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伟，喇逸瑄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产生、发展的过程，是在实践中对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学说。从黑格尔的追随者到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不断从黑格尔体系的不合理性中抽离出来，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构建。在继承、批判与不断超越的过程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不断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逐渐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政治立场转变。列宁曾给予这部著作很高的评价：“马克思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3毋庸置疑，在《导言》中马克思阐明了诸多科学观点和理论，而且，许多观点都是初次阐发，鲜明表达了摒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但作为青年时期马克思的代表作，《导言》中所体现的唯物主义依旧是不够完善且有待于深化的，距离彻底实现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制定，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表达依旧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因此，把《导言》看作是马克思彻底完成“两个转变”的标志性著作是不够准确的。我们认为，《导言》中所阐述的唯物主义还是不成熟的唯物主义，这一阶段通过分析德国现象所阐述的共产主义也是抽象的。《导言》只是“两个转变”完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而不是彻底完成“两个转变”的标志性著作。

一、在“宗教批判”中探析“人的本质”

对德国的宗教批判进行总结，系统阐明宗教的本质、社会根源以及功能是马克思写作《导言》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宗教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探析人的本质问题，主张摆脱幻想，把人当作一个理性的人来思考和行动。但从《导言》的内容来看，马克思虽然进行了“宗教批判”，但是依旧存在夸大精神作用的倾向；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但是并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一）开展“宗教批判”，但依旧存在夸大精神作用的倾向

一直以来，学界非常重视《导言》中的宗教批判思想，认为《导言》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奠基之作，并且从《导言》入手，对马克思的宗教思想进行研究和解读。的确，在《导言》中马克思全面并系统地论述了宗教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发展的危害，并且说明了宗教的本质和功能，从而进一步提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2]1-2这个进行宗教批判的基本观点。人们所信奉的宗教只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生活在苦难现实中的人们，将无法得到满足的需求和欲望寄托在幻想中，用精神来麻痹现实中的苦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而宗教这一“鸦片”带来的只能是暂时缓解现实的痛苦。由此，消除宗教对人们的精神压迫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的幸福”[2]2，呼吁人们追求现实的幸福，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实际，“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而不是将幸福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幻想中。当揭露“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后，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要揭露“非神圣的异化”，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进一步升华了哲学的任务。马克思在写作《导言》的过程中，开篇就对德国的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德国宗教的虚假性和幻想性，得出了进行宗教批判的意义，提出人类的解放只能依靠人类自己，而不是单纯地依靠神灵的拯救和统治者的恩典，要“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而不是幻想“虚幻的花朵”。

在对德国的宗教的深刻批判中，马克思揭露出宗教对人的压榨和对社会发展的严重危害。但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导言》中的相关论述还是不恰当地夸大了精神的作用。比如，在讨论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德国的现实困境时，他论述道：“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学而失败了。”[3]12但是，战争的失败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德国的农民战争更不例外，并不能以碰到“神学”而遭遇失败加以总结和概括，至于用神学力量解释“德国历史上不自由的最尖锐的表现”就更显唯心主义的烙印了。再如，《导言》对路德的宗教改革进行了评价，认为宗教改革的结果是不彻底的，虽然解放了“肉体”，但是依旧给“灵魂”套上了沉重的锁链，而如“从僧侣的头脑”中开始的革命一样，现代的革命也将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3]12。然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革命是对社会关系的扬弃，是两大矛盾运动的结果，即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而生产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地调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如此。虽然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理论始终指导现实的实践，但是把革命的根源看作是从“哲学家的头脑”中开始的，仍属于唯心史观的思考范式。

进一步地，马克思在《导言》中认为开始一切批判的前提是对宗教的批判，而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哲学的批判就是首要的任务。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虽然宗教批判对当时德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将宗教视为“人的真正枷锁”，将宗教批判当作和解释一切罪恶社会现象的终极根源就显得过于绝对了。其认识上的这一局限性是在后来的思考与实践中才逐步得到克服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2]172所以，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更加强调了批判的现实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能光靠批判就能改变现实的世界，要通过改变现实的环境才能更好地对意识领域进行更正。同样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凝练出了，真正的哲学家的任务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3]502。《导言》将宗教批判看作是一切批判的前提，没有建立起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彻底唯物主义立场，说《导言》标志着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彻底完成”为时尚早。

（二）探析“人的本质”，却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

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导言》中，通过对德国宗教的批判，马克思呼吁人们摆脱宗教的控制，关注人自身的发展。《导言》开篇就对德国的宗教批判展开了详细的论述，认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们对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和欲望的寄托，所以在宗教中，“幻想的现实性”就是人的本质表现，人们在宗教中所找到的只是一种“自身的假象”。马克思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提出了“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3]1这一经典的论述。所以，摆脱宗教对人民的束缚的关键所在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致力于“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提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论断。

毋庸置疑，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对批判当时德国宗教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摆脱了虚幻性，把人看作是“现实的人”来思考，当成“理性的人”来讨论，对人的本质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了。但马克思在《导言》中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这一认识依旧没有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在费尔巴哈看来，“每一个存在者，在自身之中和对于自身来说，都是无限的，都在它自身之中有自己的上帝、自己的至高本质。”[4]33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析正是源自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将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明确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却忽视了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或感性活动，没有认识到人对自然的反作用，以至忽视人的社会性，提出了人的本质是由人的活动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是抽象的自然存在的“类”，而“类”本质是爱和友情。马克思在《导言》中对于人的本质的看法依旧是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首先，“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2。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国家、社会这些具体化的东西，这和费尔巴哈论述人的本质时提出的“爱和友情”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其次，“人是人的本质”同样体现了马克思认为“类”是人的根本，将“类”本质提高到一个重要的位置。真正地完成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解读则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通过指明费尔巴哈思想中的不合理因素，对他的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第一次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命题，系统阐明了人与人最为本质的关系是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社会历史发展并不是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而是物质生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这一阶段才实现了对费尔巴哈思想中不合理性的超越，才真正在科学的意义上把握了人的本质，认识到现实的个人。

系统、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首先必须要明确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即现实中的个人。在《导言》中，马克思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将“类”本质放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虽然相比于费尔巴哈完全忽视人的社会性有了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国家社会等具体的事物，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就无法全面地理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人，进而无法完全科学地理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个人的本质，说《导言》彻底完成了两个转变也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马克思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把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体和类的关系上转变成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引入实践观，科学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各种意识形态的物质根源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才完成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制定。

二、在阐述德国“彻底革命”中主张“理论结合实践”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2]16。马克思在《导言》中通过比较德法革命之间的不同，论述了德国革命的彻底性，“彻底的理论”“彻底的阶级”造就了德国“彻底的革命”；提出科学的理论应该结合实践，德国哲学的问题就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离。但是，深入阅读《导言》，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虽然论述了“彻底革命”，但缺乏对德国革命的全面理解；虽然主张“理论结合实践”，但尚未明确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阐述“彻底革命”，但缺乏对德国革命的全面理解

马克思在《导言》中阐述了革命的作用，只有通过一定的阶级联合推翻压迫阶级的统治才能实现解放；对“彻底的革命”进行了说明，“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被需要的革命”[3]13；并开始思考“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问题。在讨论德国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2]14由于德、法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情况，所以，在德国，不同于法国的渐进的解放，而必须“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中解放出来，所以“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3]18马克思在论述德国“彻底的革命”过程中提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这两个概念，而不同于全人类的解放，政治解放就是指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解放。通过上述两段论述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认为，德国可以跨越革命的阶段，不经过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政治解放就可以直接实现人类的解放。

在《导言》中，马克思通过比较德、法两国革命之间的差别，提出德国可以直接实现人类解放。相比于德国，法国发展较为先进，在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时候，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协助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运动。但在德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了，资产阶级需要同时面对两种力量而无法代表所有阶级的利益。在这一现实条件下，德国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跨越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

与之后的相关研究相比，马克思这一阶段对革命问题的认识显然是不成熟的。首先，马克思本人在随后的研究中对于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解进行了更正，认为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需要一定的铺垫，革命的阶级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必须等到无产阶级足够壮大，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中让他们认识到“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其次，恩格斯指出：“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2]285因为如果资产阶级没有取得统治，资本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也就不可能成熟，只有在资产阶级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才能更加团结并联合起来。最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指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592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是两大矛盾运动推动的结果，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还不是很彻底，所以他才会认为在德国可以不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就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导言》依旧不能说明马克思彻底完成了思想上的“两个转变”。

（二）主张“理论结合实践”，但尚未明确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在《导言》中不仅深刻批判了德国哲学的空泛性，而且科学论述了理论不能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谈，理论必须和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避免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并且将“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分开论述，指明了理论不能代替实践，进一步强调了“物质的力量”，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主张通过掌握群众，让理论成为强大物质力量来进行革命的实践。

在这里，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但是尚未明确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看到理论源于实践。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对德国旧哲学与实践相脱离的批判，提出了理论要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但对理论来源于实践这一唯物主义所囊括的内容却没有具体说明。《导言》提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具有物质力量”[2]9，说明了理论必须要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理论的作用，但科学的理论也应该是来源于群众、产生于实践的，并且需要随时随地以时间和条件为转移，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这一思想并没有在《导言》中得到体现。其次，没有看到群众的实践是真正的实践，群众不是被动因素，而是主动因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18，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心脏”，革命不仅需要有理论而且需要“物质力量”和“被动因素”，而理论需要掌握群众才会具有物质力量。但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依旧认为群众是革命的“被动因素”，依旧需要由哲学理论的激发。然而，正如马克思很快就在稍后的著作中阐明的那样，无产阶级寻求解放是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主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主动的革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解放自身而解放全人类。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是较为主动的因素，无产阶级的革命更是主动寻求解放的革命。

立足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显著的标志，把握和运用实践的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显著标志。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的阐发一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始终，马克思这一科学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萌发到完成的过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式提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135这一科学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实践的观点作为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关键，系统地论述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依旧不能说《导言》是马克思彻底完成“两个转变”的标识。

三、在科学构想“共产主义”中发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

在《导言》中，马克思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对于德国革命以及对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的作用，深刻阐明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并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进行了初步阐发。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但并没有阐明人类走向解放的具体途径；虽然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构想，但尚未自觉“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一）提出“共产主义”科学构想，但尚未到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基础

共产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往何处去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指引着无数共产党人为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景而不断地努力，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这个理想英勇奋斗，始终不惜献出生命。马克思在科学总结人类社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构想，实现人类解放贯穿于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的脉络之中，并在《导言》中进行了初步论述，萌发出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了寻求解放的“头脑”和“心脏”，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哲学”的指导，更需要“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的推动，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就要依靠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的主体力量。进而，马克思讨论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政治解放”的完成只能是表明资产阶级的解放，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才是“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导言》中对于“人类解放”的论述，表明了他“为人类而工作”的情怀，致力于为人类寻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马克思此时对共产主义的论述是基于对事实和现状的推理和观察分析，缺乏政治经济学的论证。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才萌发了要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市民社会”的现状进行深入的“解剖”这一思想[5]591。写作《导言》时，马克思虽然开始论述无产阶级寻求人类解放而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但在这一阶段上，对共产主义理想愿景的把握和对德国社会的分析，并不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而是到哲学中去寻求的。

《导言》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中寻求人类解放的道路，而主要是基于对德国现象（而且主要是“哲学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但正如《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概括历史唯物主义那样：“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284政治经济学研究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正是来源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探析，建立在批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共产主义问题。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等概念出发，第一次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度导致劳动异化，进而带来人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使人的自由丧失。所以，克服劳动异化就是要克服私有制，“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7]75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批判，深入到经济现实中对共产主义何以可能进行深入的阐发。在此意义上，《导言》所论证的建立在“哲学现象”分析上的共产主义是抽象的，不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的共产主义。

（二）发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但尚未阐明走向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了人类解放的思想，指出彻底的革命和寻求普遍的人类解放是德国的主要问题。“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革命的阶级是完成人的解放的关键所在，这个阶级生活在严重的苦难之中，它自产生之日起就意味着“一切等级的解体”，所以，在“人的完全丧失”之后，这一“特殊的阶级”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进而“解放自己”，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而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肩负着重要责任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3]16-17。马克思接着指出，寻求解放的途径必须要推动整个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揭露“压迫”，公开“耻辱”，从而使无产阶级“对自己大吃一惊”后“激起人民的勇气”。马克思在《导言》中的这段经典阐述不仅明确了无产阶级这一受到压迫和剥削的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也表达了他在这一阶段上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物质力量”对革命的推动作用。

在《导言》中，马克思详细地阐发了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的历史使命，在人类解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尚没有彻底实现思想的“两个转变”。一方面，《导言》虽然提出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但是关于如何发挥这一物质力量的作用、以何种手段寻求人类解放的问题还没有作出明确论述。进一步地，《导言》也没有对无产阶级寻求人类解放的过程作详细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对实现人类解放的进程的论述是，无产阶级首先要实现自身的解放，进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一切阶级的同时解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的解放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论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于人类获得解放的制约性，而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基本条件。直到写作《共产党宣言》这一伟大纲领的时候，马克思才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问题，即无产阶级在寻求自身解放的进程中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通过这一方式夺取政权、废除私有制，实现对全人类的解放。至此，马克思才真正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讨论了人类解放的阶段性及漫长性，“人类解放”的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深化。另一方面，《导言》指出无产阶级所受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更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这一阶级“回复自己本身”的途径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3]16-17。从这一前提出发，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也只是从消除人的异化的方面去理解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人类解放的重任，主要是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状况与人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们丧失了人性中的合理因素，只有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对无产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的基础上的，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作用的理解也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至此，《导言》距离“两个转变”依旧存在一段距离，并不能表明彻底转变的完成。

结语

《导言》萌发出许多经典的观点和论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但说《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两大转变”的彻底完成既夸大了这部著作的历史地位，又无法正确评价《导言》之前和之后相关著作的地位。我们认为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写作和发表的两篇著作，不论是《论犹太人问题》还是《导言》都是标志着马克思开始探索人类解放思想的开端之作，在整个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在这两篇论著中也开始萌发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问题，但是距离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依旧存在着一定距离。

我们提出《导言》不是标志着马克思彻底完成“两个转变”的著作，并不是要否定《导言》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而是要准确系统全面认识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科学看待《导言》的历史地位，应系统把握马克思是如何从一个崇尚黑格尔的青年黑格尔派走向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再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又是如何从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追求“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者的。系统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回应西方学者“两个马克思”论断的关键。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在实践中对理论不断创新和丰富、不断自我超越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景象。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构建经历了一个历时很久的艰苦探索过程，在不断的探索中构建出一个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仅仅体现在一部著作中，只有深入到他的每一部著作中才能够系统把握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