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旖珂

【摘要】 黄正德《词义分解、無声范畴和方位短语》一文立足于词义分解假说的合理性，探讨词义分解在汉语中的不同句法表现。在回顾前人关于无声轻动词假说的新旧事实的基础上，力求证明作为轻名词的无声方位词及介词短语中无声介词等无声范畴的存在，重新解答了“所”字结构的某些性质、“去”的演变等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参数理论框架下的无声范畴假说有助于解释不同语言或语言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黄文拓宽了词义分解理论的应用范围，进一步为其提供了论据支持，增强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堪称形式句法学研究汉语语法演变的范例。

【关键词】 词义分解;无声范畴;历时演变

词义分解理论脱胎于McCawley（1968）和Ross（1972）等的早期生成语义学研究中。在经历了以Fodor（1970）等为代表的激烈反对者提出的三种反驳理由及七十年代后期生成语义学派的瓦解等挫折后，于八十年代重获理论复兴：在双及物句法结构分析（Larson 1988）、致使动词和其他完结谓语的强及物性（Levin1999）、名源处所动词和物移动词的派生（Hale &Keyser 2002）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一方面为词义分解理论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也通过该理论在具体语言现象中的分析应用，增强了其解释力。黄正德的《词义分解、无声范畴和方位短语》正是在众多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汉语句法中的各类语言事实，为词义分解理论提供新的证据。

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正如作者在引言部分指出，文章的写作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回顾和评介一些支持无声轻动词假说的新旧事实;二是为分析涉及其他无声中心语的范畴提供论据，尤其关注作为轻名词的无声方位词和介词短语结构中的无声介词等。论文紧紧围绕以上目的，在各部分中详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是引言。作者在此部分介绍了词义分解的定义、起源、发展简史以及其在当代句法理论中的定位和应用等问题。他指出，按狭义理解，词义分解类似于“因式分解”，是指一种由一个单纯词或单语素X0分解成一个包含一或多个无声X0中心语的更大结构的假说。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认为，现代汉语作为一种高度分析性语言，能从不同角度为词义分解理论提供丰富证据，并给出了三条理由，即（一）现代汉语中存在部分无声X0范畴具体化的表现形式，如显性轻动词;（二）某些词类呈现出高度多义性，其中包括可以使假设的复杂结构中的部分结构具体化的意义，为无声轻动词范畴在复杂结构中占据位置提供了证据;（三）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句法语义不匹配现象，表明句法成分可以移动到无声中心语位置。这些理由多涉及动词和动词短语的具体事实，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也不吝笔墨地对其做出专门介绍。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意识到大多数词义分解研究关注动词，而鲜少涉及其他词类范畴。因此，在论文内容的第三至第四部分，他重点分析了以无声方位词和无声介词为代表的两个无声范畴存在的证据，及其对“所”字结构的某些特殊性质、“去”的演变等问题的解释力。

第二部分是轻动词，以概要的形式回顾和介绍了一些为无声轻动词假说提供证据的语言事实。此部分内容紧扣引言中所提出的现代汉语为词义分解理论提供论据的三种理由一一阐述。首先，作者讨论了现代汉语显性轻动词“打”为英语和上古汉语中无声轻动词DO、CAUSE的存在提供的证据。他认为，现代汉语中词汇意义较虚的轻动词“打”直接填补了词义分解结构中假设的位置，而在英语和上古汉语中，该位置被基本语义为“DO”（做、弄）或“CAUSE”（使）的无声轻动词占据，触发了低层名词短语的移位，由此分化出了与现代汉语“打”字短语意义相同的名转动结构和致使结构。这一分析过程不仅证明了词义分解理论的合理性，也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双音节化的句法机制。

其次，作者以普通话双宾动词“给”及其在古代汉语和闽南语中的对应形式为例，分析了一词多义现象为词义分解提供的证据。第一个证据是闽南语中“与”的多义性。他同意Cheng等（1999）的观点，指出“与”的给予义可拆解成包含无声轻动词CAUSE和HAVE的结构“x CAUSE y to HAVE z”。其致使义和被动义皆由其给予义语法化而来。第二个证据是上古汉语中的“与”。

作者认为，上古汉语中“与”所具有的给予义和伴随义可通过Hale &Keyser（2002）、 Harley （2003）等对“give”（给予）的词义分解结构得出。“与”的给予义可视作是一个包含无声轻动词CAUSE 、BE和WITH的事件结构“x CAUSE y to BE WITH z”。由该结构可知，“与”的伴随义可由其给予义减去致使成分得来。这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与”从给予义到伴随义的变化过程。随后，作者找到来自现代汉语北方方言的证据，即“给”是一个表存在、发生的非宾格动词。此类意义是在“给”的及物义或致使义基础上去主语化，在内部论元提升的同时，提升“给”的发生义获得的。作者为大家清晰地描绘了三种语言中“给”的多义性事实，说明具有多种义项的词可分解成一个相对复杂的事件结构，无声轻动词往往是该词的某个义项，并且可以从该结构中推演出该词的其他义项，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无声轻动词的存在。

此外，作者通过对普通话中伪定语结构及名词、量词搭配不当等句法—语义不匹配现象的分析，指出结构中包含一个无声轻动词DO。它可以触发核心动词移位到无声中心语位置，从而得到此类结构的表层形式，造成句法语义不匹配的“假象”。若将无声轻动词还原，可以发现，结构中的动词短语是无声轻动词的内部论元，指涉一个事件结构，意即结构中的名前修饰语的修饰对象是动作句中动词短语所指的事件论元。这一现象亦为无声轻动词的存在和词义分解理论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事实论据。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了沈家煊（2006;2007）对该现象研究的不足。沈文试图用“糅合说”（blending）来解释句法—语义不匹配现象。认为此现象的产生是不同句式的结构框架与词项二者类推糅合的结果。但在作者看来，“糅合说”仅仅是对例外现象进行解释的最后诉诸手段，且只能阐述该现象缘何产生而不能解释其无法产生的情况。词义分解和核心词移位的分析则可以弥补这种缺陷。排除该现象的例外性并对其做出符合生成语法框架内的普适性解释。我们认同作者的观点，这体现了词义分解理论对语言现象的较广泛的解释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理论进步。

轻名词部分涉及以量词、介词和方位詞为中心语的非动词范畴。作者试图证明，除轻动词外，汉语中亦存在显性或无声的轻名词范畴，它们为名词的词义分解提供了证据。在量词部分，他首先将量词与轻动词做比较，从选择关系、功能、类型学及历史语法分布的相似性等方面分析量词作为轻名词的三种理由。随后，引用Borer（2005）与Chierchia（1998，2008）等人的研究，指出量词作为一种实现名词短语个体化的手段，也可看作是一种将名词短语分解为一组个体单位的度量函数。进而认为上古汉语中也存在一个无声量词范畴。这一推论似乎合理，但却缺乏来自上古汉语独立的语料证据，分析过程不甚明晰，有待进一步挖掘。

作者还关注到了另一个重要的轻名词范畴——方位词。通过对现代汉语、上古汉语、上古汉语晚期至中古汉语早期等三个阶段中方位词的历时考察，作者讨论了其为词义分解提供的证据，以及“在具有位置性论元的自然语言中，方位词中心语含有‘地点’基本语义”这一假说的合理性。在现代汉语中，他发现，介词若选择位置作为补语，往往需要带上一个方位词;若限定词短语本身就具有位置含义，则不需要带上方位词。研究显示，带方位词的原因是位置名词自身赋格的需要;而不带方位词的情况则是由于该结构中的无声方位词通过一致操作继承了位置性论元的“地点”特征，获得允准。

随后作者采用郭锐（2002）、魏培泉（2003）及贝罗贝（2003）等列举的上古汉语语料，指出上古汉语中没有显性方位词，提出了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代汉语中位置论元能带显性方位词，而上古汉语与英语不能的原因是什么？按照参数理论的研究思路，作者做出了一个重要推论，即差异是由方位词的性质导致的。该差异使得现代汉语与上古汉语（及英语）处在分析——综合连续统中的不同位置。现代汉语中的方位词既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能进入一致操作的无声方位词，两种情况都不会触发位置论元移位。这使得现代汉语呈现出综合性。与之相反，上古汉语存在一个具有强[+EPP]特征的无声方位词，会触发位置论元移位，使上古汉语呈现综合性特征。由此，作者也就解释了上古汉语中没有显性方位词的原因。

接下来，作者又援引贝罗贝（2003）的研究，对上古汉语晚期至中古汉语早期“非位置性名词开始带方位词，而纯粹选择位置的介词变得不再必要”这一现象进行阐释。通过与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情况做对比，他认为，这一时期内无声方位词已经失去了强[+EPP]特征，移位策略让位于一致操作，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分析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做出了具有说服力的推论，即无声介词的出现是一致操作从方位短语领域扩展到介词短语领域的体现。至此，作者在三个阶段中都证明了其在本部分开头时提出的两个假设，为词义分解理论和无声范畴假说的合理性提供了来自非动词范畴的翔实论证。论证过程思路清晰，环环相扣，且在得出符合预期的结论之余，深刻而富有创新性地捕捉到了一个汉语历时句法变化的过程：上古汉语无显性方位词，从该时期至中古汉语早期，无声方位词逐渐失去了强[+EPP]特征，一致操作让位于移位策略，并进一步扩展至介词短语领域，导致这一时期无声介词的出现，随着一致操作的适用范围削减至方位短语领域，现代汉语中带位置论元的介词必须出现。整个过程中，汉语的分析性逐渐加强。可以看出，作者发现的这一汉语史历时演变过程是在原则和参数理论框架下，以词义分解假说为理论工具，赋予无声方位词和介词以参数地位，考察参数变化的内在句法机制，从而扩大词义分解理论的应用范围，体现出其对汉语句法演变现象强有力的解释力。

在第四部分，作者基于无声方位词和介词存在的理据，认为二者可以为“所”字结构的某些性质和汉语历史上“去”的特殊语义演变提供解释。针对“所”字结构，作者以“以是”（for this）和“所以”（there for）为例，探讨关系化或被动化使表个体的短语变成表地点的短语的原因。考察多种语言中的事实可发现，表个体的论元通常处于介词后，表地点的论元通常处于介词前。因此，该问题又可转化为：为什么介词后的论元提前，需要一个表地点的词？以及为什么只有提前时，才需要表地点的词？作者认为，这是由空语类原则ECP决定的。分析显示，为了不违反ECP原则，方位词短语必须直接显形为不具有无声方位词的词汇化的地点词。这一现象的分析说明词义分解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无声范畴存在的情况，也可以解释它不存在的情况。

接下来，作者又阐述了“去”从表“离开”到表“去到某地”的演变过程。他在借用无声介词假说的基础上，对胡敕瑞（2008）“去”的演变路径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补充。指出“去某地”义的产生与历史的词序变化有关。它要求表起始地的介词短语只能出现在动词前，且该介词可以被删除。此外，他还认为，“去”从“离开”变为“去到某地”，词汇意义无实质性变化。关键看它与表起始地的无声介词短语组合还是表目的地的短语组合。另外，作者考察了现代汉语、粤语及明清时期汉语中“去”的变化过程。得出结论：“去”从明清时期汉语到现代汉语，再到粤语的变化是轻动词“到”逐渐语法化的过程。该过程是汉语从高度分析性向中度综合性的转变。最后，作者总结了论文的研究结论及词义分解理论、无声范畴假说的重要作用。

在《词义分解、无声范畴和方位短语》一文中，作者立足于词义分解理论的合理性，构建了论文结构及内容的清晰脉络，试图用各类语言事实为词义分解假说提供证据。在研究对象上，将研究视野从动词领域扩展到非动词领域;在研究结论上，借助词义分解假说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得到了超越证明该理论本身的重要意义，即捕捉到汉语中不同类型的历时句法变化过程。在为词义分解理论寻求更广泛的语言证据的同时，也扩大了该理论的解释力。文章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是一篇值得学习和关注的汉语历时句法研究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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