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纲

（河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回顾儒学历史，反思经学传统，王阳明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为数不多的哲学家和上马布阵破敌、下马传道解惑文武兼备的杰出教育家，其所创立的良知本体论心学带有极强烈、极浓厚的教化性、生活性、实践性及此三性圆融的经世致用的治理性。在近代至现当代思想文化史、哲学史、儒学史上，阳明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历久不衰的主题，这一方面说明阳明心学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表明其良知本体论蕴含的道德主体性精髓具有穿透古今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相契合的思想魅力。以往研究的专著力作、宏文达论成果丰富，且颇具启发性。拙作见缝插针，小中见大，从微观上就“乙酉三记”钩沉索隐，探幽寻胜，具体呈现王阳明良知本体论心外无教化、心外无经典、心外无学术的思想精髓，或不失为深化阳明学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

一

据《王文成公全书》附录《年谱》载：“嘉靖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岁，在越”［1］1472。嘉靖四年（1525 年）岁在乙酉，这一年王阳明撰写了五篇传记体文稿，依次是《从吾道人记》《亲民堂记》《万松书院记》《稽山书院尊经阁记》《重修山阴县学记》，收录在《全书》卷之七《文录四》中。五篇记题首都以“乙酉”标注写作年份。从内容看，虽然都有教化意义，但第一篇重在记人，第二篇记亲民修政，文字与《大学问》相近，为大家所熟知；后三篇专题记学，内容直接切近儒学教旨，故强为之名，权且称作“乙酉三记”。这里从《万松书院记》说起。

万松书院位于浙省南门外，当湖山之间。弘治初年，由参政周近仁在废寺旧址上改建而成。庙貌规制，略如学宫，延聘孔氏之裔主管供奉祭祀之事。此后有司相继缉理，地益以胜，然亦仅为游观之所而已，而讲诵之道尚不完备。嘉靖乙酉（1525 年），侍御潘景哲奉命来巡，宪度丕肃，文风聿新。“既简乡闱，收一省之贤而上之南宫矣，又以遗才之不能尽取为憾，思有以大成之。”［1］306于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楼宇斋舍为三十六楹，添置器用，又为书院购置赡田若干顷；揭白鹿洞书院之学规，抡彦选俊，肄习其间，以倡列郡之士，由浙省提学佥事万汝信为学长主管其事，藩臬诸君咸赞厥成，知事严纲董其役，知府陈力、推官陈篪等协助扩建书院事宜。阅月逾旬，书院竣工，大家请王阳明赐文以记其事，于是有《万松书院记》之作。

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的突出之点或其重要性在于针砭科举教育体制的功利化，重申“为什么要办书院”这一关涉书院教化宗旨的大问题，这一问题发端自孟子。《孟子·滕文公上》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2］255《记》接着孟子的话头说，依照明朝当时的体制，自国都至于郡邑多建有庙宇学校，设专官列职而教育之。既然已有比较完备的学校体制，为何还要在一些名区胜地设置书院呢？结论是：当时体制内的教育出了问题，其办学目的偏离了儒学“明人伦”之根本宗旨，设立书院意在“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记中写道：

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尧、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以言其情则为喜怒哀乐；以言其事则为中节之和，为三千三百经曲之礼；以言其伦则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尽此矣。舜使契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圣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备，而假求之于外者也。是固所谓不虑而知，其良知也；不学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也。孔子之圣，则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1］307-308

王阳明说“明伦之外无学”，意在强调学校教化的社会功能。在他看来，外人伦日用而学者谓之异端，非人伦日用而论者谓之邪说，假人伦而行者谓之伯术，饰人伦而言者谓之文辞，背人伦之道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他说：“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1］307王阳明认为“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的功利之学，败坏世风，消沉士气，已积重难返，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非更其号令旌旗“悬非格之赏以倡敢勇”，不足以振作勇武精神。怀世道之忧者要想挽救士子学风的扭曲，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渠道，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兴办书院，振作学风，砥砺道德。士之来集于此者，其必相与思之曰：“既进我于学校矣，而复优我于是，何为乎？宁独以精吾之举业而已乎？便吾之进取而已乎？则学校之中，未尝不可以精吾之业。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之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1］307设置书院的意义正在于此！王阳明并不一般性地反对科举取士，而是强调“举业”不可撇开人伦日用之道，故其言：“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谓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无忝于行义达道。斯固国家建学之初意，诸君缉书院以兴多士之盛心也，故为多士诵之。”［1］308

需要指出，对“明人伦”这一儒学教化根本宗旨，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并无不同。朱熹也很重视“明伦”之教，他说：“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2］255不同的是，朱子认为“人伦”的形上依据为“天理”，为学之道在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阳明认为“心”外无理，“人伦”的内在依据是“良知”，所以明伦之道不必外求，在“致良知”以发明本心，涤荡物欲对良知良能的遮蔽。所以，兴办书院、振作士气、砥砺士精神的关键在于启发士人“良知”“良能”对圣贤之学的内在自觉。

《万松书院记》的核心是“明伦之外无学”，而心外无教；下面诠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六经者，吾心之常道”而心外无经说。

二

《年谱》载：“嘉靖四年乙酉，……正月，夫人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是月，作《稽山书院尊经阁记》。”［1］1472此记末，记述了尊经阁及本记的原委：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冈，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1］310

《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作为王阳明为书院为写的数不多的记文之一，其核心思想阐发的是“经”为“常道”，常道内在于心性，故《六经》皆心。此记无论对于研究阳明心学，还是对于研究阳明经学，都是不可多得的一篇重要文献。《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首先，王阳明据此阐发了天人一体，心、性、命上下贯通的道德形上学原理。他说：“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1］308-309《老子》第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其思想学说的哲学基础都建立在对宇宙普遍原理或天地万物根本法则之上。此普遍原理或根本法则，作为一切“善之为善”的形上依据，谓之“常”或“常道”。所不同的是，道家所谓“常”“常道”，侧重于强调天地万物的创生本原及自然法则，并依据此自然法则，伸张无为而治、在宥天下的治理原理，批评儒、法政治伦理原则的有限性。此种道家理路可以归结为以“真”养“善”，以自然化人文，导人文合自然。王阳明同样依循“援天道以明人事”天人合一的哲学原理，在价值论上则显扬并坚守了以“善”立“真”，以人伦大义为天地立心的仁学立场。王阳明说“经，常道也”，以“经”为上达“天命”、下贯“心性”的普遍原理，如此“常道”既是一种普遍必然的“真”（天命），又是一种内在于心性本体的“善”（良知）。作为“常道”的“经”，从形而上的超越性向度说，“道”通天地有形，故云“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具有超时空的无限性，如此言说是从道体无形方面言“经之体”；从形而下的内在性向度说，“常道”又发用流行于人伦日用的生活世界，其“应乎感”，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其“见于事”，则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赋予道德实践的内在性，如此言说是从道用有象方面言“经之用”。这里，王阳明依照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逻辑，有机还原了儒家“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经学要义。

其次，《尊经阁记》单刀直入，挑明“六经”唯心、心外无经的良知本体论经学要旨。《易》《诗》《书》《礼》《乐》《春秋》，汉代谓“六经”，先秦称作“六艺”，是孔子教授生徒的六门学术典籍。对于“六艺”要旨，《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3］1067依王阳明的理解，“经，常道也”，经之“常道”用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则谓之《春秋》。然而，《易》之阴阳消息，《诗》之歌咏性情，《礼》之条理节文，《乐》之欣喜和平，《春秋》之诚伪邪正。简言之，《六经》之微言大义都要在心性本体上找到灵明的发端处，其所蕴蓄的“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之“常道”才能成为生命的指南、实践的良能、人道的良知。故其言：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1］309

“六经”乃“吾心之常道”、心外无经说，萌动于王阳明早年龙场悟道之际。《年谱》载：“（正德）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1］1395-1396王阳明《五经臆说序》中也提到当时“悟道”的情景：“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1］1004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时王阳明已切身感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常道在心，心外无经！静心默诵《五经》，更加自信明心见性不在文字言语之表，道、性、心与经书文字，犹如鱼兔与筌蹄、醴醪与糟粕，“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窍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1］1003-1004此种体认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最后，针对时下科举功利之俗学“尊经”却不知《六经》何以为尊，《尊经阁记》进行了批评矫正。王阳明当头棒喝，痛下针砭说：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呜呼！［1］309-310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是王阳明心外无经的结论。此处王阳明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个经学史上十分经典且颇具讽刺意味的典例，《六经》之“常道”是圣人留给后人的心传秘藏，“心”是存放守护运营宝藏秘府的主人，经典文字是记载这些宝藏的簿册账单而已。后人不知宝藏之所在，空言“尊经”不知《六经》何以为尊，徒然拿着簿册账单四处张狂炫耀，结果丢失了经典精神，成为经典文化的败家子或精神乞丐；更有甚者，断章取义，把经典载籍也弄得不成样子。王阳明感慨万分地说：“《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1］310

三

与上述“二记”专为书院而作不同，《重修山阴县学记》是为体制内学校所作的一篇记文。山阴县学，岁久失修。山阴县教谕汪瀚辈与县尹顾铎协商修缮校舍而一新之，请王阳明赐文“以诏士之言”昌明学风，砥砺士气。当时王阳明方在病重，推辞盛请，未有以告。已而山阴县尹顾铎入京为秋官郎，洛阳吴瀛来代做县尹，复增其所未备而申前之请，于是王阳明写下《重修山阴县学记》。《记》云：

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请，记其学而尝有说矣。其大意以为朝廷之所以养士者，不专于举业，而实望之以圣贤之学。今殿庑堂舍，拓而辑之；饩廪条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学也。求天下之广居安宅者而修诸其身焉，此为师、为弟子者之修学也。其时闻者皆惕然有省，然于凡所以为学之说，则犹未之及详。今请为吾越之士一言之。［1］311

《山阴县学记》核心思想依旧是阐述良知本体论教化思想，其理论依据是《尚书·大禹漠》所述尧、舜、禹圣王相传的“危微精一”之道。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1］311联系阳明心学的整体语境来看，“人心”与“道心”并不是说人有两个心，这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道心”指向纯粹至善的心之本体，《大学》谓之“明德”，《中庸》谓之“诚”、谓之“天命之性”“未发之中”，《孟子》谓之“善端”，它是一切善之为善的形上本原，故云“诚之源”；“人心”指向经验意识活动的现实性，人的意欲受外物影响泛滥膨胀而失去良知本心的主导，或良知本体一时被私欲遮蔽丧失其明觉性，是谓“伪之端”。《尚书·大禹漠》所绍述的“精”“一”工夫，就是为了对治“人欲”之泛滥，涵养“本心”之明觉，做到“常惺惺”。证之以王阳明晚年定论之“四句宗旨”①《年谱》载：嘉靖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岁，在越。是年九月初八日，“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内，闻德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与畿论辩请问。……先生曰：‘……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王文成公全书》，第1489-1490 页），“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即“诚之源”；“有善有恶是意之动”，即“伪之端”；“知善知恶是良知”，指本心在经验意识中所呈现的“明觉性”；“为善去恶是格物”，则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惟精惟一”之工夫。借助此种工夫，一于道心，则良知本体存之无不中，发之无不和。率是而行，发之于父子则无不亲，发之于君臣则无不义，发之于夫妇、长幼、朋友则无不别、无不序、无不信。王阳明说，如此为学方为正学，如此明道方为天下之达道：“放四海而皆准，亘古今而不穷；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达道也。舜使契为司徒而教以人伦，教之以此达道也。当是之时，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盖教者惟以是教，而学者惟以是为学也。”［1］311-312

王阳明提出“心外无学”说，在当时无疑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然而，直到明代中后期，程朱理学依旧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之“正学”，加上科举功名利禄俗学之推波助澜，此时宣讲“圣人之学，心学也”，不仅要经受各种舆论压力，还时常被误解为异端之学。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王阳明也没有忘记借机予以回击以抒发自己遭受压抑的情感。他写道：

圣人既没，心学晦而人伪行，功利、训诂、记诵、辞章之徒纷沓而起，支离决裂，岁盛月新，相沿相袭，各是其非，人心日炽，而不复知有道心之微。间有觉其纰缪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则又哄然指为禅学而群訾之。呜呼！心学何由而复明乎！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故于是有纪纲政事之设焉，有礼乐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辅相、成己成物，而求尽吾心焉耳。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1］312

王阳明不是道貌岸然、心口不一、蝇营狗苟之徒，而是能文能武、亦儒亦宦、恪守“知行合一”的真性情君子，他并不否认心学与禅学的某些相关性，也不否认禅学注重心性修养的特点。然而，他更明了并在《记》中阐发了禅学与圣人心学“相去毫厘”、谬以千里的根本区别。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学与禅门之学虽然都注重心性工夫，但所言所行心性工夫的路径大有不同。儒家圣人之心本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所言明心尽性，不在天下、国、家、百姓人伦日用之外，是道不远人、成已成物、物来顺应、廓然大公之学。禅家之学讲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虽然“非不以心为说”，然其意思所在，常常把“心”“性”与天下、国、家、百姓人伦日用隔膜开来，“以为是达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则亦已矣，而亦岂必屑屑于其外？其外有未当也，则亦岂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谓尽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结论是：“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其所以为异也。”［1］312鉴于儒禅心学之辨，王阳明以质问的口吻表白心迹说，今之为心性之学者，如果是“外人伦，遗事物”空言心性，则诚所谓禅矣；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是“圣门精一之学”，天下有这样的禅学吗？文章结尾，王阳明告诫当世之学子，切不可沉迷于举业辞章之学，迷失圣人心学之真精神；更不要不辨是非、人云亦云、以心学为禅学而惊骇仇视之。否则，明知圣人之学而不知自反，如此自暴自弃，结局一定是可悲可怜的！他语重心长振臂呼吁说：

世之学者，承沿其举业词章之习，以荒秽戕伐其心，既与圣人尽心之学相背而驰，日鹜日远，莫知其所抵极矣。有以心性之说而招之来归者，则顾骇以为禅，而反仇讎视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为非而以非人者，是旧习之为蔽，而未可遽以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视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犹冥然不以自反者，自弃者也。吾越多豪杰之士，其特然无所待而兴者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于旧习者乎？故吾因诸君之请而特为一言之。呜呼！吾岂特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1］313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朱熹注：“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体而力行之，可谓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谓远矣。”［2］104张岱年先生说：“在《论语》中，所谓‘道’，即专指‘人道’。”［4］254此所谓“人道”，具体而言，也就是“仁”。王阳明本名讳“守仁”，其传奇性一生之文化价值担当，自始至终与斯“道”密不可分。他少年出入佛老，彷徨寻道；早年颠沛流离，于龙场“悟道”；盛年亦儒亦宦，上马统兵，下马讲学，孜孜然以心宣道；晚年移席天泉桥上，与高足证道；不到两年死在统兵靖边返归途中，可谓以身殉道。本文“乙酉三记”所述，是其毕生孜孜宣道、实践教化儒学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