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崇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65）

刘宋文学变化剧烈：晋宋之际，文坛开始从玄言文风中解脱出来，向建安、太康文风回归，但新的文学风气尚未建立；宋文帝元嘉时期，形成了以雅丽、精细为主导的文风，奠定了刘宋文学的时代特色；刘宋后期大明、泰始年间，文风又转，雕琢繁密之风流行文坛，文章“殆同书抄”，而以“俗艳”为特征的“休鲍之风”也开始在文坛形成影响。三个阶段不同的文学走向，发生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范围内，明显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的结果，而不是文学自身演进的本来面貌。但是，这种外力来自何处？对文风转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文学与一个时代思维的所有其他文学形式和表现同属一个网络”①福柯：《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81页。。对于古典文学而言，政治对其的影响最为显著。王钟陵先生说：“刘宋之际，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政治、社会组织、思想学术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历史分界之所在。”②王钟陵：《中国中古诗歌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53页。葛晓音先生则认为刘宋皇帝与诸王藩之间的尖锐矛盾、士庶关系的变化对士人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③葛晓音：《八代诗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9-157页。。两位学者都将这一时期政治领域的变化与文学联系起来。王学军则提出礼乐制度在晋宋时期的变化对文学尤其是诗歌产生了影响④王学军：《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别解》，《北方论丛》，2015年第三期。。这些观点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刘宋时期最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权力转移频繁，意味着社会话语权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是影响文学发展外力产生的根本。

一、晋宋之际话语权转移与儒家文艺观的回归

东晋社会君弱臣强，士族控制社会话语权，一直到东晋末期，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寒门出身的刘裕能力过人，作风强悍。他击败桓玄，并用血腥手段镇压政敌刘毅、诸葛长民等人，受到牵连而被杀的文人如谢混、殷仲文等并不在少数。刘裕逐渐控制政治，东晋士族政治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但是旧士族对刘裕的鄙薄，实际上是用文化挑战刘裕的话语权。刘裕不仅需要在政治上、更需要在文化上战胜东晋的旧士族。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也为了在话语权争夺中更加有力，刘裕必须建立新的话语权体系，以消除士族政治的文化影响力。因为士族文化受道家思想影响，包含封闭、精致、无为等因素，为此，刘裕作出了一个能够凸显自己能力、打破士族政治偏安局面的决定：北伐。北伐所要恢复的不仅是曾经失去的北方故土，更是要恢复一种文化的理念：寰宇澄清的丰功伟绩与统治者的权威。

伴随着北伐这一政治、军事活动的展开，刘裕也开始积极进行话语权内涵的建设。文化特别是文学曾是旧士族面对刘裕时产生心理优势的根本。因此，配合北伐的展开，他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通过组织、参与文学活动来强化自己在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地位，重新在士人思想中树立君权意识，为自己真正成为皇帝作准备。

代晋之前以刘裕为核心的文学活动以彭城之会最为著名，因为有众多著名文学家的参与，历来备受研究者重视。彭城之会有两次①白崇：《元嘉文学二考》，《东疆学刊》2007年第一期。。第一次发生在义熙十二年九月至十三年正月之间，刘裕率军初至彭城，在与幕下臣僚饮宴时，命与会者赋诗，甚至兴之所至要亲自写一首。这个举动说明，出身寒素、甚至连字都写不好的刘裕试图告诉别人，他也很有文化，当然这也可能是政治的成功带来的心理膨胀。为了避免适得其反，刘裕幕下文士谢晦主动要求代作（参见《南史·谢晦传》）。这次文学创作发生背景是北伐，谢晦代刘裕所作诗歌思想较为积极，社会意识突出，其中也带有明显的颂扬意味。其诗为：“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40页。。诗意很简单：通过北伐平定北方，天下一统，在和平之中，放马南山。这正是北伐最理想的状态。诗中传递出来的信息虽然看不到君臣意识，却显然将刘裕当作这场伟大复兴运动的核心人物，这自然是刘裕最希望看到的。

北伐过程中的文学活动以游张良庙最为突出，这是一次政治意图明显的文化活动。《宋书·武帝纪》记：“军次留城，经张良庙，令曰：‘夫盛德不泯，义在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亚黄中，照邻殆庶，风云玄感，蔚为帝师。……涂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残，遗象陈昧，抚迹怀人，慨然永叹。’”③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页。张良是辅佐刘邦成就帝业的重要人员。刘裕自认是汉楚元王刘交之后，自然想与汉代皇统建立联系。这是他礼敬张良的政治目的。对于此次文学活动，南齐王俭《七志》记：“宋高祖游张良庙，并命僚佐赋诗，谢瞻所赋，冠于一时。”④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1页。谢瞻与郑鲜之的《经张子房庙诗》保留至今，其它作品惜乎不传。以谢瞻诗歌为例，诗中先颂扬了张良帮助汉高祖安定天下的功绩，然后云：“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两烛河阴，庆霄薄汾阳。銮旌历颓寝，饰像荐嘉尝。圣心岂徒甄，惟德在无忘。”⑤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133页。这几句赞美了刘裕北伐的伟大成就以及不忘先朝旧臣的“圣心”，已经将刘裕作为比肩尧舜的圣君看待，诗意《文选》六臣所注甚详，可参看⑥李善等：《六臣注文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74页。。义熙十三年十一月，刘裕留在京城执行看守任务的重臣刘穆之病卒。为了防止他人趁虚而入，刘裕放弃北伐，回到彭城。义熙十四年秋天，同在彭城的孔季恭辞职返乡，刘裕与幕下臣僚饮宴送别，“咸赋诗以述其美。”⑦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532页。是为第二次彭城之会。在北伐取得极大成功的前提下，这次文学活动的创作核心是借孔季恭的隐退，歌颂刘裕的功绩，谢瞻、谢灵运都有《九日从宋公司马台集送孔令诗》。谢瞻诗曰：“圣心眷嘉节，扬銮戾行宫。”⑧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1页。谢灵运诗曰“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鸣葭戾朱宫，兰卮献时哲。”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157-1158页。如果说第一次彭城之会刘裕的幕僚君臣意识尚不突出，而经历北伐之后，大家已经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东晋政权而将刘裕视为真正的政治核心，具有高下等级之分的君臣意识在这些士族文人精神世界出现。这说明刘裕北伐以及北伐中的文化活动，有力地支撑了刘裕的话语权建设，连带着儒家社会典范政治模式回归，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儒家思想社会地位的提高，更有利于儒家文艺观念在晋末文坛重新抬头，并通过参与这些文学活动的作家的创作传递到整个文坛。

东晋玄言玄风的盛行，根本在于社会话语权归属于士族，包括文学思潮在内的社会文化以士族文化为内核，皇室根本无力对社会风气做出引导。刘裕强化儒家制度，也强化了对文人的控制与吸引，打破了士族社会的根基，寄附于士族文化的玄学风气也因这一社会基础的失去而逐渐淡化。这也是义熙、元熙年间刘裕幕府中的很多作家并没有走玄言文风的道路而是向建安、太康文风回归的根本原因。例如谢灵运的《彭城宫中直感岁暮诗》《愁霖》《岁暮》、颜延之的《北使洛》《还至梁城作诗》等作品，都具有感情真挚丰富、格调沉郁有力的特点，近于建安，而基本与玄言无涉。谢灵运和颜延之都出身于东晋大族，玄学素养很深厚，但他们寄身刘裕幕府，身受制约，无法再过悠游自在的士族生活，被迫要为军国之事背井离乡，其感情较之东晋玄谈之士丰富、深刻许多，创作风格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士人精神世界双重人格的现象开始明显。东晋士族是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宫廷文化都要向其靠拢、适应，所以，东晋士族双重人格的特征并不明显，士族的群体精神能够直接在文坛得到反映。自刘裕成为统治核心，士人在文学中已经无法自由地展示个性。彭城之会如此，游张良庙亦如此。代晋之后，刘裕成了高高在上的帝王，文人在其面前，文化心理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永初二年三月三日，宫廷举行曲水宴会，谢灵运与颜延之均有《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②顾绍柏先生认为此诗作于本次曲水之会上，从诗意看，较为符合。见《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29页。。谢诗云：“详观记牒，鸿荒莫传。降及云鸟，曰圣则天。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时物芳衍。滥觞逶迤，周流兰殿。礼备朝容，乐阕夕宴。”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153页。这首诗以歌颂新朝建立为主要内容，采用的是晋宋时期最为典雅的四言，延续的是《诗经》中的大雅风格。关键是诗中所反映的谢灵运的心态，明显有诚惶诚恐之意。谢灵运入宋之后，被降爵为侯，加之他曾在刘裕政敌刘毅幕下任职，在面对新朝时心态显然复杂。在这次活动中，颜延之也有同题应制之作，风格倾向与谢灵运极为一致。

晋宋易代，刘裕通过政治建构了一个以君权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儒家观念迅速回归，成为扫除玄言文风的社会基础。依附于政治的作家对社会话语权内涵变动较为敏感，他们或许是无奈地接受这种变化。晋宋之际文学风气的转移，存在文学自身的原因，但是根本在于社会话语已经不再适于旧的玄言文学存在。然而，刘裕所建构的话语体系更偏重于政治，在文化上则缺少建树，无法引导文学领域建立新的时代特色。在新的文学风气没有产生之前，晋宋之际的文学必然回归到以儒家话语内涵为主导的建安、太康文学的道路上。刘裕在位时间仅仅两年，虽然他为晋宋文风的变迁打下了基础，却没有给元嘉文学走向带来决定性的影响。通过话语权引导文学走向的情况还要在他的继任者那里得到完成。

二、元嘉时期话语权转移与雅丽文风的形成

刘裕去世之后，朝政逐渐被三位顾命大臣傅亮、徐羡之、谢晦控制。少帝刘义符行为荒唐，傅亮等人欲行废立，但刘裕次子庐陵王刘义真爱好文艺、举止轻浮，也不是理想的人选。故傅亮等人先后将刘义真、刘义符废杀，扶持刘裕第三子刘义隆登基。这场政治变动导致刘裕时代为君权所控制话语权被以傅亮等所代表的旧士族势力接管。

三位顾命大臣中，傅亮是核心人物。他出身儒家旧族，高祖父为西晋名臣傅咸。傅亮的文化观念相对传统，较之东晋士族略有不同。他为人正直，虽然在晋宋易代中选择了刘裕，却能忠心耿耿于新朝，即便是主持废杀了刘义符与刘义真，也是为刘宋政权的长期稳定考虑①傅亮被杀之前，曾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顾托。黜昏立明，社稷之计也。欲加之罪，其无辞乎！”，见《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47页。，并无太多私念。然而，政治权力的转移，让君王与权臣的关系重回类似东晋时期的态势，这就导致永初三年至元嘉三年之间，社会无法产生新的话语内涵，也无法引领文坛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但是，这次话语权转移产生了一个变体：谢灵运。

少帝即位之初，谢灵运被傅亮等人打压，外放永嘉太守，次年谢灵运辞职返乡。永嘉与闲居期间，谢灵运脱离了各种纷乱的政治话语环境，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恢复了士族名士的行为方式。《宋书》谢灵运本传记：“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②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53-1754页。在文学创作上，谢灵运借鉴了赋的描写手法，并将其转移到山水景物的描写中，取得了空前成功，一扫文坛的颓靡之气，以至于“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③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754页。但客观而言，谢灵运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成就虽高却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其诗歌在华丽、玲珑、细腻、天才气质突出的同时，也有散漫不羁的缺点，诗歌中还普遍存在玄风的痕迹，其《登池上楼》等名作均是如此。可以说，外在话语限制的消除，让谢灵运的诗歌回归到了东晋名士的话语体系之内。他的诗歌在社会上的流行，一方面说明其艺术成就极高，另一方面也说明皇权话语权实实在在地向士族回归，其诗歌则被以士族为主体的知识阶层广泛接受。

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太久。元嘉三年，隐忍多时的宋文帝突然以雷厉手段诛杀了傅亮、徐羡之、谢晦，政治权又回到了文帝手中，为了消除傅亮等人的影响，也为了刘裕开创的君权政治能够延续下去，建构新的话语权体系成为当务之急。较之宋武帝刘裕，文帝的文化水平已经较高，文化心态更为自信。但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体系对于文帝而言难度很大（文帝生于义熙二年，即位时年仅十八岁）。因此元嘉早期，他更多是从自己的政治同盟者谢灵运与颜延之那里吸取文学成果，以树立自己认可的文学风格与艺术倾向。文帝之所以将颜、谢视为自己的文化同盟，在于二人与皇室成员关系密切，属于寄附于皇室的人物，认同皇权的权威，同时还与文帝政敌傅亮、徐羡之不睦。《宋书》刘义真本传记载：“义真聪明爱文义，而轻动无德业。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④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635-1636页。这让当时的权臣徐羡之等人对谢灵运、颜延之都非常不满。颜延之甚至与傅亮有冲突：“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⑤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892页。后来少帝被废，义真被杀，颜、谢作为三位大臣执政的障碍，则被外放。文帝执政之后，将二人召回，在文学上与二人有诸多交流。如《南史·颜延之传》记：“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县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①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81页。顾绍柏先生认为此事发生在元嘉三年或四年。颜延之与谢灵运元嘉十年之前同时在京任职，也只有这一阶段，顾说可从②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439页。。材料中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的态度。谢灵运自认自己是仅次于曹植的大才，其平时放诞不羁，但在文帝身边，他却变得谨慎小心。这种反常说明，谢灵运通过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到了文帝对话语权控制的决心与能力。谢灵运回归宫廷之后，他的创作显然受到了话语背景转变的影响，私人语境下创作个性受到文帝话语权的挤压，逐渐淡化。例如其《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皐。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曾是萦旧想，览物奏长谣。”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158页。诗中的写景与谢灵运隐居时期作品如出一辙，结尾虽然依然有玄言的气息，但是已经淡化，反而以颂扬帝王为主要内容。整体而言，这首诗在延续谢诗华丽、清新风格的同时，更增加了典雅、工稳的气质，更将景物描写与皇室颂美结合在一起。谢诗的精致、典雅、华丽，内容取材上的偏重描写清丽秀美之境又间带颂美，写作技巧上的以赋的方式进行精巧铺写，都符合文帝的话语权内涵。因为典雅华丽、和谐宁静、个性逐渐淡化的文学创作，可以理解为通过和谐的自然美描写凸显帝王治下社会的优美与和谐，是服务、服从于文帝君权话语的表现，是谢灵运对文帝话语权的臣服。可以说谢灵运塑造了文帝宫廷应制文学风格，同时自己也被应制文学所塑造。这也是谢诗为文帝接受甚至推崇的根本原因。

元嘉六年以后，彭城王刘义康逐渐成为执政人物。《宋书》义康传记：“六年，司徒王弘表义康宜还入辅，……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自是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④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790页。义康精于政事，执政之后“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既专总朝权，事决自己，生杀大事，以录命断之。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凑，势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⑤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790页。文帝的话语权逐渐丧失。这次话语权转移对文坛影响极大，原先文帝话语权体系下的文人，不断受到打击，代表性的事件之一是谢灵运之死。李雁先生认为谢灵运被杀真正的原因是一次政治斗争与阴谋，文帝本想赦免谢灵运，但彭城王刘义康却坚决要置谢灵运于死地⑥李雁：《谢灵运被劾真相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五期。。谢灵运被杀使当时的文坛丧失了领袖人物，原本以谢灵运诗歌风格为主导的文坛发展脉络无法延续。第二个代表性的事件是颜延之退出了文学主流体系。颜延之也是文帝文化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义康当政之后，他逐渐被排挤打击。《宋书》本传记：“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时延之已拜，欲黜为远郡，太祖与义康诏曰：‘……’乃以光禄勋车仲远代之。延之与仲远世素不协，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⑦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893页。颜延之元嘉十七年起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其退居乡里时间应在元嘉十一年。也就是说，不到一年时间内，文帝在文化上最为倚重的两个文人被迫退出社会话语体系，而文帝对此竟然束手无策。

刘义康不热衷文学而强调吏干，围绕在他周围的幕僚也基本倾向于此，如义康集团最重要的成员刘湛“少有局力，不尚浮华，……不为文章，不喜谈议。”①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15页。这就决定了在义康执政时期，谢灵运、颜延之为代表的符合文帝话语权内涵的文学无法正常发展。因此，在义康影响下，文坛形成了一个七年左右的低潮时期。可以说，元嘉十年左右是刘宋文学的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谢灵运被杀，谢惠连病亡，颜延之退隐，刘宋文学早期探索在这个时间节点基本结束。当然，刘义康作为皇室成员，代替多病的文帝执政，也基本被视为皇权的范畴，这决定了东晋旧士族的玄言文风无法抬头。

由于义康“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径行，曾无猜防”②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90页。，最终引起文帝的反感。元嘉十七年，文帝又是隐忍之后突然发力，清除了义康党羽，并将义康赶下权力舞台，牢牢控制社会话语权；甚至为消除义康影响，元嘉二十二年，又借义康名目，将范晔等人诛杀。在这场话语权争夺中，文帝隐忍坚定甚至残酷无情的一面被展现出来。士人不难看到文帝控制社会话语权的决心，心生恐惧之余再也无人敢去触碰文帝的禁脔。裴子野论曰：“夫在上为善，若云行雨施，万物受其赐；及其恶也，若天裂地震，万物所惊骇，其谁弗知，其谁弗见！岂戮一人之身，钳一夫之口，所能禳逃，所能弭灭哉？是皆不胜其忿怒而有增于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于彭城之戮，自斯以后，谁易由言！有宋累叶，罕闻直谅，岂骨鲠之气，俗愧前古？抑时王刑政使之然乎？张约陨于权臣，扶育毙于哲后，宋之鼎镬，吁，可畏哉！”③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94页。在文学上，文帝所认可的典雅、精巧文学形态逐渐回归，也逐渐发生变化。作为有为的君主，文帝希望文学更美、更典雅。太康以来，士族文学的一贯风格就是典雅与华丽，但在文帝的意识中，自己时代的文学不仅要如此，更要能凸显皇权的崇高与权威。文帝对文学的要求虽然带有士族文学的痕迹，却明显是要士族文学顺服于王权。在文学中，辞采的优美与形式的整饬也是文帝认可的文学倾向，文学的形式主义因素在元嘉十七年之后的社会中开始流行。以颜延之《赭白马赋》为例，赋有序：“乃有乘舆赭白，……服御顺志，驰骤合度。齿历虽衰，而艺美不忒。袭养兼年，恩隐周渥。岁老气殚，毙于内栈。……有恻上仁，乃诏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弊，敢同上赋。”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33页。据文中“惟宋二十有二载”看，此赋当作于元嘉十八年。对一匹死去的马进行哀悼，并要求宫廷文人创作作品，这背后有文帝的一个暗示，那就是奖掖忠诚于自己的大臣，也是借对马的重视来提醒朝中大臣认清方向，其中包含的是话语权独属帝王的内涵。颜延之的赋是文帝群臣所作中的一篇，风格典雅华丽，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赋已经基本符合骈赋的标准：对仗工整、用典繁密、声韵和谐。这种骈俪化的创作倾向也逐渐开始向各种文体渗透，成为元嘉文体的一个整体趋势。

文帝的心态也开始出现变化。《宋书·礼志三》载：“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履行泰山旧道，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注。其后索虏南寇，六州荒毁,其意乃息。”⑤沈约：《宋书》卷十六《礼志三》，北京：中华书局，第439页。元嘉二十六年，文帝甚至想北伐，“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⑥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512页。元嘉后期文帝因为全面控制了社会话语，自我成就感很高，热衷于用文学来颂扬个人功绩。例如文帝、颜延之、江夏王义恭均有《登景阳楼诗》。文帝诗云：“崇堂临万雉，层楼跨九成。……蔓藻嬛绿叶，芳兰媚紫茎”，“士女眩街里，轩冕曜都城。”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137页。颜延之诗云：“风观要春景，月榭迎秋光。沿波被华若，随山茂贞芳。”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237页。义恭诗云：“丹墀设金屏，瑶榭陈玉床。温宫冬开燠，清殿夏含霜。弱蕊布遐馥，轻叶振远芳。……通川溢轻舻，长街盈方箱”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248页。。这三首诗均写景阳楼上所见之春景，反映出的时令、内容一致，应是同时同题所作。关于“景阳楼”，《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景阳楼”条记：“今法华寺西南精锐中军寨内，遗址尚存，里俗称为景阳台。”“考证”曰：“宋元嘉二十二年广华林园，筑景阳山，始造景阳楼。”③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34页。《宋书·何尚之传》记：“（元嘉）二十二年，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州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④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734页。。但《宋书·文帝纪》记：“是岁（按：指元嘉二十三年），大有年。筑北堤，立玄武湖，筑景阳山于华林园。”⑤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94页。《宋书·张永传》记：“（元嘉）二十三年，造华林园、玄武湖，并使永监统。”⑥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511页。可见玄武湖与华林园开工于元嘉二十二年，元嘉二十三年可能完工。文帝早期延续了宋武帝刘裕的执政风格，较为节俭。但承平日久，文帝的心理自然也在变动，从景阳楼大兴土木可见一斑。这三首诗创作时间当在元嘉二十四年或二十五年的春天，因为元嘉二十六年春，文帝巡行丹徒，五月返京。二十七年春二月北魏南侵，京师扰动；七月，更有北伐之事。二十八年春军罢，二十九年社会尚未从战争之后恢复，不可能出现“士女眩街里，轩冕曜都城”“通川溢轻舻，长街盈方箱”的景象。三首诗的景物描写在手法与风格上都有精细、华丽的特征，字句锤炼的痕迹非常明显，并熟练运用了骈对技巧，极其类似谢灵运的山水诗。三首诗的区别在于，文帝借写景表现出的是作为这一切的缔造者的志得意满，而颜延之与刘义恭的作品，则以谦恭的态度通过写景来歌颂帝王的丰功伟业。

宋文帝执政时期是南朝文学发展的黄金阶段，元嘉文风的形成与之关系密切。一方面，文帝对文坛的推动之功不容忽视，他将社会上最优秀的文人汇集到自己周围，组织、参与文学活动，逐渐将展现帝王治下社会的和谐优美、颂扬君王的文治武功作为新的文学内涵渗透到社会文学思潮之中，由此建立了自己认可的文学话语内涵。元嘉诗坛对外物细腻描写的写作习惯与范式，虽然是谢灵运所创，但真正能将其推及整个诗坛的，却是具有文化核心地位与文化扩散能力的宫廷。文帝对文学的热爱，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时文坛。纵观文帝时期的应制诗歌，作品数量多，而且成就高，如颜延之有《应诏观北湖田收诗》《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诗》《拜陵庙作诗》，范晔有《乐游应诏诗》等等，均为《文选》收录。因此，宋文帝时期的体现其话语权内涵的应制诗歌具有一定的典范意味。另一方面，宋文帝精于政治手腕，他对朝政以及知识分子的控制较之宋武帝更加突出，导致文人匍匐于宫廷文化之下，接受、顺从文帝的话语权内涵，也使宫廷成为整个社会文风的风向标，典雅、华丽、工整成为元嘉文学的主流。

三、刘宋后期话语转移与文风转移契机

元嘉三十年，太子刘劭与始兴王刘濬弑杀文帝，武陵王刘骏起兵将二人诛杀后登基，是为孝武帝。在文帝诸子中，孝武帝最富文学才华。据《隋书·经籍志》，孝武帝有集二十五卷（梁时三十一卷），现存诗歌二十六首、赋两篇、颂两篇、赞五篇、铭一篇，在《诗品》中被列入下品⑦参见《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简体字版，第715页；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465-2476页；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218-1224页；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63页。。但孝武帝的个性对文坛的影响更为显著。他已经算是较为成功的文人，但他也是皇帝，这两种身份给他带来的是文化上的自高自大，唯我独尊。如果文帝是在争夺话语权，而孝武帝则是通过一种畸形的心态来控制话语权。所以，孝武帝时期的文坛更多是笼罩在他的话语体系之下，他以一己之力操控了文坛的走势。

《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栢梁体诗》被归在孝武帝名下，诗云：“ 九宫盛事予旒纩（帝）。三辅务根诚难亮（扬州刺史江夏王义恭）。策拙枌乡惭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折冲莫效兴民谤（领军将军元景）。侍禁卫储恩逾量（太子右率畅）。臣谬叨宠九流旷（吏部尚书庄）。喉唇废职方思让（侍中偃）。明笔直绳天威谅（御史中丞颜师伯）。”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第1224页。据《宋书·孝武帝纪》，义恭任扬州刺史时间在孝建二年十月至三年秋七月，竟陵王刘诞任南徐州刺史是从孝建二年十月开始。故此次应制文学活动发生于孝建三年三月三日。上巳曲水饮宴是六朝最为流行的活动，于饮宴中穿插文学活动非常正常。孝建二年，孝武帝开始限制诸王权力，次年孝武帝已经控制朝政，在这次联句游戏中，他非常自得，自谓“盛事”。而刘义恭等人的诗句却让人觉得低声下气，战战兢兢。从中可以看出孝武帝朝廷君臣关系较之文帝时期更加紧张。事实也是如此。《宋书·刘义恭传》记：“时世祖严暴,义恭虑不见容，乃卑辞曲意，尽礼祗奉，且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②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650页。可见孝武帝对朝中大臣的威压极为强大，大臣胆战心惊之余，还要挖空心思用孝武帝热衷的文学去迎合、奉承。

较之文帝，孝武帝对话语权的迷恋达到了病态的程度，在文学上更难以容下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宋书·鲍照传》记：“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鲍照为了投其所好，“为文多鄙言累句”③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480页。。宫廷文人屈服于孝武帝的淫威，私人语境下的创作习惯被全面压制，其文学只能步趋于孝武帝的文学品味之下。这对当时文坛的影响有两个方面。其一，孝武帝渴望用文学压倒别人的病态文学追求，在缺乏深刻社会体验的前提下，他的文学只能走雕琢纤细的路线，其诗“雕文织彩，过为精密④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3页。。这种文学风格取向，规范了宫廷应制文学，并通过应制文学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雕饰华丽、用典繁密、拘泥技巧之风成为大明、泰始时期文坛主流。钟嵘将这种风气的源头归之于颜延之和谢庄，“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⑤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页，颜延之是当时最有声望的宫体作家，诗歌以雅丽繁密为特征，谢庄诗作本以“清雅”见长，但二人宫廷环境中的应制创作受到政治核心人物孝武帝的强烈影响，无法将自我个性蕴含其中，只能走雕饰、精密之路，失去了个性的作品也更显拘谨，元嘉时期典雅、清丽文风已经在孝武帝宫廷文学干扰之下，于此时走到了尽头。其二，孝武帝对大臣集中地以文学的方式向其献媚、臣服其话语体系的行为极为热衷，导致当时宫廷中的文学创作游戏的倾向明显。如《宋书·谢庄传》记：“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又使（谢）庄作《舞马歌》，令乐府歌之。”⑥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2175-2176页。此次活动中其他作家的作品均已散失，惟有谢庄《舞马赋应诏》得以保留。又《宋书·符瑞志》记：“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还白，上以为瑞。于是公卿并作花雪诗。”⑦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873页。谢庄《和元日雪花应诏诗》云：“从候昭神世，息燧应颂道。玄化尽天秘，凝功毕地宝。笙镛流七始，玉帛承三造。委霰下璇蕤，叠雪翻琼藻。积曙境宇明，联萼千里杲。掩映顺云悬，摇裔从风扫。发贶烛侄前，腾瑞光图表。泽厚见身末，恩逾悟生眇。竦诚岱驾肃，侧志梁銮矫。”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0页。诗中典故繁密，用词虽精美，但艰涩凝滞，与文帝时期宫廷应制诗歌风格迥异。还有一些应制文学活动，游戏的色彩明显。《宋书·沈庆之传》记：“上（孝武帝）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庆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上逼令作诗，庆之曰：‘臣不知书，请口授师伯。’上即令颜师伯执笔，庆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上甚悦，众坐称其辞意之美。”②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2003页。沈庆之本是武将。“逼令”二字表明，孝武帝对文学已经存在一种病态的心理，是强人所难，明显带有看人笑话的倾向，也说明孝武帝已经将自己视为文化的优势者，对沈庆之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优越感。而不识字的沈庆之竟能作出这样的诗，说明当时社会对文学普遍较为热衷。

值得一提的是，孝武帝猜忌诸王，重用寒素，导致宫廷作家中寒族文人比例开始上升，给逐渐走向极端的文坛风气留下了再次转移的契机。这些寒族作家的代表是鲍照、苏宝生、汤惠休、徐爰、戴法兴等人，他们的文学成就并不亚于士族作家，鲍照是元嘉三大家之一，苏宝生、戴法兴、汤惠休则位列《诗品》下品。在宫廷背景下，他们应制文学创作要向孝武帝的话语权体系靠近，但宫廷也给他们机会与当时文坛核心人物颜延之、谢庄等人交流、学习，从而提高了他们的文学素养。但私人创作语境中，他们则拥有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较之士族，这些寒族作家受儒家雅正文学观念影响小，容易接受新的文学因素，他们的文学创作也因而与主流文风略异。《诗品》评鲍照云：“贵尚巧妙，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③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7页。；《南齐书·文学传论》亦云：“发唱警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④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08页。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6页，而汤惠休诗：“淫靡，情过其才”⑤。这些寒族作家作为孝武帝政治手段的组成部分，代表了皇权的威压。他们在孝武帝周围必须服从孝武帝的话语权，但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宫廷或者孝武帝的话语威压，则有利于他们扩展自己文学影响。这导致大明、泰始时期文坛再次转型，契机就是话语权的再次转移。

景和元年，文帝第十一子刘彧废杀孝武帝的继任者前废帝刘子业，自立为帝，是为宋明帝。明帝“好读书，爱文义，在籓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二卷，行于世。”⑥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70页。宋明帝的个性较之孝武帝宽缓很多：“及即大位，四方反叛，以宽仁待物，诸军帅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众为之用，莫不尽力。平定天下，逆党多被全，其有才能者，并见授用，有如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侍文籍，应对左右。于华林园芳堂讲《周易》，常自临听。”⑦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第170页。明帝即位对文学的影响是，笼罩在文坛的孝武帝话语权威压逐渐弱化，雕饰繁密文风虽然继续流行，但与之完全不同的文学潮流也开始出现。如《诗品下·齐黄门谢超宗等》条记“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⑧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8页，，《南齐书·文学传论》曰：“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摽世”⑨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第908页。，这看似矛盾的两种文学形态在社会中的流行，与孝武帝及明帝时期话语权内涵的转移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随着文坛的演进，在永明时期，雕饰繁密文风在文坛上的影响已经式微，而以俗艳清丽为特征的“休鲍之风”则愈演愈烈。

结论

刘宋时期的话语权与话语内涵的变动对文风影响极为深刻。东晋时期话语权与话语内涵的界定都由士族把持，因此作家的文学创作可以完全根据自我的文化心态，而不用考虑政治的因素。而刘宋时期，帝王重新控制了政治，并开始从士族手中抢夺文化的话语权，虽然刘宋时代文化的话语权内涵带有士族文化的痕迹，但其控制者已经不再是士族。作家的创作必须符合帝王话语权内涵的要求，并且这种文学创作所附带的政治、文化话语内涵会通过作品的传播对社会产生引导。谢灵运与颜延之，他们之所以成为元嘉文风的代表，与其在文帝时期话语体系中核心地位密不可分。他们的应制文学符合文帝的话语权内涵，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与推崇，其影响又随着应制文学活动参与人员的增加与流动得以扩大，对元嘉文学形成工整华丽、典雅繁复特征有深刻影响。孝武帝则用一己之力，通过病态的话语权控制与自我欣赏，改变了刘宋文学的自然走向，宋明帝则给另一种文学风气留下了发展的可能。当然，刘宋帝王通过话语权体系的建构，成功地拉近与士族的文化距离，文学功不可没。从此以后，认可文学，热心文学，为刘宋之后历代寒门皇室所仿效，文学因为带有统治者的意志和影响力因素，对社会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导致了南朝四代，华丽、重视形式审美而缺乏内涵成为文学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