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坤

“在航天城里生活工作的‘航二代’有很多，但‘航三代’真的不多。”

说这句话的人是柳晗，他口中的航天城全称叫东风航天城，它有个被国人熟知的名字——酒泉卫星发射中心。1988年出生的柳晗是航天城地面设施维护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航三代”。

1958年，柳晗的祖父柳焕章和祖母张淑娟跟随志愿军第20兵团从朝鲜转战酒泉，在茫茫戈壁滩上，迎着风沙为祖国航天事业的高塔浇下地基;父亲柳林与母亲韩丽玲都属于“出生在航天城，成长在航天城，奉献在航天城”的那一拨人;柳晗2011年从兰州理工大学毕业后，放弃去北京、青岛、西安就业的机会，毫不犹豫地回到了航天城，因为“这里就是我的家”。

柳晗脚下的航天城，是新中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发源地。在这个距离最近市区足足230公里、开车需要走3个多小时的戈壁滩上，一代又一代航天人默默付出，为祖国守护着浩瀚星空。

如今，航天城已经成为一座小型城市。这里有火箭与卫星，也有幼儿园与蔬菜超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会带娃遛狗，也会憧憬太空。

就像柳晗说的，“祖国的航天事业是浪漫的事业”。

新婚第一餐

柳晗首先把《环球人物》记者领到火箭发射塔架下。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专用发射架”，2021年，神舟十二号、神舟十三号飞船便是从这里升入太空的。

从远处看，竖直的塔架高耸入云，与背后的蓝天浑然一体。在塔架对面，便是发射控制中心大楼，两者中间隔着一条长两公里左右的柏油路，路的两旁各有一根铁轨。柳晗说：“每当产品（火箭）运来，先用火车直接运进控制中心，然后在那里组装。待到要发射时，会在柏油路两边的铁轨之间架起一个可移动平台，将产品运到发射架上。”对于这里的一切，柳晗如数家珍，因为这就是他每天工作的地方。

柳晗是发射中心的“灭火队员”，除了例行检查地面设备，还要做到“哪里报修去哪里”。为了对得起“航三代”这个光榮的称号，柳晗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小祖父就对他说：“航天工作不能有一点差池。”如今，柳晗几乎是每天24小时待岗，就像戈壁滩上喧嚣的风一样一刻不停歇。就连少有的休息时间，他都会纠结睡不睡觉。“睡觉，觉得浪费了休息时间;不睡，又觉得身心疲惫。”

在柳晗眼里，航天任务是浪漫的，也是平淡、繁琐的。柳晗工作10年来，发射中心的任务量越来越多。“以前一两年才发射一枚火箭，如今每年都要发射数10枚。”2011年刚工作时，他能偶尔过个周末，但仅过了半年，他就发现周末对自己来说已是奢侈品。

柳晗至今还记得与妻子李倩领证那天的尴尬经历。那天上午，领完证后的两个人本想找个馆子庆祝，但发射场加注流量计突发故障，首长指示立刻组织“排故归零”，柳晗给新婚妻子留下一句“等我回家”，就匆匆赶赴现场。

直到午夜时分，完成任务的柳晗才带着一身油污回到家中。当知道李倩为了他那句“吃顿好的庆祝一下”还未吃饭时，他急忙拉着妻子来到街上。可是，早就没有餐馆营业了，内疚的柳晗只能带着妻子回家泡了两包方便面。这就是他们的新婚第一餐。

从两个女儿出生到现在，柳晗陪女儿度过的完整周末屈指可数。有段时间，两个女儿都不习惯让他抱，他心里愧疚到了极点。更让他感到难过的是，自己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经历。小时候，父亲在几十公里外的“点号”工作，经常一两周才能见一面，有时一两个月都见不到人，他也曾对父亲产生距离感。想到这些，他说：“虽然现在女儿不让我抱，但是我相信等她长大了会理解我的，就像我小时候也不理解父母，但是长大后也选择了这里一样。”说完这些，柳晗笑了一下，像是在安慰自己。

守在“完全相反”的岗位上

在航天城内，大家有句口头禅，“万人一杆枪”。这句话正是源自柳晗的祖父柳焕章那代人默默奉献、艰苦奋斗的拓荒精神。

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新中国的领袖们作出了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技和航天事业的英明决策。1957年，身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接到命令，要他们“马上回国接受新任务”。很快，隶属第20兵团的柳焕章和张淑娟跟随大部队来到这片最高温度为42℃，最低温度为零下34℃的戈壁滩，开始建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前身——新中国第一个陆上导弹综合试验靶场。

柳晗对《环球人物》记者讲述道：“第20兵团从朝鲜转战戈壁滩时，国家的保密措施十分严格，爷爷他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具体任务是什么，更不知道他们将要面对的自然条件比当初在朝鲜半岛上还要恶劣。”

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广大官兵没有住房，就搭帐篷，挖“地窝子”，半夜帐篷被吹跑了还要去追帐篷;没有饮用水，就喝咸水;吃的也是落满一层黄沙的米饭和干馍馍。当时的参与者耿连华在回忆录里这样记载：“那时大风三天刮一次，一次刮三天，其中有好多铁路是白天铺好铁轨，一场大风过后，就会被埋得无影无踪。没办法，官兵们只好一边搞风沙治理，一边修铁路。”

西北的风沙难埋战士们的热血。在广大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用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干完了外国专家估计要用15年才能完成的建设量。1960年11月，国家在酒泉成功发射了中国制造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一号。从此，“东风快递”宣告诞生，中国“两弹一星”事业正式拉开帷幕。

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航天城发射成功，柳晗的父母正在航天城内读小学。柳母至今仍记得那天的情形：“当时我们还小，刚发射成功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但过了一会儿，航天城里开始敲锣打鼓，还有人来送喜报，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起来。”

作为“航二代”，柳晗的父母见证了航天城从一个发射中心到“家园”的成长。柳母是航天城办起高中后的第一届学生。在此之前，航天城内只有小学和初中，高中得到临近的城市就读。等到柳母他们要读大学时，航天城内又办起了中专。“当年航天城的孩子升学有两个选择，读航天城的中专就得放弃高考，或者参加高考就得放弃读航天城的中专。读中专可以保证我们毕业后在航天城工作，于是许多人都选择了中专。”柳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这批“航二代”根据所学专业分配到航天城的各个岗位上。有意思的是，柳晗的父母虽然相知相恋，但最终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两个工作岗位。

柳晗的父亲负责雷达监测，工作岗位在距离航天城30多公里外的戈壁滩上。火箭发射时，他要在岗位上观测火箭的实时状况。因为工作岗位特殊，柳晗的父亲一辈子没有看过火箭点火发射。然而，柳母的工作就是近距离观看发射。一开始，她在影印室工作，后来被调入航天城的电视台。当年执行神舟一号飞船发射等任务时不对外公开宣传，柳母与同事们负责拍下发射现场珍贵的影像资料。“火箭发射时，耳边全是轰鸣声，脚下的地面也在震动，没人能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柳母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将杨利伟送入太空。“那是央视第一次在酒泉做发射任务的现场直播，从那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于航天事业的宣传加大了力度，航天城也开始组织家属参观发射了。”柳母告诉记者，那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又迈出了一大步。也是从那以后，这个家庭里关于航天事业的责任，开始逐渐传到柳晗的肩上。

“这就是航天精神

最大的魅力”

航天城里的生活與外界总是存在差异。

柳晗的祖籍在山东潍坊，小时候跟着长辈回山东时，他第一次发现竟然有“吸管”这种好东西。“小时候航天城物资还不充裕，从来没用过吸管，那次回老家因为好奇吸管，结果被其他小朋友笑话得哭了鼻子。”

但是，每次目睹火箭升空时的激动心情，总能抹平物质条件留在孩子们心上的细微落差。

回到航天城工作，这个念头是柳晗上大学时冒出来的。其实，柳晗的父母从未给他灌输“航天事业多么伟大、以后要传承航天事业”这种话。成为航天人是柳晗“沿着内心方向”走出的结果。

只是，与柳晗谈恋爱的大学同学李倩无意去往航天城，而是希望柳晗和她一起去北京发展，柳晗很坚决：“我肯定要回到航天城工作。”此后两年，这对年轻人开始异地恋。彼时李倩在北京最繁华的国贸地区工作，收入也高于柳晗。她一度想慢慢劝说柳晗到北京发展，但大城市的繁华终究敌不过浩瀚星辰的浪漫，李倩被柳晗说服了，来到航天城的银行工作。2013年7月23日，两人在航天城完婚。

多年以后，曾有记者问李倩后不后悔，她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的，选择之后就会坚定地走下去。正是因为有这个地方的存在，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才能发展。”从拒绝到接受，再到坚定地选择，李倩的转变像极了航天城里那片著名的胡杨林。柳晗说，这种植物一旦扎根，就会从少变多，由弱转强，最终成为戈壁滩上的壮美景观。

当《环球人物》记者问柳晗，是否想让两个女儿成为“航四代”时，柳晗又笑了，他说：“我依然不会向她们灌输‘传承航天事业’的观念，外面的世界足够精彩，祖国的航天事业也足够浪漫，很多事顺其自然是最好的。‘传承’二字不是被动扣过来的枷锁，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认同感。”

几天接触下来，《环球人物》记者觉得，每天与器械设备打交道的柳晗真是个浪漫主义者，那些为了祖国航天事业奋斗的工程师、科学家等人，也几乎人人怀揣着一个“上九天揽月”的梦想。他们是一群喜欢抬头仰望的人，也是一群习惯脚踏实地的人。他们如此浪漫，又如此厚重。就像采访临近结束时，柳晗对《环球人物》记者介绍的那棵“树坚强”：

“这是棵离发射架只有50米的老榆树，每次火箭升空，炽热的火焰都会烧灼它一半的树枝。但在来年的春天，它总能重新焕发新芽，再次蓬勃生长。”

“这就是航天精神最大的魅力。”