、文体为契机，试图改变佛老盛行、中央集权不稳定的社会弊病，重新恢复儒学的统治地位。

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儒学式微更甚，因此宋王朝建立之后，欧阳修等士人阶层便提出开展新的“古文运动”，延续唐朝未完成的儒学复兴任务。欧阳修提出“修其本以胜之”的理念，借保护、发扬本土文化驱逐佛学。虽然他没有完成儒学复兴的任务，但其“修本”的思想对后来的儒学起到了很大影响，古文运动也大大推动了北宋儒学复兴的进程。

二、科举改革与兴学运动

建隆三年（962年），宋太祖为巩固中央集权，实行科举改革，下诏废除唐以来的公荐制度，有效遏止了党派丛生、官员勾结的现象，促使科举上任的官员直接服从于皇帝。另外增加科举取士名额，完善“别头试”，实行锁院制，开创糊名制和誊录制，充分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这些措施打开了平民通过科举求仕的道路，增强了社会对科举的热忱。

科举改革初期，制度尚有弊病，在后期的改革中，范仲淹、王安石等提倡科举以实用为标准，注重道德，另外注重学校教学与科举的统一，培养更多致用人才。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得人才培养方向与侧重点的变化，于是兴学运动兴起。加强、重视学校教育，普及儒家经典，尤其重视致用思想与道德品质的养成，使育人與科举真正接轨，这也导致了北宋士人阶层形成了对道德高要求与致用高追求根深蒂固的观念。

三、儒学复兴对士人阶层书法审美的影响

（一）儒学的义理化、心性论

由于社会思想的转变、儒学复兴的需要、科举考试的促进，儒学渐渐融合了佛老学说的思想，通过重新解释定义一些儒学经典，将佛老理论融入其中，这也导致了儒学不再完全按照先圣注疏来定义，而是可以根据义理的标准重新解释一些儒学经典。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北宋朝廷改革了科举制度，规定“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这推动了儒学心性化、义理化的进程。赵秉文称，“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可见其影响之大。由于儒学的心性化、义理化，士人阶层可以更加自由地解释分析儒学经典，士人思想突破了古代先圣注疏的束缚，也更加注重哲理，旨在解决人生存在与宇宙的根本问题。王安石、欧阳修等纷纷著书立说，对宇宙、人生、哲学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体系与学派。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宋代书家有更加自由的创作环境，也更加注重对书法的自我理解与表达。同时，唐楷的法度森严，宋代书家渴望突破唐朝法度森严的限制，于是走上了尚意的道路，站在哲理与宏观的角度去找寻书法的生命，像对待儒学经典一样在既有的法度内重新理解书法经典，寻求个人精神的表达与风格面貌，这也就形成了影响了整个宋代书坛的“尚意”书风。欧阳修作为“尚意”书风初期领导人物，在《集古录》中说：“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可见欧阳修也自知北宋初期书法无法比肩唐人。同时他又提出“学书为乐”“学书消日”的书学理念，可见其并未将书法艺术放在一个刻板的技法要求标准上，而是主张修养身心，抒发性情。这也因此打破了一直以来书法要精美尽善的审美标准，一些人甚至对前人的书法作品也有了新的理解与定义。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妙在笔画之外”正体现了当时的书法审美取向，打破了传统的审美认知。苏轼还提出了“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认为书法创作应当具备“无意于佳”的状态。同时他也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表明他对表达自我的追求。而“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表明他认为点画不需要仔细研磨，同时还劝谏别人“不须临池更苦学”。他的种种看法已与之前书家的认识大有不同了。正是在儒学复兴和其心性化、义理化的特殊影响下，士人阶层思想相对解放，使得书法既有佛老洒脱超然的审美标准，又受儒家致用的影响。

（二）儒家“经世致用”对书法的影响

“经世致用”的思想源于先秦传统儒学。春秋末期，孔子入世，周游列国，意图解决诸侯混战的局面，实现“经世”价值。到了北宋，历经五代时期战乱，佛老“出世”理念盛行，因此主张儒学复兴的士人阶级与统治阶级更加推崇“经世致用”的学说。另外，北宋初期由于制度尚未完善，国库周转不开，迫切需要有识之士入世，发挥才能，使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在文学方面，柳开、王禹偁以宗经尊韩为号，要求“文以载道”，强调文章的济世致用、关注现实的职能。至范仲淹时，他一改之前取士方法，提出“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在取士上重视选拔懂得策论的实用人才，而把诗赋排在其后，强调“诸科墨艺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这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

“经世致用”要求士人阶级注重实用，而书法作为儒学观念里的“小技”，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然而又由于书法以文字为载体这一特殊属性，其依旧在士人阶层心中占有地位，只不过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书法家不会再像唐人那样，对书法要求极度严格，甚至以书法为专门职业。颜之推《颜氏家训》中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儒学观点下的书法作为小技，不需要过多研习。但是书法作为日常使用的技艺，又是文人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技能，因此在北宋儒学复兴、“经世致用”思想为主流思想的背景下，以欧阳修、苏轼为首的一批文人改变了以往的书法审美，建立了新的尚意审美体系，既保留了文人气度，也相对减少了文人在书法法度上的功夫。伴随着儒学复兴与新儒学的形成，宋代书法越来越随心所欲。

（三）北宋儒学的“内圣”与“论书及人”

随着心性论、义理论影响逐渐扩大，士人对生命、道德、人心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对内在的高要求、道德的高标准渐渐在士人阶层形成，复兴的儒学因此产生了新的生命力，“内圣”的观点逐渐盛行起来。 在此影响下，士人阶级对道德品质与个人素养的重视体现在书法上则形成了“论书及人”这一特殊的书法评价标准。

书法的人品论标准自古就有，西汉杨雄《法言》云，“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后晋刘昫《旧唐书》记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尽，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这种标准旨在说明书法作品是内心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一种表现。而到了北宋，“论书及人”有时则彻底把人品好坏作为评价书法作品优劣的一个准则。苏轼《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中讲：“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觀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朱熹记载：“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夫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墓贼耳。’时余默然亡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苏轼只因“挺然忠信礼义”便夸赞了“不学书”的钱君倚;朱熹也因取法钟繇而被刘共父评价为“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墓贼耳”，且他深感认同。这种极端的按照人品评价书法作品的批评标准一定程度上已经把书法批评的对象从作品本身转变到了作者身上。当然，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及思想道德一定会影响其书法作品，譬如黄山谷说苏轼之书为“他人终莫能及”，源于苏轼“学问文章之气”“发于笔墨之间”。文气与人品对书法作品的渗透固然存在，而把“论书及人”的审美标准扩散至如此之大、造成影响如此之强的，应该也只存在于极度追求“内圣”，对道德标准要求极高的宋代了。

四、“尚意”下的“论书及人”书法品评标准

对后世的影响

在苏轼、黄庭坚等著名书家、文人的影响下，“尚意”下的“论书及人”成为流行的书法品评标准，晁补之、陈师道等多位书法家都推崇这种观点。晁补之提出：“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浓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已亡，妙不在于法也。”宋时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这无疑打破了书法品评的僵局，提出了一个新的书法标准，将书法意趣提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上。这使得书家更加注重书法与书者之间的关系，使得书法更好地去表现文化内涵。但也正因如此，书法慢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逐步衰落。由于南宋时期的战乱，社会动荡不安，文人无心于翰墨，导致很多佳作失传。但最主要的还在于书者对于书法的整体认识过分局限在了自我表达、人生感悟上，而将法度放到了次要位置。虽然如薛绍彭这样的一些书家也提出了重法度的书学观点，但其影响在宋朝相对有限，无法冲击大趋势下的“尚意”书风。这导致后来，对“意”的极致追求在书法的传承上带来了“法”的缺失，对书者本身的过高重视掩盖了书法作品本身的优劣，再加上刻帖流行的影响，世人对笔法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基于此，南宋末年，书法走向了衰败，也间接影响了元代。但“尚意”书风带来的新的审美理念、对作品意味神韵的要求，体现了宋朝所特有的时代风貌，也为书法审美开启了新的时代。

到了元朝，赵孟■推崇的复古书风除去政治上的原因外，更多也是吸取了宋朝书法落寞的教训，认识到了在“尚意”的影响下，书家书写时的自我表达、对待书作自由的审美认知已经发展过头了，故而悬崖勒马，将书法重新引回传统的路线。但是宋朝留下来的书法审美标准和品评体系依旧在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因是奸臣而被除名“宋四家”的蔡京;傅山强烈批判赵孟■的书法“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软美媚俗，熟媚绰约，自是贱态”。历史上受宋朝书风影响，将自我书法作品、书法审美和人格相结合的书家数不胜数。虽说历朝历代有不同的书法时风和书法特点，但“尚意”和“论书及人”观点已经成为书法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和书法欣赏方面的普遍观念之一，甚至直至今日，“字如其人”也是一个无论书法家还是不懂书法的人都了解、接受的基本书法观点，这种观念的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五、结语

北宋是书法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开启了书法的新局面，一方面也打破了书法法度的神坛地位，而由于法度日益不受重视，也致使后来书法的衰败与没落。北宋书法受到儒学复兴的大环境的影响，在“尚意”书风、“论书及人”的共同推动下，书法欣赏、品评的新局面就此打开，书法审美与儒学伦理观念开始慢慢产生了交集，书写者作品的好坏、是否能传世越来越赖于书写者为人的优劣、作品意趣的表达，书法与文化的关系日益紧密。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演变出新的面貌和新的时代特色，所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都是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才形成的，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则是对书法传统的坚守、对古人古法的不断深入学习，这也就是“立足传统、紧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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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吉林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