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彩娟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引言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都要向此聚焦；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01版。

2017年之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议题，相关研究成果呈直线上升趋势。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其中有关铸牢中华民族意识的路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角度。目前，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学、民族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进行研究，提出不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有的学者指出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增强各族群众的国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心理认同。①张红，吴月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现状、特点与展望——基于2014-2020年中国知网的文献分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纳日碧力戈等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历史传统、语言文化、政治制度三个维度着手。在历史传统方面，特别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铸牢多族共建的中国历史起步。从历史维度铸牢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民心相通、互守尊严的重要基础。”②纳日碧力戈，左振廷：《三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彭丰文认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要重视三点：一是应重视各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凝聚。二是应重视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记忆是认同的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密切交往交流交融、长期共同奋斗中逐渐形成的。三是应重视情感认同③彭丰文：《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这些研究成果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提到了要重视从历史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传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笔者认为，除了考虑历史维度外，还要在此基础上从现实的维度着力，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强大的秦帝国。公元前214年，在修通了灵渠后，秦始皇统一了岭南地区，并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当时的桂林郡，管辖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地方。不过，由于史料没有记载，考古又未有新证，秦桂林郡治所在何处，自清代道光六年 (1826) 起一直争论不休。关于秦桂林郡治，目前学术界有五种观点：有的说在今桂平市；有的说在旧贵县；有的说在今凌云、凤山、巴马交界一带；有的说在今广西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有的说今广西象州县象山东南3里的扶满村至水冲岭一带。其中“象州军田说”近年来成为最受关注和广被宣传的一种观点。

2017年11月起，笔者承担象州县政协委托课题“象州县军田古城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开发研究”的研究任务，在2017年12月——2021年7月期间多次带领课题组成员前往象州县军田村开展田野调查。课题研究的目的并非论证象州县军田村就是秦桂林郡治所在地，而是要回答为什么人们对于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为什么地方政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求证这个历史真相？秦桂林郡治所在地的“象州军田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出发，充分认识到军田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将能突破这一持续升温的关于秦桂林郡治的历史真相的争论，提供新的启发意义。

一、秦桂林郡治今址“象州军田说”的求证之路

从20世纪90年代起，秦桂林郡治今址“象州军田说”就开启了长达30余年的求证之路，参与人员从最初提出此观点的象州文史学者陆干斌退休老师一个人，到不断有地方政府部门、高校的专家学者、各级各类媒体等都纷纷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这一观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由于还未有充分的来自考古发现或者历史文献记载等方面的证据，所以仍然还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

（一）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的提出

最早提出“象州军田说”这个观点的是象州县文史学者陆干斌老师。陆干斌在《广西地方志》1995年第5期上发表了《秦桂林郡治新探》一文，从文献记载、郡名演变、地理位置、古城汉墓、出土文物等方面进行证据搜集与综合分析，提出如下观点：秦朝设置的桂林郡治在象州罗秀军田村古城。西汉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武帝时把桂林郡治迁往布山县，废桂林郡名，更名郁林郡。吴国分郁林郡置桂林郡，桂林郡治仍在军田村古城。南朝齐、梁、陈时期，桂林郡还治军田村古城，直到隋初废除①陆士斌：《秦桂林郡治新探》，《广西地方志》，1995年第5期。（笔者注：作者是陆干斌，而不是陆士斌，系杂志笔误。）。陆干斌首次提出了广西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是秦桂林郡治的观点。

自他在1995年发表这篇论文开始，20多年来，陆干斌从未放弃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断前往军田村考察，笔耕不辍，已发表10余篇论文，进一步补充和充实这个观点的证据。在《秦桂林郡治辨析》《秦桂林郡治在象州县军田村古城调查报告》等文章里，陆干斌从地名来源、地理位置、古城汉墓、窑址铜鼓、骆越王侯青铜器物等五个方面论证②陆干斌：《秦桂林郡治辨析》，《秦桂林郡治在象州县军田村古城调查报告》，载象州政协编：《秦桂林郡治在象州资料选编》，2014年。，最后得出的结论即是：秦朝设置的桂林郡治在桂林县，即今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古城。

这一观点逐渐得到了地方政府和学界的重视，越来越多社会各界力量加入到论证工作中来。其中不少人对这个观点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认为秦桂林郡治在象州军田的可能性很大。

（二）地方政府介入军田古城考察工作

记者王剑在《南国今报》2014年3月25日8版发表文章《透过历史迷雾 探寻“广西第一古城”》，探寻并宣传了陆干斌关于秦代桂林郡治设在象州境内的观点，以及希望上级文物部门能对当地的古城遗址及周边墓葬开展必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早日解开有关“广西第一古城”——秦代桂林郡治的历史谜团。该文在广西新闻网发表后，先后被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凤凰资讯等多家网站和报刊转载，在象州当地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县政协及象文化研究会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2014年以前，秦桂林郡治在象州的考证主要是陆干斌老师一人在奋斗的话，那么从2014年以后，就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调查研究、论证、宣传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上升到了象州县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

首先，象州县文物工作者及文史学者多人先后考察调研军田村。2014年5月28日，欧立忠、廖江涌采访罗秀镇军田村的5位声称亲眼见过桂林郡石碑的村民③欧立忠：《关于军田村发现“桂林郡”石碑的采访记录》，载象州政协编：《秦桂林郡治在象州资料选编》，2014年。。2014年6月20日，欧立忠、陆干斌、廖才兴考察中平镇大普化村④欧立忠：《关于中平镇大普化村古城墙的调查情况记录》，载象州政协编：《秦桂林郡治在象州资料选编》，2014年。。2014年11月，黄隆天等人考察罗秀镇军田村⑤黄隆天：《探访象州军田村古城》，《来宾日报》来宾晚刊，2014年11月5日C版。。2014年6月以来，象州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文艺界人士，深入罗秀镇军田村一带调研，从地名起源和演变规律、古城遗址、出土文物、民间口碑资料等多方面论证秦桂林郡治应该在象州军田村古城。2014年12月，象州县政协编辑出版《秦桂林郡治在象州资料汇编》一书。这本书汇集了陆干斌老师发表的数篇论文，以及象州县各界人士的调研报告，是第一本有关秦桂林郡治在象州的研究资料集。

其次，象州县领导意识到秦桂林郡治“军田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非常重视象州三大古城（军田村古城、大乌来村古城和大普化古城）的考古认定工作，将它写入了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2015年7月象州县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三大古城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正式以县政府的名义向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局提出申请，申请委派专家到象州考古发掘研究；把三大古城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逐级申报成为自治区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制订‘三大古城’的保护与开发计划时间表，并按照时间表有序地推进工作；加强宣传，在全县营造保护和开发古郡文化的良好氛围，传承象州两千多年的古郡历史文化。”⑥黄隆天，陆干斌：《自治区历史考古专家点赞象州：三大古城或可填补广西历史空白》，《来宾日报》，2015年7月10日第2版。

再次，2018年，象州文史学者又为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找到了新的有力证据。也就是在2018年春节前后，象州县探宝爱好者在运江镇罗秀河与柳江河交汇处上游约一公里的桥头村西面、柳江河东岸一带的江滩上，挖掘出土秦半两钱10多枚，同时还出土秦代青铜箭头400多枚。这一出土发现为秦桂林郡治在象州军田村古城提供了又一个有力佐证①廖才兴，陆干斌：《广西象州出土秦代半两钱》，广西民族报网，2018年3月1日。。随后，2018年3月24日，广西钱币学会的有关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调研组深入象州考察出土的秦半两和弓箭箭头及其出土现场，认为象州此次出土秦半两钱币和弓箭箭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钱币学会及广西、来宾钱币学会的领导专家于2018年4月2-3日深入象州调研，对已征收的秦半两和弓箭箭头进行了鉴定，认为4枚为战国时期秦国铸造，1枚为秦代铸造，5枚为秦、汉初铸造，400多枚古代弓箭箭头基本为秦代和秦代之前铸造。广西文物局考古研究员蓝日勇认为，这些出土的秦半两钱币和箭簇，将为秦桂林郡治在象州军田村古城址增添有力佐证②廖才兴：《象州秦半两钱币出土始末与关联》，载翁秋德主编：《桂林郡治在象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9-113页。杨陈、陆干斌，廖才兴：《广西首次出土战国秦半两钱币》，中国新闻网，2018年5月17日。。由于秦半两钱和古代弓箭箭头的出土，其出土的地方系运江古镇与新运老街之间的桥头村，因此，这三个地方也被纳入打造象州古郡文化品牌的元素。

最后，黄隆天、陆干斌近年又发表系列文章③黄隆天，陆干斌：《广西首个“省级行政机构”可能在这里——探寻秦桂林郡治所在地象州县军田村古城 桂林郡与桂林县》，《来宾日报》来宾晚刊，2015年4月14日C版。黄隆天、陆干斌：《象州军田村古城与秦桂林郡治》，《文史春秋》，2015年第6期。，从文献记载、郡名来源、桂林郡碑文、地理位置、古城汉墓、窑址铜鼓、青铜钺和人首柱形王权礼器等方面作为证据，认为已经充分证明：秦朝设置的桂林郡治在桂林县，即今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古城。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

（三）专家学者助力调研象州军田古城

早在1980年3月，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下那槽屯社员在住地小河旁清理水碾地基时，挖出一批铜器和陶器。1982年，自治区文物队到当地进行文物普查时征集了这批文物，认为其中出土的一件铜人首柱形器，为岭南地区所特有，它铸于春秋，终于战国，而以战国时期的墓葬中最常见④蓝日勇：《象州县发现一批战国文物》，《广西文物》，1987年第2期。。

同时在军田村周边还陆续发现大量古墓，包括距军田村2公里处的战国大墓，并从中出土了青铜人首柱形器——青铜钺。广西考古专家蓝日勇说：“若军田村古城是秦桂林郡治所在，其源头可能是古骆越国的城址，秦人统一后利用骆越古城建立郡治也是很正常的。”⑤郭凯倩：《广西象州军田村古城址是否为秦代桂林郡治》，《中国文化报》，2017年1月18日第008版。他们同时承认的是，最终确定秦桂林郡治，不是几条文献史料、几块瓦片和几座墓葬所能证明得了的。还有待开展更为深入的考古发掘工作，去获取更多的相关证据，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⑥王剑，王缉宁：《象州组织学者调研，认为秦桂林郡治前身或为骆越古都：“广西第一古城”研究取得新成果》，《南国今报》，2015年1月18日3版。。

在县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象州县先后邀请四川大学、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博物馆、广西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的领导专家学者来到象州实地考古调研。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军田村古城址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2015年，自治区博物馆原副馆长蓝日勇、副研究员陈小波一行深入象州考察军田村古城时说，“象州县政协调研‘广西第一古城’的成果，为研究论证该县军田村城为骆越人最早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⑦廖才兴：《象州县政协调研“广西第一古城”获点赞》，《广西政协报》，2015年1月9日第2版。

2015年7月13——15日，广西历史学会专家组先后前往罗秀镇军田村、大乌来村等地，寻访古城遗址，鉴定出土文物，并向当地村民核实当年发现“桂林郡”篆字石碑的事情经过。通过三天的考察，专家们一致认为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建议开展考古发掘工作①王剑，王缉宁：《资深专家云集象州“探”古城：酝酿启动考古发掘 以期破解“广西第一古城”秦桂林郡谜团》，《南国今报》，2015年7月19日第12-13版。。

随后，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与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州县博物馆组成的考古团队于 2016年7月——8月对象州县东北部的军田村古城、大乌来村古城和大普化古城三座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并试掘了三条探沟，重新明确了城址的形制，初步确定了城墙构筑方式及城址年代等问题。这次调查虽没有采集到明确的秦文化遗物，但从城址规模及形制可以确定，城址应为相关区域某一时期的行政中心②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州县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三座城址调查简报》，执笔：张梦逸、李帅。。此次考古调查队得出如下结论：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发现三座聚集分布的城址还是第一次，这对填补广西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对该地区城市考古的探索也有积极意义。考古队负责人、四川大学李映福教授在总结交流会上说：“军田村古城是秦桂林郡治的可能性非常大。”

尽管答案是模糊的，但是这次考古调查得出的结论对当地政府和学者来说仍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大事。记者和地方学者以“象州县考古发现，多条线索指向——军田村古城或为秦桂林郡治所在地”；“近日考古团队对象州县军田村等三座古城址进行调查，发现多个线索：秦‘桂林郡’郡治会不会在象州”；“象州县政协调研成果促成考古重大发现：军田村古城址为秦代古城”；“广西象州县军田村古城址是否为秦代桂林郡治”；“结论已出：‘广西第一古城’在这里：考古专家认定象州县军田村古城早至秦代，只差一步就能坐实秦桂林郡治”；“考古调查重大发现：象州军田村古城址是秦代古城或为秦桂林郡治所在地”③王剑，王缉宁：《象州县考古发现，多条线索指向——军田村古城或为秦桂林郡治所在地》，《南国今报》，2016年8月9日3版；龚文颖：《近日考古团队对象州县军田村等三座古城址进行调查，发现多个线索：秦“桂林郡”郡治会不会在象州》，《南国早报》，2016年8月14日A4版；廖才兴：《象州县政协调研成果促成考古重大发现：军田村古城址为秦代古城》，来宾政协网，2016年12月23日；宾阳、郭凯倩：《广西象州县军田村古城址是否为秦代桂林郡治》，《中国文化报》，2017年1月18日；王剑：《结论已出：“广西第一古城”在这里：考古专家认定象州县军田村古城早至秦代，只差一步就能坐实秦桂林郡治》，《南国今报》，2017年2月19日3版；陆干斌、陈成光：《考古调查重大发现：象州军田村古城址是秦代古城或为秦桂林郡治所在地》，《广西民族报》，2017年3月17日。等为题在多家媒体对这次考古发现进行宣传报道。其中，陆干斌、廖江涌认为，《象州县三座城址调查简报》中说“象州军田村古城从城址规模及形制可以确定，城址应为相关区域某一时期的行政中心”。虽然没有回答这个行政中心是不是秦桂林郡治古城遗址，但是根据硬性指标，可以得出推断性认识④陆干斌，廖江涌：《考古重大发现：象州军田村城址为秦代古城》，《来宾晚刊》，2016年12月5日（探索·发现B）。。

这些铺天盖地的宣传报道，确实让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成为了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也似乎为象州军田说增添了更为确凿的证据。

二、“广西第一古城”：军田村古城与秦桂林郡治

军田村隶属广西象州县罗秀镇管辖，系军田古城遗址所在地，位于大乐镇与中平镇交界处，坐落在马鞍山脚，与大瑶山相遥望。长期以来，象州县中平、罗秀镇一带地方民间流传有“军田郡、普化县”或“军田府、普化县”的说法，其意是说军田村古城是秦代桂林郡治，大普化村古城是桂林县治的地方。在村前一片田地之中，伫立着形似马鞍、被称为象州八大景之一的“马鞍山”。当地曾流传“军马三千桂林郡，良田万顷马鞍山”对联，这似乎表明军田村和秦桂林郡治之间的某种关联。而军田古城城墙遗址和村民口耳相传的曾经发现的秦桂林郡石碑被认为是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最直接的证据。

（一）军田古城城墙遗址的发现与保护

在军田村里，沿着河渠一路向南，便到了城墙遗址处，就在旧村村后。所谓军田古城的名称，主要得益于这座城墙。军田村古城址平面整体呈圆角三角形，全城面积较大，约15.5万平方米，其中内城面积约6.4万平方米。城址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垣全长约1035米。根据对村民的访谈，20世纪50年代军田村四周还有比较完整的古城墙以及城门，但由于不了解城墙的历史，没有刻意加以保护。自从陆干斌老师1995年提出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以来，村民才开始意识到保护城墙遗址的重要性，但还是时不时地遭到人为破坏，如今只剩下了村后两段城墙。

随着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秦桂林郡治军田说的重视，尤其是2016年考古学专家团队来到军田进行挖掘考古之后，城墙遗址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2017年，象州县政府将军田村古城城址列入象州县文物保护单位，将城墙本体及10米范围内的区域划定为保护范围。我们在军田村古城墙的入口处看到了石碑及碑文内容：“以现存内城墙脚至外城墙脚外20米，设有外城墙的，从现存内城墙脚至墙外20米止。象州县人民政府于2017年6月2日公布。”这对未来漫长的求证之路和遗址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村民发现“桂林郡”石碑始末

在军田村，有多个村民声称他们曾在村里发现一块石碑，碑上刻有“桂林郡”三个字，然而如今却不知流向何处。在调查期间，至少有3个村民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发现“桂林郡”石碑的经过。

首先是村民韦德球。他自称是最早发现桂林郡石碑的人。他说，大概是在1996年的某一天，下了大雨之后，他走到村前时，看到了闸门（村口大门）墙根下有块石碑，走近一看，上面写着“桂林郡”3个字。他认为应该是他第一个发现这块石碑，因为当时被大雨冲刷，石碑才露出这三个字，而且石碑上面还有部分泥土遮住。但是自从1996年看到以后，就不再留意，也不再见到石碑。

其次是村民韦作凡。他也清晰地描述了他在1996年发现桂林郡石碑的经过。1996年6月，军田村前的城门因大雨倒塌，他发现了一块原先在城门上的石碑。石碑长约45厘米、宽30厘米、厚约8厘米，碑面横刻有“桂林郡”三个篆体字。喜好考古的韦作凡将其搬回了家中，但因村中的老人六婶告诫他“有字的东西不能带回家”“不吉利”，韦作凡便将它搬到了水渠边上，用柳絮掩盖。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为此，我们找到了“六婶”韦月嫦老人，她承认当时是她阻止了韦作凡，不让他把这块写有字的石碑带回家。她说“早知道这么值钱，我当时就不应该劝他”。

最后是村民韦进成。他跟前面两人的发现又完全不同：一个是他发现的时间更早，他说他是1963年出生，大概是他14岁，也就是在1977年左右发现石碑的；二是他发现的石碑也不同，石碑上面的“桂林郡”3个字并非横着写，而是自上而下竖着刻写的；三是“桂林郡”3个字的字体亦不同，他发现的是正楷字体的石碑。

其实除了上述几个村民说自己亲眼看见了桂林郡石碑之外，村里还有不少人都说看到过石碑。虽然直到现在，寻找石碑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韦进成说他会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也表示：“这个对于我们是有利的，是历史的见证。有什么贡献，我是一点都不会保留的。”①3个村民的口述材料来自2018年8月笔者对他们3人分别进行的访谈。

由于广为流传村民发现桂林郡石碑一事，陆干斌老师及象州县相关部门领导也关注这块石碑的下落。2006年，县里下拨经费，组织人力物力用勾机挖路寻找石碑。再后来又重新挖了一次，试图挖出桂林郡石碑。但结果令人失望，两次都没有找到村民记忆中的桂林郡石碑。

（三）修建秦桂林郡文化展览室

除了考察、编辑出版书籍之外，象州县政协投入经费于2018年初在军田村村委会大楼一楼建成了一间秦桂林郡展览室。室内中间摆放着一个玻璃柜，内置三大古城的模型图，墙壁四周贴满对秦桂林郡治——军田村的图文介绍，展示近几年来各地专家学者到访考察军田村的场景。与门口相对的是最里面靠墙摆放的玻璃柜，柜里陈列着村民在军田村收集到的各类文物，以及陆干斌老师发表“象州军田说”的第一篇论文的刊物《广西地方志》。安放在展览室入口左边一个角落的是上面刻着“桂林郡”三个字的石碑模型。这是根据村民记忆中的“桂林郡”石碑模样制造出来的。这个展览室以文字、照片以及实物等方式向来访者讲述军田的历史，尤其是讲述秦桂林郡治的辉煌“历史”。

秦桂林郡展览室里陈列的文物主要来自于村民韦作凡平日的收集和无私奉献。除了寻找石碑，韦作凡还按照陆干斌老师的建议，在村中寻找各种文物。在他家里收藏有不少瓦片、坛罐、碗等文物，有的只是很小的碎片，个别是完整的碗或罐之类，但他一并收集。他捡到的部分保存较为完好的文物已经在秦桂林郡文物展览室展出，积极地为秦桂林郡治军田说提供更充分的证据。

三、另一种声音：反对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

虽然如上所述，近年来，秦桂林郡“象州军田说”在象州的呼声越来越高，象州官方及媒体、文史学者都在力推这种说法，并为寻找更加确凿的证据而作出各种努力。但是，经过调查，我们听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反对的声音，表明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的观点。

早些年曾先后担任象州县史志办的两位主任就是支持这一派观点的代表。笔者在2018年5月24日对他们进行访谈，他们认为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历史笑话。为什么认为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是历史笑话呢？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第一，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推理的猜测上，没有说服力。陆干斌在1996年发表的论文第一次提出象州县军田说这个观点的证据不充分，最后是通过这些不充分的证据推论出来的。

第二，军田村发现桂林郡碑不可信。2006年在陆干斌老师的申请下，象州县史志办出资带人一起到军田村挖村前水泥路，试图找到这块石碑，但是最后无功而返，所以不可信。

第三，军田村的城墙不是秦代的古城。

同样，在军田村也有部分村民持质疑态度，认为军田村不存在桂林郡石碑，说没有的东西不要编造。“有人说，七八十岁的都没见过，你们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怎么见过？有人说没有的东西你们不要编。”然而，相比于声势浩大的对象州军田说的考证和宣传，这种反对的声音是一种代表少数人的微弱的声音。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个维度

以上所述就是近年来学术界和象州县大力考证秦桂林郡治在象州军田村的现象。这一现象其实并非特例，关于秦桂林郡治今址，目前一共有五种观点。除象州外，桂平、贵港也一直在努力求证各自是秦桂林郡治的今址。不只是桂林郡，但凡史书记载不详的苍梧郡等秦汉时期的郡治，都给后人留下争论的空间。争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争论的意义到底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的这个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把这一现象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域中进行再认识，在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军田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能为超出追求历史真相的视角来进一步解读这一争论提供新的启发和意义。

（一）历史维度：通过军田古城历史研究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础

无论是最早提出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的象州县陆干斌老师，还是前来考古调查的专家学者，都充分肯定了军田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及其价值所在。其中，军田古城遗址和周边的大量汉墓就是最为显著的标志。

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调查人员在象州县东北部发现了军田村古城、大乌来村古城和大普化古城。为进一步明确三座城址的年代、形制与性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与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州县博物馆于 2016年7月至 8月对三座城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这次考古的调查报告显示，军田古城城址沿用年代较长。从城内出土和采集到的夹砂陶片及磨制石器来看，城址所在的区域的人类活动可能早到商周石器；从城址结构、城内采集到的硬纹硬陶以及周围有多处汉墓群的情况来看，城址年代可能早到秦至西汉早期。对于军田村古城址或为秦桂林郡治的观点，虽然这次调查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从城址规模及形制可以确定，城址应为相关区域某一时期的行政中心①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州县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三座城址调查简报》，执笔：张梦逸，李帅。。这为研究岭南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提供了新资料，其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城址附近还有大量汉墓分布。军田村古城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岭上，有岭南、侣塘、从贡、落沙、新庆、红岭、六外、三逍岭、官坡等古汉墓群，共有1200多座汉墓。岭南汉墓群位于大乐镇岭南村南面，共有115座汉墓。此外，军田村古城邻近的3个村庄，出土3面精美的汉代大铜鼓。陆干斌老师认为这符合郡治周边有窑址和汉代铜鼓的条件，也是桂林郡治的有力证据。同时，据象州县博物馆馆员廖江勇介绍，军田村古城周边一公里范围内的下那曹村边战国墓曾经出土过2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人首柱形器，以及多件铜鼓、铜钺、铜戈、铜矛、铜剑等重要文物。这些由古城遗址、古汉墓群、铜鼓及其它有关青铜器物等组成的历史遗存，都是军田古城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体现。

这些历史遗存可以为秦桂林郡治“象州军田说”提供非常充分和有力的证据。然而，它们的意义不止于此，在尚未得出定论之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寻找更多的证据来对历史真相进行求证，当然这是很难的工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可以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来丰富和拓展已有的研究。即要充分研究这些由古城、古墓、青铜文物等组成的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实际上，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不仅会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也会更新和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认知②李思言，李晓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的四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的必然性，是切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秦设岭南三郡，正是岭南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统治范围的象征，是岭南地区被整合进入帝国版图的象征。由于大量的汉人迁入岭南地区，尤其是桂林郡所在地，所以又是汉族与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先民交融汇聚的一个重要标志。

因此，要在既有历史事实基础上，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识到地方历史是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将秦桂林郡治之争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之中进行研究。同时要把精力转移到深入考察和挖掘象州军田村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在历史文化和思想资源中萃取命运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机制，在开展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与研究，从而夯实铸牢地方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基础。

（二）现实维度：通过乡村振兴建设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秦桂林郡治之争本来是一个历史学议题，是学者们讨论的学术话题，但是经由官方、学者、媒介各方力量的共同介入，已经超越了历史学范畴，变成了一个关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诉求的现实问题。同时须注意到，学术界对秦桂林郡治今址有5种说法。即使在象州，在军田村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既有支持“象州军田说”的，也有反对“象州军田说”的声音。争论尚未有定论，而且仍未停止。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另外的新观点，即认为军田古城应为南朝刘宋前期桂林郡治阳平县城③许晨：《象州县军田古城为刘宋桂林郡治阳平县城考》，《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2期。。即使没有回应是不是秦桂林郡治这一问题，但是已然为军田古城是某个历史时期的郡治添加了新证据。所以短时间内难以获得明确的答案并终止争论。

因此，当下最关键的不是一味地求证秦桂林郡治在象州军田古城，而是转移到现实的维度，寻找其对于当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建设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才是更为重要的工作任务。

2019年6月，住建部、国家文物局等六部门公布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荣列其中。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意味着军田村将迎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新的发展契机。此后不久，罗秀镇政府就与开发商共同拟定出了军田村风貌提升设计方案，正式启动对军田村的打造和开发工程。设计方案的总体设计思路就是围绕秦代古城——古桂林郡的韵味进行打造，包括多种桂花树——桂林郡名称来源、村口设计一个秦风亭——给人寻踪秦古郡文化引线、设计一个秦文化展示台等要素。目前这一重大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军田村显然已焕然一新。可以想象，按照这个设计方案打造，在不久的将来，军田村就会以“秦桂林郡治”遗风的面貌呈现于世人的面前。

其中，即将完成修建的两项工程引人注目，那就是建设具有标志性的两座建筑。一个是重修一段古城墙。如前所述在军田村中仍然保留着一段古城墙，但并不醒目。为了更全面展现古城墙的模样，自2019年始，军田村招标修建一段长约30米的古城墙建筑景观，作为军田古城墙的代表和将来开发旅游的重要景观之一。另一个是新建一栋村史馆。如前所述，象州县政协投入经费已于2018年初在军田村村委会大楼一楼建成了一间秦桂林郡展览室，但是场地太小，不能全面收集和展览有关军田古城的历史记载、研究成果和有关文物。因此，2020年起，该村利用传统村落的经费在村中一片空地新建了一座村史馆，面积约100平方米，建好后会把原来桂林郡展览室的藏品搬迁至此，同时还会进一步收藏有关资料与文物。

可以说，目前军田村利用中国传统村落这一契机已经开展了不少项目建设，这对未来打造军田传统村落，开发旅游，提高村民的收入，振兴乡村都意义重大。但是，已有的建设项目仍然存在一些历史与现实生活相脱节的现象，即在这些重新改建或者打造的承载历史文化的空间里，很少能看到当前军田村的发展面貌和生活在其中的军田人的身影。除了承载代表可能的“秦桂林郡治”古城的遥远的历史事实（或想象）之外，军田村还是当地风景秀丽的以壮族为主要村民的具有丰富民俗文化的村庄。据称，该村古时曾是驻军屯戍之地，村名“军田”便是由此而来。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如何把古城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成部分的历史与当地民众如何看待郡治古城这一“历史”、军田村繁衍生息至今的村落历史、家族历史传说记忆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尽可能呈现出军田村从古至今不断发展壮大的长篇历史画卷。既展现给世人军田古城遥远的历史，又呈现当下民众的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现实。依靠军田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采取各项措施进行合理的开发，一定能够在乡村振兴政策的引导下，保护好军田古城的历史文化遗迹，推动军田村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从而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总之，通过上述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的实践和努力，充分发挥和利用军田古城历史文化资源，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精神和物质基础。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两者其实还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历史能够服务于当下现实，现实亦能推动历史的研究与新发现。此外，除了这两个较为明确的实践维度之外，还有其他的维度值得进一步挖掘与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