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琪，刘 彬

(1.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曲阜师范大学 孔子文化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林至，字德久，南宋松江府人，宋淳熙年间进士，官至秘书省正字，是朱熹晚年的弟子，著有《易裨传》。林至在其《自序》中说：“今世之言易者，往往喜谈象数，或出已智，或摭先儒之说，牵合附会，似若可听者。然其巧愈甚，其失弥远。不知易之谓象数者，初不若是其纷纷也。至不佞窃有意于此，辄本之《易大传》，为《裨传》三篇，曰法象，曰极数，曰观变。”[1]不难看出，林至对于当时学者喜谈象数，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解《易》进行了批判。“裨”者，接也，益也。《易裨传》三篇就是以《易传》为依据，进一步补充和说明。林至认为，法象本于太极，极数本于天地之数，观变本于蓍草的十八变。但当时之人说太极却惑于四象，失去卦画之本；说天地之数却惑于“河洛”，失去参天两地之宗；说揲蓍却惑于挂扐之数，失去阴阳变化之本。在此基础上，林至阐发自己的易学思想，力图厘清当时象数易学的弊端，回归《易》之本义，有得有失，体现了独特的易学价值。

一、以卦画本于太极纠两仪四象之偏

林至首先反对当时学者不以太极为本，反而惑于四象之说，从而失去卦画的根本。这一说法并非林至首创，朱熹就明确地反对四象之说。《朱文公易说》：“两仪四象之说，闽中前辈尝有为此说者，意亦窃为然，初未敢自信也。今得来示，斯判然矣。但谓两仪为乾坤之初爻，谓四象为乾坤初二相错而成，则恐立言有未莹者。盖方其为两仪则未有四象也，方其为四象则未有八卦也，安得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2]此外，朱熹在答袁机仲的书信中也说：“且如所论两仪有曰‘乾之画奇，坤之画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稳当。盖仪，匹也。两仪，如今俗语所谓‘一变’‘一对’云尔。自此再变，至生第三画，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当为一画之时，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谓之阴阳，未得谓之乾坤也。”[3]从以上朱熹答复程迥和袁机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有许多学者认为阳仪是乾卦的初爻，阴仪是坤卦的初爻，四象是乾坤的初爻和二爻相错而形成的，这显然混淆了先太极而后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顺序，失去了伏羲画卦之本义。朱熹认为两仪就是阴与阳，阳仪之上再生一阴一阳，阴仪之上再生一阴一阳，就生成了四象，即太阳、少阳、少阴、太阴。朱熹反对乾坤初二相交形成四象的说法，有两仪时并未有四象，有四象时并未有八卦，乾坤两卦之名、初二爻的位置又如何得以区分，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林至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对两仪四象之说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其没有看到卦画本之太极，使得自太极而后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顺序混乱不清。因此，林至重新回归于卦画本身，对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生成过程进行阐发。首先，林至强调太极是卦画之本。他在“太极图”下写道：“太极者，万化之本也。阴阳动静之理虽具于其中，而其肇未形焉，故曰易有太极。”[1]显然，林至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从太极开始的，太极是万化之根本，混沌未分，阴阳、刚柔、奇偶、动静之理已经具于其中，但尚未开始化生成形。因此，太极是卦画之本，有太极而后有两仪、四象、八卦，八卦已具方有乾坤之名，将乾坤之爻当作两仪四象之说显然不合逻辑。朱熹也曾说太极即是理，是卦画的根本，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根本。他在《通书解》中说：“合万物而言之，为一太极而一也。自其本而之末，则一理之实万物分之以为体，故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4]在朱熹看来，把天地万物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就是一个太极，就是一理，同时，每一具体事物也禀受了宇宙本体的太极或者理。林至继承了这种理学思想，在《易裨传·法象》列五个圆形图(见图1至图5)，以体现太极之理一以贯之。清代杨方达《易学图说会通》中将林至这五幅图命名为“易有太极图”“太极一变图”“太极再变图”“太极三变图”“太极六变图”[5]，也体现了林至以“太极”为画卦之根本的思想。

具体而言，林至五图展示了从太极到六十四卦生成所经历的六变：太极(图1、图5最内圈)动静生一阴一阳，产生两仪，是第一次变化(图2、图5除内圈外第一圈)；两仪相交生二阴二阳，产生四象，是第二次变化(图3、图5除内圈外第二圈)；四象相交生四阴四阳，也就是八卦，是第三次变化(图4、图5除内圈外第三圈)；四阴四阳相交生八阴八阳，是第四次变化(图4、图5除内圈外第四圈)；八阴八阳相交生十六阴十六阳，是第五次变化(图5除内圈外第五圈)；十六阴十六阳相交生三十二阴三十二阳，形成六十四卦，是第六次变化(图5除内圈外第六圈)。

图1 易有太极图 图2 两仪图(太极一变图)

图3 四象图(太极再变图) 图4 八卦图(太极三变图)

图5 太极至六十四卦生成图(太极六变图)

林至五图画法显然继承了邵雍的“加一倍法”，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直至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但他采用了黑白色块的形式，这是比较特殊的。虽然将黑白与阴阳联系的思想早已有之，但在他之前并未见到过这种两仪、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图的画法。朱熹在《易学启蒙》中表示太极到六十四卦的生成采用的是阴阳爻的画法，但在其《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中，“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就采用了黑白色块的画法(见图6、图7)。同时，《朱子语类》中也记载：“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6]可见，朱熹认为易就是一阴一阳，用墨涂黑的一半圆圈为阴，而空白的一半圆圈为阳。所以，林至《法象》篇五图的画法，实则是继承朱熹而来。朱熹《周易本义》中“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这两个横图转变为圆图，即为林至五图。

图6 伏羲八卦次序图

图7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具体而言，将朱熹的“伏羲八卦次序图”(图6)沿正中间竖向中轴线剪开为两部分，乾至震为右半部分，巽至坤为左半部分。第一，将右半部分居于左边，以乾字方位为首，向上转动90°，形成从上到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排列的竖向长方形1。第二，将左半居于右边，以巽字方位为首，向上转动90°，形成从上到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排列的竖向长方形2。第三，将竖向长方形2，沿竖向中轴线转动180°，形成竖向长方形3。第四，将竖向长方形1右边线和竖向长方形3左边线等齐对接，形成长方形4。第五，将长方形4中乾外边线和巽外边线相连、震外边线和坤外边线相连，形成圆形5，再将圆形5向右转动22.5°，形成圆形6，圆形6即林至“八卦图”(图4)。可见，经过五步，朱熹的“伏羲八卦次序图”(图6)就可以演变为林至“八卦图”(图4)。同理可证，“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图7)可以演变为林至“太极至六十四卦生成图”(图5)。

林至根据《易传》中“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生成顺序以及邵雍的加一倍法，转化了朱熹《周易本义》中的易图画法，加以创新，画出了极其独特的这五幅图。但林至采用黑白色块表示两仪图时，虽表明了阴阳之间的对立关系，体现了阴阳均衡的重要性，却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两仪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仪，匹也。”一个圆形从中间分开，一半为阳，一半为阴，黑白分明，互为对立。但同时，阴阳也是相互交融的关系，只有阴阳二气相互交感才能化生万物。因此，这种画法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忽视了阴阳交融的重要性，但林至的这种画法仍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人在画易图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丁易东《大衍索隐》、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李奇玉《雪园易义》以及胡世安《大易则通》等易图都受到这种画法的影响(1)丁易东《大易索隐》中的“先天图合大衍数五十用四十九图”采用黑白色块表示两仪、四象和八卦；熊禾《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中的“太极六十四卦圆图”也采用黑白色块表示两仪、四象、八卦至六十四卦；李奇玉《雪园易义》“古太极图”和胡世安《大易则通》三幅“古太极图”用黑白平分来表示阴阳对立，同时曲线的分法更好地体现了阴阳交融。以上提及之图参见李申、郭彧编著的《周易图说总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19、920、929、930页。。

二、以极数本于天地之数纠图书为原之偏

宋代图书之学开始兴起，刘牧、程大昌、朱熹、蔡元定等人都对“河图”“洛书”深信不疑，并将其作为《易》之本原。黑白点的“河图”“洛书”最早见于刘牧《易数钩隐图》一书，刘牧认为，“河图”“洛书”并非人为，而是先天自然的。“河图”之数为一到九，其中一到五为五行生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分别加五，变成六、七、八、九为五行成数，是为四象，然后由四象生成八卦。他明确指出：“原夫八卦之宗起于四象，四象者，五行之成数也。水数六除三画为坎，余三画布于亥上成乾；金数九除三画为兑，余六画布于申上成坤；火数七除三画为离，余四画布于巳上成巽；木数八除三画为震，余五画布于寅上成艮，此所谓四象生八卦也。”[7]刘牧所说四象生八卦，就是用六、七、八、九四个数分别减三，得到余数三、四、五、六，然后用余数画卦得出乾、巽、艮、坤，加上居于四正位的坎、离、震、兑，八卦得以形成，而后八卦相重得出六十四卦。可见，刘牧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生成过程，根源是河洛之数的推演变化。与刘牧不同的是，朱熹将十数作为“河图”，九数作为“洛书”，认为“河洛”是天地自然之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8]朱熹认为这是“河洛”为《易》之本原的根据。但《系辞》也说伏羲仰观俯察以作八卦，朱熹对于这种矛盾给出的解释是，“河洛”也在伏羲仰观俯察的范围之内，“《系辞》虽不言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所谓‘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之一事耶？”[3]因此，在朱熹看来，八卦来源于“河图”，《系辞》中也并不存在矛盾之处。

林至并不认同“河图”“洛书”的真实性，认为“河洛”只是附会之说。他说：“虽曰‘河出图、洛出书’，初未尝曰某为图某为书也。至刘牧出《钩隐图》始以四十五为‘河图’，而五十五为‘洛书’，且以为出于希夷之所传授。始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纵横十五、总四十有五之说，前此未之见也。”[1]林至赞同孔颖达“河洛”出于谶纬之说，认为刘牧的“河图”“洛书”自陈抟而来，且从刘牧开始以四十五数为“河图”，以五十五数为“洛书”。林至认为圣人说《易》不出象、数、变，有象则有数，有数则有变，象则有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数则有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变则有揲蓍生爻，而所谓的“河洛”之言看似巧妙，实则混淆生卦和成卦，不符合易之大道。因此，林至坚持以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为根本之数，反对朱熹以河洛之数为根本之数的说法。林至《极数》篇中写道：“自有天地此数已具，曰天数五者，五奇数也；地数五者，五偶数也。曰天数二十有五，总五奇数言之也；地数三十，总五偶数言之也。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合奇偶之数而言之也。”[1]可见，林至认为，《易传》明言天地之数为一到十，五个天数即五个奇数，为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五个地数即五个偶数，为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天数的总和为二十五，地数的总和为三十，所以，天地之数的总和为五十五，为数之根本，一切数都来源于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非河洛之数。

林至进一步讨论了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的关系，认为大衍之数本于天地之数，天地之数五十五去掉五之本体，即为大衍之数。他指出：“以大衍论之，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数五十者，自五以下，五其本体也。一四五也，三二亦五也。自五以上，六一五也，七二五也，八三五也，九四五也，十五五也。天五无往而不在，此大衍之用，所以止于五十也。”[1]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分五行生成数，“参天两地”就是五个生数中有三个天数和两个地数。三个天数相加为老阳之数九，两个地数相加为老阴之数六。天地自然之数中，自五以下，一加四、二加三为五；自五以上，六为五加一，七为五加二，八为五加三、九为五加四，十为五加五，所以天五无处不在。天地之数去掉五之本体，得到五十就是大衍之数。所以，林至以天地之数五十五为本，大衍之数五十为用，大衍之数等易数都本于天地之数，而非河洛之数。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朱熹和林至在“河洛”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刘牧、朱熹等人为何坚持“河洛”之说，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尚书·周书·顾命》记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9]《管子·小匡》记载：“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10]《论语·子罕》云：“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11]这些相关的记载并未明确指出“河图”“洛书”为何，只能够推测“河图”“洛书”是珍贵的宝物，是祥瑞的象征。至汉代，孔安国、刘歆、班固、王充等人认为“河图”与八卦有关，“洛书”与《洪范》有关。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河图”“洛书”为书，如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郑玄曰：‘《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12]《后汉书·张衡列传》《隋书·经籍志》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河图》与《洛书》为书而非图。

宋代虽是图书之学的兴盛时期，但对于河洛之说的反对也从未停止。北宋欧阳修就坚决反对以图书解易，他认为如果“河图”出而八卦之文已经完备，那么伏羲画卦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八卦尚不完备，需要人为，“河图”就不是天地自然之易，“河洛”与八卦的关系就无从谈起。在南宋，林至、杨简、叶适、赵汝楳等人都坚决反对河洛之说。如果说欧阳修的批判是从外在时间顺序相悖，认为“河图”与八卦之说相矛盾，那么林至则比较早地从内在理路对“河洛”之说辨析。他以《系辞》为根据，对河洛之数进行反驳，既然河洛之数并非数之根本，将其作为《易》之原便无从谈起。林至在此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天地之数与河洛之数的关系。《系辞》中明确指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朱熹认为：“此一节，夫子所以发明‘河图’之数也。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而为二则为阴阳，而五行造化，万物终始，无不管于是焉。”[3]综上，在林至看来，河洛之数与天地之数是截然分开的两类数，二者只有一个能作为易数之根本，而“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已然确立易数之极，故河洛之数皆非本数，更无从作为《易》之本，因而“河洛”纯属妄说。但在朱熹看来，天地之数与河洛之数并非截然分开的两类数，“河图”所载之数与天地之数相合，天地之数正是孔子为了阐明“河图”之数而作。朱熹曾说：“如鸿荒之世，天地之间阴阳之气虽各有象，然初未尝有数也。至于‘河图’之出，然后五十有五之数奇偶生成，粲然可见。”[3]可见，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最初只有阴阳之气形成的各种象，并没有数，至“河图”出才有了数，天地之间只是一理，因此，“河图”之数与天地之数浑然一理，并无差别。所以，林至仅仅从文献学的层面，以《易传》的记载作为根本依据，拘泥于文字本身，未深究其中所含义理，也未理解朱熹河洛之学的深意。但林至能够从内在“数”的层面去分析“河洛”，仍然从反面推动了河洛之学的发展。

而宋代之后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并不赞同图书之学。明朝后期的归有光就坚决主张废除“河图”“洛书”。至清代，学者们纷纷著书立说，反对图书之学。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毛奇龄《河洛原舛编》、胡渭《易图明辨》、黄宗炎《图学辨感》等都表达了反对黑白点“河洛”的观点。他们认为，宋代刘牧等人所说的黑白点“河洛”绝不是先秦文献记载中的“河洛”，只是刘牧根据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自作而成。可见，“河图”“洛书”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争议，究其原因在于混淆“河图”“洛书”的名词与概念。在易学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虽然沿用了同一名词，但其具体的内涵、外延已经发生了改变，即概念不同。特别是宋代学者所讲的“河图”“洛书”，其含义已经不同于先秦文献记载中的“河图”“洛书”，他们只是沿用同一名词，但却赋予其新的内涵与外延，重构了“河图”“洛书”的概念。在理学思潮中，宋儒对汉唐训诂注疏之风多有不满，他们在解读《周易》文本的同时，进一步找寻其内在理路，以求重构易学体系。他们以“河洛”为《周易》象数的本原，认为“河洛”是天地自然之理，把数和理融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了象与数的关系问题，有理而后有数而后有象，强调数先于象，并以此重新构建象数易学的体系。刘牧及朱熹等人言“河洛”，并非强调这就是“河图”“洛书”本来的样子，而是为了强调数的重要性，数先于象，象由数生。因此，“河洛”中的“数”具有了本原意义，他们研究“河洛”带有以“数”为本原的哲学本体论性质，意在追求先天之理。在“河洛”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宋儒为建构象数易学的根基所做出的努力。

三、以蓍策本于阴阳均衡纠挂扐之偏

南宋时期，对揲蓍之法一直存在争议，学者们对于何为奇、何为扐、三变是否都应挂一、以过揲之数还是挂扐之数定阴阳老少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朱熹曾指出：“奇者，揲之余为奇；扐者，归其余扐于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挂一为奇，而以揲之余为扐；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不知为策数，以为圣人从来只说阴阳，不曾说老少。”[6]朱熹认为揲蓍之法自孔子至唐代都没有太大的争议，反而是宋代争议颇多，其中尤以郭雍为典型。郭雍揲蓍之法主张以挂一为奇，以揲蓍的余数为扐数，而且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也就是过揲之数来确定阴阳，同时强调七八出于九六，用九六而不用七八，只有阴阳之分，而无老少之别，失去了四象之义。朱熹认为“奇”指左右手分数之后剩下的余数，“扐”指将余数勒于二指之间，“归奇于扐”则是将左右手掌分数所余之数归置于手指之间。而且，朱熹主张以挂扐之数定阴阳老少，挂扐之数五与四为奇，八与九为偶，奇者数三，偶者数二，由挂扐之数的奇偶得出六、七、八、九，从而具有阴阳老少之别。

至于三变是否都挂一的问题，朱熹《易学启蒙》中说：“若用近世之法，则三变之余，皆为围三径一之义，而无复奇偶之分。三变之后，为老阳少阴者皆二十，七为少阳者，九为老阴者一，又皆参差不齐，而无复自然之法象。此足以见其说之误矣。”[13]可见，朱熹认为大衍筮法三变都应该挂一，每一变都经过蓍草操作的四个步骤，即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有的学者认为只有第一变需要挂一，第二三变不需要挂一，这就变成了六扐而后挂，不符合五岁再闰之义，后两变之中的四营也变成了两营，不符合四营成易之说。同时，如果三变皆挂一，第一变的挂扐数不是五就是九，得到五的有三种情况，得到九的有一种情况，也符合径一围三之义。第二变和第三变的挂扐数不是四就是八，得到四的有两种情况，得到八的有两种情况，符合围四用半之义。阳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老阳多而老阴少，少阴多而少阳少，阴阳均衡是自然之理。反之，如果第二变和第三变不挂一，则三变之后只有径一围三之义，而无围四用半之义，得到老阳与少阳的情况有二十七种，得到老阴和少阴的情况有二十一种，阴阳失去均衡，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义。

林至揲蓍之法基本上是继承了朱熹的《易学启蒙·明蓍策》中的思想，尤其强调三变都应挂一，以符合阴阳均衡之理和天地自然之道。林至在《观变》篇中写道：“扐者以所得左手之奇数，扐于中指间也。再扐者，右手之奇数。复扐于左之食指也，此第一变也。二三复自挂一而始焉。观董生所陈毕中和一行九六，诚可见矣。苟如议者谓二三变不挂殊失再挂之义。所谓四营者，亦止于三营而已。”[1]认为“扐”指的是将左右手分数之后的余数置于左手中指或食指之间，而且三变皆应挂一，否则就失去了四营而成易之义。但与朱熹不同的是，林至主张以过揲之数确定阴阳老少，如果余三十六策，以四数之，得九为老阳；余三十二策，以四数之，得八为少阴；余二十八策，以四数之，得七为少阳；余二十四策，以四数之，得六为老阴。

此外，林至分别推算了三变皆挂一与二三变不挂一的条件下，阴阳老少可能的情形。在三变都挂一的条件下，三变为老阳的有十二种情形，三变为老阴的有四种情形，三变为少阴的有二十八种情形，三变为少阳的有二十种情形。这样，老阳与少阳之和为三十二，老阴与少阴总和为三十二，阴与阳是均衡的。反之，如果只有第一变挂一，二三变不挂一，那么第一揲挂扐不变，为五者三，为九者一。但第二三揲挂扐都是为四者三，为八者一。那么，三变为老阳的有二十七种情形，三变为老阴的有一种情形，三变为少阴的有二十七种情形，三变为少阳的有九种情形。这样，老阳与少阳相加之和为三十六，老阴与少阴相加之和为二十八，阳盛阴弱，阴阳失衡。因此，林至反对当时存在的第二三变不挂一的做法。他认为，在蓍策运算的过程之中体现出了阴阳观念，如果二三变不挂一，则失去了再扐而后挂之义，也会导致阴阳失衡。

但是即便三变都挂一，仍然存在着老阳、老阴、少阳、少阴四象不均衡的问题。林至将六十四以八分之，则老阳得八，老阴得八，为乾坤之象。震坎艮为少阳，三少阳之和为二十四，巽离兑为少阴，三少阴之和也为二十四。这是就体数而言，阴阳是均衡的，但用数却不能与体数一样阴阳各半，没有损益。他指出：“是故少则阳少而阴多者，少阴少阳均二十四，而少阳之四益于少阴，则少阳二十而少阴二十八也。老则阳进而阴退，老阴之四归于老阳，则老阳十二而老阴四也。”[1]也就是说，从用上而言，阴阳相互浸侵，产生变化。四象情形不同正是阴阳用数的体现。老则阳进而阴退，故而将老阴之四归于老阳，则三变之后得到老阳的情形有十二种，得到老阴的情形有四种。少则阴进而阳退，故而将少阳之四归于少阴，则三变之后得到少阴的情形有二十八种，得到少阳的情形有二十种。林至能够通过揲蓍之法，看到其背后阴阳之理的存在，强调阴阳之理是易的根本观念，揲蓍之法也是由阴阳之理支配的，正是因为有阴阳之理，才产生万事万物。阴阳二气既相互对待，又相互转化，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但其背后的阴阳之理却是永恒的、不会变易的。

四、结语

宋代是易学返本开新的重要时期，当时象数易学研究提出诸多新观点。其中，朱熹对时人四象之说和挂扐之说进行了批评，林至在继承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继续追本溯源，以《易传》为依据，力图进一步纠正这些错误思想，推动易学的发展。四库馆臣评价林至之说虽有稍过之处，然切中时人解《易》之弊，能够得易道之一端，故为“至论也”。林至认为易道本于天理，出乎自然，非人之私智所能企及，撰写《易裨传》以纠正象数易学之偏，将象数易学哲理化，回归《易》之本义，以接续易道，明达天理。林至本于天地自然之理，纠卦画与揲蓍之偏，言象数不离义理，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看待象数与义理以及理学与易学的关系。

林至虽意在纠正象数之偏，但其“河洛”观本身也有偏颇之处。他沿袭汉唐以来的“河洛”观，否认黑白点“河洛”的真实性，认为“河洛”之说自刘牧才开始确立，乃是附会之说。林至看到“河图”“洛书”是由数构成，因此，他从“数”的角度否认河洛的重要性。林至没有看到河洛之数只是构成要素，而所画的河洛之图也只是表现形式，其根本目的在于阐明圣人如何以“河洛”作《易》，进而发明义理。“河洛”虽以“数”为本原，但其更以先天自然之理为最终范畴。在当时理学背景下，宋儒赋予“河图”“洛书”以新的内涵与意义，重构象数易学体系，其含义早已不同于先秦典籍的记载。可见，林至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故而未能体会刘牧、朱熹等人“河洛”之学的深意，反对以“河洛”为《易》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