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菡韵

【摘要】 布鲁克斯一方面强调细读，另一方面却有意地停止了进一步形式化其诗论的步伐，造成了“悖论”与“反讽”概念的不明晰，因其只是一种诗歌语言的总体结构原则，在用于批评实践时出现了高度泛化的现象。新批评以学科化要求为出发点的理论构建，与文学自身的前学科性之间有着必然的冲突，以致实践时不得不将形式化的知识概念扩大为具有学科间性的泛世界观概念，才能弥合理论与文本间的明显鸿沟。“语境压力论”先天地带有历史主义的基因，夹在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矛盾之间，布鲁克斯回避了将他的反讽诗论完善成一个在本体论意义上没有漏洞的系统的理论尝试，而是悬搁了形式论与历史主义的矛盾，重点着眼于诗论的实践应用。

【关键词】 有机整体观;反讽;形式主义

一、从文学本体论到文本中心论

（一）现代学科化压力

美国文学理论家穆雷·克里格认为，新批评是文学理论作为公认的学院学科的开始。进入20世纪后，英美大学里的学科纷纷树立起学术领土的边界，以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独此一家的专业方法论自证本学科的合法地位，形成了现代学科化的潮流。

新批评诞生伊始，首要任务就是缓解文学研究的本体论焦虑。文学研究何以区别于其他的人文学科？对文学的哲学、历史学等研究，仅仅将文学作品当作外学科理论的论据材料，时刻有侵蚀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危险。

新批评家们找到的武器是“文学特异性”。他们上承俄国形式主义的衣钵，最大限度地消解了文本内容在“文学性”上的功能，极力撇清文学与伟大思想的关联，转而向审美主义靠拢。

由于他们认为文学的元属性是语言性，对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论借用也就顺理成章，结构语言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相继进入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研究的知识生产至此有了完整的理论范式，终于与现代学院制定的学科独立规则相符。

另外，现代学科所要求的知识实证性和普遍有效性有利于知识的量产工程，从业者一旦掌握学科范式，研究成果的快速涌出并不困难。相较于主观性极强的传统作者论和传记式文学研究，新批评的路数无疑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二）从文学本体论到文本中心论

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兰瑟姆的“本体论”、维姆萨特的“意图谬见”“感受谬见”等早先论述在理论话语上确立了文学自足性，绝对化的观点却也留下了不少理论漏洞。新批评以语言现象为知识活动的对象，然而他们寻找到的文学的“自明”对象——词汇、句法、音位等，尚且能够系统化梳理，厘清主次、从属关系，到了修辞、语义模块的层面上，其对应的语义结构、修辞策略等不同的研究方法着眼点无法归属到某个总体性的、普遍有效的理论框架之内，自然科学中的穷举演绎和抽象归纳不能完全适用于文学研究。

尽管诗歌语言被与散文语言、科学语言区分开，然而“文学特异性”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研究对象。假如“文学特异性”可以量化，小说、诗歌、散文、科学、日常语言也许会得到不同的打分，有多少种不同的问题就有多少种不同程度的特异性，评价诗歌语言为文学性最高的语言，实际依靠的是读者的主观感知。那么，面对不同的诗歌，如何比较它们文学性含量的大小？因此，文本不可能是某种客观存在。科学方法必然带来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而文学却又想抵抗科学主义，以维护自身的独特，这成了文学本体论纠缠的源头。

到了布鲁克斯这里，文学的学院学科地位已基本得到承认，所面对的学科化压力、本体论焦虑没有那么强了，他才稍稍松口：尽管他认为“结构”才是文学的根本，可“结构”到底是什么，从来没有在他那里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对这一事关本体根基的概念的模糊处理，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比如他只是强调文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文本上，却没有全然拒绝一切外部因素的渗透，甚至结合外部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文本本体论就变成了文本中心论。在布鲁克斯的理论中，文学研究变成了重点在于形式，不抗拒内容的研究。

从知识生产的要求来看，新批评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在于它提供了文学批评实践的模范参照。如果停留在论述文学本体性的层次上，新批评无法取得后来的那种席卷式的广泛影响。理论生产也是知识生产的类型之一，理论话语在阐释、重新阐释中可以不断增殖，但终归不可能有实践知识的生产那样大规模的体量和速度。拿“反讽”为例，对反讽理论的思考，可以生产的论文数量，与以反讽为理论依据对具体文本进行阐释实践的论文数量不可同日而语。在教师和学生都迫切要求知识产值的现代大学体制中，新批评的路径无疑能高度迎合接受者的需求。

二、在历史主义需求与形式主义立场间的困境

（一）“有机整体观”与形式主义立场的冲突

在布鲁克斯之前，兰瑟姆的构架—肌质二元论曾是新批评形式—内容观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艾伦·泰特的外延—内涵张力说将语义二分，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两极的中和。

布鲁克斯反对二元论，与此相对提出了诗歌语言的有机整体观：诗歌的整体美不是部分美机械相加的结果，而在于充满含混、悖论和反讽的有机结构。二元论是形式主义的必然导向，新批评的根基立在形式主义上，也采用形式化的文本分析方法，甚至想构造出一种诗学语言的形式模型，布鲁克斯的“反讽”语义结构理论就能看出他抽象形式化的尝试，也因为足够抽象而获得了普遍有效的文本阐释功能。但就像有些论者指出的，按照布鲁克斯的反讽理论去判断，几乎所有语言都是反讽的，不仅限于他举例的优秀诗歌语言。

然而大多数新批评家却都反对形式—内容的二分，他们用有机体的概念解除机械拆解文本，得到一堆语言零件的风险，可是，形式论立场上出发的反形式最终会让新批评陷入学理上的混乱，布鲁克斯的情况同样如此。

他为有机整体观找到的对应比喻是精致的瓮。瓮当然对应的是形式，瓮中所盛放的凤凰骨灰则是诗歌内容，这个比喻确实表达的是二分的倾向——形式是内容的容器，很难认为它是有机的。但是同时，布鲁克斯也否认了形式和内容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他坚持认为诗歌的有机整体来自结构的有机，似乎依然想落脚在形式上，这就造成了尴尬的困境。把文本看成内部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意味着任何一个微小的语词变化都能引起整体属性的变动，然而事分主次，哪些内部变化对整体属性能产生主要影响，而哪些又只能产生次要、次次要的影响？对于不同容量的诗歌来说，由不同层次的语义单位构建起的诗歌整体结构复杂程度也不尽相同，诗歌容量越大，包含的材料越丰富，微小语词变化引起的结构变動就越小。这涉及一些关于结构的更细致的问题，比如该诗的内部致密程度如何？是否存在某语词，处于诗中结构最紧张的位置上，类似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眼”？结构中的紧张关系可以量化吗？

布鲁克斯对有机结构的解释过于含糊，若想得到实证，依旧需要形式化的定量分析，否则，有机论便不能获得知识的确定性，很难根据他的理论去分析出哪首诗比另一首更加有机。赵毅衡引用美学家佩珀时指出，“真正决定有机体整体性的是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关系。” ①而关系常是动态的。

布鲁克斯沿用了燕卜逊的语境理论，试图在语境理论上搭建出普遍有效的结构模型。不过他再一次运用了具象化的表达手段，认为语境的稳定性是一种弓形结构：“不怕反讽的攻击也就是语境具有稳定性：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持。这种稳定性就像弓形结构的稳定性：那些用来把石块拉向地面的力量，实际却提供了支持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下，推力和反推力成为获得稳定性的手段。”②可如果继续追问，是怎样的弓形？弯曲程度如何，有没有强平衡和弱平衡界限之分？就能发现这种结构模型注定不能成为确实的原理分辨。

此外，布鲁克斯的实践活动中也常显现出他的形式论立场。比如，尽管强调了文本是有机整体，他却认为优秀作品完成后的任何改动都是对有机结构的破坏，体现了一种静止的有机观。比如，他在诗歌批评教材《理解诗歌》中，曾举例 “我的岁月也在下沉，哦”这一句的语序不能改为“我的岁月，哦，也在下沉”。

（二） 理论话语的历史主义基因

形式主义者布鲁克斯在进行批评实践时常常不自觉地调用了历史主义的维度，借用主观经验以助清晰地阐释具体诗歌。他的诗论是在默认读者有“经验”的情况下，才用形式化的理论工具去“理解”诗歌。

然而，新批评的诗歌评价标准本身就带有历史纵向对比的含义。追求语义的新奇，力图激活陈腐的隐喻，并使之更新，必然存在“新”“旧”的比较。在区分象征和隐喻两种诗歌手法的区别时，他认为二者都脱胎于“意象”，但隐喻更加异质，能体现出作者的主体创造性，象征则不能。实际上他把隐喻归为了私人经验，象征则属于公共经验。再进一步，象征是属于历史的，是一种已成型的意象符号，而隐喻永远是属于当下创作的，前无同例。当某个诗人创造的独特隐喻被其他诗人效法，在经过多次运用中进入了公共经验，它就不再是隐喻，而是象征了，这种转换关系同样是历史主义反形而上观念的体现。

“语境压力”论也类似。语境理论要求感知语言中各语义层次单元，如词、短语、句之间的相互压力关系，在语境挤压下新生成的语义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形，然而压力的感知被默认设为一种先验能力，或具有“自明性”的知识。承认语境压力在诗歌语言中发生的基础，是承认存在一种没有语境压力的语言，通过对比，诗人感到了反常的压力。 以他举的例子为例：“我把一个坛子放在田纳西州。”这句诗体现了语境的压力作用，因为坛子太小而田纳西州太大，读者预想中的坛子应该放在家里的桌子上、地板上，总之要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才能有具体的想象。然而，把坛子放在田纳西，是想象不出具体的场面的。在这里，布鲁克斯就将读者预期的一般情况（与他们的私人经验和诗歌传统中的公共经验一致）和诗人的创新做了对比，暗含了对一个代表着一般阅读经验的普通读者的肯定。

其次，布鲁克斯在他的补充说明中也肯定了各历史性条件的重要性。比如他认为诗歌是对现实的模仿，这和文本本体论有些矛盾。“诗人最终的任务是统一各种经验。他呈现给我们的应是经验自身的统一体，正如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经验而感知的一样……诗就是现实的幻象至少是仿象——它应该是一种经验，而非仅仅是关于经验的表述或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东西。” ③

冯黎明将布鲁克斯这类新批评学者称为“技艺论”者，与之相对的概念是“结构论”者。技艺论者否定了文学是一个可以总结出逻辑模型的封闭系统，“文学性”在他们的理解中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量，超常规和反体制的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性变异的语言策略④，而非纯粹的数理模型。

要坚持形式论的立场，遇到现实问题又不得不引入历史主义的维度，布鲁克斯理论中的概念泛化现象就来自于二者的拉扯，布鲁克斯实践者的身份决定了，“悖论”与“反讽”也许是新批评众多理论术语中最不精确的一类。

三、“反讽”和“悖论”概念泛化的必然

（一）放弃知识精确化、实证化追求

布鲁克斯最为著名的“悖论”与“反讽”理论常遭后人“论述不清”的指摘，比如赵毅衡就认为他混用了两个概念，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也有后来研究者持反对意见，悖论其实是反讽诗学观在修辞上的策略。

米克在《论反讽》中批评布鲁克斯道：“仿佛他认为，作为语境压力的结果，文学作品里的因素所必然经受的意义的修正，即可称作‘反讽’。”⑤的确，“承受语境的压力”压力几乎发生在任何语言实践中;而关于悖论“似非而是”的探讨，几乎可以上升到辩证法世界观的层面。

同时，对现象事后总结而得到的概念还是过于空泛——好的诗一定是反讽的诗，反讽的诗却不一定是好的诗。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能具体指出莎士比亚的反讽和济慈的反讽有何不同。在《精致的瓮》以及《理解诗歌》中，布鲁克斯仅仅挑选了少量的历代经典名篇进行细读，以证明反讽存在于好的诗中。《理解诗歌》的第4次再版中增加了不少符合反讽原则的当代作品，结果其中的不少都被普遍认为质量不佳。对“含混”“反讽”“隐喻”的片面追求，也催生了不少艰深晦涩的现代烂诗。

我们能看到布鲁克斯在形式化生产确定性知识上的初步尝试：《精致的瓮》中提出诗歌语言（比喻）的“各种平面一直在不断地倾斜，必然导致重合、脱离、对立” ⑥;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他粗略地将反讽分为了明显的（修辞反讽）和不明显的（结构反讽）两大类。应该说，技艺法则的深入细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像燕卜逊，不光提出了诗歌语言的含混现象，还总结出了七种含混的一般情况，而布鲁克斯似乎完全没有这种理论构建者的自觉，悖论和反讽的理论金矿是由后来学者充分开采的，如中国学者趙毅衡就提出了“克制陈述、夸大陈述、正话反说、假作疑问、悖论性反讽、浪漫反讽”六种不同的反讽知识，从布鲁克斯的原始描述中不包含有助特定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范式。

他反复强调的诗歌本体属性——结构——相当指代不清，反讽在布鲁克斯的解释中更像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哲学观，对具体的批评实践起思想统领作用，研究“技艺”的本体论却不传授技艺。

（二）泛化是回避的表现

为什么术语会泛化和滥用？因为一方面，作为形式主义理论生产方法论的践行者，他始终不能放弃用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范式解答所有诗歌中的“文学性”现象，另一方面，他又深知复杂的诗歌语言现象不能被有限的知识分类肢解，在这点上与以句法结构分析为工具的纯能指主义知识论分道扬镳。

布鲁克斯拒绝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式主义者，也反映在他对语言指涉性的肯定上。威尔逊曾在论述象征主义时提出，象征主义的诗歌语言不具备日常语言的指称功能。对此，布鲁克斯反驳道，指称功能是语言的根本功能，喻体不可能与本体相剥离，语言必然指涉意义，能指游戏在文学实践中不过是形式主义者的乌托邦幻想。

用形式化的理论话语阐释文本是所有新批评家的共性，布鲁克斯意识到了形式化可能会将新批评的文学研究引向穷途末路，然而形式化思维的方法论又是他理论赖以存在的根基，因此他只好回避这个问题，放弃厘清学理概念，不再执着于抽象分解文学分析的基本要素，也即放弃了对确定性知识的实证主义式追求。

四、适应变化：做审时度势的变通者

文学具有前学科性，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中，文学的阐释权不断由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轮流把持，这正说明了文学包容的广度，它是人类经验综合实践的产物，因此决定了新批评以语言学为基点的研究具有天然局限。

在文学自足性和文学前学科性的矛盾之间，布鲁克斯选择了一种折中的处理方式，即第一部分提到的文本中心论：重点在文本内部，情况需要时可以援引外部知识资源。

最后，布鲁克斯放弃了诗歌语言本体论研究的继续深化，转而完全倒向了批评实践，距离合格理论家的身份越来越远。他甚至提倡在有破坏理解的风险时，不使用新批评的术语：“我并不主张使用这些术语。也许这些术语不够充分，也许它们会误导读者。如果这样，我们期望最终能对它们加以改进。” ⑦

在早期的《理解诗歌》中，布鲁克斯尚且尝试以一种有遗漏、有重叠、不完全合理的方式对诗歌进行了抽象分解，在前言中写道：“全书八个章节分别阐述了戏剧性情境、诗歌的描述性、语气、比喻语言、主题意义和戏剧性结构、各种运用方式。” ⑧而到了后期，他采用了一种综合的方式，运用他发现的批评切入点。这隐含着一个观念——如果新批评对诗歌语言的发现是普适性的，那么文本自身必然适用于其所有理论。

然而既然要选用最合适的理论工具才能“合身地”解读诗歌，则文本中心论实际上意味着批评家中心论，批评家们的主体性得到了发扬和扩张，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从封闭的文本场域之外搬来任何他们想要的资源。他在五六十年代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小说，为了更好地解读出福克纳小说中的南方意味，布鲁克斯主动引入了社会历史的外部研究维度，分析了南方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当然，小说因为容量太大，也不大可能进行纯形式化的语言研究。

缺乏細则的“反讽诗学”很难操作，但布鲁克斯的实践是成功而珍贵的。他对后人的影响，不在于如后来的结构主义那样提供一套完整的文本分析工具，而是激发了人们在带着某种思维的前提下进行文本细读的热情，在新批评奠定了学院地位之后，布鲁克斯的理论和实践适应了学科体制化、知识稳定、高产量输出的现实要求。

注释：

①李卫华：《价值评判与文本细读——“新批评”之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②⑥（美）克林斯·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1949），袁可嘉译，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第9页。

③⑦（美）克林斯·布鲁克斯著，郭乙瑶等译：《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第184页。

④冯黎明：《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页。

⑤米克著，周发祥译：《论反讽》，昆仑出版社1992 年版，第14页。

⑧克林思·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理解诗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冯黎明.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命[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2]（美）布鲁克斯著，陈永国校.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M].郭乙瑶，王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赵毅衡编.新批评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5]张隆溪.作品本体的崇拜——论英美新批评[J].读书，1983，（7）.

[6]李嘉娜.重审布鲁克斯的“反讽”批评[J].外国文学评论，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