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的魅力经久不衰。他的诗歌风格多变，折射出当时的现实面貌，蘊含着多方面的思想内涵。十四行诗成就于英国资助关系下，资助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十四行诗的主题选择与情感表达，也部分显露出了诗人当时的创作心理。这里选取部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来进行研究，分析赞助关系对诗歌情感表达的影响，进而探索诗人在这段经历当中的矛盾心理，以深化对十四行诗的理解。

【关键词】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赞助关系;矛盾心理

一、引言

英国伟大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是英国文学中不朽的明珠，其光辉熠熠数百年，吸引着无数学者探寻莎翁的神秘世界。从戏剧到诗歌，从对作品深度的探寻到对创作者形象的揣测，不朽的作品与它的创作者之间的联系渐渐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方向。由于史料的不足，很难从现存资料窥见这位文学巨匠的全貌，更为莎翁及其作品增添了神秘色彩。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挖掘他作品的深意，试图解释他独特的智慧对后世的启示。不论从文学、哲学或是心理学的角度去解释，研究者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现下文学研究趋势的影子。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对于他作品的赞叹之余，学者们的目光渐渐凝聚在莎士比亚身上。

莎士比亚的戏剧虽最为世人所称道，可戏剧之中的言论多为符合特定角色的形象而设计，很难说真实地反映了剧作家自己的观点，因此学者们逐步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通往其真实内心的钥匙。这样一来，就必须关注十四行诗的写作背景及对象。献词中的W·H先生究竟是何许人也成了研究者无法解决的谜题。评论界普遍认为是一名年轻的男性贵族，也是十四行诗中所描述的男性朋友。这位贵族同莎士比亚的关系引起颇多猜想：有学者依据诗中炽热的情感表达来推测莎士比亚具有同性恋倾向，可这种说法不但无法解释其中献给这位朋友的劝婚诗，且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风格本就暧昧难辨，即使是朝臣献给女王的诗歌也感情直白，语言奔放，以此猜测莎士比亚同性恋倾向未免有些牵强。在献给这位年轻贵族的诗中，莎士比亚对他的夸赞近乎谄媚，因此大多数猜测这位贵族是莎士比亚的资助人。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皮罗在其所著的《1599：莎士比亚生命中的一年》中指出，“他曾一度挣扎于追求戏剧事业和通过出版诗歌来获得贵族庇护之间……剧院倒闭后，他虽仍在写诗，却不再发表，仅在朋友之中传阅”[9]。这证实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同他的资助人有很大的关系。十四行诗风格多变，前后部分的诗歌所表达的感情截然相反，也揭示出莎士比亚矛盾的心路历程。从赞助的角度来看待十四行诗，或许能够对诗的含义有一些深入的理解。

二、都铎王朝时期的赞助关系及特点

赞助人（patron）的词源学解释为“主人，起到保护、支持或鼓励的作用”，该词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拉丁语中的庇护者（patronus），在英语词源中从父亲（pater）一词发展而来，被赞助人与赞助人之间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别。赞助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王室贵族的金钱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贵族的意志所影响，因而展现出特定时期上层社会的价值追求与审美情趣。

都铎王朝时期更无法避免赞助关系的出现，王权和贵族成为赞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复兴时期上至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至她的群臣大多具有一定水平的诗歌创作天分，诗歌往来也成为臣子向女王表达忠心，女王对臣子传达意愿的重要手段。皇室及朝廷在文艺上的重视也无可避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赞助也就成为王室及贵族文艺欣赏水平的体现。

都铎王朝时期赞助关系的特点体现在赞助人与被赞助人互惠互利以及二者之间不对等的主仆关系。赞助并非纯粹的慈善行为。“在赞助体系中有钱或有权的人——即赞助人，有能力向才华横溢但社会低下的社会成员提供保护、支持或生计;同时，作为回报，赞助人能够得到服务和忠诚。”[4]赞助人通过赞助行为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乃至对被赞助人文学艺术作品主题的限制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被赞助者唯赞助者之马首是瞻，其关系是接近主仆关系的。正如崔莉所言：“就相互需求而言，他们（被赞助者）的需求是生存这一层次的，众多文学家、艺术家在生前默默无闻，甚至穷困潦倒，可以说这种相互需求是完全不对等的。”[5]纵使才华横溢，如果得不到赞助者在物质及社会地位上的支持，其天赋也很难有机会展示出来。

三、资助关系下诗人的矛盾心理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正是在这样的赞助体系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著名现当代文学批评家梁实秋在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中《十四行诗》译本的序章中提道：“《十四行诗》中的人物有四：（一）诗人自己;（二）诗人的朋友;（三）另一竞争的诗人;（四）黑女人。最重要的是诗人的朋友，因为这些诗大部分（一至一二六）是写给他的。”[2]这其中所提到的诗人的朋友就是指莎士比亚的赞助者。

十四行诗中表达的情感时而高亢乐观，时而忧愁焦虑，提到的同行竞争以及感情不顺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诗人在这种赞助关系之下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诗人在面对资助人时时而自信时而自卑;在和同行竞争时焦虑伴随着嫉妒;对自我的认知摇摆于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情欲的沉溺之间。

（一）面对资助人：时而自信时而自卑

莎士比亚的资助人不止一位，因此学者们对于十四行诗中所称颂的对象到底是谁争议不少。有两大派学者似乎从史实记录以及诗歌开始的致辞当中找到了证据：一派认为十四行诗所述的对象是南安普顿伯爵，因为伯爵曾一度被自己的母亲催婚;另一派则认为是威廉·赫伯特伯爵，因其名字与致辞中的W·H先生高度吻合。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其所著的《莎士比亚传》当中指出威廉·赫伯特到伦敦时间较晚，倘若资助人是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在两年内完成，与诗中有些事件描述不符;且致辞并非莎士比亚本人所写，其对象是谁难以定论。[1] 如此说来，南安普顿爵士就是诗人的朋友似乎更加合理。

十四行诗中诗人对待这位资助人兼朋友的态度比较矛盾，时而自信时而自卑。

诗人的自信于自己文学创作的天赋。十四行诗中的一至十七首均为劝婚劝育诗，诗人夸赞朋友的美貌，劝他婚育以使天赐的容颜得以在朋友的子孙中传承下来。在第十七首结尾，“但是那时节如果你有子孙，靠子孙，靠我的诗，你将双倍地永存。”[2] 诗人第一次将自己的诗同朋友的后代放在一起，表明自己的诗作如同子嗣繁衍、生生不息一般，也可以使得诗人的朋友流传千古。

第十八首中的“只要人们能呼吸，眼睛能看东西，此诗就会不朽，使你永久生存下去。”和第十九首中的“不过你尽管发威，时间，不怕你为害，我的好友在我的诗里将青春永在。”都表明了诗人认为自己的诗歌定会不朽，使得朋友的形象永远鲜活在诗句之间。伯吉斯的传记中记录莎士比亚曾以一首处女诗作名为《维纳斯与阿都尼》献给南安普敦伯爵，该诗写成后在伦敦四法学院的年轻人之间广为传颂，为十九岁的爵士增光不少。[1] 或许正因如此，莎士比亚在爵士面前才毫不掩饰自己对才华的自信。

但与此同时，诗人也是自卑的。自卑一则来自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二则也在于莎士比亚当时窘迫的生活状况。莎士比亚在诗中对公爵极尽赞美，这使得诗人被称为honey-tongued[9] 的莎士比亚，毛红指出这称号当中可能“暗讽莎士比亚善于辞令以取得上流阶层的青睐”[6]。 而诗人自己对于诗篇的定位也很直接，在第七十四首中称之为“献媚的诗篇”。[2] 第三十六首中，诗人劝友人与自己保持距离，写道“你也不必再公然给我以恩宠，除非你甘愿辱没你的门楣”[2]。 似乎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在这段以雇佣关系为前提的友谊中，一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而莎士比亚的自卑也可能来自窘迫的生活状况。

伯吉斯提到莎士比亚的劝婚劝育诗或许受雇于伯爵母亲：“他可能为此得到几块金币的酬赏，把钱寄回了斯特拉特福老家去。他需要这笔钱：剧场都已关闭”，并且暗示第四首十四行诗中“赔本的高利贷者，为什么滥用那么一笔大款，还不能过日子”是诗人向资助人提出的委婉的金钱要求。[1]

曼弗雷德·费斯特则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表现了一种“商品化的爱”，爱人被称为“宝藏”，且诗中多次提到“破产”以及“高利贷”等字眼，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诗人的金钱诉求[8]。当时正值瘟疫肆虐，剧场倒闭令莎士比亚的生活不得不依靠伯爵，甚至有一段时间借住在伯爵的庄园里，诗人的自卑心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面对同行：焦虑伴随着嫉妒

“自七十五至八十六诸首，通常认为是有关‘竞争的诗人’的部分”[2]。诗人在面对同行时焦虑伴随着嫉妒，一方面担心自己无法讨得资助人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对新潮的诗人们不无嫉妒。在第七十五首诗中，诗人坦言：“为享受你的友爱我心神不宁，向守财奴对于财富之忧虑;时而以拥有多资而自傲，又怕世人觊觎偷去他的宝藏。”[2]

此时诗人已有惴惴不安之感，担心自己有朝一日被其他诗人取代。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伯爵资助不止一位诗人。且在当时，一种新诗风渐渐流行起来。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所指的时髦诗风应该是约翰·邓恩的玄学诗派，而非哪一个固定的诗人。[2] 诗人在第七十六首中感叹自己的诗“缺乏新鲜花样”“缺乏变化或敏捷的才思”，而总是“千篇一律”“穿着陈旧衣裳”，虽然诗人为自己分辩说诗歌主题永恒，且在第七十八首中试图向朋友表明别人的诗歌只是润饰笔调，不比自己全然受朋友启发，但在接下来一首也揭示自己失意于朋友：“如今我献媚的诗篇开始失宠，我的拙作让位给另外一个人。”[2]面对失宠的境遇，或许会使得诗人心灰意冷一阵子，但绝不会让诗人坐以待毙。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首诗中，诗人抨击竞争诗人的诗是“虚伪的知识”、是“修辞上勉强的堆砌”，并苦口婆心地试图挽回资助人：“你是真正的美，你最忠实的反应，是在说实话的朋友之坦白陈述里;他们的浓妆艳抹的笔法不妨，用在贫血的脸上;对你是用错了地方。”[2]

屠岸认为诗人在诗歌中向朋友提出了问题：“实言者与阿諛者之间，谁赞得更丰美？”[3] 诗人认为自己的诗神缄默不语是因为遵从内心，以真为本，与其他诗人的投资助人所好截然不同。其实竞争者未必全是绣花枕头，只一味地溜须拍马。梁实秋在序言中提到后世对竞争诗人们的猜测有本·琼森、斯宾塞、马洛及查普曼[2]等，这些诗人也颇有才气，只不过莎士比亚身为竞争者，难免对新宠诗人艳羡嫉妒，也是借对竞争者的抨击委婉地埋怨资助人喜新厌旧，冷落旧友罢了。由此也可见，资助关系下诗人的生存状况危机四伏，竞争激烈，凭莎士比亚的创作天分，也要不时忧虑在资助人心目中的地位。

（三）自我认知：摇摆于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情欲的沉溺

除了年轻贵族，诗人还在十四行诗中向一位“黑女郎”表达爱意。从第一百二十六首开始直至第一百五十二首均被认为是献给一位黑发黑肤的女郎。黑女郎是确有其人还是莎士比亚杜撰出来的，不得而知。然而写给黑女郎的诗与写给年轻贵族的诗并非全无关系。

屠岸译本收录了约翰·柯里甘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与爱人的怨诉》的导言部分提到的“如果把给黑肤女郎的诗与写给年轻男士的诗并列起来，那么这些给黑肤女郎的诗也是后者的折射和反衬，其作用好比莎士比亚的次要情节。”[3]诗人给年轻贵族的诗中表达出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而在给黑女郎的诗中却表现出对情欲的沉溺。

在给青年贵族的诗中，诗人表达情感是真诚而不媚俗，亲近而不亵渎，从当中也可以看出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诗人夸赞友人美貌的同时，说自己的诗不追求繁复的装饰以使其显得堂皇，而是字字句句都保留真实，遵从自己的内心：“真与美都以我的爱人为依靠”;同时诗人也劝诫友人美德的重要性：“若是行为腐败，烂的百合花比莠草的味道更坏。”[2]

在描述到黑女郎时，诗人的感情由纯洁的爱恋转化到低俗的肉欲。当诗人的朋友也成为黑女郎的裙下之臣后，诗人痛苦于双重背叛，更加对黑女郎口诛笔伐，称她欲壑难填，是“大众共享的土地”，自己和朋友是她的“顾客”，言语之间竟将其视为妓女一般[2]。

奇怪的是，诗人并未在诗中强烈谴责友人的行径，反而认为友人的堕落是源自黑女郎的勾引。给黑女郎的诗有时赌咒，有时疯狂，与献给年轻贵族诗中的克制守礼完全不同。诗人似乎在黑女郎的身上发泄了自己面对年轻贵族无法发泄的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出于不平等的资助关系导致的压抑与自卑，使得诗人在被双方背叛后无法苛责资助人，只能把怨愤都倾斜在黑女郎身上。诗人称自己深知善恶之别，而自己的理智却往往败于情欲面前，虽知晓对黑女郎只是肉欲而非真情，仍不免沉沦其中。最终在第一百五十二首中大梦初醒，决定放弃对黑女郎的痴缠，而后与友人重归于好。

休奇·麦金托什认为，十四行诗表现了“主人公在一种公平、男性化的秩序以及一种病态、女性化的力量之间挣扎，这两种冲突力量是早期现代社会中的被性别化的天使和恶魔，分别栖息在主人公的左右耳之中。”[7]

四、结语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经久不衰，除了爱情，读者还可以从中找出更多的主题。诗歌的风格也千变万化，这种变化同诗人自身矛盾的心理是紧密相关的。人们看到这位文学巨匠的人生当中并非只有光鲜，也有焦虑忧心的时候。正如落难王子哈姆雷特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个人人生当中必经的关口。矛盾是诗歌之中永恒的主题，只有处在矛盾之中，人们才会开始思考自己选择的价值，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英）伯吉斯.莎士比亚传[M].王嘉龄，王占梅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2]（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40：十四行诗[M].梁实秋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十四行诗[M].屠岸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4]程慧琳.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文化赞助研究[D].西华师范大学，2019.

[5]崔莉.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王权文化“庇护现象”刍议[J].延边大学学报，2002，35（2）：63-66.

[6]毛紅.绝望与焦灼的自我挣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焦虑主题[J].文艺争鸣，2014，（6）：172-175.

[7]Mcintoh，H.2010.The Social Masochism of Shakespeare’s Sonnets[J].SEL 50（1）：109-125.

[8]Pfister，M.2018.‘Love Merchandized’--Money in Shakespeare’s Sonnets[J].Critical Survey，3（30）：57-66.

[9]Shapiro，J.2005.A Year in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M].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作者简介：

胡玉帆，女，河北人，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