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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杨方《澳大利亚舅舅》的乡土意识

2022-02-26王圆圆

今古文创 2022年9期
关键词:现代性

【摘要】杨方的《澳大利亚舅舅》讲述了舅舅们从羊毛胡同迁至澳大利亚前后不同的生命轨迹,本文主要阐释舅舅们从“出走”到“归来”过程中所蕴含的故乡情结与还乡心理,从而挖掘小说的乡土意识,并通过分析现代性与乡土文化的矛盾冲突,揭示在社会变迁中人们精神上的迷惘与担忧。

【关键词】《澳大利亚舅舅》;乡土意识;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9-0016-03

楊方成长于新疆,无论是她的诗歌还是小说,都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羊毛胡同”这个地方又一次出现在新作《澳大利亚舅舅》里,这或许凝结着作家自己对于故乡的某种怀恋。一直以来,有关杨方的诗歌研究远多于小说。对于《澳大利亚舅舅》,学术界研究尚少,仅有一篇文章提及。刘海涛《“我住的地方叫蓝”——评杨方小说〈澳大利亚舅舅〉》从“缺口”和“门”的角度切入文本,揭示了人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与无助。但该文章并未对小说的乡土意识做系统的探究,基于此背景,本文运用文本细读等方法剖析《澳大利亚舅舅》。总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乡土情结”和“还乡心理”两个方面切入,分析《澳大利亚舅舅》中乡土意识;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在现代性与传统乡土文化的矛盾中,人物的命运轨迹如何被改变,并简略探讨小说所隐含的精神忧患。

一、小说中的乡土意识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社会是在乡土社会中孕育并在乡土文化环境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乡土性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一就是安土重迁。在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古代社会,土地常常是地位的象征,地多者被称为“地主”,他们比普通农民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土地由此变成了古代农民的毕生追求。而土地的典型特征是不易迁移,一块地不会从东边被挪到西边,仅仅是把管辖者由甲换成乙。因此古代中国的百姓世代定居在一处,“生于斯,长于斯”成为他们的规矩。长此以往,迁移在中国人眼中就变得困难,甚至衍生出了惧怕心理:迁移意味着变动,不确定以及某种潜在的威胁。

其二便是家族观念。古代中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多子代表着幸福昌盛。因而家庭中往往聚集了兄弟姐妹等许多人,这庞大的数量构成了家族,使得儒家文化里的长幼尊卑伦理纲常之说不但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同时在家族中也寻到其价值所在。在古代中国,个体必须服从于群体,准确地说,是服从于家族里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族长。个人根据自己在家族中的身份和地位来管理自己的行为,礼是其中最重要的法度。

总的来说,乡土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民族品格形成的根基和重要依据。乡土性也造就了中国人“恋乡”的文化心理,古诗中大量的游子思妇诗,羁旅怀乡诗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从古至今,乡土性对中国作家的影响都深刻且稳固。

关于乡土意识,邢克鑫对此做了完整的定义:“乡土意识是指农民对于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乡村生活环境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依恋心理”。如果把乡土意识融汇在文学作品中,大体可称之为乡土文学。而现代文学又以小说为最主要,乡土小说最早由鲁迅开创,《故乡》《社戏》皆是名篇。钱理群等认为“所谓‘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据此,许多出身农村的作家如路遥、莫言、萧红等在小说中表达自己对故土的情感,或爱,或憎,均体现了不同的乡土视角。另外,一些出身城市的知青作家也在作品里抒发自己的乡土情结,如铁凝、王安忆等。下乡经历填补了作家对于乡土叙事的空白,也深化了其对于城市与乡村两种社会结构的认识。作家杨方幼时在新疆农村生活,这样的经历使得她的乡土写作一开始就较为熟练。她在诗歌领域小有成就后又转向了小说,《澳大利亚舅舅》可以算作她在这方面的初探。

(一)小说的故乡情结

杨方《澳大利亚舅舅》讲述了主人公与毫无血缘关系的舅舅一家的生活,小说用较短的篇幅囊括了几十年的变迁。以舅舅一家要去澳大利亚为线索,小说可分为三部分。首先是童年时舅舅们与主人公一家快乐美好的羊毛胡同生活,其次是迁往澳大利亚后舅舅们与主人公迥异的生活,最后写舅舅们回到羊毛胡同小住的短暂时光。每个时间节点都包含主人公不同的态度和心理特征,其间充满了异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在写第一部分时,作者用诗意的语言极力渲染故乡的民风民俗之美,儿童视角下的羊毛胡同自然、淳朴、饶有趣味。该部分由“八舅舅前后两次解毒”“《西域毒草大全》的由来”“八舅舅抓麻雀”等事件构成,其中八舅舅是小说里浓墨重彩的人物,这可能与八舅舅是主人公儿时重要的伙伴有很大关系。羊毛胡同总被作者赋予浪漫的色彩,如“我住的地方叫蓝”。“蓝”这个词本身具有高度概括化和模糊性,它是诗化的,极富审美意蕴。胡同里的人朴实且坚忍,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一个人有这么多骨头,就要彰显出骨气来”体现了作者对胡嘉木这一人物形象的肯定与赞美。类似的还有曹大娘身上彰显着的游牧民族独有的骁勇,曹大爷“像一座威严的雪山”般刚毅等。大西北广袤开阔的地理环境塑造了农民强悍、粗犷、豪迈的性格。杨方深深感动于这样的故乡人,这样的故土文化。

在第二部分中,舅舅们迁居澳大利亚。从准备阶段起,矛盾就产生了。主人公一家无疑是羡慕的,在主人公及其家人心里,澳大利亚甚至一度成为梦幻乌托邦,“什么也不干就能有吃有喝,那是多美的生活啊”。每个舅舅对于迁居都各有想法,大舅舅和大舅母显然是最乐意的,他们对羊毛胡同颇有些瞧不上眼,大舅母认为“那边的东西比这边的好”,两人更是没有按当地的习俗举办婚礼,而是采用了西式的旅行结婚。可以说,这两人对于现代化还缺乏客观的认识。二舅舅、曹大娘、曹大爷和八舅舅则持反对态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最终同意移居。迁去之后,原本家族式的生活被打破了,舅舅一家分散地住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居住模式难以在短期内被他们所接受,语言上的障碍和文化差异等问题又接踵而至。自然而然地,返乡情结开始生长,“如果没有烧茄子和烧辣子,曹大娘也许就真的完蛋了”,曹大娘借着这道家乡菜慰藉自己失意、苦闷的心灵。与此同时,舅舅们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安排也很困难,他们大多干着底层的苦力活儿。随着对现代化大都市的幻想渐渐破灭,他们迫切希望回归故乡,回到恬淡安适的羊毛胡同。

第三部分舅舅们回乡小住,“二舅舅还在用维吾尔语、汉语随时切换的方式说话。我们搬出羊毛胡同后,就不那样说话了。二舅舅的语调明显带着二十世纪的味道,保留着一些伊宁市已经消失的土语。他还停留在他离开的那个时间”,这段可以看出舅舅们对家乡的怀念,也包含着主人公对幼时生活在羊毛胡同的往昔时光的追忆,离乡在外的人与家乡的原住民都怀着同样的愁思。现代化浪潮不仅席卷了都市,也在乡村中蔓延开来,杨方用惋惜、哀伤的笔调叙写现代文明对原始乡土文化的冲击。她本人已经离开新疆多年,现居浙江。正如吴莎莎在文章《乡土的失落与现代性焦虑》里谈到:“一方面乡土作家们在现实中逃离乡村,向往城市生活,一方面又在文学作品中表露出排斥城市,心归乡土的情结,这种矛盾的复杂心态也反映出乡土作家们寻求一种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平衡的理想状态。”大概就是症结所在。

(二)小说的还乡心理

纵观整篇小说,主人公和舅舅一家始终渴望还乡,对现代化的侵入似乎并不欢迎。在迁居以前,“二舅舅不怎么想去澳大利亚,坐在我家火墙边的矮凳子上勾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莫合烟”,可见留在故乡是大多数舅舅们的意愿。老一辈也是如此,“曹大娘对我们说,我这么大年纪了,这一去,可能这辈子再见不着你们了。曹大娘的话让大家心里涌起莫大的悲伤”,小说中多次出现诸如此类真挚感人的语言、动作描写,将舅舅一家的不舍和悲伤刻画得很生动。鲁迅在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同样显现出了感伤的还乡心理,长妈妈、百草园、私塾先生等都是他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战士般坚毅的鲁迅在提及故乡时,也有着常人的脆弱與无奈。与《澳大利亚舅舅》不同的是,鲁迅对故乡多了一种冷静的审视,他想要揭开冷酷的真相,将真实的国民性摆在世人面前,以达到警醒的目的。这可能是鲁迅凄苦的童年所致。而小说中的舅舅们与主人公儿时都过着纯粹而欢乐的乡村生活,对乡土社会不好的一面感触较少,或者说杨方自己的童年记忆亦是如此。舅舅们在异乡委屈而艰辛,主人公一家在经历了换钢磨、装电话、搬家等事件后,与原来的羊毛胡同越来越远。“八舅舅有一天突然地出现在羊毛胡同,他从这头走到那头,发现羊毛胡同还是以前的味道”,还乡的情感在此处最为强烈,童年似乎在大多数乡土作家的笔下,永远都是美好的、遥远的、不可触碰的。

二、现代性与乡土文化

对于现代性,秦雪指出:“‘现代性’是一个源于西方的话语概念,它的内涵极为繁复又充满分歧。这个概念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它以思想观念范畴的科学主义、政治经济范畴的工业主义为主旨,在某种程度上是诸如民主、科学、理性的启蒙精神的另一种表述。”就是说,现代性在思想意识层面即表现为对人个体价值的肯定以及推崇民主法治的社会治理方式,在物质生产层面则表现为发展科技,推动工业化进程。现代性在二十世纪初由留洋知识分子胡适、鲁迅等传入中国,其对当时的清政府冲击极其剧烈,亦加速了封建王朝的溃灭。由此可知,现代性具有进步意义,是启迪民智,变革社会的强大动力。但随着城市化的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展,诸多弊端浮出水面,敏感的作家们已察觉到问题所在,由于立场和背景的差异,他们对此争论不休。

一直以来,现代性与传统乡土文化的矛盾都未曾消解,各个历史阶段均有其侧重点。如五四时期鲁迅的乡土小说带有对乡村愚昧落后文化的批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王安忆、铁凝为代表的一批知青作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迷惘。一方面,他们渴望重回城市,却因其理想主义色彩过重而无法立足。另一方面,他们被乡村的淳朴宁静所吸引的同时又难以接受其隔绝、荒凉、停滞的缺陷;现代化背景下的20世纪末期,城市文明的弊病不断显露,作家的乡土情结被重新唤起,“怀念”因而成了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的主基调,小说《澳大利亚舅舅》就承载着杨方深切的怀乡之情。

(一)情感的流逝

“澳大利亚”在小说中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它象征着现代都市文明。对于现代性的造访,乡民往往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极度排斥,如曹大爷、曹大娘等,一种则是欢迎甚至献媚,如大舅母、黄丽玲等。杨方有意支持前者的立场,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性趋势已逐渐影响甚至瓦解固有的乡土文化,未来或将成为主流。

小说一开始所描绘的那种淳朴的民风在现代性潮流到来后发生了细微的变化。首先是“曹大娘一家要去澳大利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有女儿的人家都想和曹大娘攀亲”,乡情在利益驱动下被稀释。其次是乡人在繁华都市的诱惑下逐渐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感到自卑,黄丽玲原本是在本地学的舞,却要假装自己是去了澳大利亚才学的,这里隐含着乡民对现代性的谄媚与过度迷恋。初入城市,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残酷、冷漠、利益至上等特点了解较少,难免深受其害。小说中的外科医生成长于都市,善于玩弄人心,他利用职业之便猥亵胡桃,事后以爱情作幌子,一步步逼迫胡桃,以便坐收渔利。这与沈从文在《都市一妇人》里对都市两性关系虚伪性的讽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城市的繁华滋长着人的欲望,也将人的自私扩大化。真诚的情感在物欲面前不值一提,这样的现状使人不得不逃避。由此,乡村世界就变成了港湾,变成了作家心中最纯洁的梦。

(二)精神的迷惘

小说整体笔调哀婉,美好的童年回忆也隐现着乡愁,后半段尤其伤感。舅舅们在异乡没有归属感,尽管待了大半辈子也依然眷恋羊毛胡同。现代化的生活体验并未让舅舅们找到皈依感和自身价值所在,反而满脑子都是逃离都市的想法,这不得不引人深思,现代性究竟给人的精神造成了何种创伤,让人失去面对它的勇气,选择重回故土。实际上,老舍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曾表达过他对城市文明病的思考,《骆驼祥子》正是他对现代性弊端的所思所感。奸诈狡猾、利欲熏心的现代城市浇灭普通老百姓想要立足的愿望,最终使他们绝望、沉沦。《澳大利亚舅舅》里的舅舅们和祥子有着相似的命运,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迫令他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八舅舅惨死、大舅舅病逝、二舅舅失去了自己对矿产的兴趣,“他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去发现什么了”。

学者韩庆祥在谈到现代性的历史局限性时说:“在市场或资本力量起主导作用的地方,在疯狂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产生了货币拜物教、金钱至上或资本至上,进而诱发人的物欲、贪欲,使物欲横流、贪欲膨胀,人自身的精神限制控制不了自身的物欲、贪欲,导致了人的身与心的疏离”。也就是说,物质的丰富甚至过剩对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冲击,使人发生异化。作家处在这样的物质社会里,自身也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他们对现代性的探索似乎停滞了,现代性使农民富裕的同时也造成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作家不愿看到的。特别是精神的贫瘠和信仰缺失等现状的长期存在,促使作家回望曾经的乡土中国,掀起一股返乡热潮。杨方正是发现自己难以重拾乡土社会的人文精神,才寫下诸多回忆故乡、缅怀过去的文学作品,借以扫除精神层面的迷惘和困顿。

三、结语

《澳大利亚舅舅》是杨方的中篇小说,它寄寓着作者对故乡的爱和依恋,作者用朴实中带着诗意的语言来描绘羊毛胡同的风土人情,感人至深。浓郁的异域风情是小说的一大特色,“乡土意识”这一概念贯穿始终。

现代性与乡土文化不可调和的矛盾驱使乡土作家必须不断反思以寻找出路。杨方将自己的思索融入《澳大利亚舅舅》,着重刻画舅舅们前后的心路历程,从中反映出作家对于乡情流逝、故地不再的哀伤与痛惜。另外,作家试图通过精神返乡来避免现代性对人的思想戕害。目前,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转型期,许多问题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回归乡土未必是一种有效的解决范式。

参考文献:

[1]杨方.澳大利亚舅舅[J].青年文学,2021,(09).

[2]刘海涛.“我住的地方叫蓝”——评杨方小说《澳大利亚舅舅》[J].青年文学,2021,(09).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邢克鑫.农民乡土意识的历史嬗变与发展[J].探索与争鸣,2003,(3).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吴莎莎.乡土的失落与现代性焦虑——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乡愁”叙事[D].河北大学,2017.

[7]鲁迅.集外集拾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8]秦雪.现代性视野下的九十年代乡土小说[D].南京师范大学,2013.

[9]韩庆祥.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6,(2).

作者简介:

王圆圆,女,汉族,甘肃庆阳人,本科,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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