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苑芳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民族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一、前言

研究中华民族共享文化符号意义重大。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1]。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表明了这项工作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2]。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3]。共有精神家园，由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一系列文化符号组成，共享的地理符号，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各族共享的地理符号进行研究，有利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筑，有利于形成各族归心、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各族共享的地理符号，是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而言，地理符号是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在特定时代或时期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文化共同体的空间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标志。地理符号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定文化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该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文化意识，因而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每个民族在自己归属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行程，拥有自己的独特地理符号。”[4]这些独特的地理符号深刻地反映了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是联结民族内部的情感纽带，是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北京是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地理符号。这一共享符号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北京原以国都的形象长期存在于各族人民的印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成为了各族共享的中华民族地理符号。北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称谓，如燕都、燕京、北平等，明永乐年间（1403——1424）曾称“北京”。民国时改“北京”为“北平”。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政协会议上，一致通过新中国首都定于北平，并将之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成为祖国的心脏和各族心中的依归，各族人民在意念上自觉联结，在行动上慕名向往，表现出各族归心、团结向前的欣欣向荣景象。这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的赞歌中都有所表现。赞歌是赞美人或事物的歌曲，此类歌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本文拟选取解放后各民族的赞歌为蓝本，对“北京”这一各族共享的地理符号进行研究分析，从地理认同的维度探讨地理符号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与价值。

二、各族赞歌里的北京

解放后，“北京”成为各族赞歌里经常出现的地名，在赞歌里，北京是首都，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美好新生活的保证，是团结的象征，是各族人民共同向往的圣地。下面主要以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的《少数民族歌曲选》[5]《中国少数民族歌曲集》[6]及21世纪的新赞歌为蓝本，对赞歌里的“北京”这一各族共享地理符号进行研究。

（一）北京与家乡联通

联通家乡与北京，以表达对北京的向往之情，是赞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在各族赞歌中都有所体现。

首先，在20世纪60——70年代，受特殊的政治环境影响，这类歌曲比比皆是。例如，藏族歌曲《北京有个金太阳》中唱道：“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亮堂堂。哎～伟大领袖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金太阳。阳光照在雪山上雪山上，红旗飞舞歌声响歌声响。哎～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在您的哺育下幸福地成长。金沙江水向东方向东方，雪莲花开朝太阳朝太阳……”在这里，将北京与金沙江相连，表现了感激党的光辉照耀西藏的情怀。又如，维吾尔族歌曲《天山青松根连根》道：“天山上的青松根连着根，各族人民亲又亲，各族人民亲又亲，团结胜利向前进向前进。建设边疆好山河，保卫祖国万年春，建设边疆好山河，保卫祖国万年春。天山上的青松数不清，千歌万曲唱不尽，千歌万曲唱不尽，高唱赞歌向北京向北京。隔山隔水不隔音，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此曲在联通天山与北京的同时，还表达了中华各族携手共进、齐颂北京的伟大情谊。此外，苗族歌曲《苗岭连北京》、壮族歌曲《壮锦献给毛主席》、朝鲜族歌曲《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哈萨克族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等，都表达了家乡与北京相连、人民心向共产党的情感。

其次，在21世纪的今天，各族依然唱响向往北京的赞歌。2008年泽仁多吉演唱的藏族歌曲《跟着卓玛去北京》唱道：“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香巴拉，这里就是卓玛的故乡。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香巴拉，穿越高原，来到布达拉。布达拉就像古老的神话，呼，布达拉，天路连接北京拉萨。跟着卓玛一起去北京，看看奥运，看看新北京。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香巴拉，这里就是梦中的天堂。我的家乡，在美丽的香巴拉，穿越高原，来到布达拉。呼，布达拉就像古老的神话，呼，布达拉天路连接北京拉萨。跟着卓玛一起去北京，看看奥运，看看新北京。”旋律优美，歌词简洁，一句“天路连接北京拉萨”，朴素地表达了藏族人民对北京的向往不逊往昔。香巴拉是藏语中的人间仙境、世外桃源。在歌曲中，“我”的故乡香巴拉通向拉萨，拉萨又通过“天路”与北京连结。在21世纪的发达交通网络中，西藏与北京的联通更为便捷，联通速度的增加使得两地的物理距离得以缩短，藏族民众与北京的心理距离因此也缩短，亲近的感觉在“看看奥运，看看新北京”中得到很好的表达。由此可见，21世纪藏族同胞对北京的向往，增添了许多现代的元素。而在新世纪的赞歌中，流传更广的当数2012年乌兰图雅演唱的内蒙古歌曲《站在草原望北京》，其云：“瓦蓝蓝的天上飞雄鹰，我在高岗眺望北京，侧耳倾听母亲的声音，放眼欲穿崇山峻岭，绿波波的草场骏马行。我在草原歌唱北京，谁的眼晴掠过了风景，迎风高唱五星红旗，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国泰安宁。”这是一首展现少数民族人民热爱祖国、积极投身“中国梦”的伟大事业的歌曲，歌声传递出草原儿女热爱家乡、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感，“站在草原望北京”巧妙地表达出21世纪草原儿女心向北京、歌唱北京的情怀。

（二）北京与新生活相连

各族人民对北京的向往，不仅仅因为她是首都，更因为来自北京的正确政策引导各族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傈僳族歌曲《“优叶”越唱越快活》唱道：“阿咴咴跳起来，阿咴咴唱起来。我们站在高高的山顶上，看看我们的家乡，过去阿爸刀耕火种的地方，如今鲜花满山开放。过去阿妈纺麻织布的地方，如今果实满山飘香。过去阿爸卖工度日的小道上，光明道路多宽广。过去阿妈寻找野菜的地方，幸福金桥跨怒江。‘优叶’越唱越快活，‘阿秀’越唱越欢畅。我托春风传歌声，带到北京表衷肠。”歌曲在民族旋律中唱出对新生活的歌颂及对北京党中央的拥戴。充满西南少数民族风情的《北京喜讯到边寨》为管乐合奏曲，以充满激情的旋律，生动勾勒出边寨人民听闻粉碎“四人帮”喜讯后的狂欢场景，汲取了当地群众流传的对歌、对舞的艺术表演形式，并采用苗族、彝族的歌舞音调来塑造乐曲的音乐形象，表达了边寨人民的喜悦心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傣族歌曲《从北京吹来的春风》，则道出了对“四化”新生活的向往：“从北京吹来了春风，掀起了澜沧江层层的波澜；从北京飞来了彩云，染红了无量山（啰）重重的峰峦。……为早日实现（罗）四个现代化，橡胶之国红烂漫。……为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孔雀之乡展开新画卷。”以上三首歌曲，虽然创作于不同的年代，但是却共同反映出一个主题，即北京是美好新生活的保证，各族人民因获得新生而由衷感谢共产党，时刻惦念北京城。

（三）北京是各族团结的象征

更有一部分歌曲，直接讴歌北京的民族团结象征。例如，维吾尔族歌曲《伟大的北京》，由买买提塔提力克填词，奴尔买买提作曲与正谱。歌曲道：“伟大的北京我们为你歌唱，你是各族人民的心脏，每当我们想起北京，欢乐歌声格外嘹亮，每当我们想起北京，浑身就有力量。天安门广场红旗迎风飘扬，中南海升起金色的太阳，伟大祖国欣欣向荣，一天比一天更富强，各族人民仰望北京，团结坚如钢。各族人民仰望北京，团结坚如钢。”其中，“你是各族人民的心脏”，与随后的一句“各族人民仰望北京，团结坚如钢”，道出了北京在民族团结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得歌曲得以升华。另一首维吾尔族歌曲《歌唱北京》，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的首都北京城，就像一颗启明星，高高挂在祖国的蓝天上，照耀各族人民奔向新征程；不论你在多么遥远，多么遥远的地方，都会给你力量和光明，都会给你力量和光明。”中国共产党团结了各族人民，并且带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因此，党中央所在的北京，自然而然地成为各族人民向往的圣地，从而成为各族团结的象征。各族赞歌里的北京，恰恰体现出北京作为各族争相引以为荣的地理符号的客观现实。直至今日，北京是各族团结象征依然在歌曲中流传。如凤凰传奇的《相约北京》直言“（北京）你是中华儿女心中的圣地”。宇海文和娜日的《赶着马车去北京》更是道出了代代流传的对北京的向往：“小时候的梦，那片更远的天空，五星红旗随风，飘逸着光荣。长大后的我，追着最初时的梦，一路唱着牧歌，出发在旅程。带上草原的热情，千里去远行，赶着梦里的马车去呀去北京。”更有乌云演唱的《歌唱北京》：“谁知道什么梦想世世代代让人难忘？谁知道什么构想让世界充满期望？我知道那是中国梦世世代代让人难忘，我知道那是一带一路让世界充满期望，这些都是来自北京啊来自我们心中的向往。青山绿水国富民强我们奔小康，这些都来自首都北京啊来自中华民族复兴的渴望，走向世界勇于担当共创灿烂辉煌。”这首赞歌承上启下地渲染烘托出北京象征团结的光辉形象。

诚如《北京颂歌》所唱：“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这首歌精辟地总结了北京在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北京是得到各族人民一致认同的地理符号，全国绝无仅有，这充分体现了其各族共享性。

三、北京成为中华民族共享地理符号的原因分析

（一）党的恩情

各族贫苦大众，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劳苦大众奔向美好新生活的漫长斗争过程中形成、发展与升华而来的。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革命政策，坚持“统一中国，实行民族自决权”的政治纲领，在苏区，领导少数民族参加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其他地区，发动和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带领各族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广西壮族、瑶族聚居区爆发了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右江地区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参加了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7]。斗争为各族贫苦大众带来了希望。这在壮族歌曲《盼来了红七军》中有所反映：“点灯望灯明啰，黑夜盼救星啰，壮家日夜盼啰，盼来红七军啰。红军进壮村啰，老少夹道迎啰，地主心胆颤，穷人出火坑。太阳格外亮，青山格外青，分田又分地，穷人掌乾坤。大树不离根啰，骨肉不能分啰，跟着共产党啰，革命定成功。”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反抗压迫、争取美好新生活的过程中深得民心，党的光辉形象在各族人民心中不断升华，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与爱戴之情日益加深，党的恩情激荡在各民族人民的心田。

解放战争时期，流行于海南岛革命根据地的黎族民歌《五指山歌》是党的光辉普照民族地区的又一见证：“五指山高五条河，你知哪条流水多罗？你知哪条流下海，你知哪条流回来？五指山高五条河，西边那条流水多罗；蒋匪兵败流下海，红军胜利流回来。红军来哩得安居哩，咱老百姓真欢喜罗；分得牛羊和田地，恩人就是毛主席。”歌曲以问答式的歌词和优美的曲调，抒发了黎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红军的爱戴与拥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恩情在各族群众心中进一步加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族人民融入到多民族国家之中，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党的恩情在代际之间传递。哈萨克族歌曲《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道出了哈萨克族新生一代从父辈中继承的对党的忠诚与拥戴：“东方升起金彩霞，草原盛开向阳花，哈萨克青年有志气。啊，萨丽哈一心要学金训华，要当雄鹰展翅飞，不做温室一枝花。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天山脚下引泉水，伊黎河畔来牧马，迎风冒雪去巡逻，啊，萨丽哈，五尺钢枪肩上挎，广阔天地炼红心，哪里艰苦哪安家。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水族歌曲《手捧山花上北京》亦有同样意境：“手捧山花上北京，纪念碑前悼英雄，朵朵山花红似火，就象水家片片心。先烈们献身为人民，鲜血浇出万年春，当年撒下革命种，如今花香果满林。手捧山花上北京，纪念碑前悼英雄，朵朵山花红似火，就象水家片片心。先烈们留下无价宝，伟大遗志永继承，水家紧跟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手捧山花上北京，纪念碑前悼英雄，烈士挺立花丛里，光辉照耀万人心。”手捧山花上北京，悼念先烈，感谢党。“当年撒下革命种，如今花香果满林”，革命后继有人，党的恩情，代代流传永不忘。革命英雄在北京，党的中央在北京，北京怎能不被各族人民所向往！党的恩情，使得北京熠熠生辉。北京，是党的恩情的物化，是各族人民感恩之心的向往，是各族人民共同铭记于心的地理符号。

（二）政治地位的上升

党的恩情的具体体现，首先是提升了各族民众的政治地位。20世纪60年代西藏解放后，藏族歌曲《北京的金山上》广为传唱，“翻身农奴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颂歌献给毛主席，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其表达的就是对翻身作主人的喜悦以及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受落后且不平衡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关系落后，阶级关系复杂，阶级压迫残酷，社会情况特殊。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中的“乌力楞”、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共耕制”等，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或外壳，生产方式多为采集、狩猎和原始农耕，发展极为落后，民众生活异常贫困。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还保留着奴隶制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端落后和低下。西藏地区和云南傣族地区，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回、壮、满、维吾尔、蒙古和朝鲜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接近或杂居的地区，主要是封建地主占有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比汉族地区落后。可见，当时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生产关系方面，都具有落后的、不平衡的显著特点。

民主改革是各族迈向“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步。民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奴隶、农奴和其他劳动者，是一场应各民族劳动人民强烈要求进行的、极为深刻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在人民革命胜利、劳动人民政治翻身的基础上，民主改革继而废除各种剥削制度，让各族民众得以脱离奴隶主、领主、农奴主、牧主等的剥削，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深化了各族民众对共产党及新生国家的感情，巩固国家政权和加强民族团结。

（三）经济条件的改善

党的恩情的另一具体体现，是改善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条件。解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地位得以提高。

解放后少数民族群众经济水平的飞跃，与土地改革密切相关。土地改革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极其落后和不平衡的，一些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满族、朝鲜族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进行土地改革的，广大满族、朝鲜族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分得了土地、牲畜、农具、房屋和粮食。壮、回、土家、布依、苗、瑶、侗、黎、彝、傣、维吾尔、瑶、仫佬、毛南等族在土地改革后，广大人民获得了解放且改善了生活，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也得到了政府的安置[8]。1979年我国农村逐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再次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因此，将经济条件改善与党的恩情相连是赞歌中的一个典型。蒙古族《草原赞歌》中唱道：“草原开放的花儿多呀花儿多，不如我们新盖的厂房多。山间的花鹿跑的快呀跑的快，不如我们草原的汽车快。……敬爱的共产党呀共产党，小牧民在你的教导下成长。”这首歌在展现草原家乡欣欣向荣的同时，表达了对共产党的热爱。另有展现民族地区机械化生产的歌曲，如蒙古族《剪毛机来到了草原上》、苗族《拖拉机开进苗山寨》等，亦反映了同一主题。在这一类型的赞歌中，最为出彩的当数藏族歌曲《逛新城》。这首歌创作于1959年，是西藏人民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音乐上的形象记录：“翻身农奴巧梳妆，父女双双逛新城呀！……新建的工厂生产忙，拉萨天天在变样。为了农业大发展，工人大哥决心来支援。农牧物资大交换，城市乡村紧相连。团结一起互相支援，发展生产生活好改善呀！……拉萨古城开金花，感谢伟大的共产党。”它反映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西藏土地改革后各方面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地表达了藏族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歌颂经济生活改善及党的恩情的歌曲，成为赞歌中的一个范式。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持续好转，这种赞歌范式得以延续，并在改革开放后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比如歌颂党的政策及物质生活丰富的撒拉族歌曲《撒拉小伙赶街》，唱道：“农村的经济政策落实的好呀哦，山区的生产发呀发展快，生活（哈）富裕农家乐，男女老少笑颜开，备（呀）上我心爱的尕黑驴，……赶呀赶一趟街呀。撒拉城里的街道好呀好气派，民贸公司里瞭花了眼呀，货品多的挑不过来，钩花的尕顶帽实话俊哟，我赶紧买一顶头上戴。的确凉的白汗褟来一件，再配上个青夹夹多光彩。运动场上显身手，我再买一双回力牌的白呀白球鞋。”物质生活的日渐丰富，进一步激发了各族群众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这种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及对党中央的爱戴之情，在地域上向首都北京集聚。正如苗族歌曲《苗岭连北京》所言：“恩情唱不尽呐，（一条幸福线苗岭连北京）苗岭连北京”。各族群众在歌颂新生活、赞颂共产党的同时，都不约而同地对党中央所在地“北京”满怀深情。党中央与首都的叠加，让北京成为各族人民心怀感激、心生向往的圣地，使北京这一各族共享的地理符号深深植根于各族人民的心中。

四、余 论

家国情怀，系之地理。假设有一位连南的瑶族同胞，若他在广州生活，当被问到“你是哪里人”时，他通常会回答：我是清远人；若他在北京生活，当被问到“你是哪里人”时，他通常会回答：我是广东人；若他在国外生活，当被问到“你是哪里人”时，他通常会回答：我是中国人。同理，在上述情景中让一位汉族同胞或其他少数民族同胞回答类似的问题，他们会有相似的答案，这是一种家国地理身份认同。清远——广东——中国构成了其家国概念；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连南瑶族——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构成了其民族概念，这两种概念皆通过不同层级的符号得以表达。由此可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地理符号与民族认同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的地理身份认同发展过程，是遵循家——国发展路径的过程，即历史上某一民族被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先形成对定居地的认同，形成家乡的概念，进而再对自己所属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成祖国的概念。无论是家还是国，各民族都会以一定的地理符号进行标识。

历代行政建置促使少数民族形成家乡观念。历代中央政权，通过边疆政区设置，不断地将少数民族纳入到中央版图之中，再因地制宜地推行相应的管理措施，为边疆各族民众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边疆各族在休养生息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空间基础与政策保障。在自秦以来的历朝历代的边疆开发与管理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地区进入中央版图，被划归到新设立的行政区划之内，在较为稳定的生活中，少数民族形成了以属地山水为其家园符号的文化象征。例如，藏族的雪山和金沙江、苗族的苗岭、朝鲜族的长白山与海兰江、维吾尔族的天山与天池、哈萨克族的天山与伊犁河、傣族的无量山与澜沧江、蒙古族的纳林河、黎族的五指山等。这一传统世代流传，地理符号是各民族人民的精神家园与身世故里的象征。

北京是各族人民共享的地理符号。北京是祖国的心脏、领导的核心、新生活的源头，各族人民在意念上自觉联结、在行动上慕名前往。北京成为各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各族归心、团结向前的共进共荣新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