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颖

“我必须把最好的年华

献给祖国”

1921年，李桓英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仕宦之家。祖父李庆芳在面对日寇诱降时慷慨捐躯，这种爱国气节对她影响至深。1939年，她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战乱中随大学辗转内迁。内迁途中，行走西南山区的经历，让她见识到真正的贫苦，心中播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1946年，李桓英考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攻读细菌与公共卫生硕士。她抱着“为中国人争气”的念头，格外勤奋。成绩优异的她很快得到导师特内教授的青睐，正式进入实验室开展研究。1950年，年仅29岁的她成为首批世卫组织官员。

在世卫组织的7年，她前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国家的贫穷落后地区，为防治雅司病等传染病做出了艰苦努力，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可，收入也十分丰厚。但她难以抑制自己的思乡之情，回忆当年，她说：“在缅甸，我与我的祖国仅隔着一条河。每当夕阳西下，回到住处的我都会情不自禁地遥望北方，想念北京，想念我曾在那里生活过的那个家。”

1955年，钱学森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回到祖国，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李桓英。1958年，她婉拒了世卫组织的续约，瞒着已在美国定居的家人，孤身辗转多国，最后从莫斯科回到祖国。

为什么要这样做？李桓英的回答总是那么坚定：“我出生在北京，我是中国人，我的归属就是我的国家，我必须把最好的年华献给祖国！”对她来说，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到世卫组织工作，都是为了一个初心，那就是有一天能回到祖国，为祖国的民众解除疾患，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回国后，她给父母写信说：“我在祖国工作、生活，心情舒畅，我要把毕生精力用在养育我的土地上。”从此，她将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工作是她人生的重心，为了科研和病人，她终身未婚，也未能在父母身边尽孝，但是她从未后悔。

“我们做医生的没有恐惧”

回国之初，李桓英被安排到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工资不高，实验条件非常简陋，但她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回国后的第一个科研任务——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

随后，李桓英又开展了麻风抗原检测。为验证药效，她甚至撸起衣袖，自己当起了“小白鼠”。当时麻风病没有特效药，如果不幸感染会很危险，但她为了科研事业无所畏惧，她的手臂上至今还有试验留下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在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第一次见到了麻风病患者，患者的惨状深深刺痛了她。她深知头癣、麻风病这类传染病都与贫困相关，这也正是她矢志回国、服务劳苦大众的原因。她开始产生攻克麻风病的想法。1978年，她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大量接触麻风病患者。李桓英心中那颗“为国为民”的种子，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这一年，她已经57岁。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李桓英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完成，下一步将开展免费试点工作。为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李桓英马不停蹄地在全国走访调查。1982年，她向世卫组织递交了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获得世卫组织批准在中国进行联合化疗方法的实验项目，并得到了免费药品支持。

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李桓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

她选择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麻风村”作为试点。为了得到村民的信任，让他们感受到信心和温暖，李桓英主动与他们握手、拥抱，为他们检查溃烂化脓的伤口。有一次，她把手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鞋里，告诉他穿之前要摸摸里面有没有沙子。她的大爱，让患者们重新产生了对生的渴望。

那时，李桓英每天把药送到患者手上，亲眼看着他们服下，并做了详尽的病案记录。她完全不担心被传染，在患者家里喝水吃饭，浑不在意，让大家感到震惊。“我们做医生的没有恐惧，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李桓英在回应记者的采访时爽朗地笑道，“我还盼着自己被传染上呢，好给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治好自己的。”

试点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服药之初，患者们出现了不良反应，皮损加重，皮肤着色，小便颜色也红了……惊慌之下，他们纷纷弃药。李桓英便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她住在病人家里，耐心劝导他们继续服药。日子一天天过去，按时服药的患者慢慢好了起来。

1985年，村里的患者全部被治愈，“短程联合化疗”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1990年的泼水节，勐腊县的“麻风村”有了自己的新名字——“曼喃醒村”，傣语意为“新生”。

试点成功之后，李桓英开始在全国推广经验。她跑遍各级皮防站，把方案亲自教授给防治人员。这么多年来，她几乎跑遍了云、贵、川每一个“麻风村”。这些地方往往偏僻难行，她曾数次遭遇车祸、翻船。最严重的一次遇险，她的锁骨和肋骨骨折，头部缝了7针。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她却缠着绷带、打着石膏投入了新的工作。还有一次，她坐的船翻了。得救后，她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

直到94岁，李桓英仍在云南防治一线奔走。这几年她走不动了，却仍然惦记着那里。在云南，曼喃醒村的村民见到李桓英时，很多人都会双手合十，满含泪水地喊：“李医生，李妈妈……”村民们说，是“李妈妈”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

如今，在几代防治工作者的共同奋斗下，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已基本消灭麻风病。从1994年起，世卫组织也开始在全世界推广李桓英的联合化疗经验，不计其数的患者被治愈。李桓英率先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极大地促进了麻风病的早发现、早治疗，为人类早日终结麻风病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病防治事业奋斗终身”

李桓英在工作中不畏艰险，勇攀高峰，在生活上却一切从简，对个人名利也看得很淡。这些年，她获奖无数，但她总是强调，是自己赶上了好的国家、好的时代。只有在今天的中国，她的事业才能成功，她只是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她用简单的话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长期以来坚持从事麻风病的防治工作。

1965年，李桓英在组织的安排下，到香港探望父母，父母苦口婆心地劝她去美国，她拒绝了。没想到，香港一别，竟成永诀，李桓英心痛难遏。1980年，她前往美国为父母扫墓，与弟弟妹妹们团聚。这一次，她依然拒绝了亲人的挽留。每次探亲，她都会自费买回一些实验室急需的物品。在她心里，“国”在“家”之前，“利天下”在“利己”之前。

在科研探索中，李桓英敢于创新，严格求证。她力主开展短程联合化疗时，许多前辈专家都极力反对，但她根据实验数据坚持认为，两年期的短程疗法符合中国国情，副作用少，节省的药品能救治更多人。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因为她的坚持，中国消灭麻风病的进程大大加快。

李桓英对待病人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一样耐心体贴，她总是站在病人的角度为他们考虑，想尽办法为他们进行免费治疗。她常常与麻风病患者亲密接触，甚至鼓励当地官员也这么做。有一次，她与患者握手后，很自然地将患者的手引向当地的县长：“你看，县长，你摸一摸这手的神经有多粗，你也握一下吧。”县长心里害怕，但也不好拒绝，便与患者握了手。李桓英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她说：“如果医生怕，那干部们肯定怕;如果干部心里都怕麻风，叫老百姓怎么不歧视麻风病人呢？”

这样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个人，却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直到2016年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后，李桓英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说：“以前我总覺得自己还不行，还不合格，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合格了。工作快60年了，从回国开始就从未后悔，但我深知如果不入党我一定会后悔。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病防治事业奋斗终身！”

2016年12月27日，95岁的李桓英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她还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我会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等到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我希望身上能盖上鲜红的党旗。”

2021年，已经100岁的李桓英，仍然在为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而工作。回首百年生涯，她说：“回到祖国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认可，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