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锋，李 雪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随着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资本逐渐主导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城市变为资本权力演化、渗透、争夺的重要场所，不仅日常生活、消费被资本控制，社会空间和空间生产也被控制。以城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空间正义理论者“逐步认识到正义和空间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使空间成为对抗非正义的政治场所”[1]。在此背景下，他们重新审视了恩格斯两篇极具相关性的经典文献《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对之进行了阶级分化的空间地理解读，提出不少颇有新意的看法。在我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深化、城市问题愈益凸显的今天，的确很有必要借鉴西方左翼学者关于空间理论的分析视角来反思和重新释读这两篇经典文献。

一、再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论住宅问题》何以必要

恩格斯于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通过调查大量事实，详尽地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于1887年出版《论住宅问题》，聚焦于住宅这一特殊的空间现象，对英国工人阶级住宅严重缺乏、居住条件恶劣的现状进一步描绘和阐述。纵观国内已有研究，对前者多集中于对现代无产阶级随着产业革命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生活条件的关注，以及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而对后者的关注则集中于探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有关住房等经济要求的解决方法，特别是恩格斯所提出的不同于蒲鲁东改良主义的住房改善等经济手段。

然而，由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2]4，并且以资本主义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为典型批评个案，描绘了城市中一边贫困潦倒，一边金玉满堂的阶级畛域，因此，城市作为工人阶级聚集的场所，自然构成阶级关系的空间场域，不应当成为被忽视的存在和研究对象。我们有理由认为，恩格斯笔下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现状本身就是城市问题，而资本主义城市问题的本质就是阶级分异、对立问题。从城市空间分布、构型维度探析工人阶级何以如此，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角度，国内对此尚缺乏足够的重视。

众所周知，随着城市理论研究在西方逐渐盛行，一批国外左翼学者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地理学知识的元理论地位，尝试把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主张。他们日益重视城市空间分布的研究，以及对生产、资本主义城市运作、资本主义不均匀区域的研究，提出“根据被压迫者的生活状况探讨城市特征更有意义，因为把阶级问题放在理论中心位置时，会对城市发展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3]可以说，对世界上那些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突出的地区而言，对城市空间发展的探究更有价值。

基于此，这些左翼学者着手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从城市空间地理角度进行重新研究。他们根据恩格斯对城市中两大阶级之间矛盾和斗争的阐述，来说明城市空间的动态变化是如何进行的，并“试图将资本积累和阶级动力放到城市发展中来进行分析，将工业的法则和城市的法则联系起来”[4]。由于劳动人民的认知是以资本主义城市作为其加以描绘的世界，并且其生活、可能性和世界观被资本主义城市所塑造，因此，工人阶级作为城市的“主体行动者”与资本主义城市之间的关联密不可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冲突和矛盾必然在城市空间中反映出来，城市空间关系是阶级关系的空间表现，阶级分异和城市空间相互交融且渗透，“城市的社会地理被阶层搞得支离破碎，是长期不平等的根源。”[5]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四分五裂的城市空间和跨阶级隔离的描述蕴含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包括城市的分区与辐射轴、住宅的地理和状况、郊区与中心商业区的开发、工作场所与住宅之间的关系、阶级内部与阶级之间社会互动的空间布局等。艾拉·卡茨纳尔逊将这种对曼彻斯特的城市空间分异研究，视为早期工业城市空间开发的主要路线，而且预见到了20世纪城市地理学和社会学的大部分主要主题[6]。这意味着有必要将空间地理学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历史唯物主义中，以及对资本积累的逻辑阐释之中。

恩格斯这两个代表性文本由此重新走向学术舞台，并被誉为是城市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20世纪和21世纪城市马克思主义的谱系来源，恩格斯本人也被誉为是第一个城市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依据这种视角和思路重新审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呈现出哪些新的面貌？具有哪些具体内容？

二、资本与城市阶级分异、空间政治的互动关联：当代左翼空间政治学的解读

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提出，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统治阶级和国家强化了城市空间作为权力和统治决策的功能，另一方面，这个阶级和国家的统治被城市空间分裂了。”[7]101可见，城市阶级分异现象和空间政治具有隐秘的内在关联，不仅人们被分配、隔离在空间中，同时，“空间也在资本主义统治条件中、在其复制和生存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现有的生产方式充当不可或缺的操纵工具”[8]，演变为空间资本，进一步固化统治，形成空间政治。资本与城市空间政治的互动关联，就成为城市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空间正义理论者的主要用力点，也成为他们解读恩格斯两篇代表性文献的基本参照。具体阐析如下：

其一，这种互动关联体现在城市空间与阶级分异之间。通过工人阶级生活的“空间地理特征”具象化地绘制出早期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关系，两者互动的结果集中体现为私人住宅空间、公共生活空间、精神道德空间以及区位布局空间的分异和区隔。

首先，阶级分异在城市空间领域内最直观的表现之一是私人住宅空间的差异。“工人的住宅里很少有铺上木板或石板的，几乎到处都是破烂的装置的很坏的门和窗，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2]89小宅子“很破旧，肮脏；街道坑坑洼洼，高低不平”[2]99。与此相反，工人狭小的胡同周围就是伦敦社会上流人物的宅邸和富丽堂皇的大街。由于居住区对个人生活的共同背景、生活方式，以及工作和教育态度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进一步生产出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和价值观念，从而构成社会分层的次级力量。

其次，城市空间范围内的阶级分异也体现在公共交往空间中的区隔。工人阶级的衣着就是一些破布，饮食状况也一样，“工人买的土豆多半质量很差，蔬菜也不新鲜，肉常常不能吃。”[2]108此外，工人阶级的社区建筑形式杂乱无章，大杂院、煤堆煤烟、积水混合在一起，流经的河流充满着工业生产带来的空气污染和废物污染，而富人区则繁华、干净、整洁、充满了新鲜空气。

再次，这种城市空间分异逐渐上升为不同阶级精神道德空间的分化。因为“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越来越明显了。”[2]159工人阶级对家庭义务、孩子的教育全然忽视，把全部的热情集中在纵欲和享乐上，他们的物质状况、精神和肉体、智力和道德日益退化，家庭纠纷不断上升，周围整个环境都促使他们道德堕落。在工人阶级居住区的认知、语言和道德条件中成长的后代所形成的价值观，也将导致他们继续成为工人阶级，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哈维所说，“矿工大多数都是在采矿社区中被再生产出来”[9]。

最后，纵观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布局和规划，区位布局空间的阶级分异也显而易见。工人居住区、工厂的选址通常在城市中最糟糕的位置，空间狭小，空气污染，环境肮脏，而有产阶级则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享有新鲜空气的乡村和高地。这样的布局体系不仅是“可耻的，伪善的建筑体系，而且这或多或少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2]84。芒福德甚至形容在恩格斯描述的背后仍存在着“大量的工人住宅索性就建筑在以灰堆、垃圾、碎玻璃堆集、填埋而成的所谓地面上，这是连草都不肯长的地方”[10]。

总而言之，城市的住房设施、建筑体系、空间分布、甚至民众的精神道德反映的是居于不同社会地位的阶级在空间上的排序。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城市中的空间结构呈现的明显的空间隔离和阶级分野，土地所有权者、金融资本家、产业资本家等资产阶级在空间争夺战中占据优势，而广大工人阶级、农民则被剥夺和剥削，被迫占有劣等空间。这种列斐伏尔笔下的实用主义、技术官僚的“理性排序城市空间”剥夺了城市空间中的社会性特征，并强化了这种不同阶层的社会空间形态分布，无疑为资产阶级实行空间政治的手段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二、这种互动关联着重表现于资产阶级对城市空间的政治型塑。城市空间在表面上无论多么复杂和凌乱，其中总是内含着隐秘而顽强的秩序——资本主义秩序。资产阶级作为城市空间生产的总导演，城市空间作为权力强烈演化的场所，其作用至关重要。占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试图通过重塑城市空间的手段来展现其权力关系，通过对社会空间资源排他性占有、精神空间的控制、区位空间的操纵三大路径，使城市空间在资产阶级的宰制下被型塑。

首先，资产阶级通过社会阶级分化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资源的排他性占有，型塑了一种空间资源政治。城市社会空间资源集中体现在教育、医疗以及住宅社区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在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通过在城市空间中阻止工人阶级接受正规教育，大肆推行宗教教育，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权威和统治。恩格斯描述，“工人阶级只能进入为数不多的几个日校，且学校的教师缺乏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2]153对工人阶级所开放的学校不实行义务教育，大批儿童无法去上学，即便是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也是“有钱人在上面占便宜，穷人吃亏，因为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2]154哈维进一步认为这种教育资源不平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资产阶级之所以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资源分配的限制，是因为能否具有获取教育这种“稀有资源”的机会是两大阶级固化的重要原因，缺少接受教育资源的机会也意味着缺少改变生活处境的意识，就会使得居住差异结构中的社会群体呈现固化趋势。因此，剥夺工人阶级受教育的权利，实现对教育资源的占有，最终是防止工人阶级的意识觉醒，阻止其威胁资产阶级政权的可能性。此外，资产阶级通过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把控和占有，以此隔绝由于居住条件恶劣从而感染“热病”的工人接受治疗，造成工人社区内的医疗条件差且收费高，他们只能依靠所谓“包治百病”的江湖医生或者最终死于家中。可见，占有空间并生产出相应空间形态是资产阶级淡化内在矛盾、摆脱生存危机、获得新生的工具性力量。

其次，资产阶级通过对城市精神空间的控制来实现其文化霸权，间接型塑了一种空间文化政治。统治阶级的观念在一个社会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一个社会主导性意识形态。当资产阶级在社会物质领域实现了统治地位后，必然要在城市精神空间，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自身政权更加稳固。基于此，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大众传媒和教育机构等，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给社会大众，使他们接受建立在资本积累基础上的劳资关系和社会差别的合理性”[2]189，让人们接受城市空间中的阶级差别和分异现象的合理性，并要求个人必须随时改变自己的技能、地理位置、消费习惯来适应这种差别和不平等，按照社会所提供的某些制度化方式来实现社会流动，从而掩盖资本主义本身所造成的城市空间不平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教育手段，规定工人阶级学校的教育内容只能推行宗教教育，“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2]154这些工人阶级的孩子被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原来多知道一点什么。因此，肯尼迪形容英国工人阶级在知识上的极端无知通常会呈现为一种代际的传承，演变为精神道德空间的阶级分异，进而从意识层面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11]。

最后，资产阶级通过城市区位空间的阶级分化固化其统治地位，型塑了一种空间阶级分化政治。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为何唯一没有在曼彻斯特的东郊和东北郊地区建筑房子时指出，“因为这里一年中要刮上十个月到十一个月的西风和西南风，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2]98此外，工人区的布局通常在受到工厂和上游居民的污染且乌黑恶臭河流的下游，以及经常遭受煤烟的污染且空气十分糟糕的下风向，只要有空地和间隙就搭建房屋，并根据通风程度的优劣来收取不同租金，以此掠夺部分收入较高的工人阶级。而有产阶级的房屋选址则得天独厚地安排在空气清洁、水质良好、安静宽敞的高地。这种“把一切有可能刺激资产阶级眼睛和神经的东西掩盖起来”[2]85的空间布局，将工人阶级排斥在中心城市以外，“稳定且加固”阶级分化的城市空间布局，从地理空间上限制了阶级之间的流动。哈维把对英国曼彻斯特区位空间的操控行为描述为资产阶级惯常使用的“地理学手段”，通过空间重组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继续追求自己的革命使命。

由此可见，西方左翼城市学者从资本角度入手，强调“城市空间在资产阶级的支配下被随心所欲地瓜分,是资产阶级一系列操纵的结果。”[7]13资本将城市空间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通过对城市资源排他性占有、精神文化操纵、区位布局控制等手段来进行空间重组、制造空间区隔，让“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7]45，从物质环境到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无所不在的空间渗透，从而造成空间阶级分异，形成资本主导下的空间政治。但是，这种分析仅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表明，基于资本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张的本性，资产阶级首先通过控制空间资本，进一步塑造了阶级分异的空间政治；其次资产阶级使弱势阶级服从于资本，导致不同阶级在相同城市政权下截然不同的空间权利，从而固化了城市中的阶级畛域。可见，西方左翼城市学者的解读只看到了资本与空间互动中资本单方面的操控作用，没有看到资本之所以得以扩张地理范围和塑造空间政治，实现其权力关系，并巩固资产阶级在城市中霸权地位的原因，在于资本背后的私有制因素，忽视了私有制与资本的双重叠加才是造成空间阶级分异的深层根源。

三、私有制与资本共振与阶级分异、城市空间互动的深层机理：一种“再解读”

这些左翼空间正义理论者同样认识到，仅仅简单看到城市空间内存在的阶级分异现象还远远不够，还应当探究何为这种“空间不公正”的深层次根源，比如结构性来源。这以哈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资本积累的全球地理学”和“空间价值论”最具代表性。

一方面，哈维认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12]，自由竞争下的资本积累使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将幻灭、压抑、痛苦和堕落留给其他人，这种两极分化以“空间地理”的方式在城市空间中展现出来。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从城市空间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冲突出发，探究“那些将生活空间通过土地开发而代表着剩余价值和地租的人，和那些生活地点代表着一种基本的使用价值的人之间存在着斗争和冲突。”[13]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代表着空间交换价值的资产阶级和代表着空间使用价值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使得非正义空间被大量暴露，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压迫下被迫占有劣等空间，从而推动了城市空间阶级分异状况的最终形成。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以哈维为代表的这些左翼空间正义理论者，虽然依据空间正义视角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论住宅问题》“再读”出不少有新意、有价值的内容，但他们仅仅从资本的视角出发，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分析简单的经济现象。他们认为城市社会公正和资本主义秩序可以齐头并进，将变化限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围内，既不寻求减少穷人的数量，也不以任何方式左右贫困产生；既不质疑“包容”于基本不公正的社会，也不质疑人们被“包容”于社会安排的非正义手段。换句话说，尽管在对城市空间阶级分异等不正义问题形成的深层机理和根本解决之法的探讨中，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资本的力量，但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演变逻辑缺乏足够的重视，也达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并未看到城市非正义现象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和私有制的双重叠加。

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已基于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诊断城市空间政治问题，不仅看到了资本的作用，还强调资本力量来源于背后私有制的供给与支撑，因为审视城市发展过程中为实现正义成果而付出的努力离不开对制度结构的分析，必须挖掘隐藏在资本扩张与霸权实施中的制度结构性话题，真正表明这种空间阶级分异的现象在于资本与私有制二者的叠加互动。恩格斯明确揭示空间阶级分异现象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从而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14]16,即“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形式”[14]22，深挖了导致工人阶级住房短缺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通过以解决工人阶级住宅短缺以及居住环境恶劣问题为主要目标，批判蒲鲁东主义者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推行所谓的“住宅改革方案”“小宅子”制，以及“欧斯曼计划”等只是将矛盾进行转移。而工人阶级住宅问题“只有在产生这些后果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根本改革的时候，才能消除”[14]55。他立足唯物史观，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出发，认为工人们正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大批地赶到城市成为被剥削的劳动力，束缚在传染病多发、环境极其恶劣的洞穴和地窟，造成空间短缺，空间劣等现象。资产阶级不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组与控制、对符合资本主义需要的消费方式的引导以及制造劳动力市场所需的社会空间碎片”[15]，将政治意识嵌入到这一过程中，即在利润最大化逻辑的刺激模式下，导致城市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空间权益遭受进一步的剥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市场无法满足住房和城市服务需求，把大多数弱势人口排除在外。因此，“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14]7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经济必然性”，只要它仍旧存在，它就会在另一个地方产生相同恶劣的后果。

因此，城市空间的阶级分异现象不单单是资本表面上不断进行空间地理上的扩张，对城市空间进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操控与分割，塑造资本主义空间政治形态，使得城市空间的发展维护和依赖屈从的经济关系等，其背后深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剥削和压迫。资本通过扎根于私有制，并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将城市空间型塑为制度化的空间等级，不断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建立的权力社会关系产生且复制剥削，最终目的是进一步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引用早期圈地运动时盛行的一句诗，“他们关押了偷窃牧场鹅的人，却放纵了圈走牧场的恶棍。”[8]118以此进一步表明，为城市无产阶级的贫穷和肮脏负责的不是城市，也不是资本自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鹅为本”的质疑资本层面，我们必须深入追问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和来源，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任何试图在资本主义关系环境中实现正义的努力都不会认识到非正义的根源。城市空间作为“因变量”，空间正义的实现必须针对“规则”，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14]72，城市的空间不正义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四、新时代我国城市空间建设的必要镜鉴

通过借助于“双重再读”这两个经典文本，再现和审视了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空间政治、阶级分异现象，洞悉出其根源在于资本与私有制二者的双重叠加。因此，基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全然不同的制度模式和社会背景，在对西方城市空间发展经验进行借鉴的同时，必然需要立足于我国制度和社会的双重背景，以期对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内在制度局限和资本逻辑进行更有深度的反思和警惕，给予我国城市空间革命一个新的面相。

一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虽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剥削制度，即私有制已经被消灭，以及私有制和资本肆无忌惮、不受约束的联姻也已经不存在，但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公有制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仍然可以成为资本利用的背景和条件，以获利为根本目的资本逻辑仍旧隐秘存在。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于新时代背景下，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汇集人类主体、自然环境、人为环境、区域多样性和社会地理学的复杂综合体，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城市空间的治理和规划密切影响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要做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16]。城市空间的建构和规划盲目扩大规模，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越来越多的城市患上了“城市病”，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虚高、管理粗放、应急迟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此外，资本家对城市空间肆意开发“瞎折腾”，由此我国现代城市空间不可避免被分割成碎片化的形态，其能够释放经济效益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关注的重点，而空间原本的使用价值则被忽视。这些问题给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降低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幸福感，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在城市的生活质量，以及对空间使用价值的诉求。

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新时代的双重背景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分析的问题层面和情况不可能再次上演，但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仍面临城市问题的严峻考验和风险挑战。我们应当立足中国实际情况，更好地应对、避免资本与私有制叠加所产生的城市危机，斩断资本与制度之间的隐秘联姻，实现当前我国城市空间发展文明观和实践道路的新探索。

首先，我国城市建设的空间规划和布局在推进中要跳出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窠臼，实现从“政治性”“商业性”到“人民性”的转变，阻止资本的触角无底线不断扩张。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17]；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多次表明，“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8]。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就是我国城市空间建设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19]。这意味着，要始终把人类最高利益，即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安置在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需纳入一个真正的人性化城市[20]，使得城市的形象、力量和目的，重新回归人类生存中心，因为人类在塑造城市的过程中其实也在同时重塑自己。正如霍华德在其著名的“三磁铁”图将人民的未来——人民何去何从置于中心位置。因此城市空间发展关心的不应当是迎合权势者的私欲，也不是解决某些局部问题，更不是为了打造单纯以图像外观为独角戏的“景观城市”，而是城市发展的大方向，即广大劳动人民。

其次，要注重城市发展规模的适度性，充分发挥城市功能的多元性，限制资本无限扩张的空间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对城市有了更多的期待，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如果一个城市过度集中产业、过分拓展功能，人口就会过度集聚，就会占用更多农田和生态用地。一旦人口和经济规模超出水资源承载力，就不得不超采地下水或者从其他地区调水。当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比例失调时，环境容量就不可避免变少，污染就必然加重[19]。每个生物物种规模都有其限度，发展必须控制。城市构造同样如此，如果超过发展限度，吸收的人口超过自身提供住房、粮食和管理或教育能力，就不能成其为一座城市，因为接踵而来的混乱，会使它难于发挥城市各种功能，使得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失控。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城市规模并不意味着城市的原地停滞。正如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所言，“城市一定要增长，但这种增长将不降低或破坏，而是永远有助于提高城市的社会机遇、美丽和方便。”[21]105只有城市空间规模形式足够“灵妙化”，城市空间生活的内涵尺度才能相当丰富，也就意味着城市空间功能才能实现多元化。

最后，要强调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兼容性。在城市发展中要做到“与资源相结合，而不与单独工作相结合”[19]，充分发挥国家对城市空间和自然空间的平衡调节作用。如何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中央文件中有过多次表述，“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不要花大力气去劈山填海，很多山城，水城很有特色，完全可以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愁。”[22]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坚定不移把保护环境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方面创造更多经验[23]。同年11月再次重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又提高人民生活品质[24]。如同霍华德曾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明确城市空间本身建立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注重城乡的和谐发展，而不应当片面地在经济发展或自然生态之间“切换”镜头[21]9。也就是说，在实现城市空间正义的进程中，不仅要关注人本主义需求，也要在多种时空规模间以一种更加动态的、共同进化的方式和自然连结起来，避免出现由于对城市功能及成就过分的、排他性地关注而产生的“城市崇拜”，而忽视城市本身建立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