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

此数句言陈寅恪与王国维在清华学校之交往及共同的时代感叹。陈寅恪初抵清华，尚是单身，故在工字厅住了很久，王国维也经常在寒夜中探访陈寅恪，两人共话清朝旧事，有时话及伤心处，更是默然相对，黯然垂泪。蒋天枢曾记云：“王静安先生已于上年移家清华园，与先生识趣特契，时来工字厅与先生话旧事，后来挽诗中所谓‘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者是也。”（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此处“寒夜”大概是指1926年秋冬至1927年初春之时。“明昌”乃金章宗年号（1190-1196），乃金代较为兴盛且汉化程度也较高的时期。清朝立国之处，也曾号大金，金朝和清朝皆属于汉族之外的异族统治，故以金代清，也是十分自然的。金代元好问《除夕》诗云：“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老泪洒吴天。”陈寅恪此处用“话明昌”三字，又对蒋天枢特地提及元好问此诗，显然是注意到元好问诗中“甲子两周”云云，正可呼应前之“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二句，乃回顾甲子之变事也。甲子年在当时许多遗老心中，原本是充满希望的一年，结果恰恰成为最悲凉的一年，故二人回忆至此，情绪涌动不能自已，为之泣下。“南冠”本俘虏、囚犯之意，此处或以南冠喻王国维与陈寅恪自己在清亡后形同囚犯的心理感受，以示身在民国心在清朝也。清亡的事实既不可更改，沉浸于痛苦也于事无补，故只有将自己沉入旧的文化之中，恍然如再到前朝。此虽似一梦，但有梦总比无梦要好。“宣南”，指北京城宣武门以南地区，旧有宣南坊，乃明清以来士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并形成了驰誉一方的宣南文化。著名的琉璃厂便是宣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国维与陈寅恪有时分别去购书，有时联袂去淘书，那里承载着他們不少的文化与学术梦想。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曾偶有记录与王国维在琉璃厂（海王村）一起品评、淘书之事，略见他们盘桓其中的快乐。故虽然从政治意义上而言，今之北京已经不是昔之北京，但文化余韵隐约还在，此也是他们在悲愤无奈之余，略可安慰者。“灞上”句典出元好问《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陈寅恪语蒋天枢，此处所用乃周亚夫事。因匈奴频繁入侵，汉文帝为加强防御，分派各军驻守重要关卡，其中周亚夫驻守细柳。汉文帝后来劳军各地，至灞上、棘门军，直接进入军营，无任何查验阻挡，而至细柳军，则不得入。派使者告知周亚夫乃文帝前来劳军，周亚夫才通知下面打开壁门。汉文帝被阻而甚感安慰，他说：“这周亚夫才是真将军。像灞上、棘门的守军，守门都如此轻率，简直像小孩子玩游戏一般，这样的驻守之地，太容易被攻破了，而像周亚夫，敌人能轻松侵犯吗？”《史记》《汉书》皆记有周亚夫之事。陈寅恪在此感叹清朝之所以被消灭，也与其武备松弛有关，若有一支强大严明的军队，外部力量又怎么会轻易改变江山的颜色呢？这是从清朝政府内部特别是从军事上来探寻清朝亡国的原因。

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苟活。

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

此数句言战乱不息中生命的意义。陈寅恪据《尔雅》自释“齐州”为九州，丁卯之年，既有国民军之北伐，也有各地军阀之间的战争，故而整个国家陷于战乱与动荡之中。“今日”句呼应之前“更期韩偓符天意”句，陈寅恪认为以一死见个人独立不屈之意志，当然是值得敬佩的。然如朱温篡唐后之韩偓，虽有深负国恩之疑，然也觉得生命本于天命，天不亡人，便不可自亡其命，故韩偓有“偷生亦似符天意”之自我安慰。而陈寅恪内心也希望王国维能有如韩偓一般的心态。此处则言及自身及周边群体，也不过遵循韩偓之意，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已。“但就”二句，吴宓引用陈寅恪自注云：“此二句针对陆懋德当时所为文（谓王先生不应自杀）而反驳之。意云贤者虽死犹生，愚者生亦如死。生死在精神，不在肉体之存毁，岂可以寿命之修短判定人品之优劣哉。”[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第二章“《学衡》与清华国学院时期”，三联书店2014年版]蒋天枢也注曰：“驳陆懋德论王先生文中意。”（《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三联书店2009年版）因吴宓、蒋天枢皆引陈寅恪此意，余因检陆懋德刊《晨报》1927年6月12日之《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一文，其实陆懋德（1888-1961？）把王国维作为治古学之“独一无二”之人，对其学术之成就及科学研究之方法，都予以了极高的评价。陆懋德早年入读清华学堂，后赴美国留学，1922年即任教清华，教授哲学，其《周秦哲学史》亦驰誉一时。1926年，陆懋德参与清华历史系的筹办，兼任系主任。陆懋德虽比王国维小11岁，但在清华的资历还是比较深的。据陆懋德之文，他曾经劝说王国维注释《诗》《书》《仪礼》三经，编周末以前古史，但王国维谦让未遑，似未措手。陆懋德一文真正引发不同意见的是如下一段话：“王君虽精于考古，而昧于察今，故于世界政治潮流，不甚了解……盖王君之意以为君王推翻之后，必有军阀之专政，而一军阀既倒，他军阀又起，以暴易暴，不知何时为止。此误以一时间之现状，而概诸永久者也……此次之自杀，虽近因复杂，然其远因固为不能忘情于前清也。盖文士受贵人之恩，往往感激不尽……王君在前清之末，受学部之征辟;清亡之后，又受溥仪之知遇，因之不剪辫发，不用民国纪年，此其对于清室感激之深可知矣，虽然君子之出仕，为国，不为一家;为民，不为一姓，惜乎王君不达此义也。”上述文字盖陈寅恪有读之不快者，故在此用数句批驳陆懋德之说。检陆懋德此文，其对王国维的遗憾或批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王国维因为早逝而在学术上未尽其才，令人惋惜;其二，王国维对当今中国及世界政治缺乏正确的判断，以一时之状概永久之形，宜其有绝望之心;其三，王国维出于清王朝特别是溥仪的知遇之恩，不明君子出仕乃为国为民，而非为一姓一家，既不达此义，故以一死以报前清。检此三义，其一确乎是事实，若王国维者，能多生存一日，也多一日之学术贡献，陆懋德有未尽其才之叹，宜也。其二，王国维的政治识力，从其与罗振玉的通信中，可见一斑。王国维固非政治家，然其对晚清以来政治之变化，未尝不关切，今人有周言者，尝著《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专书，论其一生与政治之离合关系，几以在政治上“天才的预言家”视之，故陆懋德言王国维在政治上的“短视”确乎言之仓促矣。其三批评王国维为感念清朝之一姓一家恩遇而死，则未免局限了王国维的生命境界。陆懋德在王国维生前即对王国维持有偏见。1926年1月14日，吴宓访陆懋德，陆懋德即力诋王国维、梁启超之为人。因为吴宓未详述其故，一时也无法确知陆懋德诋毁的内容，或可能与陆懋德当时欲兼任研究院教授而不得有关，但陆懋德之未能遂愿，是否与王国维有关，一时也难确考。但吴宓记下的“力诋”二字，也足见其对王国维不满的程度。理清这一段情感脉络，或许可以对陆懋德何以在文章中对王国维之人之死的论述稍有剑走偏锋之感的原因有所感悟了。

陆懋德此文发表后，戴家祥随即就撰《读陆懋德〈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刊《晨报》1927年6月15日）一文予以反击（陆懋德此文及戴家祥的回应文章，后来又一起刊载于月刊《文字同盟》第四号，1927年7月15日版）。陈寅恪则是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撰写《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时才婉转点出。估计陈寅恪对陆懋德的第一点无甚意见;第二点应该略有意见，故“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苛活”二句即针对陆懋德而言，大意谓事实上祸乱正在发生，一时也看不到停歇的尽头，所以我辈虽然活着，但也不过是苟活而已，其真正的生命质量并不见得比死去的人高。陈寅恪《五十六岁生日三绝乙酉仲夏五月十七日》（1945年）亦有“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之句，可与此对勘（《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而对陆懋德的第三点，则以“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强力反驳之。陈寅恪认为不应以生命的长短来判断一个人的生命境界的高低。若是贤者，则虽死犹生;若是愚者，则虽生犹死。吾人读寅恪先生此诗至此，当恍然明白，此诗小序所针对之潜在对象，正有陆懋德之身影。如其言“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则明确否定陆懋德对于王国维在政治上短视之说，面对此“不可疗救之局”，如何能以一般的政治变局来衡量呢？而序中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竟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之及云。”而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也说：“纵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 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此处的贤者、拙者，即陈寅恪诗中的“贤愚”之分，此皆可视为对于陆懋德认为王国维乃为一姓一家而死的反驳。则陈寅恪虽说对此类委琐龌龊之说“不足置辩”，其实小序与诗歌正文都包含着一定的对流俗之说的辩解之意。且此辩驳之意，通过陈寅恪对吴宓、蒋天枢等人对此诗的解说，也可以得到直接的证明。在生死观方面，吴宓（1894-1978）即认为自己与王国维非常相似。他说：“宓生于此世，值斯巨劫……其前途之黑暗，志与境之不相并容，较王静安先生实远过之。王先生既已殉身，宓欲不死，得乎？虽然，宓有死之心，而不必即行其事……至筋疲力尽，不能支持之一日;或心灰意丧，弗克振作之时，则从容就死。或老或少，或远或近，迥不计也。宓道力虽浅，然于生死一关业已勘破。”（《吴宓日记（1925—1927）》，三联书店1998年版）比王国维小17岁的吴宓，在当时也已经有了近乎一死生的观念，可见这个时代对士人生趣的摧毁，确实是巨大而无边的。而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更是直言其中二句的本意：“呜呼！因缘之难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在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因恐世俗斤斤于此，故去三人之关于此点者，综合排比之，以供参究。寅恪昔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也。”再次直接表达了贤愚、修短与生命意义的关系。1928年10月2日，新婚不久的陈寅恪与吴宓谈，“亦谓近今深感于生命之短促，故决专心著述，及时行乐，其他事务得失，概不萦心。”（《吴宓日记（1928—1929）》）可见陈寅恪不只是言及王国维之死时有此生命修短之感，即其自身也素持此说。

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之碑铭》中也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又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寅恪以为，古今之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同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上引之论，皆为陈寅恪驰名之论，其对“众人”不能共喻的遗憾情见乎词，尤其是一再强调王国维之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等等。类似这样的论述，我们在读了陆懋德之文后，自然能体会出明显的针锋相对之意。其实，陆懋德此文甫一发表，戴家祥即撰文商榷不同意见。他说：“夫先师之死，涵义殊晦，其遗文亦仅言‘义无再辱’，而世人往往推己度人，于先生之死，妄有长短，本校陆懋德先生即其一。”（戴家祥《读陆懋德〈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只是陆懋德乃是不能解王国维死因之“世人”之一，未可以陈寅恪此序乃因陆懋德一人而起而已。此前陆懋德似乎一直隐于此诗及序的背后，而至此，陆懋德则难遁其形矣。

如果陈寅恪对陆懋德此文果然有不平之意，我觉得陈寅恪可能同时也是此文的受益者。何以如此言说呢？因为陈寅恪的“殉文化”说，正是建立在对狭义“殉清”说进行反悖的基础之上。陆懋德对王国维不明君子仕道，为一家一姓而死的批评，可能恰恰焕发了陈寅恪的思想异彩。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陆懋德当时的感慨。他說：“此次之自杀，虽近因复杂，然其远因固为不能忘情于前清也。盖文士受贵人之恩，往往感激不尽……王君在前清之末，受学部之征辟;清亡之后，又受溥仪之知遇，因之不剪辫发，不用民国纪年，此其对于清室感激之深可知矣，虽然君子之出仕，为国，不为一家;为民，不为一姓，惜乎王君不达此义也。”（陆懋德《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而陈寅恪在小序中所述，正在于说明王国维之自杀并非为一家一姓，而是为了传统文化的尊严，正可达君子之义，其立论与陆懋德有明显的针对意义。

在这里再宕开一笔，略说陆懋德对王国维在学术上未尽其才的遗憾，这实际上有为学界惜的意味，因为王国维虽然在诸多领域有开拓和引领之贡献，但也确实大多是一种“未完成”状态。王国维与一般的学者不同，一生学术思想与学术领域屡变。从早年对东西方哲学的研究到以词曲为中心的文学研究，然后再由文学音韵之学到传统经史之学，以及晚年的蒙元历史地理研究，王国维的一生学术因兴趣而变，也因环境而变。虽然王国维既能“以新法驭古學”（顾颉刚1922年3月28日致信王国维，房鑫亮编校《王国维未刊往来书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又“善能创通条理”（分见顾颉刚1922年3月28日致王国维信和沈曾植致王国维信，收入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所以每涉一域，必多创获。但毋庸讳言，王国维的学术确实具有许多“未完成”的状态。他早年希望借助哲学史研究而成就自成一家体系的哲学家，但在数年探研、反复忖度之下，深觉无望，遂因此告别哲学;稍后拟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文学通论》一书，词曲研究虽也颇具格局，但此《文学通论》之宏观著述也仅仅停留在构想之中;他在文字音韵与经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一部《观堂集林》中，其中创获固然令人目不暇接，但也确实有相对零散而缺乏系统之憾。如此说来，陆懋德对王国维学术未成统系的惋惜也是事实。即便陈寅恪后来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曾对学生说：“王观堂是中外闻名的大学者。他的兴趣经常转换。如果他不换，成就会更大。”（刘凤翥、陈智超《陈述先生忆往事》，转引自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陈寅恪说成就会更“大”，而非更“多”，显然是从学术的理论格局和体系而言的。

在当时与陆懋德持相近意见的还有顾颉刚。顾颉刚说：“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使他能有康氏（指康有为）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呢，他竟‘中道而废’了！他竟把想望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可惜他努力做了三四十年的豫备，只应用得十余年就停了！”（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顾颉刚承认王国维建构的是新史学，但是未完成的新史学。他说：“他（指王国维）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不幸崔、康们破坏伪古史已颇有些规模，而他的建设真古史则尚没有大成功。例如《殷周制度论》，他确想把所有材料综合起来，探求商周史的中心问题的，但对于伪书未加以严格的别择，不能尽善。其余的著作则都是些材料，尚没有贯以统系。”（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顾颉刚也是要致力新史学之建构者，当然他同时也是旧史学之破坏者，他对王国维之新史学未能完善、未成统系的惋惜，现在看来还是符合事实的。

顾颉刚惋惜的是王国维的新史学最终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与顾颉刚的惋惜方向稍有不同，陆懋德惋惜的是王国维的上古史研究未能构成体系。虽然视界稍有不同，但落脚点还是一致的。陆懋德在《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一文中说：“王君既深通古文字、古音韵、古器物之学，故于古经古史之滞义，无不迎刃而解……然观其集内已释之经义数篇，及已考之殷周史事数篇，已非他人所能企及，故余深惜其未能编成专书也。去年王君以所作《古史新证》见示，盖欲用地下发现之器物，以证上古传说之史事，余既称其深合科学之方法，而又惜其仅成数章而止。岂其精力已衰遂止于此欤？”（陆懋德《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陆懋德是希望王国维能重编周末以前古史以嘉惠学界，故对其前期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非常赞赏，他觉得循此而下，将能改变古史研究的新局面。但因为王国维的去世而遽然中断，故深惜其未能形成体系而成专书。陆懋德的这一期待和惋惜，据今思之，亦是合乎常情的。

不仅中国的学者对王国维之学术在体系上有“未完成”的遗憾，彼邦日本学者也同此感慨。铃木虎雄说：“王君早岁留意诗文，中间转攻词曲，后来接近文字音韵，接触经学，再转入史学研究。天若假年，到他晚年，在博杂混沌的中国学领域成就一大宝藏也未可知。”（铃木虎雄《追忆王静庵君》，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二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这就好像在王国维的学术世界中，确实有星光点点一般众多的学术发明，但要构成属于自己的星光世界，确实还需要更多更久的探索和思考才能成就。铃木虎雄的遗憾是实事求是的。

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此数句绾合全诗，既表达了对王国维的招魂之念，也点出了王国维的“殉清”之实。“风义”即情谊，此句写王国维与自己亦师亦友的关系，“师”主要体现在王国维学问之精深博大，而“友”主要表现在两人交往过程中“识趣特契”方面。诗中如“许我忘年为气类”“曾访梅真拜地仙”“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等，皆为两人关系在“师友间”之明证。据蒋天枢注，出于李商隐《哭刘》“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之句。按《礼记·檀弓》引孔子语曰：“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在观堂告别仪式上，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可见事观堂如师。如今观堂长逝，陈寅恪一方面对这个让王国维不愿生活下去的人间充满了悲愤之情，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召回王国维的魂魄，让苟活于世的自己不再孤单。陈寅恪在1927年春所作《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诗中已自述“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则陈寅恪之魂也与人间格格不入了。故这里的招魂既可以理解为陈寅恪招王国维之魂，也可以理解为陈寅恪自招其远游的灵魂。在陈寅恪看来，以后若编写清史的忠臣传，王国维一定名列其中，而那些了解了王国维志事的人，也一定会到万寿山前的昆明湖畔深深凭吊王国维之英魂。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也说王国维以一死“装点了清朝史的最后一页”（小川琢治《回忆王静庵君》，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9年版），意亦相同，万寿山在颐和园内、昆明湖北，王国维《颐和园词》曾有“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湖水号昆明。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之句，写出了万寿山、昆明湖的佳美山水，体现了王国维的醉心与神往之意，故后人来万寿山来悼念王国维，也是合乎王国维生前的心愿的。王国维把自己的身体湛没在昆明湖中，而陈寅恪则要将王国维的灵魂安顿在万寿山上，让王国维与清王朝缔结下永恒的不解之缘。陈寅恪最终用“殉清说”完结此篇，亦曲终奏雅之意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