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宏伟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是在我国西南地区一定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连接着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是这些地区的居民开发出来的，而“邛”亦是这条道路上的重要成员之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旨在通过传承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全面建立起以经济交通为主要手段的国际周边合作贸易伙伴关系。 从古南方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历史仍然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 当下学界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研究很多，对于“邛”的研究则显得有所不足，仅有龚伟先生的《战国至汉晋时期“邛、筰”及同中央王朝关系研究》中对“邛”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有简略概述，有必要在其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 研究“邛”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也就具有十分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对于“邛”在南方丝绸之路作用的深入研究，能够对古代西南夷众多少数民族有更清晰认识，能够更加了解古代邛人对于南方丝绸之路的贡献，有利于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对我国凉山地区未来综合发展、西南边疆开发与治理、全国民族文化交流等亦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邛”

(一)邛人

“邛”是我国一古族名，为汉代西南夷族群中的一支，又称“邛都夷”[1]。 并随其四处迁徙移动而被人称为邛人、邛民。 “邛”亦为一古地名，指代当时邛人生活的区域。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属于“南夷”和“西夷”的范畴，这时的西南各民族总称为“西南夷”，其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政治不统一，社会发展不平衡。 童恩正先生[2]将其划分为滇、夜郎、邛、昆明、徙、笮、冉駹七大系统。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笮，夷也……蜀曰邛，皆夷种也。”[3]它们皆被称作“巴蜀西南外蛮夷”。 而邛人就是生活在该地域范围内实力比较强的族群，它位于蜀西，属于西夷的民族范畴，是距离古蜀中心最近的“西南夷”族群之一，到秦汉时期以邛都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聚居生活区，所以称为“邛都夷”。 据《史记·平准书》，汉武帝令唐蒙开西南夷道，曾“散币于邛僰以集之”，“邛僰”便是指邛都夷。 而关于邛人的族源，学术界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邛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成员之一。

古代文献里对各个时期的邛人有大量记载。《史记·司马相如传》载:邛“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4]2300。 秦朝在邛地设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 在《汉书》《华阳国志》《后汉书》中，邛人活动的区域被渐渐描绘出来，中央王朝对“邛”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直至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 年)，威武将军刘尚平定邛谷王任贵叛乱，邛人遭遇灭顶之灾，有关邛人在正统史观文献中的记载才逐渐消失。 实质上邛人没有真正消失，东汉之后，随着与中央王朝和其他“西南夷”族群关系变化，或改变名号或与他族融合、迁徙[5]。

(二)以邛都为中心的古邛人地域

公元前316 年秦灭巴蜀之际，邛人便开始直接进入中央王朝的视野。 至汉武帝时期，邛人突破邛笮山，在今大渡河以南包括安宁河河谷广泛分布。《史记·司马相如传》:“邛君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4]2300武帝时开发西南夷，使邛地的国君听说了与汉朝交往的好处，请求做汉朝的内臣，武帝非常高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汉武帝趁灭南越叛乱之际，对邛地行军，才将此地纳入中原版图。 后来武帝让司马相如修建了从蜀(成都)到达邛人地区的道路，史称“西夷道”，这使邛人有了更多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机会。 《汉书·地理志》载:“元鼎六年，武帝开越嶲郡。”[6]1600这其中的越嶲郡便是将邛地纳入汉朝版图后设置的郡县。 汉王朝以成都为中心，在巴蜀故地设立了益州，越嶲郡便受益州的管辖[7]。 越巂郡辖县十五，县名和邛相关的仅邛都县(今四川西昌东南)，但是邛都在越巂郡的地位首先是被汉王朝认可的，是越巂郡的郡治。 据《华阳国志校注》称:“邛都县，郡治。 因邛邑名也”，“邛都本有邛人，故名为邛都”[8]209-212。 这里的“邛都”则不仅仅指置郡县的邛都，还包括了邛都周围的地区。 同时，邛都也是西南地区较大的商业城镇之一。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4]3625又荀悦《汉纪》称:“靡莫之数以什数，自靡莫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9]虽然汉王朝在此设置了越巂郡，但是邛人在此地的势力十分稳定，其首领在归附汉朝后仍然享有一定职权。 它也被越巂郡范围内的诸多族群认为是实力强盛的一个大族群。 邛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基本都在越巂郡内，越嶲郡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安宁河流域与金沙江南北以四川西昌为中心的大部分县市。 它北接蜀，南临金沙江，西以雅砻江与“筰”为界，东界是大凉山西缘。 秦汉时期的邛人就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内，但也有一部分邛人往北面发展，进入了今汉源以北发展。 据《华阳国志·蜀志》载: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实之……阐县，故邛人邑，邛都接灵关，今省。”[8]157阐县即今四川省越西县附近。 临邛县即今四川省邛崃市附近，距成都一百六十公里，临邛县之得名，因与邛人相临近有关，可见，邛人已向北到达了蜀郡，并与蜀人杂处。 除此之外，在严道县(今荥经县郊古城坝)、青衣(约为汉源县)、邛水(今为荥经河)、会无(今会理县)等也都有邛人活动留下的遗迹。

二、南方丝绸之路在“邛”的路线

南方丝绸之路始于战国末期，西汉时进入极盛阶段，它是古代从蜀郡出发向南经滇、黔进入东南亚、南亚以至于西亚的一条国际交通路线，又称蜀身毒道、滇缅古道、中印缅道，在中国境内则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三大干线组成。 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道路是如何开始的，目前还无法考证，但从无数中外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发掘的史料证明，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要比后来盛极一时的西北丝绸之路至少早四个世纪以上。 它从成都出发，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夷道，又称灵关道、零关道、清溪道、旄牛道。 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阐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等地进入缅甸和东南亚。 二是南夷道，从成都南下乐山、宜宾(僰道)沿五尺道入滇。我们从本文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大部分的邛人地域都位于南丝路的“西夷道”上，是南方丝绸之路西线的一段主要路程，并且也是古代民族交往的通道。令人惊讶的是，这条两千多年前的古道和如今现代化的交通线走向基本一致。 1939 年建成的川滇公路和1974 年建成的成昆铁路，大部分是沿灵关道的走向设计的[10]。 南方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在整个两汉时期都十分繁荣，之后便逐渐萎靡。

三、以邛都为中心的“邛”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一)“邛”是南丝路开拓的先驱

邛人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拓的先驱，西汉王朝的边境贸易最初的承担者并不是来自中原的商贾，而是以邛人为主体的西南夷族群。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曾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张骞问曰:“安得此? 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事之身毒(今印度)。 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 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4]3843邛竹杖原产于四川邛崃，在古邛人生活地域内，且此竹独特，非常稀有，其他地方很少种植，邛人也善用邛竹制作工具或工艺品。 既然邛竹杖能够通过身毒远销大夏，在当时还未有官方道路的情况下，那么其间定有民间贸易通道从邛人地区通往南亚、东南亚。 而在历史上，古邛人地域有一个逐渐南移的过程，在秦灭蜀之前，临邛是邛北部的重要交通出口，位置十分重要，是南方丝绸之路这条“国际贸易走廊”西出成都第一重镇[11]，之后它被秦汉设置的蜀郡纳入建制范围之内。 但临邛和“邛”的联系一直延续着，它连接着“邛”与蜀及后来的秦汉之间的文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干线“旄牛道”第一段就是从成都经临邛至邛都这一段。 由此可见邛都、临邛等邛人地域是南丝路的最初门户。

(二)邛都是南丝路西线重要交通枢纽

《史记·货殖列传》言:“巴蜀南御滇，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 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榖其口，以所多易所鲜。”[4]3261-326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初巴蜀内地与邛人地区有着较为便利的交通[12]。 在“邛”独立的族群范围内，有着重要的交通路线。 邛域内交通以邛都为中心，邛都往东是一条水、陆相连的要道，经安上(今四川屏山县西)、马湖(今四川雷波县东北)入马湖江(金沙江)溯江而上抵达僰道(宜宾)，这也是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的一条直线，连接着东、西两干道。 邛都往西交通路线则相对比较复杂，分为南北两支；北支线是以筰都为支点往西进入旄牛、筰等民族地区，南支线是横渡雅砻江进入筰地区。 邛都往北通往蜀郡的交通路线，也即是蜀郡通往邛都的路线。 这条路线既是“邛”与蜀的主要交通道，也是“邛”南退的路线。 往南走的这条路线则是连接蜀和滇之间的交通路线。 从以上路线可以看出邛都在西南夷中具有较为优越的交通条件，它是连接蜀、滇的中转站，是沟通筰都、冉駹的门户型据点，对沟通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着重要的作用[13]13。 除此之外，邛都还有许多重要的关口，如《华阳国志·佚文》有载:“(严道县)道至险，有长岭、若栋、八渡之难，杨母阁之峻。”[14]965这里提到的长岭、若栋、八渡、杨母阁就是蜀郡通往邛都的重要关口，亦是“西南夷”各族群与邛人往来的重要场所，史上的统治者十分重视邛都这一西南战略要地，两汉之际几次平乱就主要是维持邛都这个门户型据点的稳定，它对于南方丝绸之路通道上各民族的管理也起到重要作用。

(三)邛都是南丝路重要经济和贸易中心

邛都处在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通道上，是南丝路商贸活动的主要枢纽。 回顾秦汉时代，由于缺少大宗贸易商品，官方政权很难去控制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只能通过武力征伐设置郡县，进行政治管理。 而随着汉朝西南政治的建置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中原王朝在这一地区的贸易比重在不断加大，邛都便是最大的受益者。 武帝平定西南夷后，越雋地区进入了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与中央王朝的联系自然也就增多了。 丝绸之路既然是以商业交换而形成的，那么丝路的繁荣必然是以交换产品为前提的，邛都地区有着丰富的物产，丰富的铁矿，如安宁河流域丰富的铜矿资源就足以吸引大量商人、铜工不断进入邛都进行商贸活动。 而各地之间以及边地与内地之间联系性的不断增长，首先是由商业贸易这一渠道来实现的。 早在置县以前，邛都就有“魈结，耕田，有邑聚”的种族，也有“编发，随畜迁徙”的部落。 而巴蜀商人常常将织锦、竹木等商品运入这一区域，以此来获取邛人的痄马、僰僮(奴隶)以及换取财富。 《史记·货殖列传》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4]3261-3262巴蜀之民与邛人的商业交换十分密切和频繁，互相之间以多余的物资换取所缺的物资，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贸易货物，较早的时候可能以输送铜料、丝绸为主，西汉时铁、盐等物成为大宗贸易货物[15]，除此之外还有小宗货物，如邛竹杖等。 不可否认的一点，“邛竹杖”一定是和邛人有关系，这种关系最有可能便是邛人善于在南方丝绸之路上对不同地区的物产进行贸易活动。 这种商业交换，无疑也反映了凉山地区与巴蜀的初步交流，增强了邛人地区与巴蜀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使邛都成为两汉时期货物云集、商旅驻留的繁华商业城镇。 另外“邛”本身便是定居农耕民族，社会结构的发展程度位于前列，由于大量使用了青铜农业生产工具，经济在西南夷族群中最为发达。 而邛都人民也在不断吸收中央王朝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吸收着外来商品，同时也不断向域外推销自己的物品。 近年来，“在西昌、昭觉、喜德、会理等地的汉墓出土了近5 000 枚汉代货币。”[16]上述物品的出土也证明了存在大量生产贸易、经济交流。 由此看出，邛都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夷道上的经济贸易中心。

(四)“邛”为南丝路提供相应资源

在“邛”的历史时期里，一直都拥有丰富的盐、铁、铜、竹等物产资源，这些资源也很早得到了开采。 同时“邛”又为南丝路提供了必备的人力和水系资源。 邛人既是南方丝绸之路最初的开辟者也是主要的受益者[17]。 《汉书·地理志》中便有详述:“越巂郡……邛都，南山出铜，会无(治今会理县)出铁。 有邛池泽……灵关道，台登，孙水南至会无入若，行七百五十里。”[6]1598-1600书中所载的南山之铜，今也有汉代考古的印证，这就是著名的东坪汉代冶铜铸币遗址，在今西昌市螺髻山附近，面积约100 万平方米，出土遗物数百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王莽货泉、钱范、铜锤、铜锭、铜镜、铁斧、独木梯、耐火砖、五铢钱、陶罐、铸有蜀郡铭铁器和生活用具，这说明南山之铜在公元1 世纪前即行开采。邛地其他地方也多发现汉代铁器、铜器，种类也较多。 而且能被《汉书》记载的产铜之地，其规模应该说都是具有国家影响力的，遍查《汉书·地理志》能有此待遇的，也不过丹阳、越嶲、益州三郡而已[18]。另《华阳国志·蜀志》也有载:“严道县……有铜山，文帝赐邓通铸钱处也”“零关道，有铜山。”“临邛……从布濮水来合(火)文井江。 有火井……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 ……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 火合烧之，成流支铁，甚刚。”“台登(泸沽) 县，山有砮石，火烧成铁，刚利。”[3]161-209可以看到，先秦两汉时期，邛地的铜矿、盐铁资源得到大量开采，成为巴蜀地区重要的资源基地。 历代王朝对邛地也是非常重视，这应当和该区域内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关系。 在中央王朝在邛地设郡县以前，它们只能以掠夺的形式获取马与奴隶，而等待郡县稳定下来，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就可以对自然资源进行深入的开发，能够通过郡县的开发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同时南方丝绸之路也是以邛人的农业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邛都夷者，……其地平原有稻田。”“邛都县，特好蚕桑，宜黍、稷、麻、稻、梁。”[19]2852可以看出越雋郡郡治所在的安宁河谷地区也是适合农耕的好地方，再加上邛人本就是农耕民族，能精耕作稻、酿酒制粮，这也为南丝路的运行提供了最基础的粮食资源。 总的来说，“邛”为南方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必要的储备资源，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种资源的开发，是“零关道”畅通，西南丝绸之路南北线实现连接的重要动力和保障，它直接促进了中国西南各地区之间，以及古代中国与缅甸、印度的经济贸易交流，其意义是不宜低估的[20]。

(五)辐射影响南丝路民族地区

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等存在差异。 “邛”更容易接受中央王朝的改造，相较而言“筰”等西南夷民族在接受中央王朝的改造方面就远不如“邛”。这些西南夷少数民族部落居住分散，文化习俗各异，而且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不平衡[21]，甚至还有原始部落的存在，生产水平十分落后。 而邛在秦汉时代是在西南地域范围内公认的实力比较强的族群，它是“耕田，有邑聚”的定居民族，其社会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发展阶段。 中央王朝对邛都极为重视，在其地设置郡治便可以看出。 汉朝派到越嶲郡的官吏会通过所封的王、侯等去实施具体的统治，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能采取这种顺其俗、顺其民的“以其故俗治”的办法，让他们去管理、拉拢周边的民众，继而这种政策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越嶲郡及其周围地区在西汉时期社会十分安定，在整个汉代，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 “邛”也是西南夷族群中最先融入南丝路商贸体系的族群之一，活动范围极为广阔。 在“邛”的影响带动下，笮、徙等西南主体民族也在渐渐参与到南丝路的商贸活动中，成为我国西南边疆经济文化交流的使者，互相接触，互相促进，他们之间的差距慢慢缩小，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 例如邛地有大量铁矿的开采和冶炼，这必然会使用到大量铁制生产工具，对周边民族生产的影响也特别大。 他们长期和持续不断的经济贸易，最终达到很好的交流。

(六)推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邛”是川西南古老的土著民族，早在汉王朝势力进入西南地区之前，便存在着长期边境贸易的历史。 而货物往来必然伴随着相互间的文化交流，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各民族逐渐融合[22]。 在文化交流方面，邛在整个西南少数族群中地位突出，特别是与蜀郡、筰等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 邛人的文明也不单单包括它自身的文明因素，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来自外部的各种文明的精华，邛人也开始习染汉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接触往来变得频繁，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 安宁河流域大石墓葬则反映了古代邛人与西南夷族群的文化交流情况，其早期出土器物中包含了川西青铜文化、滇西和滇文化等文化因素，这表明“邛”与云南、川西等地方的少数民族都有文化上的一个深层次交流。 虽然道路险难，但互动不断。

文化的和谐也势必促进血缘的交融，“邛”与汉、藏、彝等民族联姻的家庭也不断产生，不同的民族饮食、服饰相互吸纳，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发展[23]。同时，政治上的友好往来，也使得大量汉人移入邛人地域，促使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的同时，民族构成也在发生着变化，邛人逐渐被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越嶲四郡共有“编户”27 万多户，163 万多人[6]1610-1620；《后汉书·郡国志》云:越嶲五郡共有“编户”56 万多户，331 万多人[19]。 根据当时的政策，这些“编户”绝大部分是汉族人民和趋于汉化的少数民族，从上面数字来看，汉人进入邛地者，显然有相当的数量，他们迁徙到邛地与邛人杂居，与邛人交往密切，对邛人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邛人地区成为大一统汉族文化在西南地区繁荣发展和传播的中心，成为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交汇地。

四、结语

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汉族人民带动创造的历史奇迹，也有“邛”民族的聪明才智、辛勤劳作。 它作为一条商道、交通要道、民族迁徙的通道，对当时该地区各方面发展和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均有重要意义。 邛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凿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邛都是古代邛人最大的聚集地，也是先秦至汉晋时期西南地区的政治、交通、经济、文化中心，它借南方丝绸之路形成集镇，并与其他少数民族形成彼此之间较为整体的网络联系。 “邛”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拓的先驱，是我国西南边疆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拓荒者，也正是由于它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主动参与商贸活动，并带动其他西南夷族群快速融入南方丝绸之路体系，南方丝绸之路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同时，邛人在古南方丝绸之路中所留下的印记，也为现代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铺垫了历史的基石，但历史功绩毋庸置疑。 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华文明必将在承前启后的道路上涅槃重生，为民族友好往来乃至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