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道夫，谢 慧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型作家，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1]。她一生荣膺无数，“包括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耶路撒冷奖（2001）、德国书市和平奖（2003）、奥地利王储奖（2003）等等”[2]。桑塔格生前共出版17部著作，涉及小说、随笔评论文集、电影和舞台剧本，已被译成 32 种语言。令人欣慰的是，近十年，她的日记与笔记集《心为身役》（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Journals and Notebooks1964——1980，2012）以及《苏珊·桑塔格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Susan Sontag，2015）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读者和学者对她的新认识、新理解。

面对桑塔格这样一位成就卓越的作家与思想家，国内学界早在1987年就做出了积极主动的回应。1987年，葛林等人翻译的《二十世纪文学评论》（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1972）一书便收录了桑塔格《反对阐释》一文。桑塔格的专著《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最早也由湖南美术出版社于1997年组织翻译出版。随后，国内学术界便掀开了大规模介绍和翻译桑塔格作品的热潮。自2003年12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苏珊·桑塔格文集”开始，桑塔格在国内的译介可谓进入黄金期。迄今为止，桑塔格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等8部论著、4部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集、1部戏剧、2部日记和1部随笔与演说文集已经被翻译到中国。值得欣慰的是，桑塔格作品的译者与研究者身份的交叠，为译本的高品质提供了很大程度的保障，而高品质的译本也反过来成为桑塔格研究在中国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文本保证。

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显示，自2011年到2021年期间可以查阅到与苏珊·桑塔格相关的目条由286条增至704条，十年内增加了418条。在此期间，以桑塔格为直接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共78篇，其中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68篇，这些数据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桑塔格研究在中国蓬勃兴起的事实。然而，十年内关于国内桑塔格整体研究的综述仅有一篇，主要介绍了“桑塔格在中国的批评和接受情况”[3]。因此，本文拟对近十年国内桑塔格研究进行整体考察，重点从桑塔格的创作论、艺术观、疾病隐喻以及政治介入四个方面的流变进行总结归纳，以期为桑塔格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一、关于桑塔格的创作论研究

桑塔格的创作论主要涉及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的诸多问题，其创作理论主要包括“反对阐释”以及“新感受力”，创作实践则涵盖了论著、小说、戏剧、随笔等多种实践形式。作为一位理论与实践成就卓越的作家，“桑塔格的文学创作一直都是在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双重框架中展开，且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两者之间相映成辉、相得益彰”[4]。近十年来，国内关于桑塔格创作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对阐释”这一理论基石之上。查日新、雷登辉、韩模永等人分别从“自由与自我”“伦理关怀”以及“理论范式”等角度对“反对阐释”进行了深入探讨。无独有偶，十年内以桑塔格创作实践为论题的博士论文不断涌现，研究成果扎实且极具学术价值。研究者们从主题研究、宗教探幽、哲学溯源以及文本叙事等多个不同的视角对桑塔格的作品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分析。

查日新主张，“反对阐释”只能看作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宣示，而不能看作是放弃阐释。在查日新看来，“一切社会文化的表述都可视作文本，所有的文本都是阐释”[5]。他的论述把握住了桑塔格“反对阐释”理论的精髓，很有张力地展现了桑塔格既不媚俗，也不媚雅的公共知识分子精神。雷登辉则透过哲学与文学研究伦理学转向的历史背景，着重探究了“反对阐释”的理论意涵。他表明，“‘反对阐释’不是拒绝任何意义上的阐释，而是用‘新感受力’来批判庸俗与僵化的道德批评”[6]。按照雷登辉的理解，“反对阐释”不仅仅是一种注重形式的理论倡导，更体现着深刻的人本主义和伦理关怀。相比较而言，韩模永对“反对阐释”的评析更显得鞭辟入里。他认为，“反对阐释”是对意义的一种否定，过度阐释是对意义的一种衍绎，而强制阐释则是对意义的一种预设。韩永模的论述谈及了三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阐释观念，解释了三者在深层机制以及批评策略方面的不同。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对“反对阐释”的看法和观点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稍显不足的是，学者们关于“反对阐释”的研究略显零散庞杂，至今未能对其作出系统的评价。当然，部分研究者已经看到了外国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结合带来的生机和活力。例如，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这一话题，与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他看来，“强制阐释”普遍表现为“偷换对象,变幻话语,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且将此意强加于文本,宣称文本即为此意”[7]。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在借鉴异域文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应该注意其合理性，如果“忽视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差异，就会出现难以避免的错位。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是多元的，应当倡导一种语境化的、适合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8]，才能对当代社会文化关系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负责任的回应。

在过去十年内，关于桑塔格创作实践的研究引起了不少高校博士选题的关注。中央民族大学的张莉、南京师范大学的张艺、顾明生以及苏州大学的柯英纷纷将桑塔格的创作实践作为毕业论文的论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张莉立足于文本细读，“以‘对自我的书写’这一主题为核心向外扩展和辐射，深入挖掘了‘沉默美学’与中西方文学传统的联系”[9]。应该说，张莉的博士论文在系统化构建桑塔格思想诸多联系的同时，比较客观地挖掘了桑塔格文学创作的深度内涵。张艺则着重选取了三个视点，透视了桑塔格艺术构造的魔力：“一是桑塔格秘而不宣的宗教意识，及其犹太出身带给她的宗教感；二是桑塔格闻达于世‘智性激情’的深层生成机制，及其公共面孔背后的真我诉求；三是桑塔格掩身‘土星星宿’的原因所在，及其与仰慕者对话的艺术性和宗教性”[10]。张艺的这篇论文在桑塔格研究中无疑扩展了桑塔格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柯英则立足于哲学思辨，对桑塔格的创作进行了哲学溯源，在理论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中多方面分析了桑塔格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她从桑塔格看似错综复杂的创作中梳理出一条主线，追溯浸润桑塔格虚构作品中的哲学思考，透彻清晰地串联了桑塔格丰富的文学思想。顾明生在《苏珊·桑塔格短篇小说空间形式研宄》中首次借助空间叙事理论阐释了桑塔格八则短篇小说的叙事构架，发前人未发。不得不说，顾明生的这篇文章开辟了国内桑塔格短片小说专论的新篇章，全面、准确地评价了桑塔格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

总体观之，近十年国内研究者一改十年前对桑塔格创作实践的冷漠态度，显示出对其研究的极大热情。和早期桑塔格的研究相比，这一阶段的研究不再是对桑塔格创作实践的单一性讨论，而是对其不同时期的创作进行整体性的关照，从而为桑塔格创作实践的系统化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多元复杂的整体性研究打破了以往依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将桑塔格的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亦或是将文学作品简单地等同于文艺理论注脚的惯用做法，进一步客观地展现了桑塔格作品的内在价值，呈现出桑塔格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之间各不相同的姿态和观念。然而，无论从研究视野还是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来看，研究仍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桑塔格在文学创作实践上的贡献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二、关于桑塔格的艺术观研究

由于桑塔格在法国学习期间曾受到以萨特①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文学家、社会活动者、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存在与虚无》（1943）是存在主义的巅峰作品。1964年，萨特凭著《呕吐》(或译作《恶心》)一书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和梅洛·庞蒂②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著有《行为的结构》（1942）、《知觉现象学》（1945）、《意义与无意义》（1948）。思想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影响，随后她也逐渐将锋利的笔尖触及哲学、思想、电影和历史领域。在艺术评论中，她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艺术观，主要包括“坎普艺术”“摄影艺术”以及“情色的想象”等。国内关于桑塔格在艺术观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且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形式多样，其中“影像艺术”以及“坎普艺术”主要占据近十年国内桑塔格艺术观研究的热点。

柯英对桑塔格的影像艺术做了深入的梳理和探讨。她指出，桑塔格对电影的论述十分松散，但仍有一定的侧重点可循。在她看来，桑塔格对电影的论述可以重新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电影与小说以及戏剧的关系尤为紧密；二是反思性的电影能激发观众进行冷静的思考；三是桑塔格试图捍卫电影的严肃性”[11]。柯英的这一归整有效缓解了桑塔格作品的复杂性，旁征博引的文字极具张力地体现了桑塔格“影像艺术”的独特魅力。与柯英的平铺直叙不同，蒋秀云借助“迷影”概念，详述了“迷影”消逝对电影造成衰败的原因：一是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二是对电影黄金时代的怀旧。相比而言，该文的闪光点在于，蒋秀云并没有局限在电影学的框架中对“迷影”展开长篇论述，而是以文化批评的视角出发将迷影理论与 “新感受力”、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批判等相结合，颇具新意。学界在桑塔格影像艺术研究中，不乏别开生面的新见。王琳独具匠心地利用摄影艺术的表现形式，将乡村文化艺术以一种全新视角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人文特色和乡村精神风貌。她在《摄影艺术中的乡村题材——评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中以“乡土”为摄影题材，对大众生活、生产过程中的各类素材进行艺术化开发，形成了以摄影艺术表达农村题材创作的新途径。值得肯定的是，王琳的这篇文章有力地拓展了桑塔格研究的空间，具有相当高的现实关照价值。

除了桑塔格的“影像艺术”，广为流传的“坎普艺术”也备受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在《“非自然”的固守——坎普艺术展与坎普美学》一文中，王漪璠借助大都会展览上坎普艺术发展历程的简介，深入浅出地帮助大众了解了“坎普艺术”的前世今生，以及坎普“非自然”的固守在当下的意义与价值。这篇文章结合时尚大都会博物馆，把荒诞、浮夸的人或物行为带到人们眼前，以一种轻松有趣的方式介绍了“坎普艺术”中看似客观、权威的美学标准，对帮助人们改变长期以来将雅与俗看作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的固化思维起着较大作用。和王漪璠将“坎普艺术”与现代时尚相结合不同，陈星君重返王尔德时代审视了王尔德的人生及其文学创作。陈星君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王尔德是一名真正的坎普者。他从“坎普”这一角度出发，重新探讨了王尔德的艺术作品，认为“唯美主义理论及王尔德对艺术形式美的狂热追求使得王尔德的生活和他的创作都成为坎普最自觉的体现”[12]。陈星君的文章兼具趣味性和新颖性，其对“坎普艺术”理论内涵的深入把握为王尔德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资源。除了坎普展览和坎普文学，坎普电影也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关注。李闻思借助对桑塔格“朴实的坎普”和“蓄意的坎普”两个概念的区分，“将难以归类和定义的坎普电影大致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并通过对这些坎普电影的研究再度思考和挖掘了《关于坎普的札记》的价值”[13]。李闻思的这种做法不仅条理清晰地理清了坎普的面貌，同时也不失为将坎普电影作为高度凝练的文本纳入讨论范畴的一种新尝试。

综合看来，十年来国内研究者对桑塔格艺术观的研究仍旧处于风口浪尖上。研究者们别出心裁地通过不同的载体对桑塔格的艺术观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并对模糊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归纳。可见，他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持有浓厚的兴趣，且持续时间较长，内容也愈见丰富和深刻。值得肯定的是，他们对桑塔格艺术观思想渊源方面有着更加深入的挖掘，同时也打破了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从而在思想上予以更大的空间和维度来展示社会思潮与艺术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更加系统、全面地揭示桑塔格艺术观的价值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线索。此外，研究者们在桑塔格艺术观的研究中始终体现着桑塔格始终如一的关怀，即艺术与当今社会现实关系的关切，实现了桑塔格理论批评和现实价值的双重意义，为这一领域研究的继续开展积累了许多可借鉴的材料和资源。

三、关于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研究

在桑塔格看来，疾病隐喻是人们将疾病妖魔化和浪漫化，并不知不觉成为社会、文化以及道德腐败的隐喻。她主张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并在对疾病隐喻观念进行强烈批判后出版了《疾病作为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1978）以及《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1989）两部优秀作品。近十年来关于桑塔格疾病隐喻的研究受到了国内研究者们一定程度的关注。邹军、孔瑞以及周思源等人分别从“他者隐喻”“伦理标志”以及“疾病意识”等角度对桑塔格的疾病隐喻进行了各自的探讨。

邹军详细分析了结核病隐喻的形成机制。他指出“乳房”一直以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连同身体和疾病被视为他者的象征。他强调，“破解隐喻制造出来的幻觉以及由这种幻觉所引发的道德批判和伦理困境对当今社会女性的发展极其重要”[14]。在文章最后，邹军呼吁人们应该安抚哭泣的“她们”，流露出邹军对构建一个和谐、宽容、多元的世界深切的期盼。孔瑞对桑塔格疾病隐喻的研究则深入到桑塔格的剧本《床上的爱丽斯》之中。他从分析生命个体和自身的伦理关系角度探讨了主人公爱丽斯疾病的表征，从而廓清了詹姆斯家异化的家庭伦理关系。与此同时，他还通过考察爱丽斯社会伦理身份的困境来探讨其疾病的不当治疗，从而深入阐明疾病现象与人同各种伦理关系之间的各种隐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桑塔格对于女性伦理处境的关怀同情和悲悯之心”[15]。周思源在其博士论文中也有相似的讨论。他借助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的“祛魅”概念，“将桑塔格小说与剧本中病态人物的疾病模式分为‘躯体残损’‘情志疾病’和‘精神疾病’三类，深刻探讨了桑塔格在虚构创作中附魅于疾病和病者的生存隐喻与社会象征”[16]。文章暗含了桑塔格以散文写作祛魅疾病的社会担当，极富表现力地展现了桑塔格对生命意义的追索以及对思想内核与生命品格的重建。

不难看出，以上研究均传达了疾病隐喻在文学创作中所蕴含的丰富艺术内涵，同时也展现出桑塔格对生命状态和生存处境的思考与忧虑。自2019年后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严重的疫情给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疗，创伤受难者就将带着一个永远没有终结、也无法终结的噩梦活着”[17]。然而，国内权威刊物鲜有发表对桑塔格疾病隐喻的相关文章，近2年来也未曾有博士论文抓住这一契机谈及桑塔格疾病隐喻的研究。“除了知识上的断裂之外，拒绝倾听创伤的更深层原因恐怕来自情感上的抗拒和抵制”[17]。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疫情带来的伤害也许永远无法被抹去，唯有尽早正视才能真正与其和解。因此，未来国内学术界应对这一部分内容投以更多的关注，并使之成为未来研究中的新动向、新趋势。

四、关于桑塔格的政治介入研究

桑塔格的政治介入主要指其在激进的政治活动中所展现的一系列政治热情，如发表政治评论及参与政治演说等等。在巴黎学习期间，桑塔格因受到当地先锋派左倾政治理论的极大影响，促使她始终保持着新左派特有的政治热情。她所有的政治著述活动都旗帜鲜明地体现了她作为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政治介入的思想特征。近十年来，国内研究者王予霞、张艺、李岩和王纯菲等人分别从“社会公共关怀精神”“政治思想”以及“新左翼女性美学”等角度对桑塔格的政治介入研究展示出极大的热情。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王予霞便出版了专著《苏珊·桑塔格与美国左翼文学研究》（2009），主要探寻了“桑塔格与美国当代左翼文学的研究”[18]。该书出版四年后，王予霞再次发表《左翼消沉时从未消沉的左翼声音——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思潮》。她在这篇文章中以当代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变动态势为背景，展现了桑塔格对波兰问题、波黑冲突、反恐战争等敏感问题的独到见解。她强调，“即便在左翼文学思潮逐渐消沉的时侯，桑塔格仍以其深入骨髓的道德勇气继续批判与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正，挑战美国的强权势力”[19]。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当前研究桑塔格政治介入不可多得的一份参考文献，将桑塔格作为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公共关怀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张艺在《舟子安在?——从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与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对话”之旅谈起》中也独辟一小节专门谈及桑塔格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的认识。在张艺看来，“美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为大资本所左右，而桑塔格则是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中最激烈批判者之一。桑塔格的代表作《论摄影》（On Photography，1977）就是桑塔格站在批判图像消费这一立场上最典型的例子”[20]。张艺的文章观点独到，不囿于成见，对桑塔格的进一步研究起着很好的启示作用。李岩和王纯菲则将对桑塔格政治介入的视角转到“左翼女性主义审美”之上。他们以桑塔格《迷惑人的法西斯主义》为蓝本，深刻揭露了“法西斯强权美学的哲学根源实为父权中心主义所推崇的同一哲学”[21]。他们看到了桑塔格“新左翼女性”美学在审美与政治的碰撞中的先锋美学思想，这对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同时也对警惕各种新式极权主义具有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以上研究者对桑塔格政治介入方面的研究既具有前瞻性又不失时代经典性，也让广大学者深切感受到了研究桑塔格经典议题的必要性。毫无疑问，桑塔格在政治介入领域的影响力是十足的。然而近十年来国内研究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研究力度相对较小，综合性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致使桑塔格政治介入方面的研究略有停滞性且边缘化的趋向，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或者说文化研究的独特魅力，就是积极询唤真正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22]。事实上，桑塔格之所以被称为“美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因为其在政治介入中对真理与正义的捍卫与追求以及对待人类命运所怀有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还应当积极将桑塔格同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横向对比，反思和审视目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以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同各种权力体制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一种借鉴。

五、结语

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在纽约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1岁。在她去世以后，西方主要媒体纷纷发表讣告和悼念文章，并予以各种名号和赞誉：“以笔为枪的斗士”“无畏的思想家”“美国先锋派的大祭司”等等。桑塔格传奇式的一生也诠释了她对生命最崇高的礼赞。近十年来，在国内桑塔格研究日益走向多元化的大环境下，研究者们对桑塔格的研究在多个方面都有了丰富且深刻的研究成果。这个阶段对桑塔格研究呈现出热点突出、论析渐趋深入、思辨愈发明朗的特点，且大部分的研究都摆脱了早期单一式读解的窠臼。然而，我们仍应该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国内桑塔格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首先，研究者们对桑塔格在21世纪出版的作品研究力度相对较小，主要扎堆在桑塔格前期的作品上，对疾病隐喻、政治介入、同性恋以及复数性别研究略显边缘化。其次，国内桑塔格研究的理论视野仍然缺乏新颖性，对其作品的解读尚停留在表面的探究中，在纵向深入以及横向对比上依旧有待进一步的突破。此外，研究者们对于桑塔格研究缺少时代的问题意识，忽视了中国时代本土特征这一支撑点。少部分研究者涉及到了桑塔格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然而将桑塔格的理论与当今社会现状的联系还不够紧密，研究形式始终架空于内容，致使无法将桑塔格整体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从近十年来对桑塔格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桑塔格研究正方兴未艾，还有很多领域值得开拓和深化。首先，中国学界应将更多目光投向桑塔格后期的成果上来，特别是桑塔格谢世后出版的日记、笔记以及随笔集，如《重生》（Reborn:Journals and Notebooks1947——1963，2008）、《心为身役》（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Journals and Notebooks1964——1980，2012）以 及《同 时》（At the Same Time,2018）都是研究桑塔格不容忽视的文献材料，深藏着桑塔格真挚的道德关怀和深刻的人性思考。与此同时，鉴于学界对桑塔格前期单一虚构作品的研究已趋于饱和，应“尽快将其中可能有价值的‘碎片’拼接起来”[23]，形成独具桑塔格特色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其次，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仍是尚待进一步探索、大有可为的领域，同时也是今后推进桑塔格研究多元化最正确且有效的途径。最后，尽管近十年来国内学界不断对桑塔格在中国的影响进行反思与批判，然而这些反思和批判仍有待增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间的联系，方能有效展现出符合中国身份、中国方案、中国经验的价值讨论和客观辨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十年来中国桑塔格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本文难免会出现挂一漏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中国桑塔格研究者们将会开辟一片桑塔格研究的新天地，桑塔格研究也必将随之实现一个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